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兒莊戰鬥勝利後，中國統帥部及第五戰區許多高級指揮官對勝利缺乏深入細致的分析、總結，忽略了中日兩軍總的實力對比，更未對戰局發展的可能前途進行合理的預測，因而或多或少地誇大了台兒莊勝利的作用。這樣，適合自己想法的失實情報就易於接受，相信“台兒莊勝利已激起日方反戰運動，致預定由國內增加8個師團亟早解決華北戰局之計劃打消”，因而李宗仁一麵致電統帥部，一麵請白崇禧回統帥部請示向第五戰區增兵，“集中所有力量”，企圖乘勢進行一場“確定勝利基礎的戰略性戰役決戰”。最高統帥也同意這一意見，於是大批軍隊源源不斷地調至徐州附近。這種作戰指導不符合實際，更違背了持久消耗戰的原則。而且不斷將兵力投入第一線，不斷向東延伸右翼，形成西起微山湖、東至郯城南，綿亙300餘裏的防禦正麵，又未控製強大有力的機動兵力及預備隊並發展為實際上的專守防禦，違背了攻勢防禦的原則。當日軍從南北分7路向徐州作向心運動並切斷了隴海路時，中國部隊發覺已被包圍，形勢危急，被迫部署數十萬大軍倉促突圍，實施戰略轉移。(三)關於花園口決堤當日軍第14師團、第16師團沿隴海路向鄭州方向進攻時，擁有數十萬主力部隊的第一戰區竟報請蔣介石批準，炸開花園口黃河大堤，以製造水障來阻止日軍的西進。海峽兩岸都有一些人認為此舉的軍事作用顯著，既保住了豫中、豫西及陝西等大片國土不被日軍占領，又推遲了日軍進攻武漢的時間表，等等。姑不論此舉使豫、皖、蘇3省40多個縣市的地區淪為澤國，數十萬人民葬身洪流，上千萬人流離失所，並形成連年災荒的黃泛區，給廣大人民帶來巨大而長期的災難等政治、經濟、道德方麵的後果及影響，僅從軍事角度看，上述說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從國民政府第一戰區的角度而言，決堤造成水障，確實起了阻止日軍第2軍西進的作用，擺脫了被追擊和與日軍血戰的嚴峻局麵，並暫時保住了第一戰區所在的豫中、豫西等地區；但就戰略範圍而言，水障既未能阻止日軍進攻武漢，也沒有推遲武漢會戰的時間。日軍第2軍即使不受水障所阻，在日本大本營未決定進攻武漢、其國內新擴建的10個師團未派至中國和調整部署以前，該第2軍也不可能單獨地進攻武漢。而事實上，恰恰是在決堤放水期間，日本內閣、大本營在6月15日禦前會議上決定進攻武漢。所不同的，僅僅是主攻方向不是由平漢路南下，而是沿長江西進。其實，日軍進攻武漢的主攻方向本來就有兩種選擇。國民政府在《對武漢附近作戰之意見》中也判斷日軍進攻武漢的路線有三種可能，而沿長江西進更能充分發揮日陸、海、空協同作戰的優勢。日軍雖已占領了鄭州，其大本營也未必選擇由平漢路南下的方案。因為這時的形勢和“七七”事變時已有所不同。此時，華北敵後戰場已經開辟，各抗日根據地已經建立，廣泛的遊擊戰已經展開。僅以晉察冀軍區第3分區1938年2月上旬的作戰為例：先後攻占了新樂、定縣、望都3縣城及清風店、方順橋等車站，並襲入滿城和保定城關，使平漢路北段交通一度中斷。日軍如以平漢路為主攻方向，則不僅海軍毫無用武之地，更重要的是要保障以平漢路為後方補給交通線的暢通，必需有大量兵力，這比保障長江暢通要困難得多。事實上，不沿平漢路南下進攻武漢，而沿長江及淮河西進進攻武漢的構想，早在花園口決堤之前，日軍“在下令徐州作戰時的上旬，大本營已經有了腹案”：令日軍“以攻占漢口為目的，向南京—漢口—嶽州間長江及其沿岸”準備作戰，並從“5月以後已陸續給中國方麵艦隊增強了兵力”，以便協同陸軍進攻武漢，並於6月3日又發布命令：“控製長江下遊大部水域，保證其交通安全”，還令海軍“攻擊南京上遊的安慶”，〔100〕作為進攻武漢的前進基地。至於保住了豫中、豫西及陝西等大片國土，則更非決堤製造水障所造成。根本原因是日本兵力不足，無力攻取。當時日軍的戰略企圖是“摧毀蔣政權的最後的統一中樞——武漢三鎮”，以“促使中*隊投降”、〔101〕使國民政府屈服，而不是占領所有的地區。日軍如企圖占領豫中，水障是阻止不住的。假如日軍增兵河北、南下進攻，第一戰區的主力部隊既擋不住西進的日軍，恐亦很難擋住南下的日軍。抗擊日軍的關鍵是高級將領的抗戰意誌、指揮能力和部隊戰鬥力。1941年，日軍第35師團為策應長沙會戰，以5個步兵大隊、3個騎兵大隊於10月2日強渡黃泛區，10月4日即攻占鄭州；1944年，第一戰區雖經過3年的經營，日軍發動所謂“1號作戰”的豫中會戰，其第12軍第17師團於4月17日由中牟強渡黃河，19日即占領鄭州，僅30多天就攻占了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所在地洛陽及豫中地區。這些都是有力的證明。所以，對國民政府花園口決堤的軍事上的作用是不宜誇大的。設更進一步探討，如果不放水淹死數十萬人民群眾，不使上千萬人民群眾散逃他鄉，而是將他們組織起來進行遊擊戰爭，對抗戰必定更為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