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人嗬，你已經完全沒有了正義感，完全沒有了自我意識麼?連你的最優秀分子，也已經找不出一絲光輝來麼?
最最可悲的例子也許是那名噪一時，為整整30年的中國文壇提供了完美無缺的散文模式(至今仍占統治地位)的楊朔。這個人把中國文人的醜陋和中國文體的醜陋都發展到了極致。那樣地不敢正視現實，在屍骨遍野的一片死氣中，竟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了勝過天堂的蓬萊仙島。文風上是那樣矯揉造作，那樣地充滿八股氣，那樣地幹燥，那樣地無病呻吟，牽強附會，拿腔拿調，那樣地千篇一律。每一個文字都充滿了叭兒狗的媚笑和媚笑後的沾沾自喜。這幾年來，每一次不得不在中學講壇上大講楊朔們的散文時，我就像進了地獄一樣充滿恐懼和絕望。這樣罪惡的文字仍在流行，仍在腐蝕下一代的心靈，這是怎樣難以容忍的罪惡，可是我不但容忍它，還幫助他們完成這樣的罪惡，目的不過是求一口飯吃，我實在不能原諒自己的卑鄙和下流。至今想來還如此惡心，真想到衛生間去吐個三天三夜，真想到不沾中國空氣的外國溫泉去認真清洗自己。逃避那種卑鄙和下流的勾當，正是我現在棄職流浪的主要原因之一。
據說，楊朔是個很有詩人氣質的人，是個十分真誠的人。我完全相信這種說法。但正是這種說法的成立，使得他的悲劇更加深刻。如果純粹是為了謀求私利，睜著眼兒求寵，我們呸他一口即可了事。偏偏他不是這樣。他是不自覺地充當奴才的，他覺得為主子唱讚歌是一個文人無需懷疑無需論證的使命。既然是以唱讚歌為先入之見，他當然就不需要自己的眼光，不需要麵對真實，不需要為苦難和屍骨和罪惡和醜陋動一絲一毫感情，而隻需要去看蓬萊仙境，隻需要去看海市蜃樓，隻需要動用化腐朽為神奇的中國文人的老伎倆，編出一篇篇粉飾現實的文字。即使是那些無法點化的純自然景物，比如“香山紅葉”，“童子麵茶花”，出於那種需要，也不得不勉為其難，強令他們像自己一樣承擔起歌功頌德的使命。連如此真誠的人都完全陶醉在罪惡之中自醜不覺，這個世界還有什麼正直和良知可言。
中國文化中最致命的罪惡因素不是別的而是奴道主義。當西方暢行所謂神道主義時，他們的人性隻是被神威所壓，一旦解放出來即有光輝閃爍。而奴道主義則是一種內在的變質。人性的一切內容都已徹底腐爛。奴隸精神成了靈魂中唯一的內容。即使外部壓力消失，即使主子死去，奴道主義的陰魂依然不散。何況那奴隸主的空缺，及時可以遞補。因為我們是全民皆奴。廣大的奴隸隊伍乃是產生奴隸主的最好資源。每個奴隸都可在一夜之間成為當之無愧的奴隸主，正如每個農民都可在一夜之間成為忠於職守的皇帝一樣。像楊朔的所作所為，不應解釋為迫於外部壓力，實在是出於奴才的本性。這種人一旦晉升為奴隸主，他所製造的悲劇和罪惡，決不會遜色於我們已經認清了麵目的那些奴隸主們。中國大地隻有醜陋的奴格像死狗的腐屍一樣遍野橫陳，而絕對沒有人格可言。
所有奴格的典型代表，無疑就是中國文人。讓自己去做這樣的典型，豈能不感到恐懼。如果我一生的努力隻不過是把自己的名字寫到郭沫若楊朔們的尾巴後邊，這是我無法接受的奇恥大辱。
現在我終於知道，做一個文化人乃是我不可逃脫的命運，也是我別無選擇的選擇結果。選擇的同時我抱定了一個原則，那就是必須堅持自我。我可以沒有恩寵沒有地位，可以沒有名氣沒有桂冠，但我決不可以沒有自我，決不可以沒有獨立的人格。我一定要把自己與中國文人區別開來，與一切中國奴格區別開來。倘若他們自視為救主，我就甘為叛神，倘若他們自視為聖靈，我就甘為邪念，倘若他們自視為人，我就隻有做魔鬼。1986年我為自己取名為摩羅時，便是這番寓意。同時我知道，我的靈魂早被奴隸的氣息所浸透，要完全摒棄奴性哪是一個中國人所能輕易做到的?我隻有懷著戰戰兢兢的虔敬之心，按著自己的要求盡力去做。
最後再談幾句巴金先生。在十年“文革”以後，誰曾站起來承擔過一絲責任?中國文人固然沒有，他們重新出山以後，除了哭訴奴才的委屈外，根本不懂得反省。那些非文人呢?那些直接的責任者呢?又有誰反省過?我不是不懂得“文革”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沒法一點一點地追究個人責任，可是，如果誰都以此為自己開脫，那麼，社會運動中人的主體性又作何解釋呢?而且，那些應該由組織由民族所承擔的集體責任，又有過真正的自審沒有?倒是那個正直善良的巴金，在作著那樣痛心疾首的反思和自審。他對於自己靈魂的苛刻，他對於生命和生活的真誠，他對於人的尊嚴的虔敬的渴望和追求，使他高居於一切文人和非文人之上，成了魯迅以後中國僅有的一顆良心。這個民族在經曆了如此醜惡悲慘的曆史以後，竟然毫不願意拿出一絲勇氣來作一分的集體反思，卻讓這麼一位顫顫巍巍的龍鍾老人，獨自背負著如此深重的懺悔，我常常因此而感到極度的窒息和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