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便於區別，我椚隻得還是沿用“好漢組”和“老少組”的提法。組互助組的時候，陳永貴在哪裏？
他在串村演戲。那是冬天的事情。陳永貴在演戲中也是個組織者，他會扭秧歌，也能哼幾句山西梆子，但多數是打鼓的角色。大鼓的氣勢展示出一種精神，規範著人們的步調，這似乎跟他黨支書的角色有某種內在的聯係。他能從自己的鼓聲中感悟出最深奧的人生意蘊，能在調動舞蹈節奏中獲取精神快感。唱戲是鄉下人的熱鬧，積極分子不少，幾個村的積極分子一邀，就走鄉串戶幹了起來。陳永責演了一圏回家，家裏便來了幾個少年。他既是一個唱戲的積極分子，也就是個笑口常開的豁達人，身邊少不了小崇拜者。他從外麵一回來，幾個孩子就纏上了他，大的是梁便良，也才十六歲。最小的賈承聯，才十二歲。那個梁便良十六歲，個子卻不長，至今一米五左右，看著讓人可憐。幾個孩子說，人家成立互助組，不要我們。顯然，他們把他當成了主心骨。就是這一天，幾個孩子促使他作出了重要的選擇。幾個孩子為什麼不找別人而要找他？
說明在這之前他就好打抱不平，沒有少幫助困難的人們。推開弱者的求助不是好漢所為。但要說他沒加思考就一口應承，似乎說不過去。賈進才那個組也有他的名字，到那個組去，他可以不負責任，人也輕鬆。因為那些人有騾子有馬，還有農具，而這些孩子呢？
有的隻是一身負擔。為什麼陳永貴要舍棄到官方的互助組而要將這些孩子攬在肩上？
過去的資料中說他因為覺悟高。但賈進才是個老黨員，帶頭組織互助組，也不能說他的覺悟就不高；又說陳永貴是堅持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但賈進才也是個貧農，不信他就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到底為什麼？
隻能說，陳永貴也有過苦難的童年，撫養他長大的婆媳倆給他做出了榜樣;隻能說，有些人在日本人橫行時出賣過他，以後又鬥過他，他跟一些人合不攏；隻能說，這些苦人既是負擔，對他卻也是建功立業的機會；甚至可以說，大國之臣不如小國之君，他不是個聽人擺布的人。還是說得平實一些為好，當一個孩子在向你求助時，一個心理健康的人是不可能拒絕的。這件事孤立地看或是放在別人身上的確不簡單，但通觀陳永貴的一生，就發現無論什麼時候，在需要抉擇肘，他總是選了重的那一頭。那是理性的道義和與生俱來的競爭心。他在沉思了一些時候這樣回答孩子們：“那沒有關係，我們再成立一個組吧。”
他馬上就成了九戶人家的領導，成了那些無依無靠的人們的支柱。渴時一滴水，定當湧泉相報。這是中國人的道德觀。這個組五個小孩，最大的是梁便良，才十六歲，四個老的，最年輕的也有五十多歲。沒驢沒馬沒勞力，他是他們中間唯一的勞動力。其實大寨那時候不止兩個組。兩家搭伴，三家結盟，都可以是互助組的。隻不過這兩個組人多顯眼。中國人的第一大特點是有本事的人不團結，所謂“好漢組”正體現了這一點。大家都有地，大家都有勞力，大家都有牲口，不組織起來也能種好田，組織起來反而沒有給自己種認真。但“老少組”就不同了。他們隻有到一起才有指望，因此爆發出來的積極性也就必然超過“好漢組”。
除了勞動，還有議論的壓力。跟一切人與人之間的友誼一樣，外在的壓力越大，內部就越是團結。當年陳永貴跟穩周婆婆一家就是最好的證明。他們在組織起來的號召下，結成的是患難相依的友情。他們被人擠壓著，各種議論便常常在暗地裏傳播。在一次種田的時候，幾個小孩就說：“永貴叔，人家說我們老的老，小的小，弄不好的。”
陳永貴在這時候不是考慮弄不弄得好的問題，而是這些人對他的信賴令他感動。那些話他也聽到過不少，比如說：老的上不了馬，小的拉不開弓。他是個爭強好勝的，肚子裏憋著一股子勁，說了一句讓這幾個孩子一輩子都難以忘記的話：“不怕，老的有經驗，小的會長大。我們會超過他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