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恥辱者手記》到《中國站起來》有多遠?
1998年，《恥辱者手記》剛剛出版，在讀者中受歡迎的程度，頗出我的意料。往後的幾年，常有朋友向我打聽，哪裏能買到《恥辱者手記》。有時候在社交場合，我會遇到某位年輕朋友，很隆重地向我表示感謝，說在他上大學的時候，《恥辱者手記》曾是他最重要的啟蒙讀物之一。
在出版銷售的第一波熱潮過去之後，我對這本書就慢慢冷靜下來。後來遇到讀者朋友的稱道，我也常常頗為忐忑。因為我覺得，這本書所給予讀者的東西太少了，真正是“卑之無甚高論”啊。去年初，在南昌的一家酒店裏，幾位老朋友依然在表示對《恥辱者手記》的厚愛。北行的火車啟動以後，我向這幾位剛剛在候車室裏跟我揮手告別的朋友發短信致謝，其中一位朋友在回複短信時再一次強調，你怎麼敢那麼輕慢地談論《恥辱者手記》，那本書處處都在張揚屈辱者的尊嚴，那是一種抗爭者的尊嚴。
關於《恥辱者手記》，十年來這是最為打動我的一句評價。我沒有回複這條短信，我感到也許我真得好好想想《恥辱者手記》的價值。這一年我一邊寫作一邊不緊不慢地琢磨著那位朋友的意見。
最近《中國站起來》的出版，讓我再一次集中思考《恥辱者手記》的內容與主旨。《中國站起來》雖然受到一些新讀者的歡迎和稱讚，卻遭到《恥辱者手記》許多老讀者的抵製。網上和報刊上批評《中國站起來》的，絕大多數都是用《恥辱者手記》壓《中國站起來》。他們的基本句法是:《恥辱者手記》的作者演變為《中國站起來》的作者，摩羅已經墮落了。
為什麼在我自己看來十分自然的思想發展，在讀者和媒體看來卻如此突兀，竟至於被一些報刊描述為“今天的摩羅在虐殺昨天的摩羅”、“摩羅清算摩羅”?《中國站起來》的作者與《恥辱者手記》的作者之間，究竟橫亙著一些什麼東西?或者說，最近13年來，我的知識和認識，究竟增加了一些什麼?
用最簡單的方式表述，這些年我做了一件事，補充了一種知識，有了一個發現。
一件事:我選擇江西丘陵地區、河北平原地區、內蒙古黃土高原地區等三個不同地區，對那裏的鄉村文化進行了一些田野調查。鄉村社會既是中國的底層，也是全世界的底層。我的調查完全是參與性的，在他們祭祀祖先的活動中，我是祭祀者而不是訪問者。在他們隆重的葬禮上，我是戴著孝花跪在地上對陌生死者行大禮、並到禮簿上登記禮金的憑吊者，而不是外來的旁觀者。
我完全沉浸在鄉村文化的人情美和神聖感之中，充分理解這種文化和持守這種文化的底層社會的正當性。所謂愚昧，所謂迷信，不過是另一個階層、另一個種族的人出於傲慢與政治需要，對他們所作的主觀描述。另一個階層、另一個種族通過對底層文化正當性的否定，必然地通向了對他們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的漠視與否定。
一種知識:我在閱讀人類學著作時，從英國學者達爾文和普裏查德的文字中，發現了西方在非洲和南太平洋地區進行殖民屠殺的蛛絲馬跡。我覺得這是我了解人性、了解西方種族的一種重要方式，於是我馬上中止了人類學的學習，轉而研究起殖民史來。這是一個開眼看世界的過程，所看到的東西，跟中國學者稱道林則徐睜眼看世界所關注的東西大不一樣，跟五四一代建構的世界圖式更是有天壤之別。
以前閱讀中國近代史時，對西方在中國的殖民表現也有所了解，但是我像與我同齡或長我一輪的許多中國讀書人一樣，將製造那些悲慘故事的責任都推給腐敗的滿清政權和愚昧的義和團，極力維護西方侵略者作為文明傳播者和現代化推進者的正當性。可是，當我讀到西方人在美洲、澳洲、非洲、印度進行掠奪和屠殺時，已經無法以滿清和義和團作為替罪羊敷衍過去。這個契機讓我對於中國近代史、中國民族性以及西方種族的性格，能夠重新打量和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