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年營口周圍(含錦州一帶)日軍駐軍(3 / 3)

1933年3月日本和偽滿政府簽訂“委任經營合同”,將偽滿所有鐵路及鐵路所屬全部財產,交給“滿鐵”。

1933年3月日軍攻占熱河省後,大舉進攻長城各口。東北軍曾在長城一帶抗擊日軍,後因蔣介石鎮壓抗日運動,使日軍長驅進犯灤平地區,直逼平津。

1933年5月31日中國國民政府和日本政府簽訂《塘沽協定》。根據協定,中國軍隊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今通縣)、香河、寶抵林亭鎮、寧河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並劃上述地區以北以東至長城沿線地區力非武裝區,這樣,中國國民政府承認日本占領東三省和熱河,劃綏東、察北、冀東為日軍自由出入區,便利於日本進一步控製整個華北。

1933年7月-10月中國國民政府和日本密謀聯合“圍剿”灤東抗日武裝力量,進攻方振武、吉鴻昌率領的抗日同盟軍。

1933年10月8日-24日日本為迫使中國國民政府承認“滿洲國”,派代表與中方代表在北平、南京、東京多次會談。國民政府答應與偽滿通車、通郵,並禁止一切抗日活動。

1933年12月11日4艘日艦開入福建馬江,協同蔣介石軍隊占領廈門,鎮壓李濟深、蔣光鼐、蔡廷鍇在福建成立的抗日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

1934年3月1日偽滿政府和日本政府就偽滿實行帝政交換公文。同日,“滿洲國”改稱“滿洲帝國”,溥儀在長春稱帝,年號“康德”。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天羽英二以對記者談話方式發表對華政策的“非正式聲明”,說日本在中國有“特殊地位”,不容許其他國家對華采取共同行動;維持“東亞和平秩序“為日本單獨的權力,無須他國幹涉;如果中國用以夷製夷的政策,日本唯有加以排斥,如果各國暗助中國抗擊日本,日本亦不得不反對。

1934年10月21日日本召開首相、外相、藏相、陸相、海相五相會議,決定調整日華關係,“實現日、滿、華三國互助合作”,使中國放棄反日政策,根絕排日運動。

1935年1月22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在國會發表演講,說要與中國“親善”。日駐華使節據此於29日、30日先後會見汪精衛、蔣介石。2月22日,蔣介石發表談話,認為廣田“有誠意”,表示要“製裁反日行為,以示信誼”。其後,汪精衛也表示願以和平方式解決中日間糾紛,並派王寵惠赴日會談。2月27日,蔣、汪聯名訓令嚴禁反日活動。

1935年5月17日南京國民政府和日本政府宣布,雙方外交關係由公使級晉升為大使級。

1935年5月29日日本天津駐軍參謀長酒井借口中國國民政府援助義勇軍孫永勤部隊,向國民政府提出交涉,要求掌握在華北的實際統治權,同時從東北調遣日軍入關進行武力威脅。

1935年6月9日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中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正式提出備忘錄(日文為覺書),限3日答複。

1935年7月6日何應欽在與日方秘密會談後,複函梅津表示接受全部條件,通稱《何梅協定》。根據協定,中國在河北和察哈爾的主權大部喪失,禁止中國人民進行抗日活動。

1935年10月-12月日本製造“華北事變”。10月22月,日本在河北香河指使漢奸暴動,占據縣城。11月7日,策動宋哲元等進行“華北五省自治運動”。11月25日,策動殷汝耕等漢奸在通州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脫離南京政府。12月18日,南京國民政府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反而指派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由宋哲元任會長,以適應日本關於“華北政權特殊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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