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羅自己似乎也是意識到了這一點的。他在《知識分子的覆設》《思想隨筆新三家》，以至《大作家劉震雲》等文章中，談到了“近年來”所出現的“自覺地尋找生命意義和精神價值，自覺地趨近求道者形象”的努力。他接著又談到了當人們“立誌求道時，這才發現世界上竟沒有一個自己所需要的道，這才發現自己們的真實的處境，是如此地困窘，如此地危機四伏”:由此而激發了一代人的使命感，摩羅說:“一個時代所能意識到的危機，往往是從那些急需解決而且可能解決的命題中產生的。也許，‘五千年文明古國’的中國，真的到了一個文化轉型、價值重建的關鍵年代?那裹挾我們幾千年的巨大的曆史慣性，真的要由我們這一代人來掙脫?”--或許，這也正是新一代的精神界戰士所麵臨的時代使命?
“掙脫曆史慣性，價值重建”，這自然是非一朝一夕之事;但思考與探索卻必須從現在開始。摩羅正是將他自己前述刻骨銘心的體驗，上升為理性的思考，提出了一係列發人深省的思想命題。
讀摩羅的思想隨筆，很容易就會注意到，他最頻繁使用的一個概念就是“恥辱”:這幾乎成了永遠壓在他心上的夢魘，以至形成了擺脫不掉的心理情結;他因此而提出了“咀嚼恥辱，描述恥辱”的思想命題，並以此作為他自己與同代人覺醒的起點。所謂“恥辱”即是前文所引述的，既身處於“非人”的地位，卻毫無自覺，甚至百般回避與掩飾，這也是魯迅所說的:“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讚歎，撫摩，陶醉”的奴才心態，眾多的國民(包括文人)麻木於此，摩羅卻以為奇恥大辱。因此，所謂“咀嚼恥辱”，即是走出麻木狀態，擺脫奴才心理，正視苦難，直麵恥辱，這是第一步。“咀嚼恥辱”也是人性尊嚴恢複的過程，而唯有以“人”的身份、心理、尊嚴去反觀苦難，這才能達到對苦難的理性的“反思”，自覺的“反抗”。這就是摩羅所說的，“僅僅懂得(正視)苦難是不夠的。苦難本身並不含有與苦難相抗拒的因子。隻有我們從苦難中生起恥辱感時，才是對苦難的反思，才有可能起而反抗苦難。”反思也有不同層次。摩羅說:“苦難總是由每一個受難者分別承擔的。隻有恥辱才可使人類溝通。每一個生命個體的苦難，都是全人類共同的恥辱。每一個生命個體的罪惡，都是全人類共同的恥辱。每一個生命個體的尊嚴的喪失，都是全人類共同的恥辱。”這就是說，必須把個體的苦難，國家、民族的苦難，上升到人類共同苦難的高度，反思才能超越於一己經驗局限，達到更為普遍的層次，獲得理論的深度與思想、精神境界的升華，所謂“咀嚼恥辱”正是包含了“正視，反思與升華”這三個層麵;唯有如此，人們所經受的苦難與恥辱才能真正轉化為精神的資源。而摩羅更是期待著，包括自己在內的這一代人在“咀嚼恥辱”過程中，“重新審視與確認自我與世界的關係”，建立起自身的“確定的體驗”，即對人的非人化的高度敏感基礎上的“深重的恥辱感”;並在這樣的基礎上，建立起自己的“穩定的性格”(按摩羅的解釋，這種性格不是心理學意義上的，而是指在文化理想與精神信念上所具有的穩定的思想立場、精神品格)，“重新規劃與建立自我與世界的秩序”，在任何情況下，都堅持對奴役人的一切形態的抗爭，堅守住自己的陣地。摩羅所說的“描述恥辱”所指的也正是建立在自身“確定的體驗”與“穩定的性格”基礎上，從自己內心找到的，屬於自己的言說內容與方式。
摩羅，以及他的同伴，正是以這樣的姿態與方式，發言了。
首先要“追問前提”(這也是摩羅的命題)，即對長期支配著人們(首先是自己)行為的，似乎具有天然合理性的，因而無須(也不容)置疑的前提性的觀念提出挑戰，追問其合理性。他問:“人究竟該為尊嚴活著，還是該為使命活著?”(《咀嚼恥辱?恥辱的心靈》)。他又問:“倘若一個生命的最高意義就是為國家犧牲自己，那這樣的國家究竟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是合道的還是非道的?是合德的還是非德的?是該享祭的還是該獻祭的?”(《什麼是寫作》)如摩羅自己所說，這是“從理所當然中看出荒謬，從司空見慣中感到驚訝”，這也是“重新估定價值”，要走出被神聖化了的虛妄。但卻要觸犯製造虛妄、並使其神聖化的利益集團的利益，更會觸怒習慣於虛妄，精神麻木的多數。因此，這覺醒者的追問，便先天地帶有悲愴的意味，這是我們在摩羅的文章時，可以時時感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