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耀樞回成都後，將顏涓剩餘的一些衣物交給姐姐們說：“我把她安頓好了。這些衣物拿去給侄女們穿。”姐姐們心疼弟弟的遭遇，看到發育遲緩長得矮小的張采，於是決定將張采留在成都，讓張耀樞可以輕鬆一些。
張采便跟大姑媽住在了成都南府街，後在長順街三姑媽家住下來並轉學到成都二十四中讀書，後來住在三姑媽家，一直到1977年張采結婚。
張耀樞孑然一身回到了西昌四川林學院。在同事們眼中，張耀樞是沉靜默然的，隻是常常會看到他在黃昏的時候，獨自一人往圓寶山而去。
這樣的日子沒有多久，一場席卷全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這場運動像一場瘟疫一般席卷了中國大地，所有的人都變得很“非常”，整個中國變得讓世界不可理喻。在當時的中國，到處都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批判會、鬥爭會、講解會、聲討會；看到遍及機關、學校、工廠、農村、寺廟的大字報、大標語；看到身穿軍裝、手拿紅寶書的青年學生狂熱、奔走、串聯和呼號；看到一夜之間從中國大地上湧現出來的形形色色的群眾組織；看到這些群眾組織之間的抗爭、辯論、分裂，以至武鬥；看到黨和國家領導人和無數正直善良的人遭受冤屈、打擊、迫害和摧殘。
在後麵的章節中，僅以張耀樞的親身經曆，就可以見其慘烈。
在西昌，我們采訪到了今年80歲的馮育坤老人。他和張耀樞曾一起下放勞動，共患難，兩人的友誼一直持續了幾十年，並常保持著通信，法師常在信中真切地勸導他學佛，給他寄去念佛機、書籍等。
2004年國慶，昌臻法師還將自己的一張生活照片題上字：“育坤吾友存念，昌臻寄贈。二千零四年國慶佳節記於報國寺。”每逢佳節倍思親，對於與自己共患難過來的老友，昌臻老法師常係念之，希望他能學佛，在晚年麵對老病死三關。
他還能清晰地回憶起和張耀樞在“文革”期間的一些往事：
我們在專科學校就認識，我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聽說張老師是川北某縣的一個縣長，後來表現好，就調到專科學校講義室，實際在負責。我也在那裏刻過幾個月的蠟版，印象都很好，我對他很尊敬。
“文革”時，我們朝夕相處。他那時已經從專科學校那邊的房子搬出來，1968年，搬到了林學院森林工業係這邊，就是老師範專科學校這邊的一個小瓦房裏住。但最初時，是和我住一個房間，十來平方米。他來時，我要挪動給他騰地方，他說不用，就一個角落就好。後來還是給他騰了一角出來，我們一起合住了一年多，後來關牛棚就分開了。一人一間，那房子都能見到天。
我們當時勞動的地方離家遠，所以就在食堂那裏的一個小米倉庫裏午休，從1968年開始睡了一年多。張老師的人緣好，他勞動從不與人計較。他的年齡大些，大家都比較照顧他。當時的小組長姓王，管他的。但是對張老師的道德很敬佩，張老師病了，王就命令他去看病，實際是照顧他，是張老師的崇拜者。
他對人很好。當時我們林學院書記曲墩義被打斷了手，沒有誰願意去幫“走資派”，張老師派我給他送膏藥；我自己在“文革”中被打傷，打斷一根左胸肋骨，他給我膏藥貼，給我雲南白藥吃，很見效。後來到西昌醫院去看，醫生都說他拿那麼好的藥給我，是對我好。
我們住在一起的時候，到了晚上，他就在床上盤腿坐。我習慣了，以為這是他休息的方法。那時候自己心情也不好，就沒有問。後來才知道那是在打坐。1972年秋，林學院撤銷了，他要到灌縣林業學校，我們要分開的時候，他找我，我們倆談了一晚上，他就叫我要學佛。還專門教了我學佛的方法，觀想自己腦門前有佛發光照著自己，還說念佛任何情況都可以念，走也可以，坐也可以，要相信念佛的好處。
後來，我們的書信往來，他都是勸我學佛，他出家後更是希望我學佛。我斷斷續續的，沒有堅持。
在“文革”中被弄去勞動的張耀樞，自己是怎樣來認識“文革”這段曆史的呢？侄女林成立（張毓如的二女。——筆者注）回憶了這樣一件事：
1969年春節前，我當時已經在渡口（現在的攀枝花市。——筆者注）工作了三年，我從渡口搭貨車回成都，在經過西昌瀘山的時候，專門去看了大舅舅。我到學校去問：“張耀樞在哪兒？”一個男的工作人員說：“哦，曆史反革命，在那邊勞動。”然後我們將車往那邊開，我一跳下車就往他那邊跑，過去一看，大舅舅正在勞動。他見到我很吃驚，因為對他來說，這太突然了。我上前叫了一聲“大舅”，就開始哭。
他看上去卻很平靜，不慌不忙地和我說話。他說：“你回去給你媽說（毓如，當時正在被批鬥。——筆者注），現在是考驗我們的時候，是消除我們業障的千載難逢的好機會，看我們是不是真正徹底地放下了。”
也許這就是一個人有境界沒有境界的差別：你麵對得失的不同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