鬥爭的矛頭為什麼沒有直指毛澤東呢?
《毛澤東年譜》載:3月,共產國際執委會致電中共臨時中央,強調要繼續加強軍政領導力量,並提出“對毛澤東必須采取盡量忍讓的態度和運用同誌式的影響,使他完全有可能在黨中央或中央局領導下做負責工作”。
中共內部紛爭又起的時候,正是第四次反“圍剿”戰爭的關鍵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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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2月下旬,何應欽采取“二路分途向匪巢進剿,主力集中於中路,包圍匪軍主力於黎川附近地區一舉而殲滅之”的作戰方針,對中央蘇區實行第四次“圍剿”。具體部署是:十八軍軍長陳誠指揮由蔣介石嫡係部隊十二個師七十個團約十六萬人組成的中路軍,對中央蘇區實行主剿,尋紅軍主力決戰。十九路軍總指揮蔡廷鍇指揮由第六十、六十一、七十八、四十九、五十六、新編第二師等六個師一個旅約八萬人組成的左路軍,第一軍軍長餘漢謀指揮由第一、二、三、四、四十四師、獨立第三師和獨立第二旅共六個師一個旅約八萬人組成的右路軍,分別在閩西和贛粵邊地區擔負就地剿辦和策應中路軍進攻的任務。
這種作戰方針還有個簡捷的稱謂:分進合擊。分進合擊關鍵在幾路密切配合上,蔡廷鍇和餘漢謀如果消極怠工,這種布陣的威力就大大減弱了。如果陳誠的中路軍真的抓住了紅軍主力決戰,餘漢謀和蔡廷鍇肯定又會十分賣力。所以,紅軍能否打破這次“圍剿”,關鍵在於能不能擊破陳誠的中路軍。
陳誠依照何應欽的總部署,將中路軍的十二個師分成三個縱隊。一縱由第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師三師組成,集中於宜黃南部,由五軍軍長羅卓英指揮向廣昌方向進攻。二縱由第十、十四、二十七、九十師四個師組成,集中於撫州以南地區,由四軍軍長吳奇偉指揮側擊黎川。三縱由第五、六、九、七十九師四個師組成,集中於金溪地區,由八軍軍長趙觀濤指揮,向黎川正麵進攻。另以四十三師為預備隊。
紅一方麵軍在金資戰役結束後,做了最大限度集中兵力的工作,從贛南、閩西、閩浙贛調來了紅十一、紅十二、紅十軍三個軍,兵力增加至七萬來人。1933年1月中旬,紅一方麵軍在金溪、撫州間撫河以東地區。
僅和陳誠指揮的中路軍作戰,紅一方麵軍也處在絕對劣勢上。因此,周恩來和朱德準備在運動戰中尋機殲敵。
因為博古、張聞天的到來,一場關於行動方針的爭論開始了。
1月16日,蘇區中央局電示紅一方麵軍首長:你們要移師撫河以西,進攻敵人的重兵集團,攻擊堅城,調動敵主力決戰。
這顯然是正中陳誠下懷的決策。
周恩來、朱德、王稼祥於17日電複中央局:依現時敵情,即撫河流域敵兩個較強集團軍還未組織完備以前,我軍能於撫河東岸會合十一軍求得運動戰消滅敵人主力,確比圍攻南豐暴露我軍企圖去打敵增援隊為好。
臨時中央進入蘇區後,第一次下達軍事命令,豈容你們不聽招呼?如果你們也各行其是的話,和毛澤東又有什麼區別?你們不是都表示擁護進攻路線嗎?為什麼不落實在行動上?這正是考驗你們的試金石。
1月24日,又一份指示電擺在周恩來、朱德麵前:你們要站在一致的路線上執行以下指示,集中我們所有主力取得南城並鞏固和保持它,然後再進攻和取得南豐並鞏固和保持它。占領南城和南豐是新作戰計劃重要的一部分,你們要立即報告執行的結果。
朱德看了電報,馬上道:“不管是攻南城還是攻南豐,攻得下攻不下也還未知。就是攻得下來,一定是守不住的。”
王稼祥也道:“這兩座城,全軍傾盡全力去攻,三天內也無法拿下。南城、南豐相距不足百裏,我去攻,必遭敵內外夾擊。那時東有撫河,大部隊進退兩難。”
周恩來說:“等一等再回電。”
1月27日,周、朱、王電複中央局:攻城與消滅增援隊,一有暴露企圖,二有易受夾擊的不利,故不如在東岸自如。因此,在東岸目前如能求得運動戰,決不應輕易過河。
1月27日,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蔡廷鍇及黃紹在廣州舉行會談,決定非蔣係軍隊采取所謂抗日與反共雙管齊下方針。蔣介石得此承諾,29日抵南昌,坐鎮指揮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
蔣抵南昌當天,在極小範圍表示:“希望我這是最後一次來南昌指揮剿匪。張國燾、賀龍部已退出中心地區,已不足慮,剩下的隻有朱、毛一股。如不全力清除,什麼都沒法談。”
蔣介石到南昌後,陳誠下令全軍進入戰爭狀態。形勢對滯留在蘇區一角的紅一方麵軍更加不利了。此時,最好的處置恐怕隻有趁敵尚未發動時,進行大踏步後退,誘敵深入,尋機殲敵了。
連續幾天,中央局無電示。1月30日,周恩來起草電文,以周、朱、王名義再報中央局:連續殘酷的戰爭轉眼就到。我如立即轉到撫河西,隻有攻城才能調動敵人。攻城除前電所述,一易暴露企圖,二易受夾擊之不利外,還有損傷大、不能籌款、耗費時日的不利。在大戰前如蒙此不利,而堅城又攻不下,增援軍三個師並進又不便打,則不僅破壞敵人進攻部署,且更便利於敵人的進攻。因此在敵人部署完畢前,如能在撫河東岸連續求得運動戰解決敵人,我都不主張立即過河攻城。
在博古等人看來,紅一方麵軍進行運動戰,和毛澤東搞的一套又有什麼不同?進攻路線的實質就是主動出擊,等敵人來打,那叫機會主義,叫右傾。另一點,博古、張聞天一到,標誌著臨時中央已遷至瑞金,如不在進攻路線上打幾個勝仗,怎能服眾?還有,紅軍主力留在撫河以東,若被敵派兵向東追趕,誰來保衛蘇區,誰來保衛中央呢?如果瑞金被敵人占領,臨時中央的麵子又往哪裏放呢?南城靠北麵,不攻也罷,最起碼也要把南豐拿下來,有多大犧牲也必須這麼做!
2月4日,指示電又到:在目前敵人據點而守的形勢下,無法避免攻擊堅城。在總政治任務之下,應以撫州為戰略區,目前行動先攻南豐。你們太強調困難了,這與進攻路線極不一致。為達政治目的,雖大損失亦所不惜,雖敵三四師由馬路並進,亦非與之決戰不可。此電計劃,已經中央局全體通過,勿需再討論。
言外之意,是同意也得執行,不同意還得執行了。無論你職務再高,你也是在組織之人,組織作出的決定,作為個人必須執行。日後,彭德懷在自述中曾這樣寫道:“當時我為什麼同意中央局意見,而未同意毛主席意見?也還是前麵所敘對攻占贛州的想法。除此之外,我當時並沒有認識四中全會實際是立三路線的繼續。當時四中全會的中央,把它稱為國際路線,布爾什維克化的。至於它同樣是反對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的,是反對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方針的,也即是依靠紅軍打天下的單純軍事路線,我當時完全沒有這樣去想。一個共產黨員凡事要問一個為什麼,當時自己僅僅是服從中央決定,帶有極大的盲目性。”
麵對2月4日中央局的指示電,周恩來、朱德、王稼祥隻有服從了。
南豐是必須打的,不打就是路線問題。剩下的自由,隻能在如何打上麵盡量做點文章了。可以想見,5日和6日,周、朱、王製定作戰方案時,像是三個戴著鐐銬的舞者。
首先要考慮,必須設法減少損失。如強襲不成,僥幸能驅逐城外工事中的敵人,就可以一麵進行坑道作業,一麵準備打擊增援部隊。
但這又談何容易!南豐瀕撫河西,處在狹長的平原中部,是廣昌通往撫州大道的咽喉,又是連結黎川、崇仁的樞紐。這樣的堅城,很難迅速消滅其外圍守軍。如果城外工事中敵人尚未驅逐,而敵增援部隊已到,我則隻能一心一意打擊敵增援部隊。
敵人的戰役部署並沒完成,我這次強攻南豐,很可能會引其提前動作。我牽製敵人的兵力不多,則無法調動敵主力;牽製敵人兵力過多,又無法保障強攻南豐兵力。如果牽製敵人兵力不奏效,敵三四個師沿馬路並進,我正麵迎敵,必受敵夾擊,如閃過側擊敵人,敵援兵和守城部隊就會合了,我則無法達成奪取南豐之目的,這時該怎麼辦?
有這支紅軍不易,總不能一仗拚光。如出現這種情況,我必須移地,轉攻南豐西北之宜黃和樂安,調動敵人,創造機會在山地運動戰中解決敵人。……
分析了各種可能性,提出了幾個方案。為了保險起見,幾個方案都下達到部隊。
2月7日,負責牽製敵人的紅軍部隊開始行動,紅十一軍進逼滸灣和南城,紅二十一軍進逼永豐,獨四、獨五師向宜黃、樂安佯動。
2月9日,紅一方麵軍主力分三路向南豐進發。開進途中,紅二十二軍占領裏塔圩,守軍退回南豐。駐守新豐街的國民黨軍第八師第四十六團因歸南豐歸路被截,萬分恐慌,連電請示該怎麼辦。陳誠回答:“不要驚慌,南城、南豐防線向兩城收縮,待敵變化。四十六團就近退南城,暫歸二十四師指揮。以後各縱隊遇此情況,可相機處置,勿須上報。”
2月11日,紅一方麵軍主力逼近南豐城。是日下午,周恩來、朱德、王稼祥下達如下作戰部署:以紅三、紅五軍團分別由西、北兩個方向攻城,第三軍團為主攻;第十二軍在城東南配合主力攻城;紅一軍團集結於城西之堯石、貫巢地區準備打援。
陳誠當即作出反應,11日晚,他電令各部:“共匪”主力已達南豐,各部需密切配合,準備與“共匪”在南豐一帶決戰。
為使攻南豐能有較大戰果,紅三、紅五軍團把攻城時間定在12日黃昏。誰知與敵激戰一整夜,紅軍攻城部隊隻攻下敵人十多個堡壘,消滅敵人一個營,自身的傷亡近五百,紅三軍團三師師長彭遨戰死。
13日晨,陶峙嶽接陳誠電示後,令河東四十八團撤回南豐,毀掉浮橋,擺出了守城待援的架勢。陳誠見紅軍主力位置已經暴露,頓生殺機,下令中路軍三個縱隊十一個師加速南進,又專電守南城二十四師:你即出動一部增援南豐,務必將“共匪”主力滯留在南豐地區。
麵對堅城南豐,紅一方麵軍首長不得不於13日下午下達命令:改強襲南豐為佯攻,主力集結於南豐城和裏塔圩一線,背靠蘇區,待機消滅增援之敵。
這一等就等了十天。
十天,在瞬息萬變的戰爭狀態中,實在夠長的了。紅一方麵軍主力在這十天裏,好像在守株待兔。2月7日,周恩來在給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報告電中曾懇求說:“似不宜先在攻堅上損傷過大的戰鬥力,如損傷大而又不能攻入,則更挫士氣。請求你們考慮。”因等不到臨時中央和中央局答複,周恩來、朱德、王稼祥同日晚聯名致電蘇區中央局:“請求中央、中央局須給前方活動以機斷餘地和應有的職權,否則命令我們攻擊某城而非以訓令指示方針,則我們處在情況變化或不利的條件下,使負責者處置非常困難。因在組織上,尤其在軍事上須絕對服從上級命令,不容絲毫延擱;但在責任上、環境上我們又不得不向你們陳述意見。”
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仍是沉默以對。
陳誠大笑起來。紅軍主力滯留南豐地區十幾天,不正是他期待的嗎?作為一名高級將領,不管他屬於哪一個軍事集團,都有一戰而名垂青史的希冀,盡管他們個個都知道這種成功的機會不會多如牛毛。1933年2月中旬的一段時間裏,陳誠至少聞到了一絲輝煌的氣味。如果紅軍真的決心在南豐決戰,陳誠自信經此一戰自己必將列入名將之列。十六萬人圍攻五六萬人,武器裝備又不可同日而語,勝算當在八成以上。
在陳誠的催促下,國民黨軍中路軍十六個師終於在2月22日形成了對紅一方麵軍主力的包圍態勢。當天,陳誠對圍殲紅軍主力作出如下部署:第二縱隊由撫州急進南城,正麵壓迫紅軍;第三縱隊由金溪地區南下,攻紅軍左側翼;第一縱隊由宜黃、樂安地區向紅軍後背處迂回,斷紅軍歸路。陳誠這一聚殲紅軍的計劃,隻給紅軍留了向東南黎川方向突圍的一個缺口。這倒不是陳誠心慈麵善,網開一麵,而是他不得已的布置。鑒於第二、第三次“圍剿”慘痛的教訓,陳誠不敢做用自己中路軍十二個師將紅軍一網打盡的美夢,如果把網撒得太開,被紅軍撕破回到蘇區腹部,千載難逢的機會也就隨之失去了。因此,他認為必須保證這張網在南、西、北三麵的密集程度,也就是說,在這三麵,他必須保證每一麵有四個師的基本兵力。他手中隻有十二個師,也隻好把東南方向留個缺口。紅軍如果退向黎川,陳誠也將大笑,因為他所希望的正是能一步步把紅軍主力逼出蘇區。
紅一方麵軍主力“守株待兔”南豐城外,“守”的是不切實際的“進攻路線”,“待”來了步步逼近的滅頂之災。“帶鐐舞者”請求“機斷權”不果,迫於險境,隻好試探著自謀出路。周恩來、朱德、王稼祥三人麵對現實,動起了腦筋。
陳誠、陳矮子不是等閑之輩,他讓南豐和南城這兩個師和我若即若離,不急派援兵來救,難道真以為我盡全力也拚不掉南豐嗎?不是。他在等什麼?在等他的後續部隊到達,把我們圍起來進行決戰。我兵力太過於集中,等他動手,轉移起來就難了。
實行2月7日定下的最後一案,西去宜黃、樂安?已經去不成了,那個方向現在至少已經集結敵人四個師,這四個師恐怕就是準備抄我後路的。我正處在敵人三麵合圍態勢之中,再不撤圍南豐就來不及了!
應當大踏步後退,向蘇區中心轉移。
第二次反“圍剿”,三萬人在東固二十幾天而不被敵人發覺,如果沒有蘇區群眾的配合,簡直無法想像。毛澤東同誌過去常說,敵無我有的,就是蘇區群眾無私的支持,敵強我弱,就要把敵人引進我們熟悉的環境中來打。
1933年2月22日子夜,周恩來、朱德、王稼祥依照戰局實際變化,決定采取誘敵深入的辦法,伺機集中優勢兵力殲敵一部,以贏得戰場主動權。
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需要群眾基礎。為此,轉移方向選在廣昌西、寧都北的東韶和洛口。一次反“圍剿”,二次反“圍剿”,三次反“圍剿”,紅軍曾幾次經過這裏。這裏很適合大兵團集結。再一點,一次反“圍剿”前後,紅軍主力在這一帶呆了很久,和這一帶的群眾關係十分融洽。這裏距洛口不足六十公裏,沿途群眾可以保證我軍迅速、隱蔽地轉移。無論是陳誠還是何應欽,都在蘇區吃過大虧,最怕被我誘入蘇區作戰,最希望把我逼出蘇區。故決定,明早就讓十一軍大張旗鼓渡撫河向黎川佯動,主力隨後秘密西移。
第四次反“圍剿”作戰從此走向了通向勝利的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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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十一軍朝黎川佯動,一路鬧出很大動靜。國民黨軍的報告電雪片一樣飛至陳誠的案頭,這些電報的內容大致都認為紅軍的主力在朝黎川和廣昌撤退了。
陳誠所希望的正是紅軍主力東移。2月23日晚間,他作出了如下部署:一縱隊三個師迅速集結於宜黃以南地區,爾後分出廣昌、寧都,斷紅軍主力歸路;二縱隊四個師由南城、南豐出康都,側擊黎川、建寧;三縱隊由金溪地區南下,從正麵向黎川方向進攻,三路分進合擊紅軍主力於黎川、建寧地區。
第一縱隊長羅卓英依照陳誠的部署,迅速帶十一師由宜黃南下,又電令第五十二師、五十九師由樂安地區東進黃陂與他會合。
25日晨,周恩來、朱德、王稼祥隨隊經過兩夜一天的急行軍,到達預定的集結地東韶和洛口。幾萬人的大移動,在蘇區人民的密切配合下,秘密地完成了。
指揮部作戰室剛剛布置好,羅卓英發給李明和陳時驥的電令已放在紅一方麵軍首長麵前。
周恩來驚喜道:“陳誠已經上當了,我們已經取得了戰略主動權。”
朱德看了一會兒地圖,抑製不住內心的喜悅,連聲說:“黃陂,黃陂,你真是紅軍的福地,真是福地呀!如果敵五十二、五十九師明天按計劃從樂安動出,一天後都路過黃陂。我們距黃陂不足一天路程,正好能打他個伏擊。”
王稼祥道:“這可一天也沒耽誤。兵不厭詐,果真如此,伏擊這兩個師,一定要集中絕對優勢兵力。蘇區的群眾才是大功臣啊,今後應該定一條紀律,要求部隊,無論戰鬥如何緊張,一分鍾也不要失去與群眾的聯係。”
周恩來感歎道:“不經過這樣一次實踐,我真還覺得二次反‘圍剿’像一個戰爭神話。要發一個政治工作指示,強調一下政治鼓動工作和戰場紀律。吃掉這兩個師是一項需要各方麵配合的大工程。這次我們要搞一次大兵團伏擊,把全部本錢都投進去。”
三個人研究商量後,決定在東坑嶺、固崗、登仙橋以東,河口、黃陂、東陂以西地區,選擇有利地形,以伏擊戰的方法,首先殲滅敵五十二師和五十九師於東進途中,爾後相機殲滅其他各路敵軍。是日上午,方麵軍總指揮部作出如下部署:以紅一軍團四個師、紅三軍團三個師並紅七軍、紅二十一軍為左翼隊,由林彪、聶榮臻統一指揮,從東韶、洛口地區秘密北進,集結於金竹、大坪、望仙地區,待敵五十二師進入登仙橋、橋頭一線時,突然對敵行軍縱隊發起攻擊,分割圍殲該敵;以紅五軍團兩個師並十五軍、紅二十二軍為右翼隊,由董振堂、朱瑞統一指揮,從水口、吳村地區秘密北進,集結於橫石、俁坊一線。準備占領黃陂、霍源地區,殲敵五十九師,並保障左翼隊右翼的安全;江西軍區獨四、獨五師在永興橋、河口地區牽製敵人,配合主力作戰;紅十二軍為戰役預備隊,隨右翼隊行進,保障右翼隊右翼的安全,為適宜指揮,方麵軍總司令部隨五軍團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