正文 五、能方能圓,進退自如1(2 / 3)

可是李輔國依然不滿足,恃功向唐肅宗要官,請求做宰相。唐肅宗對李輔國這樣咄咄逼人、明目張膽要官的做法十分反感,同時,對他的權力過重也有所警惕。所以,唐肅宗並不想把宰相的權力交給他。但是,李輔國對唐朝宗室有功,唐肅宗在麵子上不想讓他難堪,於是,就對李輔國說:“按照你為國家所建立的功勳,什麼不能做?可是,你在朝廷中的威望還不夠,這怎麼辦呢?”

李輔國聽了肅宗的話,就讓仆射裴冕等人上奏推薦自己。唐肅宗獲知李輔國在請人上表,非常擔心。就秘密把宰相蕭華找來說:“李輔國想做宰相,我並不想讓他幹。聽說你們想上表推薦他,真的嗎?”蕭華沒有做聲,但心裏已經明白了。蕭華出宮以後找到裴冕,征詢他的意見。

裴冕說:“當時我並沒有打算上表推薦李輔國為宰相,是他自己來找的我,並說這是皇上的意思。現在我明白了皇帝的真實意圖,請皇上寬心,就是砍掉這條胳膊,我也不會上表薦舉李輔國為宰相。”

蕭華又進宮向肅宗表明了他們的意見,唐肅宗十分高興。李輔國在肅宗在位的幾年裏一直也沒能做上宰相。

這個黑臉怎能讓皇帝來飾演呢?蕭華等人接過皇帝的難題,替他做了。這亦是一種做事的策略。

生活中,自己不好出麵的事,可以讓一個恰當的人幫你出麵;有些話自己不方便表達,可以讓一個合適的人幫你說。但這個人一定要選對,他必須能夠勝任。若你托給了一個不善辦事的人,隻會越幫越亂。

不懂中庸,仕途難順

周亞夫是漢朝開國將軍周勃之子,可以算作名將之後,他通曉兵法,善於治軍,也可算是一代名將,隻因他不諳官場中的人情世故,不解做官之奧妙,終於落得個餓死的悲慘下常

周亞夫為人正直,不懂變通,雖不致使皇帝厭惡,卻也不討人喜歡。司馬遷的《史記·絳侯周勃世家》有一段詳細真實的描述,極能說明當時的情狀,大意如下:“漢文帝親自到軍中去犒勞軍士,車駕直接馳入宮門,無人阻攔,將軍以下的各將領都乘馬出來迎接。”

“等到了細柳營,隻見軍吏士卒嚴陣以待,手拿利刀、身披鎧甲,機弩上也搭著箭枝。天子的先行官來到營門,隨即被軍士擋住,無法進去,便對守營門的軍吏說:‘天子即將駕到了/守衛營門的都尉卻說:‘軍營中隻聽將軍的號令,不聞有天子的詔命,將軍曾經嚴肅告誡過。’”

“過了一會兒,天子的車駕到了,但軍吏依然不開門,文帝無奈,隻好派人拿著天子的符節去見周亞夫說:‘天子要親自賞軍。’周亞夫這才傳命打開營門。守門的軍吏又對天子的隨從說:‘將軍有規定,軍營中任何人的車馬都不能奔馳,違命者斬。’於是,天子隻得讓人牽著馬韁繩慢慢前行。”

“到了營內,周亞夫也並未跪拜迎接,他身穿盔甲,對文帝長揖道:‘臣甲胄在身,不能下拜,請以軍中之禮相見。’漢文帝被周亞夫的這種精神所感動,他扶著車前的橫木,改變了原來嚴肅的麵容,並派人向周亞夫稱謝說:‘皇帝恭敬地慰勞將軍。’慰勞完畢,天子的車馬就離開了。隨行的大臣看到這種情形,都為周亞夫捏了一把汗。因為周亞夫盡管是為國治軍,為漢室江山治軍,且並無越軌之處,可是畢竟對皇帝顯得有點傲慢無禮,比不上其他的軍營顯得隆重恭敬。”

“誰知漢文帝在看完了周亞夫的細柳營後,卻十分感慨地說:‘這才是真正的將軍啊!先前霸上的駐軍和棘門的駐軍,與周亞夫的細柳營一比,真好似兒戲一般。那兩位將軍,是很容易被襲擊而俘虜的,而周亞夫將軍,誰能打敗他呢?”大臣們聽到文帝這樣讚賞周亞夫,才放下了心。

幸虧漢文帝是一代明君,他雖對周亞夫有隱約的不快之感,但因他能克製自己,能從國家大事考慮,還不至於表現出來,甚至在彌留之際對太子劉啟(即後來的漢景帝)說道:“若將來國家發生了急難,特別是有人叛亂時,周亞夫可以委以重任。”

漢景帝初年,晁錯創議削藩,使早就圖謀不軌的吳、楚等七國聯合叛亂。危機之時,漢景帝突然想起了文帝臨死前說的話,在站列兩邊的群臣中找出周亞夫,授他太尉之職,要他率領軍隊前去平叛。

周亞夫既未推脫,又未謙讓,隻是接受任務,更無其他言語。漢景帝雖然找到了一位願意前去平叛的將軍,覺得高興,但同時又覺得周亞夫有些傲慢,可能有點不大尊敬或是看不起自己這個年輕的皇帝。周亞夫也的確不負景帝之望,出兵之後,屢破敵計,屢設奇謀,僅三個月,吳王劉濞被殺,吳、楚叛亂被平定。吳、楚是叛軍主力,他們失敗後,其餘五國也在漢將的進攻之下節節敗退,沒過多久,作亂藩王或是自殺,或是伏誅,七國叛亂很快就平定了。

平定七國叛亂,周亞夫功績很大,贏得了人們的一致讚譽,由此,漢景帝更加器重他。景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周亞夫被擢升為丞相,丞相為文官之長,幫助天子解決各項事務,職位是十分顯要的,但弄不好也極容易把自己陷進去,像周亞夫這種性格,絕對幹不長久。

最初找周亞夫麻煩的人就是梁王劉武。劉武與景帝同為竇太後所生,是一母同胞的兄弟,而且隻有這兄弟兩人。竇太後非常寵愛小兒子劉武,對他“賞賜不可勝道”,劉武自己也常常“入則侍景帝周輦,出則同車遊獵”。但就是這樣一個人物,卻單單恨上了周亞夫,這就栽下了禍根。

梁王劉武之所以恨周亞夫,還是因為公事。當時,周亞夫主持平叛,率領軍隊開到了河南一帶,吳、楚聯軍正全力攻梁,周亞夫等人部析了形勢,認為吳、楚聯軍銳氣正旺,漢軍難與爭鋒,決意把梁交給吳、楚聯軍,任由他們攻打。

梁王向漢景帝求援,景帝也命周亞夫援梁,但周亞夫給他來了個“不奉詔”,而是派騎兵阻截了吳、楚聯軍的糧道。吳、楚聯軍久攻不下,軍心渙散,士氣低落,又斷糧草,被迫找漢軍主力決戰,周亞夫則深溝壁壘,養精蓄銳,一舉打敗了吳、楚聯軍。盡管平叛勝利了,但與梁國結怨。

周亞夫隻知謀國,不知謀身,終使梁王怨恨。因此,梁王每逢入朝,經常與母親竇太後議起周亞夫,極盡中傷誣陷之能事。時間一長,假話也成真話,何況梁王所說並非假話,隻是對事情的理解不符實際而已。竇太後聽信了梁王的讒毀,時常向景帝說周亞夫的壞話。

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立長子劉榮為皇太子,但因其母栗姬漸漸失寵,景帝就想廢掉太子,另立王皇後之子劉徹為太子。在中國的封建社會,立太子是大事,因為將來國家社稷的命運大部分都握在他一個人的手裏,稍微不慎,就會引發巨大的災難,況且廢長立幼一般是不允許的。

周亞夫初登相位,認為太子並無明顯過失,隨意廢立,會引起混亂。周亞夫秉性直爽,不懂勸諫藝術,對景帝“固爭之”,與景帝發生了爭執。後來景帝說廢立太子是家事,不需外人多言,周亞夫這才無奈罷休。周亞夫的勸言不僅未能說服景帝,反而使景帝覺得他太過張狂,太蔑視皇帝,故頗感憤怒。

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竇太後要景帝封王皇後的哥哥王信為侯。王皇後為人非常乖巧,特會討好竇太後,因而博得了竇太後的歡心,穩住了地位。至於封外戚為侯,並不是沒有先例,但景帝猜想周亞夫不會同意,就先去做他的工作。果然,周亞夫斷然否決,他說:“高祖皇帝曾經與諸大臣歃血盟誓:非劉氏而王,非有功而侯,天下共擊之。”

周亞夫拿出高祖的話壓人,倒還罷了,還直言不諱地說:“王信雖是皇後的哥哥,但他寸功未立,若把他封了侯,那就是違反了高祖的章法。”這必然使景帝非常惱怒,隻是周亞夫持之有故,言辭確鑿,無懈可擊,景帝才不好發火,隻能“默然而詛”。

周亞夫阻攔了王信封侯,但由此加深了與景帝之間的矛盾,更得罪了王信。梁王與王信交往甚密,又都恨極周亞夫,於是,兩人聯手,內外夾攻,一起謀害周亞夫。

此事發生不久,匈奴部酋六人來降,這件事使漢景帝龍顏大悅,並想把他們都封為列侯。之中有一人,是以前漢朝投降匈奴的將領盧綰的孫子,名叫它人。盧綰曾伺機南歸,但終不得誌,最終抑鬱而死。盧綰的兒子也曾潛行入漢,病死在漢朝。盧它人乘隙南歸,才有這六人來降。

周亞夫認為不能封盧它人為侯,便對景帝說:“他的先人背棄了漢朝而投奔匈奴,現在又背叛匈奴而投奔漢朝,陛下若封這樣的人做侯,那麼又怎麼能責備做臣子的不忠於君主呢?”這次,景帝認為“丞相之議不可用”,斷然否決了周亞夫的建議,封六人為侯。

其實,周亞夫的話很難說對與錯,這本就是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事,要看具體情況而定。景帝拒絕周亞夫,倒不全是出於他的話的對與錯,多半出於這樣的心理:不能事事都聽你的,總得聽我一次。周亞夫見景帝不從,還知趣,就上書稱病辭官,景帝也不挽留,由他辭退。

若事情到此了結,那也罷了,問題是周亞夫既然得罪了景帝,但有功勞聲望,景帝便不會對他放心。一次,景帝專門宣召周亞夫,想“考驗”一下,看他是否個知足的人。

一天,景帝特賜食於周亞夫。周亞夫雖已免官,尚居都中,見召即到。周亞夫趨入宮中,見景帝獨自坐在那裏,待行過君臣之禮後,景帝跟他隨意說了幾句話,就命擺席。景帝讓周亞夫一塊吃飯,周亞夫也不好推脫。隻是席間並無他人,隻有一君一臣,周亞夫就感到有些恐慌,等他到了席前,發覺自己麵前隻有一隻酒杯,並無筷子,菜肴又隻是一整塊大肉,無法進食。

周亞夫認為這是景帝在戲弄他,忍不住地就想發怒。轉頭看見了主席官,便對他說:“請拿雙筷子來!”主席官已受了景帝的叮囑,裝聾作啞,站著不動。周亞夫正要再說,景帝突然插話道:“這還未滿君意嗎?”

周亞夫一聽,又愧又恨,無奈起座下跪,脫下帽子謝罪。景帝才說了一個“起”字,周亞夫就拂袖而去,再也沒有說話。如果周亞夫能夠圓滑一點,揣摩一下皇帝的心理,也就不至於發生後來的事情了。

幾天過後,有使者突然到來,叫他入廷對簿。對簿就是當麵質問,澄清事實,核實錯誤罪行。周亞夫一聽,就知末日已到,但還不知犯了什麼罪。等周亞夫到了廷堂,問官交給他的一封信,周亞夫閱後,才理清頭緒。原來周亞夫年老,要準備葬器之類,就讓兒子去操辦。買了五百副甲盾,原是為護喪使用,又有許多朝廷使用的木料等,或許是周亞夫的兒子貪圖便宜,買了下來,他令傭工拉回家去,又未給錢,使得傭工懷恨在心,上書誣陷。

景帝見書非常惱怒,正好借機找茬,派人訊問。周亞夫壓根不知道這些事情,無從對答。問官還以為他倔強不服,就稟報了景帝。景帝怒罵道:“我何必一定要他對答呢!”就把他交大理寺審訊。周亞夫入獄,其子驚問何故,等弄清了原委,才慌忙稟告父親。周亞夫聽後,什麼也沒說,長歎了一口氣。

大理寺當堂審訊,問道:“你為什麼要謀反呢?”

周亞夫說:“我的兒子所買的東西全是喪葬所用,怎能稱得上謀反呢?”

大理卿難找定罪理由,但又知皇上欲置其於死地,必須找個理由,於是發出了石破天驚之判詞:“你就是不想在地上謀反,也想死了以後在地下謀反!”周亞夫一聽,完全清楚是怎麼回事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再也無話可說。 被關入獄中後,他五日不食,絕食而死。一代名將竟落此悲慘下場!

在朝廷事君,稍有不慎,輕則喪命,重則喪家,甚至有株連之禍。因此曆史上一些能臣,不懂中庸之法,雖一心為皇上效力,但事君乏術,最後落得悲慘下常

性情耿直、“不識抬舉”的周亞夫,為自己的懵懵懂懂、莽莽撞撞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不懂得中庸之法的臣子,臨死時,不知是否會想到世上沒有“後悔藥”!

凡事貴在“妥帖”

人們常稱讚一舉兩得、兩全其美的措施,是因為這些舉措清除了觸及各種人際關係後所產生的負麵作用,直接達到了預期的目標。有人詢問諸葛亮的後人:“孔明經綸世事有何優處?”對曰:“也沒有什麼,隻是妥帖罷了”,此妥帖二字可使我們思索許多。

晚清名臣張曾就任山西巡撫,即將啟程時,有一個山西籍富商,泰裕票號的孔老板,表示要送一萬兩銀子給他。他對張之洞說,他深知張之洞為官清廉,手頭並不豐裕,出於對張之洞的敬慕,他送“一點薄禮”,是為張之洞解決些差旅費。

張之洞當時婉拒孔老板的好意。但是當他來到山西,考察了當地的情況之後,深為山西罌粟的種植之多而震撼,他決心鏟除山西的罌粟,讓百姓重新種植莊稼。而改種莊稼,需要幫助百姓買耕牛、買糧種,可山西連年旱災、欠收,加上貪官汙吏的中飽私囊,拿不出救濟款發放給老百姓。他深感世事多艱,有時太堅持原則會把人難死,他決定向商號老板募捐。此時,他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孔老板。

他想,像孔老板這樣有實力的人,他拿銀子賄賂自己,無非是為了日後得到關照。若說服孔老板把銀子捐出來,為山西的百姓做善事,以銀子換美名,他可能會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