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究竟指什麼，本善還是本惡？幾千年來讓中外賢哲爭論不休。不同的回答，導致了不同的文化傳統，積澱成不同的社會製度。
公元前的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大約2500年前吧，孫丘最早談到了人性。他老人家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不過，他沒給人性下什麼定義，也沒明確回答人性是善，還是惡。“性相近”是善相近還是惡相近，“習相遠”是善相遠還是惡相遠？都未明說。孔夫子到底是大聖人，對人性這個很複雜的問題，他談得很少，也不輕率武斷地下結論。正如他的弟子子貢所抱怨的：“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這是他老人家的明智之處，也給後人留下了想象、探討的餘地。
人性，應該限定為人的自然屬性；善惡，應該是指人的社會屬性。假如像魯賓遜一樣飄泊在一個荒無人煙的小島上，不存在人與人構成的社會，對他而言，善惡的評價便失去了意義。善惡是人相對人而言的，失去了他人作為參照物，則魯賓遜的任何行為，既不能說是善，也不能說是惡了。
因此，對人性的定義，我覺得荀子很到位。不過，荀子也許是受了告子的啟發。告子就是告不害，戰國中期人，曾與孟子專門討論過人性。他就認為：“生之謂性。”、“食色，性也。”即是說，人天生的自然本能就是性。
人的自然本能是什麼？也就是說，人性的本質是什麼？
我認為：人性的本質就是自私。
自私是道德之本。
道德的產生，其淵源就是因為人性的自私。人若無私，人性都善，還要道德何用？假如人性都是利他的，那我們的道德觀就會全變樣了，恰好應和現在的善惡標準相反：利他是惡，利己是善。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人人都“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話，其紛爭將無窮無已，結果是每一個人都沒法生存。為了人類能繁衍，當然要反其道而行之，提倡“毫不利人，專門利己”了。其實，仁，就是將心比心，不僅隻顧自己的私，也要尊重他人的私，不損人利己；義，就是把握好自私與他私的界限，掌握好自私的度，最好利人又利己。就是說：仁義的前提就是承認每個人的自私性和個人利益，既維護自己的利益不受任何人侵犯，也不侵犯任何人的利益。人人如此，則天下太平矣！
自私是天經地義的，非善非惡，就正如樹要向上長，水要向下流，非如此，個體不能生存，群體不能繁衍。隻有當某人的自私妨礙了他人的自私，才談得上是惡；隻有當某人在自私的同時又尊重或有利於他人的自私，才談得上是善。所以，正確的善惡觀，應是：損己利人是小善，利己利人是大善；損人利己是惡，損人不利己和損己不利人是大惡。
雖然人性本身無所謂善惡，但人性自私自利的本能很容易造成人與人之間的衝突，而很難造成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這是人所共知的現象。也就是說：人性離惡很近，離善很遠。所以，作為社會製度的出發點，與其是人性善，不如采用人性惡的理論。以人性惡為一切社會製度的理論基礎，錯不到哪裏去。而如果以人性善為理論基礎，則會南轅北轍――中國幾千年的專製社會便是明證。
比如，從荀子性惡論出發，很容易導致法治社會。因為人性本惡，無一人例外，則君主也好、皇帝也好、聖賢也好
、英雄也好，其人性都是惡的，與凡人沒啥區別，從而，誰也不要假裝君子冒充善人，誰都沒有資格淩駕於法律之上脫身出監督之外。而且，一個人掌握的權力越大，
其可能造成的危害也越大，也就越需要更嚴格的監督和約束，他沒有任何特權要求人民隻許對他歌功頌德而不許對他吹毛求疵。假如他有什麼高於常人的地方，那就應該是個人的胸懷――廣納百川的胸懷。假如他連虛心接受批評的胸懷都沒有的話，那就連普通百姓都不如，就不配掌握任何權利。
正視人性的自私，承認這永恒不移的鐵的事實，給予人性正常自然的發展空間，不扭曲它，也不放任他；讓它奔騰，但不讓他泛濫，社會才會健康和諧、充滿生機。而一切不健全的社會製度、一切人為的災難，根本原因都是對人性認識的偏差造成的，都是壓抑人性、扭曲人性，或放縱人性、任其蔓延的結果。中國幾千年的專製社會，在“人性善”的幌子下，集權統治者高喊著“大公無私”的口號，幹的卻是“私天下”的勾當，不僅集天下財富於一身，還集天下權利於一身。這樣的社會裏，一方麵是任皇權的人性無限膨脹，另一方麵是對百姓人性的無限壓抑。人民不僅沒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甚至生命權也沒有任何保障，忍無可忍的時候，隻好揭竿而起，推翻這個壞皇帝，再找個“好皇帝”。但天底下除了能找到一個適合人性的好製度，那能找到什麼“好皇帝”？可聰明的中國人，很少從製度建設上動腦筋，卻常在有一個好皇帝的期盼中作夢。故中國的曆史，幾乎是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惡性循環中停滯不前：皇帝輪做，王朝更換，但人禍依舊，苦難依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