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我知道楊慎，並且也知道滾滾長江東逝水是他的大作時，我已經上大學了。一所非常野雞的大學，起伏的丘陵中間，幾座山被不辭辛苦地推平了，樹了幾座樓。最主要的那座，從高處看，呈W形。四周卻是些樹林、魚塘、村莊和稻田。總之，我的大學就像一家補習學校。
我明白，上這麼一所大學，是對我高中四年不認真讀書的報應。是的，我高中讀了四年。高三高考，沒考上，不要說大學，就連中專也沒考上。那時候不比後來擴招，想上大學的幾乎都能上。那時候，像我們那種農村中學，一個班六七十號人，能上大學的一般不超過五個。這樣，我就到縣城補習，上高四。
上高四我還是沒吸取教訓。整天泡在茶館裏寫詩。縣城內有一麵湖，湖腰蔓回，湖水盈盈，夏天，開滿了荷花，環湖曲曲折折的石板路上，種植著柳樹和桂花樹。隔三岔五，就有一家茶館。喝茶的人搬了桌椅，坐在臨湖的樹下，一杯五毛錢的茶，可以從早晨坐到傍晚。
有一天，或許是個春天吧，太陽很暖和地吊在天上。我像往常一樣，和一群社會閑雜人員坐在湖畔喝茶。茶早就白而無味了，卻舍不得走。這時，有人招呼我。我抬頭一看，是我的忘年交鄭先生。鄭先生比我長近三十歲，在湖邊山上的圖書館上班。我們經常一起喝茶，偶爾也喝酒，前提是如果有酒的話。他住在湖邊一條幽寂的巷子裏，他家大門外低矮的竹籬上，爬著牽牛花的藤蔓，間或有兩三朵小花。更多的地方，卻掛著許多黃紙。黃紙色深，分明像是才從水裏撈出來的。原來，鄭先生酷愛書法，天天練習，而圖書館的收入要養家糊口，沒多餘的錢買紙墨，就用毛筆蘸了清水，在商店裏用來包鹽和糖的粗劣黃紙上書寫。寫完了，拿到竹籬上掛著，任由太陽把它曬幹，或是風把它吹幹，以便下次再用。
鄭先生那天有點小興奮：“走走走，到我家去喝酒。”
聽說有酒喝，我從竹椅上急步彈起，跟著他，三五步就走進了那條熟悉的小巷，向牽牛花和黃紙行過注目禮後，進了鄭先生家門。
像以往一樣，喝酒不是在客廳的飯桌上，而是在鄭先生那間當作書房的偏屋。書房低矮，是他自己搭的。屋子正中一張乒乓球桌大小的幾案，一半的地方擺著書，一半的地方空著，是他平時練習書法的。兩邊牆上，釘了幾個書架，大多是些線裝的繁體古書。其中，有一部《三國演義》，正是我童年時曾翻過的那個版本。我想起被體育老師收走的《三國演義》上冊，有一回，把鄭先生那部取下來，一下子就翻到了扉頁後麵的地圖。它讓我想起十幾年前那個蟬聲如雨的中午。
酒是一瓶本地產的高粱酒，菜隻一味，是一隻鹵的豬耳朵，也沒工夫細切，就用桌上裁紙的小刀，一分為二，我們一人手裏捏一片。當然也懶得去取酒杯，就著酒瓶，你一口，我一口。一會兒工夫，我率先吃完豬耳朵。鄭先生看看我，好像是擔心我會分他的，急忙一把塞進嘴裏。我問他有什麼喜事。
他嘴裏包著豬耳朵，含糊不清地嗯了一聲。加了把勁，繼續咀嚼。吞下肚，又拿起酒瓶，重重地喝了一大口，估摸著酒瓶裏的酒線直接下去了有五六厘米。之後，他長長地出了一口氣，說：“高興，今天高興。”說著，他站起身，拉開隨身提的公文包，取出一個信封，信封裏，又取出一幅畫。
畫不大，大概就是兩尺左右的鬥方。畫的是一位古人，戴著鬥笠，站在一匹山上。山外，有一輪夕陽。旁邊，龍飛鳳舞地寫了幾行詩。
“這是誰？”
“這是誰？這是楊慎楊升庵楊狀元啊。”
“哦哦。你再喝一口。”
“你曉得的，我沒文憑，在圖書館一直被劉館長欺壓，把老子發配去守台球。簡直斯文掃地啊。”
“你不是搞書法嗎？這不比文憑強？”
“他們不認。他們說，沒有文憑，你發幾篇論文也行。這幾年，老子頭懸梁錐刺股地讀古書，接觸到楊慎，對他產生了興趣。你說他得罪嘉靖皇帝被打屁股發配雲南，是不是像老子得罪劉館長發配守台球？”
“嗯，該你喝了。”
“所以去年守台球時，我突發奇想，老子就研究楊升庵，寫楊升庵的論文。這不，幾個月後，我就在北京的一家學術刊物上發了論文。劉館長無話可說，隻好把我又調去做圖書管理員。這都不算啥子，關鍵是編輯部給我轉來一封信。你知道這信是誰寫的嗎？”
“我當然不知道。”
“是楊慎的後裔寫給我的。”
“楊慎距今隻有四百多年，他有後裔也是正常事。”
鄭先生搖頭：“楊慎的故居在新都，我去年趁到成都出差專門去過，楊氏宗祠也還在，他的後人應該排到十五六代了吧，我還和其中幾個自稱是他後人的人聊過天。但是，我收到的這封信，自稱楊慎後裔的那個人，他既不在新都，也不姓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