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從那時候他就已經跟陳永貴綁到一起了。在後來一次會上，那位秘書再一次提出陳永貴當偽代表的事，張懷英反問他：“你怎麼要當偽村長？”秘書馬上就懂了，再不提這件事。因為秘書當過偽村長，也是受黨的派遣。至於挨鬥，那時剛剛解放，村長還是解放前的村長，恰好該挨鬥的正是村長本人，因為他是地主。“文化大革命”中，陳永貴已經成了赫赫有名的勞動模範，成了山西省革委會核心小組成員。有人又提出了偽代表的事，說陳永貴是逃亡地主，是漢奸，河北跑來的流浪漢等等。張懷英為山西省黨的核心小組辦公室主任，他給山西省主要負責人劉格平寫下了一封信，詳細談了當時的情況。直到劉格平找陳永貴談話，鼓勵他不要背包袱，陳永貴才知道張懷英為他做了多少工作。從那起，他就將張懷英當成了他的好友。等待批準的這段時間，陳永貴沒有消沉，一邊焦急地等待著，一邊一如既往地幹事。終於有一天，賈進才通知他，區委批準了。那時的激動真是無法言說。抽個晚上，在黨支部會上，牆上掛一麵黨旗，陳永貴舉起了宣誓的手。入黨前的這個閃失，使他跟共產黨更緊。他必須加倍努力，才能證明他是真愛共產黨的。特殊的身世，後來特殊的家庭，入黨的周折，種種磨難有如巨石壓在竹林，一根楠竹筍沒有被悶死，勢必掙紮出來石破天驚。他把建立小家庭的精力和才華，奉獻出來與大家所共有。就在上級號召組織起來時，他就將一副沉重的擔子擔到了肩上。這就是後來被人們反複宣傳的老少組的故事。第二章初試鋒芒有些似乎比陳永貴更熱愛大寨社員的人們在陳永貴謝世之後，毫不留情地斥他的領導方法是“封建家長製”。
陳永貴病重住院時，對去看他的大寨人說：“人家都把咱看成封建家長了……”
那些被這個“家長”統治幾十年的老老少少們，不知是覺悟太低，還是不領外人的情，安慰陳永貴說：“人長了嘴是要說話的，隨他們怎麼說。”
我們跟那些人談起他時，那一幫當年的孩子如今的老人們對他沒有半點兒埋怨，倒說他不值得。我們馬上懂了。那時候如果沒有這個“家長”，未必能活到批判“家長”的這一天。幹大事者都懂得一個道理：你不犧牲自己利益而將道義擔在肩上，就不可能拖帶大家勇往直前。韓信如果不付出犧牲，在他死後就不會有五百壯士集體自殺；項羽如果不付出犧牲，三千子弟兵便不會跟他過江。拿破侖在敵軍鋪天蓋地殺來時陷入泥淖，逃跑的戰士們見統帥還沒有出來，返身殺回去，竟然奇跡般地轉敗為勝，皆因統帥身先士卒；孫武用嘴給一個士兵吮吸膿瘡，那士兵的母親便在家為兒子焚燒紙錢，她知道兒子將死在戰場上了……古老的故事，古老的寓言，意蘊深沉而又明澈。那就是，英雄們的人格就是戰鬥力。陳永貴幾十年來以大寨為根基，即使在他逝世之後各種流言紛飛之時，他的那一幫老少爺們兒依然對他一往情深，對以往的拚死效力無怨無悔。促使他奮進的外在因素是各種惡劣的環境，其內在因素是建功立業的強烈釹望。共產黨“組織起來”的號召為他提供了施展身手的時機，貧瘠的土地為他提供了舞台，使他得以脫穎而出。善於把握時機，也是每個成大器者的共同特點。“時機”不是看得見摸得著的直觀形象，也不是靜止不動的物體，它隻是撲麵而來的事物表現形式，稍加猶豫它就擦身而去了，並且永不再來，因此才有“機不可失，失不再來”之說。
每個人一生都有過難得的時機，多少人猶豫不決，舉棋不定，甚至沒有認出它來。待發現它是什麼東西要抓住它時，卻早已水過三秋。認識時機才能把握時機，陳永貴表現出來的果斷，也證明了他的獨特眼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刮起的“大寨”旋風，最初的形成卻是那個互助組。’一老少組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到一九四六年，山西大部分已成解放區，昔陽也是解放區之一。這時解放區的主要任務就是發展生產，支援前線。貧農協會或貧農小組擔負的就是這個任務。那時“組織起來”的意義並不同於五十年代初的互助組性質，隻不過在基層黨組織帶領下種好田，多交糧，人們相互幫助，能力強的自然成了許多人的依靠。認真說，一解放他們就在“互助”，以後要用正式名稱計箅它的曆史，才有了後來那麼多莫衷一是的說法。賈進才是大寨第一個黨員，是他組織了大寨第一個官方的乂助組，那個組後來被稱為“好漢組”，帶有很濃厚的貶低意味。以後陳永貴組織的那個組稱之為“老少組”，是針對那個“好漢組”而追認的一個名字。在這一點上，可以說誰這樣叫誰就不老實，即使陳永貴也不能例外。以後的許多讀物中，不好把賈進才貶成一個壞人，就拖出了一個中農當替死鬼，編造成所謂的“激烈鬥爭”，都是為了那時的政治鬥爭需要。更可笑的是有一篇寫這兩個組鬥爭的文章，作者竟冠上了賈進才的大名。那豈不是讓這個老實人自己罵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