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晚我格外滿足！
因為《呼蘭河傳》，一九四〇對我來說有了特殊意義。
從九月一日開始，一邊寫一邊在戴望舒主持的《星島日報》副刊上連載，整整四個月，激情而投入。那無疑是我此生最為快樂的時光，自感整個人在文字裏燃燒，如同窗外那株木棉。怕來不及，才燒得如此急切徹底。
寫作，的確是件太美妙的事！
那天，我正沉浸於自己的文字裏，端木將連載的第一期報紙送到我手裏，看見小說標題和作者署名，我激動得如同第一次發表作品，讀了又讀。端木讚歎東北的冷被我寫絕了，然後告訴我明天我們得去見一個名叫周鯨文的人。他介紹對方是張作相的外甥，先後在早稻田大學、密歇根大學、倫敦大學讀過書，在哈爾濱辦過報，眼下在香港主編雜誌，經營書店，積極推進人權運動。
周鯨文別的信息我無心關注，而說到張作相，我立即想起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九日正陽街口，警察廳長高齊棟掛在嘴邊的“輔帥”，料定周跟張學良的關係一定非同尋常。端木說確實如此，並說這周老板比我們年長三四歲，仗義疏財，是香港東北同鄉會負責人，今天托胡愈之先生帶話想見見我倆。在這裏碰見一個說北方話的人都難，這周老板不覺讓我有所期待。
第二天上午，周鯨文將我和端木熱情讓進他那位於雪廠街十號的豪華辦公室，說：“年初在報上看到你倆來港的消息就想見見，苦於一直沒有機會。這不，胡先生途經香港給我們搭上了橋。”
轉而，看著我微笑道，“每周就等著看你的《呼蘭河傳》聊慰鄉愁，咱們早該認識了。”
招呼我和端木坐下，他說對端木稍微陌生，而跟我卻有著非同尋常的緣分。見我大為訝異，他說：“你的經曆，我早就有所耳聞，你住過的城市，我大都同時住過。我在哈爾濱辦《晨光晚報》，你在讀中學；你在女師大附中讀書，我在北平策劃抗日；《生死場》出版時，我也在上海，就是無緣見麵，總算在香港見上了。”
“能見上也是拜日本人所賜！”我說。
“真是。被戰火追著一路南逃，國破家亡！”周鯨文表情沉鬱地感歎道，“‘九一八’，東北三千萬父老，亡國奴一做就是十年！”
“九一八”又快到了，三人沉默不語。周鯨文擺擺手說，不說這些，憤怒傷感毫無用處，踏踏實實為抗戰做點事最要緊！他問我們對香港的文化現狀有什麼想法，端木便說內地來港文化人已經不少，隨著戰局惡化往後會更多，而香港的文化建設正處於拓荒階段，大型文學期刊幾乎沒有，報紙副刊連載文學作品篇幅十分有限，於是建議創辦一份純文學期刊。周鯨文一聽，興奮無比，說自己一直有此想法，刊物名字都想好了，就叫《時代文學》，就是苦於缺人手，端木如願意接手，費用、手續由他負責，在時代書店發行。兩人說到了一處，端木信心滿滿地答應下來。
接下的日子，端木著手籌備《時代文學》，我則全力投入創作。秋後空氣變得幹爽，咳嗽有所減輕。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四時，我在稿紙上寫下《呼蘭河傳》的結尾：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還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間的太陽，是不是還照著那棵大向日葵。那黃昏時候的紅霞，是不是還會一會兒變出一匹馬來，一會兒變出一匹狗來那麼變著。
這些不能想象了。
聽說有二伯死了。
廚子就是活著，年紀也不小了。
東鄰西舍也都不知怎樣了。
那磨坊的磨倌，至今究竟如何，則完全不曉得了。
以上我所寫的並沒有什麼優美的故事，隻因他們充滿我幼年的記憶，忘卻不了，難以忘卻。就記在這裏。
放下鋼筆，內心漲滿傾訴欲望，想找人說說話。穿好衣服，來到大街上，兩邊店鋪的明亮櫥窗裏，隨處可見聖誕老人的圖像以及中英文的“聖誕快樂”字樣。拎著一盒蛋糕，敲開周鯨文家的門，在他和嫂子對麵坐下，感到身子被徹底掏空。周鯨文驚訝於端木沒跟著一起來，我喘息未定地說，他有自己的事情要忙。
“走山路，爬樓梯，看把你累的。你這身體也太虛弱了！”
嫂子將一杯紅茶送到我手裏。
喝口茶，歇歇，感覺好了很多。我說可能是水土不服，一年來身上的小毛病不斷，鬧得很。周鯨文說我剛進門時臉色蒼白得怕人，提醒身體不能大意，注意休息。聽說《呼蘭河傳》終於寫完，他和嫂子連聲祝賀，說他倆一期不落地讀下來，一致認為將是一部傳世經典。朋友的認可讓我頗為欣慰，對於我來說，這次寫作似乎了卻了一樁夙願。我始終不曾忘記那份熱愛文字的初心。
隨後，周鯨文說《時代文學》的相關手續辦得差不多了。我告訴他，我和端木給內地老朋友紛紛發了約稿信，大家都積極回應，陸續收到了一些很有質量的稿子。他聽後十分高興，又想請我掛名主編《時代婦女》雜誌。我坦承主編刊物責任大，擔心自己的身體吃不消，還要寫《馬伯樂》第二部，他說掛名即可，組稿、審稿、編校可找人代理。我說掛名的事兒我可做不了。見我倆都有所堅持，嫂子連忙解圍：“蕭女士專心創作，不想被別的事情牽扯精力。”周鯨文這才點頭表示理解，然後說：“端木說你視寫作為宗教，此言不虛！”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聊了一會兒，起身告辭，他和嫂子送至樓下，並陪著走了一段山路。臨別，周鯨文埋怨端木太不紳士，怎能讓女士獨自摸黑走夜路。
次日，將《呼蘭河傳》最後一期連載文字謄清，準備寄出。
我似乎有些不舍，出版了那麼多書，對這本卻是格外看重，提筆在文前注明“本書由作者保留一切權益”，並提醒戴望舒將這句話一同印在二十七日的報紙上。寄出稿子，我感到這一年有了一個完美的結尾。
香港的舊年非常熱鬧，但似乎與我無涉。不知何時能回重慶，心裏念著昔日朋友。大年初三那天，提筆給華崗寫了一封短信，感歎在外久居，難免生出家園之思。
去年下半年，國際問題專家不停討論日軍是南下還是北進，香港的空氣亦如同瘧疾，一旦緊張，我便給梅林寫信說準備買機票回重慶，托他幫忙找房子；有所緩解，北歸的念頭又打消了，對梅林說《馬伯樂》尚未完成或是身體有病，還得再待一段時間。
如今，雖然念舊，但徹底安定了下來。我還有很多東西要寫！
半年來，我和端木都是各忙自己的，很少交流。晚飯後在飯桌旁閑聊，見我幹咳加劇，他憂心忡忡地勸我春節期間好好休息。
我知道都是一些多年宿疾，短時不可能有什麼有效的應對之策，問問《時代文學》的進展，他說還算順利，不過有幾位朋友的約稿信得等我來寫。我點頭應允，他說一旦創刊我們會更忙。我感慨還是忙點好，來港一年，兩人都寫了不少東西，不負來之前的預期。
“還是你的成績可觀，作品明顯成熟很多！”
來港後隻知道不停地寫，幾乎顧不上質量，聽端木這樣一說，我有些不自信地問：“是嗎？”
“那還用問！等《呼蘭河傳》單行本一出，定會有更多人驚訝於你的天才創造，中國文學史也會記住一九四〇，就因為《呼蘭河傳》完成於這一年的最後幾天。”
今晚，他似乎又恢複了我們認識之初那帶著善意誇張的說話風格。但對於《呼蘭河傳》，我確有一種說不出的情感。一部作品的最終評判者是時間，然而，這本書帶給我的感受是如此真切，卻又一時理不清。
“不知為何，以前多次陷入絕境，總心有不甘，感覺還有東西沒拿出來，寫完這本書，我一下子變得輕鬆，即便死去，也會非常坦然……”我說。
“大過年的，別動不動想到死，咱們好好活，慢慢寫！”
“好好活，慢慢寫！”默念端木的話，我的內心彌漫著感動，企求新的一年我倆都平平安安，不讓生命虛度。
端木告訴我大時代書店隔壁有空房子，今天過去看了，二十多平方米，家具也還齊全，對麵是《經濟雜誌》主編許幸初的辦公室，許先生在辦公室的時候不多，要是搬過去，不僅可以使用裏邊的電話，還可以在那裏接待朋友，如同自家客廳。我很不喜歡現在的房東小姐，欣然同意搬家。
8
二月初，我們便搬到樂道八號二樓。
一張大床，一張大書桌，兩把椅子。稍稍收拾便是一個簡單的家。端木請了一個計時保姆打理家務，讓我有更多時間創作。
書桌我想讓給他安心創作《大時代》，他謙讓說還是歸我，因為《馬伯樂》續集已開始在《時代批評》上連載，我的壓力更大。
我過意不去，自感太霸道了。
在這間小屋裏，我重續著馬伯樂的逃難之旅。多年來自己對各色男性的觀感，投射在他身上。每天手不停揮的寫作，讓我忘記了身外的一切，隻是身子越來越虛弱，我預感終有一天自己會趴在稿紙上再也無法起來。明知道這是巨大的消耗，但停下來，我會更難受。
十七日不得不歇上半天，我應邀在思豪酒店主持一個茶會歡迎史沫特萊、宋之的、夏衍、範長江四人來港。旗袍上身的那一刻，才意識到自己是多麼消瘦──那些不斷流淌的文字一點點熬幹了我的身體。越來越多的文化人來到香港，我慶幸跟端木當初做出了正確的決定。
半個月後，史沫特萊前來樂道。環顧室內，她大為驚訝：“天哪！你們怎麼住這樣的房子？活得像苦力！”
從史沫特萊口中得知，蕭軍一家去年六月到了延安，舒群、白朗也去了那裏，而她此次來香港主要為了看病，住在好友何明華大主教的鄉間別墅林蔭台。見我不停咳嗽，她命令道：“你的身體如此糟糕，一定要跟我在林蔭台靜養一段時間。”
我心懷感激，但放不下馬伯樂，她不容置疑地說，不能再這樣糟蹋身體，實在放不下就將稿子帶上。說著，不停搖頭說太糟糕了，建議我還是看書靜養。
端木也鼓勵我去鄉間靜養。我有些猶豫，擔心他的風濕病，還想幫他拉拉稿。看出了我的心思，他連忙說風濕病也不是一天兩天了，且《時代文學》創刊號的稿子已準備妥當。在史沫特萊的催促下，我便答應下來。
在林蔭台的二十多天，我完全放空了自己，每天除了林中散步，便是獨坐窗前看看閑書。臨離開的前兩天，跟史沫特萊緩緩走在林間小道上，鳥鳴悅耳，陽光透過繽紛的枝葉照在我們的臉上。
她說比起剛來時，我的氣色好多了，接著告誡說人的確需要休息，前些年她也太累，來香港前決定讓自己停下來，不然會垮掉，經過這段時間靜養，感覺好多了。
談到時局，我感激她為中國做了太多。她說還很不夠，回到美國要將所見所聞寫出來，讓更多人了解中國正在發生的一切。
沉默片刻，她說：“蕭，你讓我看到了中國女性，也讓我看到了中國令人感奮的另一麵！我一定要告訴全世界！”
她的過譽令我慚愧，覺得自己並沒有做出什麼。被她問到下一步的打算，我很是茫然。本就不關心時局，大部分時間沉浸在創作裏，對外界更是一無所知，亦無從想見日軍有一天會打到這裏。史沫特萊卻一臉嚴肅地說，即便最遲鈍的人，都應該知道日本正打算進攻這塊英國殖民地，不過還沒有準備好。
雖然戰時演習的消息時見報端，但報紙評論說即便跟日本的戰事打響，守港部隊也能堅持三個月，到時候英國海軍就可以從新加坡前來支援。聽完我的轉述，史沫特萊不停搖頭：“不，不，英國人太自大，低估了日軍的戰鬥力。一旦開戰，香港會很快落入敵手。”
她認為新加坡倒是堅不可摧，如果我願意，可以安排朋友前來接我。我覺得她在談論一件非常遙遠的事情，不知如何回答。
去新加坡，我心理上無法接受，離鄉去國越發遙遠，且真的是一個熟人也沒有。猶豫片刻，隻好對她說，等跟端木商量之後再說。
她點點頭，讓我一旦做出決定，就盡快告訴她，並邀請我過兩天跟她和艾米麗·哈恩一起到皇後瑪麗醫院檢查身體。我顧慮於讓她太破費，史沫特萊卻堅持說沒關係，香港政府醫務總監克拉克夫人是她的好友，而瑪麗醫院是全港最大的公立醫院，醫術可靠。
盛情難卻，我隻好答應，並暗自感慨，經曆了那麼多，雖然命途多舛，但關鍵時候總有朋友傾情相助。上天還是眷顧我！
醫院檢查出我患有非常嚴重的婦科病，史沫特萊建議跟她一起住院治療，我卻執意堅持買些藥回家吃，她搖搖頭無可奈何地說我太不愛惜自己，對自己太不負責任！
編刊物加上連載長篇，端木幾乎每天都在通宵達旦地工作。重回樂道，輪到我勸他不要太拚命。放下鋼筆，他一臉疲憊地說《時代文學》創刊號上的文章將非常精彩，如果沒有我的約稿，不會有這樣的效果。《時代文學》如同被精心嗬護的孩子，創刊號準備好了，端木便囑我為第二期寫篇稿子“撐撐台柱”。翠姨的故事在我心裏養了多年，我要好好寫出來。
五月中旬，史沫特萊即將返美，前來辭行，留下一包稿子托端木譯成中文發表，也帶走了我們的幾篇作品，準備介紹給美國讀者。
我拿出一冊《生死場》托她轉贈辛克萊先生，她欣然答應，並說他們很熟悉。臨出門，她仍不忘問我是否考慮過她那去新加坡的建議，我隻能謝謝她的好意，坦承目前沒有離開的打算。她露出一絲憂慮，握著我的手說：“在中國，我看到很多女性正在戰爭中鍛煉成型，在某些方麵遠比美國女性先進。蕭，你就是代表。
多保重！”
六月一日是《時代文學》創刊的日子，端木一早就跑印刷廠了。我坐在桌旁開始寫翠姨的故事，題為《小城三月》。拿起筆，眼前便是呼蘭三月的原野：
三月的原野已經綠了，像地衣那樣綠，透出在這裏，那裏。郊原上的草，是必須轉折了好幾個彎兒才能鑽出地麵的，草兒頭上還頂著那脹破了種粒的殼，發出一寸多高的芽子，欣幸的鑽出了土皮……整個上午，那些熟悉的人物一一來到筆端，立在紙上。我的心緒越過重重關山，回到了那夢中小城。端木推門進來，興奮地喊著我的名字，將厚厚一冊《時代文學》創刊號放在桌上，一臉快樂與驕傲。我連忙道賀，並說他要的稿子，我正在寫。這是一本厚重大氣的巨型文學期刊，我拿在手裏摩挲著，翻開內頁，墨香撲鼻，感歎這麼大一本雜誌，寫稿、編校、排版、插圖，都由端木一人親力親為著實不易。
一周後，寫完《小城三月》的最後一個字，心中滿是感傷，趴在桌上不停劇烈地咳嗽，眼淚模糊了雙眼。離家整整十年，很想再見見父親、繼母，還有眾多兄弟姐妹；很想重開一次那樣的家庭音樂會，吸引來伯父、繼母，還有一向嚴厲的父親；很想再次感受那滿城飄絮的小城三月；很想再看看呼蘭河發河冰……實在無法支撐，我不得不躺下。醒來已是黃昏，端木坐在床邊正在看《小城三月》的手稿。
“寫得太好了！我會用心編輯，題圖、插圖，都要做到最好！”放下手稿，他激動地說。
沒有辜負他的期待，我有一種說不出的輕鬆。他捏著我的手，認真地說：“廼瑩，聽我一次，稿子也寫完了，明天我陪你去看醫生。再也不能拖了！”
越發嚴重的咳嗽讓我也做不了什麼，我隻好答應下來。他表情輕鬆地拿出辛克萊回贈的書和一封信，犒賞我的“聽話”。接過那封信，我不禁想起十多年前讀《屠場》的情景，還有王亞明還書時對我講述的那雙手的故事。我感歎世界真的好小，任何一個來到生命中的人似乎都是一種前定。
9
在瑪麗醫院我被確診患上肺結核，且患處已鈣化，要想根治就得打空氣針將鈣化點“吹開”，再慢慢調養。這是近兩年才引進的一種新式療法，醫生說如果願意，馬上就可以做一次。
站在醫院走廊，端木勸我既然病因找到了就別再猶豫，治好病可以寫更多東西。我卻無端害怕起來。他問怕什麼，錢不夠可以找周鯨文借，等我身體好了，兩人寫稿、編稿還，不必瞎擔心。
目前我還能動彈，我怕一旦打了空氣針動也動不了，一個人待在這裏孤單死了。他笑我孩子氣，說積極治療肯定沒錯，我遲遲疑疑地答應下來。
沒想到，我對這種新式充氧療法真的非常不受用。做了一次，便徹底倒床，不得不在醫院住下。肺結核病人的三等病房設在醫院四樓的大陽台上，三麵臨海，如同露宿，而除了打空氣針，醫生對這種病也沒有更多辦法，每天隻是讓病人曬曬太陽，看看海景靜養。對我來說，每一天都是如此漫長！
一周好不容易過去，端木一瘸一拐地趕來看我。他的風濕病也加重了。他將我要的《聖經》放在床頭，說可以慢慢看上一陣子，然後如同哄著一個委屈的孩子：“醫生強調要靜養，不能太費神。
你就當作休假，耐心待著吧。”
我說別光聽醫生的，埋怨來時雖然有病但能行走、能寫作，打了空氣針卻站都站不起來，身上的一些老毛病也都顯出來了，待在這裏也不見用藥，每天就是呼吸新鮮空氣、睡覺……他勸我既來之則安之，我嘟著嘴不作聲。我也知道，麵對肺結核這種富貴病急躁不得，隻是可惜自己的時間。等心情慢慢平複，我對無助站在一旁的端木說：“道理我也懂。京平，你去吧！
很多事兒等著你。我抱怨抱怨就好了，不用擔心。”
端木點點頭，轉身離開，那一瘸一拐的背影，讓我湧起一陣難過，想到麵前這個男人也著實不易，於是喊住他，讓他以後不用自己來，有事讓周鯨文給配的助手袁大頓來一下就行。
那本《聖經》陪我度過一個多月的病房時光，端木再來已是八月。《時代文學》第三期的稿子付印了，他可以暫時鬆口氣。
問起病情，我說還是老樣子，曬太陽、呼吸新鮮空氣。他亦感無奈，說以當今的醫學水平，對這種病也隻能如此，勸我再忍耐一段時間。
接著告訴我剛才在門口碰見廖夢醒陪孫夫人來看望住在隔壁的戴愛蓮。來港不久，曾在報紙上看到戴愛蓮跟葉先生的婚訊，孫夫人是主婚人。我不由想起悄然離開第三廳後便音訊杳無的梁白波。
如今，她不知道流浪到了哪裏，而葉先生卻愛個不停。愛的生生滅滅讓人虛無，才華橫溢如梁小姐，從此便不再被人提起。
從愣怔中回過神來，我請求端木什麼時候能帶我出去走走。
猶豫了一下，他說出去走走倒是可以，但我得保證不會耍賴不回來。我趕忙莊重承諾他的擔心純屬多餘。他這才說出香港大學文學院請我們四號下午去跟學生座談，本想推掉，既然我這麼想出去看看，我們就去一趟。我有些喜出望外，總算等來了放風機會。
會場設在港大一間會議室內，我和端木並排坐在長桌頭邊，兩側坐滿了學生。
不知為何，斜對麵那個表情冷淡的高個女生，始終吸引著我的注意，她的旁邊緊挨著一個矮胖的馬來女生。年輕的確是無上的資本，周圍那一張張麵孔都令我賞心悅目，話題集中在《時代文學》上。有人稱讚《小城三月》的精致優美，好奇於翠姨是否有真實的人物原型；有人則對《時代文學》裏的精美插圖產生了興趣。我解釋完跟翠姨的關係，端木接著現場演示指畫。我被年輕學子們的熱烈與敏銳深深感染，更痛切地感到沒讀成大學，是此生的最大缺憾。端木精彩的指畫演示將座談會推向高潮，斜對麵那個女生卻始終一臉淡然。座談結束，眾人圍過來求簽名，她則起身獨自離開了。
跟端木輕鬆地走在港大的林蔭道上，剛才那張淡定的麵孔在腦子裏始終揮之不去，偶一抬頭，看見她跟那個馬來女生正並排走在我們前麵。
“翠姨是繼母的繼母帶來的女兒，這關係真夠複雜的！”馬來女生說，“愛玲，我覺得你們倒蠻相像的！”見她不接話，馬來女生自顧自說，“你姓張，她也姓張；她二十歲逃離父親的家，你十八歲就這麼幹。她是作家，你也愛寫作。說不定有一天比她更紅！”
高個女生似乎被纏得有些不耐煩，徑直走到了前邊。
“莫名其妙！”馬來女生邊嘀咕邊跟了上去。
我會心笑笑，想起跟玉賢、淑娟的中學歲月，感慨青蔥不再。
座談會上說了些什麼已然沒有印象，兩人很快消失在我的視野裏，而那個應該名叫“張愛玲”的女生那冷淡孤傲的樣子，卻在我心裏烙下了深深的印記，直覺她是一個有故事的人。
十月底，袁大頓送來幾本畫報，我笑著說端木都把我當成兒童了。他說醫生不許看太深的書，實在無法可想。我心想整天待在這裏，沒病也會悶出病來。讓我稍感安慰的是，小袁說端木這些天忙著下月要出的《時代文學》，等稿子發排就接我回家住幾天。
《馬伯樂》的積稿都刊發完了，周鯨文托他問我怎麼辦。
我愣了一下，說：“大頓，我寫不動了，登個啟事就說我有病了，算完了吧。”
我禁不住為自己沒能給那憂傷的馬伯樂一個光明的交代而傷感，也不知道我的寫作是否就此終止。見我一時回不過神來，小袁默默告辭。
窗外，血紅的落日緩緩沉入深碧的大海，火紅的霞彩漸漸蒼白灰暗。
回到樂道，依舊終日躺在床上，室內狼藉得如同垃圾場；沒有新鮮空氣和陽光，咳嗽又在加重。不過，時常有朋友登門看望，日子變得好過許多。
那天，保姆胡嫂領進一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衝我喊“廼瑩姐”。見我有些疑惑，他便自我介紹說是秀珂的朋友，名叫駱賓基。
我請他坐下，說好像讀過他的作品，聽他一說《邊陲線上》，我便眼前一亮，點頭說是，並暗自感歎那部長篇的作者竟如此年輕。
他告訴我自己本名張璞君，家在吉林琿春。
我的內心湧起一絲愛憐，問他怎麼到了香港。他說“皖南事變”
後，跟朋友經廣州去了澳門，後流浪到此，當時身無分文，聽人說《時代文學》主編是東北老鄉就試著跟端木聯係，沒想到端木不僅幫忙安排住處，還停掉《大時代》，開始連載他的長篇《人與土地》，讓他有了收入，可以安心創作。說話間，他對端木的感激之情溢於言表。聽他說完，我說：“小駱，別客氣。曹先生賞識你的才華，為你做點事也是應該的，況且我們是同鄉。好好珍惜自己的才華，趁年輕多寫點東西。”
他用力點點頭，見我有些疲倦，便起身告辭。我虛弱得幾乎朝他揮手的力氣都沒有。小駱讓我想到秀珂，不知他在哪裏，隻是祈求他也有這樣的幸運，能遇到賞識自己的好人。我從此有些放不下小駱，幾天後向端木問起，他說《人與土地》仍在連載，此前安排小駱住在時代書店的員工宿舍，前幾天他搬走了，跟幾個朋友住在一起。
胡風前來樂道，讓我十分意外。開門後端木表情冷淡，我卻驚呼：“老胡，你怎麼來了？”不等他在床前坐下，便迫不及待地問起梅誌和孩子們是否也在香港。接過端木遞來的茶水，他歎了口氣，感傷地說前兩天將他們母子三人送上船，回上海了，走的時候，心裏真是難受！我詫異於孩子那麼小為何要送走，他解釋說一家四口待在這裏，沒法安排生活。他仍惦記著梅誌和孩子們，說完，低聲歎息：“曉穀七歲，曉風才三歲……”
我勸他別擔心，一定會平安抵達，卻也想到曉穀出生那年，我和蕭軍剛到上海；曉風出生前不久，我和他的孩子夭折於江津。
沉默了一會兒，胡風關切地問：“廼瑩，聽茅盾說你病得厲害，好些了嗎？”
昔日朋友到底還是如此親切，剛來香港時曾為那些流言傷心一陣，如今，老胡坐在麵前，我卻沒有一絲芥蒂。曉穀七歲，一晃我們也相識七年了！我告訴他沈先生前幾天也來看過，這病還是老樣子，得慢慢養，十分熬人。一個人躺在病床上容易憶往念舊。
最近常常想起蕭軍，猶豫了一下，我還是向胡風問起他來。不想他也隻知道蕭軍去了延安。我有些失落，看了一眼床頭那本新出的《時代文學》，轉而興奮地說：“老胡，咱們也辦一個大型雜誌，把老朋友都找來寫稿，把蕭軍也找來！”
“好啊！”
愣了一下，我說：“要是蕭軍知道我病著，我如果寫信要他來，隻要他能夠，一定會來看我，幫助我！”
老胡看了一眼一旁尷尬不悅的端木，趕忙說：“那是肯定的！
朋友們都非常關心你。安心養病，日後一定有機會再見那些老朋友，還有許多工作等著你去做呢！”
說完，他起身告辭。拉著他的手，我有些不舍。來看望的朋友越多，我心裏越惶恐，好像再也見不到他們似的。躺下來，我為剛才沒考慮到端木的感受而心生歉意，無限往事奔湧眼前，離家整整十年，我竟經曆了那麼多！
柳亞子先生做人老派得令人感動，就因為端木發表了他的幾首紀念魯迅先生的格律詩，竟然親自登門致謝。當他拄著手杖立於床前，我立即被他的儒雅從容吸引。握手寒暄，更感到其言動古意翩然。一番聊談，我們都有似曾相識之感。我說等病好了，請他一起看電影，或上小樓酣飲。他聽後高興地說：“不必擔心，女士一定會很快痊愈。小樓痛飲，為期不遠！”
人與人的遇合實在太過奇妙，與柳先生的短短一麵卻令我回味數日。然而，新朋舊友帶來的種種美好到底難敵病情的不斷惡化。
不知道睡了多久，醒來發現自己躺在瑪麗醫院的病房裏，吃力地睜開眼皮，隻見端木獨坐床前。我問怎麼到了這裏，他一臉倦容，說我患了傷風，病情急劇惡化，在家昏睡了兩天，昨晚周鯨文出麵將我送進醫院，柳亞子先生擔心我們的經濟狀況不好，特地找他商量，並贈他七律一首，周已承諾我的一切醫療開銷都由他負責。
我自責於自己的病不僅苦了端木，還讓周圍朋友掛念。然而，在醫院仍舊是曬太陽、吹海風。天涼了，風硬，受涼咳嗽，要求打針，護士小姐便推說打針得醫生開藥，不是病人要求打就打。
醫生明明見我不停咳嗽，卻說不急不急。冷漠的護士、官氣十足的醫生，讓我不由想起在哈爾濱生產住院的情景，而夜裏一旦入睡，便是東興順旅館那漫天大水。
十多天後，端木來看我，說我的氣色明顯好多了。我卻哭著哀求他帶我回家，再這樣不作為地治療下去，我會死在這裏。見他不鬆口，我隻好另想他法。次日上午，東北老鄉於毅夫前來醫院，剛一坐下，我就拉著他的手哭訴心中感受，求他帶我離開。
他不知所措，低頭自語：“照顧病人的心情，確實很重要。”猶豫道，“那，暫時不辦出院手續，我今天帶你回家住幾天，調整一下心情再回來。”
我連忙擦幹眼淚謝他。回家後，於毅夫說了在醫院的情形，端木無奈地搖搖頭，然後打電話給周鯨文。傍晚，周鯨文便趕了過來，不停埋怨於毅夫耳根子軟，看了一眼淩亂不堪的屋子：“這就是中國文化人的生活！”然後一臉無奈地看著我，“這樣的環境不利於治病，過兩天還是回醫院吧！”
擔心他們把矛頭都指向於毅夫，我隻好點頭同意，接著半正經半玩笑地說：“周先生正提倡人權，請不要忘記我這份人權。”
“你放心吧！”
周鯨文把端木叫到一旁，掏出一些錢塞到他手裏，低聲囑咐盡快將我送回醫院。一旦我賴在家裏，端木也無計可施。柳亞子先生介紹李國基、黃大維等在港名醫為我開方治療。除了創作、編稿，端木還要侍奉湯藥。
那天，他將一碗黑色的藥湯送到床前，屋外忽然傳來防空警報。見我神情惶恐，他說不用擔心，是防空演習。近來似乎老在演習，我不安地想起史沫特萊的話，日軍可能真的會打到這裏。藥湯稍涼，我坐起身一飲而盡，強忍下滿溝滿壑的苦澀。
一抬頭，隻見柳先生拿著一束秋菊正站在門口。端木迎了過去，柳先生說剛在醫院看望了女兒無垢，順便再來看看我。接過他手裏的鮮花，端木將桌上花瓶裏的殘枝敗葉清理幹淨，然後將那束秋菊插在裏邊。等柳先生在床前坐下，我感激地說：“多謝先生為我延請名醫診治。”
“舉手之勞何足掛齒！不過李、黃二位也說女士的病，湯藥難以即時見效，主張靜養為主。還得從長計議，急躁不得！”
我連忙說：“先生放心，我的心態好多了。”
“那就再好不過！”放下茶杯，他從懷中拿出詩冊要我題字。
拿筆在手，思忖片刻，想到自己何其幸運，竟能得魯迅、柳先生這樣的前輩垂愛，不覺淚眼模糊，寫下“天涯孤女有人憐”便不能自持。
端木已備好紙筆，向柳先生求字。合上詩冊，柳先生起身站在桌旁提筆一揮而就，端木在一旁連聲稱讚好詩、好字！先生寫完告辭而去。端木將那張題詩宣紙拿到床前，真是煙霞滿紙，而那些真摯的詩句，更讓我暖意盈懷：輕揚爐煙靜不嘩，膽瓶為我斥群花。誓求良藥三年艾，依舊清談一餅茶。
風雪龍城愁失地，江湖鷗夢倘宜家。天涯孤女休垂淚，珍重春韶鬢未華。
10
十二月九日，當我再次從夢中醒來已是正午。九龍方向傳來隆隆炮聲。躺在思豪酒店的大床上，回想起昨天早晨的那一幕仍心有餘悸。
端木正蹲在門口的小火爐旁煎藥，防空警報突然破空而來，緊接著，飛機的轟鳴驟然將我帶回北碚。端木離我太遠，我驚恐地大聲喊著他的名字。趕到床前，他說沒事兒，一定又是軍方在演習，掖好被子正準備離開，不遠處傳來震耳欲聾的爆炸聲，整棟樓隨之劇烈搖晃，屋裏灰塵彌漫。我驚叫著坐起來，緊緊捏住端木的手──日軍到底打來了！遠離了兩年的戰爭重又回到我的生活裏。這次，我真的脆弱得如同草葉。捂住雙耳，緊緊偎在端木懷裏；屋外，爆炸聲、高射機槍聲、驚叫聲、哭喊聲混成一片。
小駱打電話來辭行，準備返回內地，端木請他留下幫忙照顧我。不多久他真的來了。端木要出門將斯諾夫人寄給我的二百美元稿酬取出來，一想到他要離開，我便十分害怕，大聲說：“京平，你不能丟下我！”
端木說有小駱在不用怕，他還得到銀行取款，儲存食物。我不敢相信他的話，卻又無能為力。我想跟柳先生說說話，便叫端木給他寫個便條讓胡嫂送過去。眼見胡嫂出門，我的心才慢慢安穩。
爆炸聲越來越近，越來越密。
緊緊抓住小駱的手，時空在我腦子裏攪成一團：一九三二年東興順旅館邊上的激戰；一九三八年在小金龍巷裏的空襲；一九三九年重慶街頭的大轟炸……此刻，我是如此恐懼，害怕被丟下。
柳亞子先生滿麵塵灰，一臉嚴肅地走進來。抓住他的手，我哆哆嗦嗦重複著那句說了無數遍的“我害怕”。
“怕什麼？不要怕！”
“我怕……死在這裏！”
“都這種時候了，誰敢說一定能活下去。這正是發揚民族正義的時候，就要把死看得平常些。”
我低聲說：“我想活下去！”
我虛弱已極，拉著柳先生的手，漸漸平靜下來──想睡。迷糊中聽見他對小駱說家裏人等著，得走了。我又即刻驚醒，大聲喊“先生，別走”，他又坐下來。我喃喃說“別走，我怕”，他輕聲回應“不走，不走……”我這才慢慢睡去。
中共對滯港文化人展開營救，派於毅夫負責我和端木的轉移。
九龍已經淪陷，晚上我們轉移到張學銘在思豪酒店的這間長期包房裏。安頓下來已是淩晨，炮聲漸遠，再也不那麼害怕。
趴在床沿沉睡的小駱也醒了，正跟我說著話，端木走進來，說剛才去看了柳先生，他和夫人一早帶著剛出院的女兒渡海來到了西摩道，柳夫人不幸受了槍傷。見我發急，端木說傷勢不算重，接著，拿出幾張美鈔，說：“這是他贈你的四十美金，備著逃難用。”
先生自顧不暇，竟還想著我。
遲疑了一下，端木對小駱說：“我還有很多事情要辦。你就陪陪你廼瑩姐！”
“那，您什麼時候回來？我想回住處取手稿。”小駱麵帶疑惑。
“用不了多久。我會盡快！”端木轉而對我說，“廼瑩，我走了。
馬上回！”
端木說完急匆匆離開了。誰承想，這一去就是九天，誰也不知道，他究竟做了些什麼。
下午，楊剛推門進來。這種時候，她還能來看我！簡單交談了幾句，她便起身要走，握著我的手說，希望我能徹底好起來，到時候又可以向我約稿。我不願鬆開她的手，低聲說自己也盼著病好。
她走到門口，回轉身朝我擺擺手，說多保重，便消失在門外。
感到疲倦，我躺了下去。小駱在窗前站了一會兒，然後坐在床邊，有些遲疑地說：“我想……回九龍把《人與土地》的手稿搶出來。”
“你也要離開我？！”我驚恐地坐起來，“昨晚咱們來的時候，你也看見了，碼頭已被英軍戒嚴，你何必冒這個險？”
“那，我就偷渡回去！”
我拉過他的手，急促地問：“就不管姐姐了？”
“放心，我都替你安排好了。明天一早，我就趕回來。”說完，低頭沉默著。
鬆開他的手，我無助地看著天花板，輕聲喊：“賓基！”他緩緩抬起頭。
“昨天，你打來電話，端木要你留下來照顧我，沒想到你能來。這大轟炸的時候，誰都不知道下一刻還能不能活著。但為了我，你真的留下了。”
“你是秀珂的姐姐，也是我的姐姐。我仰慕你的才華！”
“姐姐的命重要，還是你的稿子重要？”
“姐姐的生命如同我的生命。但那稿子，在油燈下寫了兩年，比我的命還重要！”
我別過臉去，哽咽道：“那……你就去！”
“我必須去！”
我躺了下去，拉起被子蓋住自己的臉。小駱並沒有走，過了好一會兒，我拉下被子，隻見他正將臉埋在手掌裏。
“賓基，我需要你的幫助。我不會死在這裏。我會好起來！”
我坐起來，繼續說，“十多天前，你來樂道看我，從你的眼神裏，我就明了你是怎麼看我的。”
他拿開雙手。
“賓基，你同樣把姐姐看作一個私生活很浪漫的女作家，對吧！跟他們一樣，早已站在蕭軍一邊？”
他依舊沉默。
歎了口氣，我低頭自語：“在旁人看來，無論跟蕭軍分手，還是跟端木結合，都是我的錯。但是，一個女人的遭遇，冷與暖，傷與痛，隻有自己知道！蕭軍……”
我停下來，盯著天花板，心想：蕭軍是個多麼可愛，又多麼可恨的男人！他那不講理的粗豪，麵對災難的霸氣讓人留戀。跟他在一起，多大的災難都不會落到我肩上。在這連天炮火裏，靠在他那孔武有力的肩頭，是一個女人最大的安寧與幸福。
“可是，在我們流亡關內的東北作家心中，二蕭早已是一個傳奇，一段佳話。”小駱似乎放棄了離開我的念頭，眼裏流露出孩子般的好奇。
我笑了笑：“你想聽聽那所謂‘傳奇’？”
他的臉上掠過一絲稚氣，點點頭。我立時陷於無盡的往事中，低語道：“十年前，那個多雨的夏天……那時還沒有蕭軍，隻有一個名叫三郎的落魄男人，也沒有蕭紅，隻有一個名叫張廼瑩的落難女人。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天──七月十二日，黃昏，外邊下著雨，三郎來敲門……”
我斷斷續續講述著跟蕭軍的初識、相戀還有分手。九天，讓我細細重溫了那六年。四年來，這始終是我心裏不能碰觸的角落，一碰，便是刻骨銘心的痛。如今，時間早已將疼痛化解，我已能坦然放下，來到生命中的一切，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正如三年前端木的出現，還有眼下的離開。我無法回避自己的內心，感慨道：
“賓基，人生漫長，走過很長的路，遇見眾多的人，真切的愛卻隻有一次。真愛是這個世界最為稀缺的資源，付出之後便不再有。”
九天，炮聲一天比一天激烈。十八日夜，日軍和英軍隔海互轟，炮彈在酒店四周炸響，人們都躲進了地下室，整個五樓悄無聲息。
小駱坐在床邊，心不在焉地翻著手裏的雜誌，不時朝門口看去。
我是如此疲憊，但又睡不著，輕聲喊：“賓基。”
“姐姐醒啦！”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九天了。”
“端木不會回來了。他早就想好跟別人一起突圍回內地。我太了解他──那是個不能有所托付的男人。”
“他怎能這樣！這個時候，將妻子丟給熟人，自己一走了之。”
“原諒他吧！他就是個自私的孩子！他那可憐的肩頭，不能扛任何東西。”我盯著小駱急促地說，“我要回家，回到北方去。
你送我到上海，把我交給許廣平先生，就是給了我最大的恩惠，我不會忘記你！有一天，我會健健康康地走出房間，我還有《呼蘭河傳》第二部要寫！”
“我不能理解，你怎能跟這樣的人生活在一起？”
我一聲苦笑：“是啊，三年前，跟蕭軍分開時，端木也這樣問。
賓基，我無法回答你，這是我的命。我的前世指定是個作孽無數的壞女人。作為懲罰，上天今生將汪恩甲、蕭軍、端木這些男人派到我的生命裏，讓我不斷遭遇遺棄、背叛、恐懼，還有傷痛。”
眼淚躲進鬢發裏，我自語道：“我為什麼要向別人訴苦呢？
有苦，自己藏起來，但對自己人就不一樣。”
“姐姐！”小駱拉過我的手。
我滿臉淚水：“筋骨要是痛得厲害，皮膚流點血也就沒有感覺。
這算得了什麼。跟蕭軍分手是一個問題的結束，與端木結合又是另一個問題的開始。”
他麵露不解：“我直覺，曹先生不應該是你愛上的人。”
“身邊的朋友都這麼認為。婚後，此前的朋友一個個疏遠。”
“聽說，他不合群。”
我告訴小駱，端木生於豪富之家，作為最小的兒子自然嬌慣，骨子裏的孤傲讓人難以接近，他是清華大學曆史係高才生，書畫俱佳，才華橫溢，對藝術有自己的見解，做派又跟我身邊的那些朋友不一樣，所以難免受排斥。
他不解這個時候，我竟然還向著端木。我說那是事實。我感激端木在西安對我的接納，而在漢口大同酒店，我懷著蕭軍的孩子做端木新娘的情景更是曆曆在目。我將當時對眾親友說的那段話說給小駱聽，他感歎說得真好。
其實，那不過是幾句發自肺腑的大白話，卻是世間任何一對夫妻切切實實的理想，然而再充沛的愛的激情，亦難抵日常生活的消磨，還有彼此深入了解之後的虛無。外邊又傳來爆炸聲，我說這種時候，每個人都顧著自己，端木獨自離開，我談不上失望。
早已不再害怕，我坦然道：“賓基，我會死在這裏！”
“別這樣說！姐姐，我要送你回東北！”他大聲說。
劇烈的爆炸過後又是死一般的寂靜。我平靜地看著麵前這個一直喊我“姐姐”的年輕人，說：“謝謝你！賓基，我已經不怕了，沒什麼好怕的！”
他眼裏顯出一個成熟男人的溫情：“我也不怕！”
我們都沉默下來。片刻過後，我問：“在看什麼？”
“哦，正要對你說，剛讀了你的《小城三月》，太美了！感覺不像小說。”
“翠姨……翠姨死在三月，呼蘭滿城飄著柳絮。如今，我也倒下了。想不到，我會有今天！”我喃喃自語。
小駱說：“那麼溫情的文字，讓我看到了你跟家族的和解。”
自二十歲離開父親的家，哈爾濱、青島、上海、東京、武漢、西安、重慶、香港……從那麼北的北方到這麼南的小島，從異鄉到異鄉，無邊的流亡，無盡的傷痛……這是我的命！是的，豈止跟家族和解，我也早已跟命運和解。沒有糾結，沒有怨恨……我想讓父親看看當年那個任性的孩子如今丟盔棄甲的模樣。隻是回不去了！但上天還是冥冥中眷顧我，讓我寫完了《呼蘭河傳》《小城三月》──那家……我已經回過！
回過神來，我問：“你剛才說不像小說？”
他點點頭，我便把當年對聶紺弩說過的話重複了一遍，強調有各式各樣的小說家，就有各式各樣的小說！他點頭認同。忽然想起什麼，我對他說有篇小說腹稿來不及寫就病倒了，名叫“紅玻璃的故事”，同樣不像小說，想說給他聽。一顆炮彈呼嘯而過，我停下來，仔細偵聽它的落點，輕聲自語“遠著呢”，然後開始講述：
王大媽是榆樹屯子最快樂的老婆子。愛說，愛笑，見了人就想談閑天。不管在大門口碰見屯子裏的人，還是到鄰居家借使喚家具，一談就沒有落尾，一坐下來就挪不開腳步。動不動耽誤了做飯，忘記了喂豬……小駱捏著我的手，托著下巴神情專注地聽著。講了一陣，停下來喝口水，我愛憐地看著他：“賓基，你也是個活在觀念裏的人。每個人都顧著逃生，你卻這麼安然地陪著一個隻見過一麵的女人。”
我的話音剛落，一顆炮彈落在頂樓，他迅速撲到我身上，屋子裏滿是灰塵，一片昏暗。劇烈嗆咳中，相互對視，我倆眼裏滿是淚水。
“我扶你去地下室，我們不能死在這裏。我還要聽你講！”
小駱大聲說。
我順從地坐起來，下床，右手搭在他的肩上，朝門口走去。
門被推開，端木拿著兩個蘋果走進來。
“你沒走？”小駱冷冷地問。
端木淡然回答：“當然沒有！”
我什麼都沒有說，我無法理解，更不想多問。他走過來，跟小駱一起攙著我躲進地下室。
11
傾覆的香港帶我走進一九四二。
十年，兩度見證傾城，逃亡路是如此慘烈漫長！
輾轉挪移至位於斯丹利街的時代書店書庫，是在一九四一年的平安夜。睜開眼睛，炮聲已然平息，旺角美孚油庫的大火仍在熊熊燃燒。回想這幾天的經曆，真是如墮地獄。
思豪酒店地勢高，樓層也高，容易成為炮擊目標，再也不能待下去，端木雇了兩個民工將我抬至後山一棟擠滿人的被棄別墅。不到半天，隨著炮彈落點越來越近，人們又紛紛跑向山下。
端木下山碰見於毅夫，他倆和小駱又將我抬到周鯨文家。加上周家親戚，三十多人擠在一間不足二十平方米的車庫裏。剛剛安穩，兩顆炮彈落在三樓，大家意識到這棟房子正處在火線上，周鯨文建議我們搬到時代書店書庫暫避。從周家出來，三人在中環一家裁縫鋪裏躲了兩天後，端木和小駱才架著我，趁著炮火間隙來到這裏。
見我醒來，端木告訴我，周鯨文即將潛回大陸，剛才化裝成工人前來告別，怕打擾我休息，留下些錢走了；港督下午四時對日宣布投降，日軍派出大批特務秘密抓捕抗日人士，他不得不走。
熟人又少了一個。端木說完，四周一片死靜。遠處的火光映在我們的臉上。
數日後，端木上街帶回消息，日軍二十八號舉行了“入城儀式”，宣布臨時貨幣政策，發行軍票，正式接管了香港，大街上到處是臨時賭場，爛仔橫行。茅盾、葉以群、鄒韜奮、胡繩等人，昨天分兩批在東江遊擊隊交通員的安排下已經離港，組織上安排王福時負責我們的轉移，還提供了一些費用，隻要我一旦能走，就跟他聯係。我聽後稍感安慰，而端木帶回的養和醫院開始收治病人的消息更令人欣喜。地獄中走了一遭，我又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三天後，端木和小駱坐在病床前，跟我一起等待醫生的會診結果。麵對小駱，我非常過意不去：“賓基，連累你太多。如果不是我，你早回內地了。”
“別這樣說，隻希望姐姐快點好起來。到時候咱們仨一起回東北！”接著，他遲疑道，“老實說，我實在太疲倦，晚上想回去睡一覺。”
我驟然緊張，對端木說：“京平，我想跟賓基單獨談談。”
他一愣，轉身走出病房。
“賓基，我要你送我回上海的打算沒變。這麼多天，你不離左右，實在累壞了。我同意你回去休息一晚。但你得答應我，絕不能回九龍。可能要手術，我希望你在身邊！”
“姐姐放心，我隻是回時代書店宿舍好好睡一覺。即便手術也在明天。一早，我就趕回來。”
我輕鬆下來：“那，你去吧。我會報答你的！”
他轉身往外走，剛到門口，見端木和身穿白大褂的李院長一起走進來，便停在那裏。李院長告知幾位專家的會診結果是，我因氣管結瘤引起呼吸不暢，必須立即手術摘除，否則有封喉的危險！
“一定得手術？”端木高聲問。
“是的，馬上就做！”李院長說。
端木急了：“她還是個結核病人，不能手術！”
想到一旦摘除結瘤，就不再咳嗽， 就可以下床走路離開這裏，就可以繼續寫作，我便嫌他囉唆：“京平，聽醫生的！把結瘤摘了，我很快就會好起來！”
他扭頭衝我大聲吼道：“不能手術！二哥當年就因患脊椎結核，在協和醫院做了手術，結果一躺就是八年！”轉而看著李院長，“結核病人不能手術，這是常識。我希望采取別的方案。”
“聽你的，還是聽我的？”李院雙手一攤。
“當然聽大夫的。”
“聽我的就簽字。別浪費時間！”
李院長將手術單遞過來，端木沒有接：“我不能簽！”
“京平，你太婆婆媽媽。”我接過手術單，迅速簽上名字。
“不能手術，我還是請求別的方案。”端木帶著哭腔。
李院長沒有理他，衝門外高聲喊：“將病人推進手術室。”
醒來發現自己回到了病房，脖子上纏著紗布，小駱、端木正焦急地看著我。我忍著胸口的劇痛，告訴他們手術時聽醫生說沒有結瘤。
“誤診？”小駱大驚。
端木雙手抱頭趴了下去：“這可怎麼辦？”
三人始終沉默著。天光漸漸變暗，他倆圍坐在床側的酒精蒸汽爐旁一籌莫展。胸口的疼痛稍稍緩解，我輕聲說：“跟我說說話好嗎？”
“說話傷神，你好好歇著吧。”端木說。
動了動身子，我自顧自地說：“我本來，還想寫些東西。可是，我知道……我要離開你們了。”
他倆噙著眼淚。我喃喃道：“外邊每天都在死人。亂世人不如太平狗……”
忽然想起什麼，我斷斷續續說道：“京平，要是在街上……碰見一個孤苦無告的叫花子，袋裏如果還有多餘的銅板，就給他兩個……不要想給他又有什麼用呢，他向你伸手了就給他，不管有沒有用……隻要自己並不受多大損失，對別人還有些好處，就該去做……”
端木邊抽泣邊點頭。
我微笑道：“你們不必難過。京平、賓基，我愛你們，還有蕭軍，還有魯迅先生，還有父親……來到我生命中的所有男人，我都愛！隻是，這一生沒想到這麼短……不然，我會愛更多的人！
“人總是要死的。身體這樣弱，疾病纏身，就是活到八十歲，又有什麼意義？《馬伯樂》《呼蘭河傳》《小城三月》，我寫出了想寫的東西，我很坦然！”
小駱哭出聲來。我的內心無比柔軟，頓生無限愛憐：“賓基，別哭！你年輕，好好活。謝謝你這麼多天的陪伴。今晚，原本可以回去好好睡一覺……”
“姐姐，別說了！”他大聲打斷我。
過了好一會兒，我哽咽道：“隻是……這樣死……我不甘心！”
端木趴在床邊，握著我的手，哭著說：“親愛的，我一定要挽救你！”然後站起身，“小駱，你來……”
他倆走出了病房。隻聽端木說：“明天我就聯係瑪麗醫院。
我們一起挽救她！”
一道斜陽將門外兩個男人握手擁抱的身影映照在門口，那一刻我淚如泉湧，感受到端木此刻發自內心的哀痛，思豪酒店那九天的怨恨頃刻消釋。無論是生還是死，我已釋然。
第二天傍晚，端木塵灰滿麵，一瘸一拐地回來，迫不及待地告訴我已經聯係妥當，明天就可以轉到瑪麗醫院。他坐下來，脫掉鞋底已經綻開的皮鞋，見他雙腳滿是血泡，我淚流滿麵。汽車全被日軍征用，幾十裏的路程，他就這樣往返走了一天。沒有汽車，小駱問明天怎麼辦，端木輕鬆地說，回來路上已通過日本《朝日新聞》社記者小椋聯係好了一部。
十八日下午，在瑪麗醫院安裝好喉口呼吸銅管，我被推回病房。醫生叮囑端木要定時吸痰，否則病人容易窒息；插管後沒有氣流經過聲帶，病人不能發聲，準備好紙筆。醫生還說，呼吸管被痰液堵塞，病人也能發出氣聲，一旦出現氣聲，就得吸痰。
在瑪麗醫院待了四天。那天夜裏，我夢見自己躺在後花園的草地上，周圍滿是那樹玫瑰的落瓣。睜開眼，天光微曙，小駱正靠在床邊酣睡。輾轉那麼多地方，那個手提箱竟不離不棄，靜靜立在床邊。我不禁想到，它便是我的一生：旅館、車站、醫院。
小駱睜開惺忪的雙眼，搓了搓臉，說：“曹先生讓我告訴你，他籌錢去了。”
我感到精神煥發，打了個手勢，賓基將床頭櫃上那個夾在硬紙板上的簿子和一支圓珠筆遞過來。
我提筆寫道：“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
“不要這樣想！”小駱說。
我擺擺手，示意他不要打斷我，繼續寫道：“留得那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停頓片刻，又寫，“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將紙筆丟在一旁，我向小駱打手勢示意服藥。他將藥片和水杯遞到我手裏。服下藥片，他又遞給我一隻削好的蘋果。我示意隻要一半，他便用水果刀切了，我示意他也吃。見他將另一半蘋果送到嘴邊，我滿足地咬了一口手裏那半。吃完蘋果，我再次提筆寫道：“這是我最後一次跟你一起吃蘋果。”
寫完，張了張嘴，竟能聽見自己的聲音，便對小駱說：“我完全好了似的，從來沒有吃得這麼多。賓基，抽支煙吧！”
“親愛的，要給你吸痰了。”端木推門進來。
我擺擺手，說：“不用。我沒覺得難受，想跟小駱說幾句話！”
端木坐在一旁。小駱摸遍身上的口袋，露出一絲沮喪。
“沒火？我給你想辦法。”我伸手按了一下床頭的電鈴。
“別瞎操心！”端木有些不滿意，拿著痰盂出去了。
“稍等，護士一會兒就來！賓基，你聽我說，我死後《呼蘭河傳》的版稅歸你。一點心意，不要拒絕！”
他低頭不語。我淌著眼淚說道：
“我的所有不幸，就因為我是個女人。懷著汪恩甲的孩子，跟蕭軍同居；懷著蕭軍的孩子，跟端木結婚。賓基，我死後，恐怕廣為流傳的將不是我的那些文字，而是這些所謂傳奇。沒有人真正了解，一個隻活了三十一歲的女人到底遭遇了什麼，到底受過命運怎樣的捉弄。那，將是我最大的悲劇！”
“姐姐不要胡思亂想，你已經好起來了。”
“來，我給你吸痰！”端木端著痰盂走過來。
小駱掏出香煙，抽出一支叼在唇間，雙手邊摸口袋邊往外走。
吸完痰，我自感交代了所有一切，安然躺了下來。不知過了多久，走廊裏傳來日軍士兵的高聲命令：“醫院已被大日本陸軍接管，病人一律馬上離開！”
喉口插著銅管，披著瑪麗醫院的白毛毯，我的右手搭在端木肩上，他一手拎著我的手提箱，一手攙著我，一瘸一拐地走在空無一人的大街上。小駱不知去了哪裏，我擔心他回來找不到我。
不遠處，一家掛著法國國旗的醫院還亮著燈火。
一個中年男醫生接納了我們。端木含淚說著謝謝。他用英語跟醫生交流著我的病情，表情絕望。我的意識漸漸模糊，朦朧中看見一隊持槍的日本兵衝了進來，又在宣布醫院被大日本陸軍接管。
我感覺自己又被抬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