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地位日趨牢固，鄧小平因追隨毛澤東落難。兩隻拳頭打人，一忙一閑。蔣介石全方位準備五次“圍剿”作戰，博古用李德大抓軍權。項英嚴令：拒絕攻敵堡壘，那是拒絕戰鬥。硝石、資溪橋兩戰，紅軍元氣大傷。失利滸灣，蕭勁光被撤職關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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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有這樣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戰國時期，有一個國王，英勇善戰，久之，終成霸業。成就了霸業，自然也成就了一批想取他而代之的敵國國王。霸王在時，別的國王總是按時納貢，不敢造次。終於，霸王一病不起，撒手西去了。這一消息一傳出，立即為這個國家招來兵災。這時，霸王舊臣生一李代桃僵之計，選了一名酷似霸王的武士充當霸王的替身禦敵。把霸王生前坐騎牽來時，武士竟無力爬上馬背。經大臣們調教後，武士才戰戰兢兢騎在馬上。誰知三軍一呼萬歲，竟又把武士從馬上嚇摔了下來。此時敵兵已近，不得已，把假國王綁在馬背上，由他領兵出征了。第一仗，沒等這邊出手，敵兵一見霸王仍在，遂潰不成軍。其他國家後又興兵，有的被假國王嚇退，有的被假國王戰敗。日子已久，武士心裏找到了國王的感覺。故事在這裏有了兩個不同的結局。一種是，後來武士成為一代很有主見的傑出的新霸王。另一種是，武士有了國王的思想和感受後，霸王舊部深感恐慌，設計把武士殺了。
這個故事顯然旨在喻世。
博古作為中共的總負責，在獲得共產國際的明令認可後，漸漸地也做出了中共總負責的滋味來了。1945年5月，他作的那次自我批評中，談到“老子第一”、“剛愎自用”等問題後，還有這樣一段話：“臨時中央到了蘇區以後，這個時候我隻是在形式上推一推，‘請別的同誌擔負吧！’別的同誌說，‘還是你來吧。’我說，‘好，就是我。’所以這個時期，我是中央的總負責人，我是這條路線所有一切錯誤發號施令的司令官。”
1933年3月31日，在臨時中央常委、宣傳部長張聞天的監督下，會尋安中心縣委通過了《會尋安三縣黨積極分子會議決議》。決議指出：“會尋安三縣過去在以鄧小平同誌為首的中心縣委的領導下，執行了純粹防禦路線。”“這一路線顯然同黨的進攻路線絲毫沒有相同的地方，這是會尋安的羅明路線。”鄧小平因此被調離中心縣委，到王稼祥手下辦報紙。
4月15日，《羅明路線在江西》一文在《鬥爭》上發表，隨後就從江西揪出了四個羅明路線的代表人物：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和古柏。
李維漢後來在《回憶與研究》一書中寫道：“參加會尋安活動分子會議後，我還是弄不清楚反‘羅明路線’與毛澤東有什麼關係。有一天，博古來找我說：江西省委要在寧都開擴大會議，你同我一起去。我就同他一起去了。到了寧都，博古找省負責人談話，要我在旁邊聽。那時江西省委書記是李富春。博古說，毛澤覃、謝維俊還與毛澤東通信，他們心裏還不滿，這是派別活動。”
謝維俊和古柏都做過毛澤東的秘書，毛澤覃是毛澤東的弟弟。他們都被劃到羅明路線上了。謝維俊和毛澤覃再次挨整的原因隻不過是給毛澤東寫了信。
5月4日，工農紅軍學校黨團活動分子會議作出《關於江西羅明路線的決議》，決議寫道：“鄧、謝、毛、古幾位無氣節的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同誌，他們對於四中全會後的新的中央領導表示極端不信任，甚至以‘洋房子先生’相呼……這些同誌如果再不徹底糾正其錯誤，我們建議中央局把他們洗刷出布爾什維克的隊伍。”
次日，經中共臨時中央批準，中共江西省委作出《對鄧小平、毛澤覃、古柏、謝維俊四同誌二次申明書的決議》。決議說：“鄧小平同誌，必須無保留地揭發他由第七軍工作起，經過黨大會、經過會尋安工作，直到寫第二次申明書為止，一貫的機會主義錯誤和派別觀念，以至派別活動，再不容許作任何掩藏。謝、毛、古三同誌，必須向黨忠實地從曆史根源起，徹底地揭發反黨的小組活動，和小組的形成，以及全部機會主義政綱，同時，必須采取必要的辦法，宣布小組織的解散。”
鄧、謝、毛、古被隔離審查前，分屬四個根本不同的部門，顯然無法搞什麼小組織。因為共產國際不讓直接動毛澤東，他們就成了“替罪羊”。
隨後，又有幾位中高級軍政要員因為和毛澤東關係過於密切被撤職。譚震林、何叔衡、張鼎丞、劉曉、陳榮……這個受毛澤東“連累”的名單還可以列出很長很長。
清算和批判所謂“純防禦路線”的鬥爭來勢猛烈。從毛澤東所做的工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處境。
6月1日，毛澤東同項英等發布《關於查田運動的訓令》。
6月14日，毛澤東撰寫《查田運動的群眾工作》一文。
6月17日，毛澤東在瑞金、會昌等八縣區以上負責人查田運動大會上發表演說。
6月21日，毛澤東在查田運動大會上作總結報告。
……
在這個炎熱的6月裏，任弼時和顧作霖也被博古請出了紅都瑞金。
經過一個大回合，博古等人基本上取得了中央蘇區的統治地位。
第四次反“圍剿”獲大勝，當然要表示祝賀，但是，看得出來，周恩來、朱德指揮作戰執行的仍舊是毛澤東的老一套。毛澤東的影響力如此巨大！如果不在軍隊動一次徹底的大手術，中央的方針何以真正貫徹？
中革軍委的主席是朱德，副主席是王稼祥和彭德懷，軍隊的最高權力機構無形地存在於紅一方麵軍總部。軍權不在瑞金！這種狀況也必須改變。
5月初，博古等提議把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由前方移至瑞金，增加項英、博古為委員。朱德在前方時，所遺主席一職由項英暫代。又提議在前方另組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兼第一方麵軍司令部，朱德為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兼第一方麵軍總司令，周恩來為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第一方麵軍政治委員。5月8日，這個提案在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常務會議上獲得通過。
這一變動，使軍事最高權力機構留在了瑞金。朱德和周恩來統領全國範圍內的紅軍。博古和項英獲得的是實實在在的對軍事的最高領導權。
6月上旬，在第二次寧都會議上，臨時中央同蘇區中央局合並，稱中共中央局。周恩來的蘇區中央局書記的名義也不存在了。
毛澤東的政府主席沒有動。政權在當時僅是個名分和形式，在政治的格鬥場上算不上一個分量很重的砝碼。
至此，黨、軍最高權力層的改組工作可以說告成了。
6月13日，由代主席項英簽發的《對今後作戰計劃的指示》擺在了周恩來和朱德麵前。指示指出：我們的主力集中於一個單獨作戰單位即方麵軍，這就不能從各個方麵配合作戰。正由於這種辦法束縛了主力，才未能給北線敵人以有力的打擊。目前蔣係軍隊在撫河流域重新集中，基本目的為著對付紅軍，廣東方麵的敵軍目前對紅軍不會采取大的行動，而福建的十九路軍對於目前形勢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實行分離作戰成為必須。規定以紅五軍團為主編為東方軍，入閩作戰；方麵軍主力第一、第三軍團等部，仍在撫河、贛江流域北線活動。作戰任務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東方軍以寧化、清流為總方向，消滅敵人新編第二師及四十九、七十八師等；方麵軍主力應避免較大的行動，尋機消滅撫河、贛江間敵軍旅團以下部隊。第二階段，東方軍從清流、寧化區域向北進攻，以將樂為總方向，消滅敵人第五十六師等；方麵軍主力向撫河方向發展，威脅南豐、南城、宜黃、樂安，策應東方軍作戰。第三階段，東方軍回師江西，前出至金溪；方麵軍主力向東北前進，前出至崇仁，會合東方軍，集中全力會攻撫州，進而進攻南昌，一師一師地消滅敵人，爭取革命在江西省的首先勝利。這一計劃是夏季行動總路線的大綱，決不可因在執行中可能遇到的某些具體困難而反對這一計劃。你們要以正確的遠見及全盤利害考慮來執行這個指示。
周恩來、朱德接到這份長電後大驚不已。若是有三十萬、五十萬紅軍，這樣的處置或許還有些道理。紅軍尚不足十萬，把一大半置在一地閑著，讓另一小半去連續作戰，這不是顯而易見的利敵之舉嗎？
沒等周恩來、朱德把電示琢磨透，第二份指示電又到了：為了切實進行這一作戰計劃，改令彭德懷、滕代遠率三軍團全部去做東方軍的基幹，並撥駐汀州之模範師，上杭附近之第十九軍，寧化獨七師、十九師、二十師及長汀以北閩贛邊省地方部隊等，歸其統一指揮。一、五軍團依計劃在北麵地帶，積極活動。
周恩來、朱德於6月18日提出不同意見：鑒於敵人隨時都可能進行第五次“圍剿”，方麵軍主力一、三軍團目前絕對不能分開。你們對我們的某些指責是不當的。如果我們待機是守株待兔，當是錯誤，但自東陂戰鬥後，每次轉變陣勢，確是有機可待。
待機待機，哪裏有半絲進攻路線的味道？你周恩來在作第四次反“圍剿”報告中振振有詞說軍隊裏沒有羅明路線，這難道不是羅明路線嗎？誘敵深入，待機殲敵，這些都是毛澤東的主張，必須從根本上加以改變，分離作戰，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分散前線的權力，使中革軍委能更有效地指揮每一支部隊，隻分離出去個五軍團是遠遠不夠的。彭德懷當年打贛州很賣力氣，由他主持東方軍，弄出兩個前線的中心，才好控製這支部隊。
基於這些表層的和深層的考慮，6月22日，博古和項英又給周恩來和朱德發去一份措詞非常嚴厲的指示電，強令周、朱執行。
6月23日，周恩來、朱德複電中共中央局：我們絕對服從你們的命令，並立即執行。同時，我們要求在部隊調動中回瑞金一行，麵陳不同意見，或改在寧都縣開軍委會或中局會，因許多問題非電文解釋能詳，許多批評完全不是我所願意也。
博古、項英對後一個請求不予考慮。
7月1日，中革軍委代主席項英下達命令：以紅三軍團和紅十九師組成東方軍，任命彭德懷兼司令員、滕代遠兼政治委員、鄧萍兼參謀長、袁國平兼政治部主任。東方軍仍歸紅一方麵軍領導。
這時，東方軍麵對的作戰對象是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四個師及歸其指揮的三個師又一個旅，總兵力為東方軍總兵力的近四倍。
彭德懷、滕代遠於7月4日就東方軍入閩作戰問題指出如下三種意見供紅一方麵軍總部和中革軍委擇定：一、首先消滅泉上之敵，然後同時攻擊嵩口、清流之敵。二、以主力攻擊嵩口，以一部攻泉上。三、以三十四師鉗製永安、連城一帶之敵，以紅十九師進占歸化，集中三軍團攻泉上之敵；得勝後以主力進攻沙縣，一部進逼延平，調動閩敵給以各個殲滅。報告電中陳述了三種方案的利弊，傾向於取第三種意見，因為以四次反“圍剿”經驗，這種打法最容易成功。
博古、項英堅決不讚成實行第三種方案。至於其他兩案，下放權力請方麵軍酌定。周恩來、朱德隻好選了“首取泉上，再下歸化”的方案。
7月6日，東方軍出征了。
7月10日，彭德懷的圍城打援方法正在順利進行之時，忽接到中革軍委指示電：隻留一團圍攻泉上，把方麵軍主力立即移師至清流以南適當地點，截擊清流撤退或連城增援之敵。
真是莫名其妙！就現在可以查到的史料，也無法看出中革軍委發這個命令的誘因。
彭德懷隻好邊斬邊奏。10日下午，他在百忙中草擬一電：圍攻泉上，鞏固歸化，留一團兵力萬萬不足，因泉上敵之兵力超過我方，我主力南移，連城敵如不動，清流敵可北向解泉上圍，我成隔岸觀火，迂回過河須三天的行程。我入閩以來，糧食相當困難，許多部隊每天隻能吃兩餐稀飯。
滕代遠問：“電報是不是給瑞金也發一份？”
彭德懷答道：“軍委明令我隸屬方麵軍，直接給軍委去電或軍委給我直接來電都不妥。此電隻發給方麵軍。”
11日，周恩來、朱德把彭德懷的電報轉給中革軍委後，又補一電：首先襲取泉上，爾後逼近清流，才易於打擊援敵，這是早和你們商量好的方案。現在敵情沒變化，你們卻再三要求東方軍主力過清流河向南猛進，是不妥的。如今東方軍是在山地作戰，正逢雨季，河水要漲，大兵團移動不很方便，你們今後在決定部隊行動時，要考慮到這些因素。我們已複電東方軍，令其依預定計劃有步驟地爭取勝利。
博古、項英在兩處都碰了不軟不硬的釘子，並沒立即發作。把軍權徹底抓住，還需要一些時間，還需要一些機會。
十日後，彭德懷率領的東方軍初戰告捷，全殲泉上守敵，斃傷敵四百餘，俘敵一千二百餘。這時，東方軍主力已使寧化、清流、歸化、建寧連成一片，完成了博古、項英計劃中的第一個階段中的任務。
博古、項英一看東方軍得手，也不再計較戰鬥中途周、朱、彭、滕抗令的事，又於7月24日令東方軍南下了。
東方軍竟像鋼鑄鐵打一般打瘋了。7月30日，攻占朋口。8月2日，進占連城。追擊挺進隊在李天佑、毛賁虎的帶領下，一天一夜沒吃飯，追擊百裏，竟能殲敵一個團！
這一次次勝利，漸漸地把博古和項英等人戰略上的失誤掩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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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留下何應欽坐鎮北平後，立馬回到了江西。1933年4月7日，他一臉沮喪，一臉威儀，一臉肅穆地出現在聚集在撫州（臨川）的幾十個將領麵前。因是內部接見，無新聞記者在場，蔣介石旗幟鮮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你們暫時不要把眼睛盯在北方，和日本人的衝突，何部長會解決得很好。我們真正的敵人不是倭寇，而是共產黨。試想，世界上有一個七千萬民眾的小國能滅亡一個四萬萬民眾大國的道理嗎？我們現在要做的，隻有一件事，那就是專心一致剿匪。無論外麵怎樣批評謗毀，我們總是以先清內匪為惟一要務。贛省赤匪已成氣候，近日又重創我十一師，如不下決心合力剿滅，日後必釀出大患。我這一決心，雖遇百折而不悔改。希望諸將領能察我的苦心。”
三天後，蔣介石又在南昌舉行的擴大紀念周上說：“抗日必先剿匪，征諸曆代興亡，安內始能攘外。”
5月中旬，蔣介石下令撤銷了贛粵閩邊區“剿共”總司令部，改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全權處理贛粵閩湘鄂五省軍政事宜。
從此，國民黨方麵全麵鋪開了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大規模“圍剿”的各項準備工作。
6月上旬，蔣介石親自撰寫了《推行剿匪區域政治工作要點》。他在要點中強調指出：“剿共必須推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針，軍隊所到的地方，其政治、社會、教育，甚至產業，統統要軍事化；黨政軍一定要整個的相輔為用，通力合作；加倍地運用種種方法來摧毀共產黨的所有一切組織及在民眾中的一切潛在勢力；尤其是匪化的心理，更應設法改變；各縣要厲行保甲製和連坐法，建立保安隊、鏟共義勇隊，強化各級政治機構。”
經過四次大規模作戰後，蔣介石已能抓住問題的要害了。能把改變民眾心理當作一條列入，足見蔣介石的見識不俗。稍後由蔣介石手製的《剿匪手本》，更見他對紅軍的研究是頗有心得的。這個小冊子後麵所附的《赤匪的戰術》，已十分接近毛澤東的用兵方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