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馬克思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卓越貢獻和對地主、資產階級無情揭露和批判，使得一切反動勢力詛咒他，驅逐他，他不得不攜持家小四處轉移，其生活困難有時達到難以想象的地步。
1850年3月底，隨馬克思一起流亡倫敦的燕妮寫信給好朋友約瑟夫·魏德邁時，描繪了她當時的生活情況：“因為這裏奶媽工錢太高，我盡管前胸後背都經常疼得厲害，但還是自己給自己孩子喂奶，這個可憐的孩子從我身上吸去了那麼多的悲傷和憂慮，所以他一直體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著劇烈的痛苦，他從出生以來，還沒有一夜，能睡著二三個小時以上的，最近又加上劇烈的抽風，所以孩子終日在死亡線上掙紮，由於這些病痛，他拚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傷裂口了;鮮血常常流進他那抖動的小嘴裏。有一天，我正抱著他坐著，突然女房東來了，要我付給她五英鎊的欠款，可是我們手頭沒有錢。於是來了兩個法警，將我的菲薄的家當——床鋪衣物等——甚至連我那可憐孩子的搖籃以及比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們威脅我說兩個鍾頭以後要把全部東西拿走，我隻好同凍得發抖的孩子們睡光板了。……”
馬克思和燕妮共生了四女二子，由於上述原因，隻有三個女兒(即長女珍妮·馬克思，次女勞拉·馬克思，三女兒艾琳娜·馬克思)長大成人(當時多虧了海倫·德穆特·琳蘅，燕妮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忠實的助手，那就很難設想她和她的孩子們後來怎樣過下去)。
在這種境況下，燕妮還是深深地愛著馬克思，她除了母親和主婦的責任，除了為每天的生活操心之外，還擔負起了許多其他工作，燕妮是馬克思不可缺少的秘書，馬克思的幾乎所有手稿——其中大部分是很難辨認的——在送到印刷廠或出版社去以前，總得由她謄寫清楚，與出版社和編輯辦交涉，一些繁瑣的手續，很難處理的事務，必須寫的情況，不少由她代辦。
馬克思不是那種輕易在口頭上流露心情的人，但當燕妮因母親垂危離開了他幾個月時，他便在給她的信中寫道：“深摯的熱情由於它的對象的親近會表現為日常的習慣，而在別離的魔術般的影響下會壯大起來並重新具有它固有的力量。我的愛情就是如此，隻要我們一為空間所迫，我就立即明白，時間之於我的愛情正如陽光雨露之於植物——使其滋長。我對你的愛情，隻要你遠離我身邊，就會顯出它的本來麵目，象巨人一樣的麵目。在這愛情上集中了我的所有精力和全部感情。……我如能把你那溫柔而純潔的心緊貼在自己的心上，我就會默默無言，不作一聲。我不能以唇吻你，隻得求助於文字，以文字來傳達轟吻……”
馬克思與燕妮的黃昏之戀更加強烈，1880年，燕妮可能患了肝癌，她以驚人的克製能力，忍受著極大的疼痛，在這膽戰心驚的歲月，馬克思照料妻子，不離左右為了要讓她快活些，馬克思於1881年7、8月間，陪著她到法國去看了大女兒和幾個外孫。
1881年秋天，由於焦急和失眠，體力消耗過度，馬克思也病了，他患的是肺炎，有生命危險，但他仍然忘不了燕妮，他們的小女兒在談到雙親暮年生活的時候說“我永遠也忘不了那天早晨的情景，他覺得自己好多了，已經走得動，能到母親房間裏去了，他們在一起又都成了年輕人，好似一對正在開始共同生活的熱戀著的青年男女，而不像一個病魔纏身的老翁和一個彌留的老婦，不像是即將永別的人。”
1881年12月2日，燕妮長眠不醒了，這是馬克思從未經受過的最大打擊，燕妮逝世那天，恩格斯說：“摩爾(源自印度，形容皮膚黝黑的人)也死了。”在以後的幾個月裏，他接受醫生的勸告，到氣候溫和的地方去休養，可是不論到哪兒都忘不了燕妮，止不住悲痛，他寫信給最知己朋友說：“順便提一句，你知道，很少有人比我更反對傷感的了。但是如果不承認我時刻在懷念我的妻子——她同我的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切是分不開的——那就是我在騙人。”他的這些話是多麼令人感動啊!
1883年1月11日，傳來了大女兒突然去世的噩耗，馬克思的病情加重了，1883年3月14日中午，馬克思安詳地與世長辭了，1883年3月17日，馬克思被安葬在海格特公墓燕妮的墳墓的旁邊。
4、偉大的友誼
1844年9月，恩格斯到訪巴黎，兩人並肩開始了對科學社會主義的研究，並結成了深厚的友誼，馬克思寫了《經濟學哲學手稿》，這份手稿直到1933年才被發現並發表，被稱為《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1845年，馬克思參與編寫《前進周刊》(Vorwärts!)，在其中對德國的專製主義進行了尖銳的批評，普魯士政府對此非常不滿，並要求法國政府驅逐馬克思，同年秋，馬克思被法國政府派流氓毆打，驅逐出境，被迫來到比利時布魯塞爾。
1845年12月，馬克思宣布脫離普魯士國籍，其後和恩格斯一起完成了《德意誌意識形態》，書中批判了黑格爾的辯證法，並對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不徹底性進行了分析，從而第一次有係統地闡述了他們所創立的曆史唯物主義，明確提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曆史任務，為社會主義由空想到科學奠定了初步理論基礎。
1846年初，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1847年，馬克思和恩格斯應邀參加正義者同盟。
1847年6月，改組同盟並更名為共產主義者同盟，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了同盟的綱領《共產黨宣言》，此後1848年革命席卷歐洲，也波及到比利時。
1848年3月，馬克思遭到比利時當局的驅逐，在法國臨時新政府的邀請下，馬克思夫婦回到法國巴黎，恩格斯也抵達巴
在倫敦，馬克思度過了一生中最困難的日子，在5年時間裏，馬克思因為經濟和債務問題，精神焦慮，受疾病所苦情緒不佳，四個孩子中的三個死亡，但在這期間，馬克思寫出了他的最重要著作——《資本論》(第一卷)。
馬克思在思想上是富有者，在經濟上卻是嚴貧戶，這位對資本主義經濟有著透徹研究的偉大經濟學家，本身一貧如洗，他的一生幾乎是在貧困潦倒中度過的，馬克思沒有固定的工作，一家人的經濟來源主要靠他極不穩定而又極其微薄的稿費收入，加之資產階級對他的迫害和封鎖，使饑餓和生存問題始終困擾著馬克思一家，差不多把馬克思置於死地。
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他常常囊空如洗，衣食無著，在困境的泥沼中掙紮，如果不是恩格斯在經濟上長期無私的援助，馬克思無法從事領導國際無產階級運動和專心理論創作。
從1852年2月27日給恩格斯的信中我們看到這位全世界著名理論家的困境，馬克思寫道：“一個星期以來，我已達到非常痛苦的地步：因為外衣進了當鋪，我不能再出門，因為不讓賒帳，我不能再吃肉。”不久又寫信向恩格斯傾訴：“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蘅患有一種神經熱，醫生我過去不能請，現在也不能請，因為沒有買藥的錢。八至十天以來，家裏吃的是麵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夠弄到這些，還成問題。”饑餓貧困和家務瑣事，困擾著馬克思，他心情憤怒煩躁，無法集中精力和智慧進行理論創作。
對馬克思的困境，恩格斯當作是自己的困難，他在給馬克思的信中寫道：“2月初我將給你寄5英鎊，往後你每月都可以收到這個數，即使我因此到新的決算年時負一身債，也沒有關係。……當然，你不要因為我答應每月寄5英鎊就在困難的時候也不再另外向我寫信要錢，因為隻要有可能，我一定照辦。”此時的恩格斯在歐門——恩格斯公司裏隻是一個普通的小辦事員，收入也是十分低微的。
恩格斯後來作了公司的囊理，月薪有了提高，從1860年以後，對馬克思的支援增加到了每月10鎊，還常常“另外”給些資助，從1851年至1869年，馬克思總共收到了恩格斯的彙款3121鎊，對當時的恩格斯來說，這已是傾囊相助了。
正是由於恩格斯的慷慨相助，才使馬克思勉強維持生存，得以長期地一心從事科學著述，為寫作《資本論》進行廣泛深入的經濟學研究，恰如列寧所說：“如果不是恩格斯犧牲自己而不斷給予資助，馬克思不但不能寫成《資本論》而且勢必會死於貧困。”對恩格斯的無私奉獻，馬克思非常感動，也十分不安，他在1867年致恩格斯的信中寫道：“坦白地向你說，我的良心經常像被夢魔壓著一樣感到沉重，因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為了我才浪費在經商上，才讓它們荒廢，而且還要分擔我的一切瑣碎的憂患。”這是馬克思的肺腑之言。
對馬克思及其家人生活的關心，恩格斯更是無微不至，馬克思的一生多災磨難，每當馬克思受到了挫折和打擊，思想感情有了悲痛和壓抑，恩格斯總時想辦法進行撫慰，他已成為馬克思一家躲避生活風雨的港灣，馬克思一到這個港灣，就顯得安靜和快樂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