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是這麼歸納紅軍的戰術的：“一、遇敵不輕交戰，多用疑兵，眩敵耳目，集結主力，堅守靜待，察破敵人弱點，變更陣勢，冒險衝進。二、取大包圍，兼程猛進，速而且勻。三、不輕試鋒，必待敵找我，而我不先找敵，以逸待勞，鎮靜堅守。四、行走飄忽，瞬息百裏，從山僻險要、人跡罕至之處，晝伏夜行，旋磨打圈。五、圍城不宜離城太近，免敵人潛出，難於防範，奸細混入，難以稽查。……因地製宜，出奇製勝。”
如果篇目不叫《赤匪的戰術》，單從內容上看，倒像是一篇學習毛澤東戰略戰術的心得體會，言語中不經意地還流露出幾分欣賞。
蔣介石把毛澤東的兵法研究到這種水平，還覺得沒把握取勝，竟不恥下問向手下的將領和幕僚討教了。
1933年6月8日至12日，蔣介石在南昌行營召集會議，專門討論第五次“圍剿”的戰略戰術問題。五天裏，蔣介石參加了六七個小組的討論，每到一組，必鼓勵部下暢所欲言。
一個叫柳維垣的，在討論會快結束時作了這樣的發言：“我以為，對赤匪的四次作戰，無論在戰略上或是在戰術上，我方的處置都是失敗的。”
此語一出，頓驚四座。與會的將領和軍事專家誰都清楚這四次“圍剿”作戰的指導方針全是經蔣介石欽定。柳維垣這樣說，不是把蔣介石全盤否定了嗎？會場頓時靜極了，都在等待蔣介石發作。
誰知蔣介石這次卻十分大度，臉上盡管有點掛不住，但還是訕訕地鼓勵道：“說下去，說下去。我說過的嘛，這次討論會，希望大家都能說出心裏想的。”
柳維垣接著說：“第一次作戰，敗在輕敵上。我軍總認為赤匪是一般的土匪，隻不過他們人多一些罷了。輕敵冒進，讓共匪一仗吃掉了張輝瓚一個師。第二次作戰，敗在步步為營的戰術上。試想，步步為營能把贛境都紮成營盤麼？如果真能做到這一點，是能把赤匪剿滅，那樣恐怕得投入兩百萬軍隊。共匪以靜製動，抓住一個空隙吃掉了公秉藩，整個戰線也就隨之崩潰了。第三次搞長驅直入，又忽視了共匪地形熟悉，又不願與我決戰兩點，被赤匪拖了一兩個月，瞅準了空檔又吃了我們一個多師。第四次分進合擊，也沒有對症下藥，急於找共匪主力作戰，反被共匪利用了我這種心理，使個並不高明的疑兵計，就把我幾路大軍調動了。”
蔣介石聽了半天，沒聽出什麼驚人的見解，臉色就難看了，慢吞吞地說道：“聽你的口氣，倒像是已經找到了很高明的破敵良策。要不然，你恐怕也不敢把前幾次作戰說個一無是處。你把你的高招亮出來大家聽聽。”
柳維垣走到巨大的作戰地圖前，拿起教鞭在地圖上沿著蘇區的外圍畫了一個圈道：“赤化的麵積，不過五萬平方公裏。我這個辦法其實算不得發明，因為堡壘自從有戰爭就存在了。我認為我們這次應采取堡壘主義，構築碉堡，側重據點戰，把碉堡作為進攻和防禦的手段，穩紮穩打向前推進。這種堡壘從四麵向赤化區中心滾動，不到一年，就可以完全占領匪區。”
蔣介石采納了這個建議。7月份，他簽署了構築碉堡的具體辦法和規定。他把中央蘇區及其鄰近地區劃分為八個築碉區，又將撫河、贛江間劃分為七個碉堡群區，要求行軍所至，立建碉堡。同時，他又嚴令對中央蘇區實行嚴密的封鎖，要求在各縣城、重要村鎮，均設封鎖機關，在所有的關隘津卡，構築碉堡，密布巡探，嚴加盤查，斷絕行人，切斷蘇區同外界的一切聯係。
屢戰屢敗的現實，讓蔣介石痛感部隊戰意不旺，戰鬥力不高。為了從根本上扭轉這種局麵，蔣介石決定在廬山舉辦軍官訓練團。
7月11日，蔣介石在對軍官訓練團教官及顧問訓話時指出：“這次訓練的惟一目的，就是要消滅赤匪，一切設施，皆要以赤匪為對象，一切訓練的方式、動作以及各種戰術，統統要適合剿共戰術的需要，統統要針對共匪的實際情形來作假定。”
為了使這次軍官訓練確有成效，蔣介石起用新敗的心腹愛將陳誠為團長，求其能應驗“哀兵必勝”。為了能打開受訓軍官的眼界和思路，蔣介石聘請了一個以原德國國防軍總司令賽克特為首的，德、意、美等國的軍事教官組成的軍事顧問團，專門講授“圍剿”紅軍的戰術和技術。蔣介石借他山之石的用意在於從根本上改造部隊，轉變風氣，振奮精神。
賽克特這位退休一級上將，一次世界大戰時任德軍駐土耳其最高統帥部參謀長、德國陸軍總參謀長，自1920年起，擔任德國國防軍總司令，是個碉堡戰和街壘戰的大行家。
7月18日，蔣介石在首批學員開業典禮上說：“今天在廬山召集我們剿匪各軍各師的官長開始訓練，我們要從此奠定一個新的偉大的基礎，來完成剿匪工作，並盡到大家革命的責任。我們以後能不能剿清赤匪，與整個革命的成敗，黨國的存亡，以至各個人的生死，統統都看這次訓練能不能發生效力。所以我們希望各位教官和學員認清這次訓練的重大意義，曉得這一次訓練，不是通常所辦的什麼訓練班或軍官團，而實在是我們自己個人的生死關頭，也是我們的黨和國家以及整個民族的生死關頭，因此我們大家要格外奮發努力為我們國家，我們民族和我們總理的三民主義而奮鬥！由剿清赤匪而建立一個三民主義的新國家起來！”
賽克特在典禮上冷冰冰地說：“我們的鬥爭隻有兩種結局：不是敵人踏著我們的屍體過去，就是我們踩著敵人的屍體過去。”
兩個月後，三期訓練團都告結束，訓練了七千五百名軍官，把蔣係參加第五次“圍剿”部隊的排以上軍官都輪訓了一遍。
另外，蔣介石為了適應山地作戰，將部隊進行了改編，取消了旅指揮階層，又在南昌、武昌、洛陽等地設立新兵訓練處，擬訓新兵兩百個團，以保持“圍剿”主力軍的總兵力不減。同時，財政部長宋子文周遊歐美幾國，為第五次“圍剿”籌措了近一億美元的經費。
毋庸諱言，經過這麼一係列精心準備後，國民黨軍的戰鬥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特別是實行堡壘政策後，紅軍反“圍剿”作戰的困難加重了。
蔣介石為第五次“圍剿”而處心積慮地做準備，戰雲在蘇區上空越聚越濃……
深諳用兵之道、富有反“圍剿”經驗的毛澤東身居政府主席崗位，下農村、搞查田，從事的工作大體不離經濟。
1933年8月，毛澤東在一次經濟建設大會上指出：“我們要猛力開展經濟建設運動，要把經濟建設這個任務看成為粉碎五次‘圍剿’的最基本的條件之一，供給革命戰爭一個必不可缺少的物質上的條件。”
在中共和紅軍高層的權力重新分配中走上核心領導頂尖地位的博古等人，都不懂得軍事。王明和博古早就商量了一個辦法：請共產國際給中國派駐一個軍事顧問團。讓國際派的軍事顧問團掌握軍隊，自己控製顧問團，也就把軍隊掌握住了。
共產國際任命曼弗雷德·施特恩將軍為駐中國的軍事總顧問。剛從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的奧托·布勞恩，也就是後來在中共黨史上留了大名的李德被共產國際派到了施特恩將軍手下。施特恩將軍因故未能來華，李德於1932年夏秋之交到了中國。
李德，1900年9月出生於德國慕尼黑附近的伊斯漫尼格，小時候在孤兒院度過。這一段經曆為他的孤傲、暴躁的性格打下了基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十四歲的李德應征入伍，隨奧匈帝國的部隊出征作戰。兩年後，李德在德俄戰爭中被俘，被送往寒冷的西伯利亞。十月革命爆發後，李德加入了蘇俄紅軍。1918年秋，李德回國加入了德國共產黨，參加過慕尼黑的街壘戰。1926年9月，李德被捕，被囚於莫阿比特監獄。十八個月後，李德越獄，秘密逃往蘇聯。1929年春，入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
李德不高的軍銜和傳奇的曆史，很合王明和博古的心意。如果施特恩將軍來了，還真不太好辦呢！
後來，李德在《中國紀事》中披露了他到中央蘇區的原因：“博古和洛甫動身前，要求尤爾特同誌將我也派到蘇區去，尤爾特問我對此有何意見，我表示同意去蘇區，但提出一個條件，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出一個相應的指示。尤爾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發了幾封電報。1933年春天，他們得到了肯定的答複，大意是：我作為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受支配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沒有得到。由於技術上的原因，我的行期推遲到秋天。”
由此可以看出，李德入蘇區，並不是博古等人在大敵進攻時搞出的急就章。
李德的到來，增強了博古、項英控製部隊的能力。李德後來回憶說：“當天晚上我們還規劃了一下我的工作範圍，我們一致同意，由我主管軍事戰略、戰役戰術領導、訓練以及部隊和後勤的組織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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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稱李德的到來是“及時雨”，急不可待地把紅軍的領導權和指揮權交給了這個軍事才能還是未知數的德國人。對軍事基本上一竅不通的博古，在麵對周恩來、朱德這些軍事行家時，亟需一個像李德這樣一個幫手，僅憑他“共產國際派員”的身份就很有用。
蔣介石完成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的部署工作時，紅軍的指揮大權已經握在博古等人手中了。
9月中旬，蔣介石對這次作戰作出如下部署：以駐贛、粵、閩、湘、鄂各省部隊分編為北路、南路和西路軍。北路軍下轄三路軍，共三十三個師另三個旅，為“圍剿”主力軍，以顧祝同為總司令，蔣鼎文為前線總指揮。北路軍的編成和任務是：以第二十七、二十六、九十二、九十三師四個師、騎兵第一旅編為第一路軍，由顧祝同兼總指揮，配置於新淦、吉水、永豐、樂安、宜黃地區，構築碉堡封鎖線，逐步向中央蘇區推進，並阻止紅軍向贛北前進；以第四、十、八十三、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師六個師編為第二路軍，由蔣鼎文兼總指揮，湯恩伯為副總指揮，配置於崇仁、騰橋、金溪地區，構築碉堡封鎖線，逐步向中央蘇區推進，並阻止紅軍進入贛東北；以第十一、十四、六十七、九十四、九十八、三、九、五十九、九十、九十九、五、六、七十九、九個六、四十三、九十七、二十四、八師十八個師編為第三路軍，由陳誠任總指揮、薛嶽為副總指揮，在第一、第二路軍的配合下，依托碉堡向廣昌方向推進，尋求紅一方麵軍主力決戰；第二十三、二十八師歸北路軍總司令部直接指揮，扼守贛江西岸的吉安、泰和等地，配合西路軍封鎖贛江，阻止紅軍主力西進；第十三、三十六、八十五師三個師為總預備隊。南路軍轄粵軍十一個師又一個旅，以陳濟棠為總司令，築碉堡扼守武平、安遠、贛縣、上猶地區，阻止紅軍向南發展，並逐步向會昌地區推進，配合北路軍作戰。東路軍轄第十九路軍等部六個師又兩個旅，扼守閩西和閩西北地區，阻止紅軍向東發展，配合北路軍作戰。另以五個空軍轟炸機大隊配置於南昌、撫州、南城等地，配合地麵部隊作戰。西路軍轄湘軍九個師又三個旅，“圍剿”湘贛湘鄂贛蘇區，並相機東進，阻止紅軍向贛江以西地區機動。
此時，紅軍東方軍正在彭德懷、滕代遠指揮下按照博古、項英的指示在閩北作戰。
9月3日，東方軍奇襲要道碼頭得手，繳獲汽車兩輛、汽輪八艘、子彈四船，食鹽三萬餘公斤。
9月5日開始，東方軍主力圍困將樂、順昌，佯攻南平，待機打援。
到9月18日，東方軍仍未攻克將樂、順昌，與守敵形成相持局麵，已成強弩之末之勢，所處位置距國民黨軍要攻擊的第一個目標黎川有近三百公裏。
此時，紅軍中央軍集結在洛口東北地區，距黎川近兩百公裏。
9月25日，國民黨北路軍三路八縱隊第五、第六、第九十六三個師在周渾元的指揮下，由南城出發，向黎川進攻，奏響了第五次“圍剿”的序曲。
這時，黎川紅軍隻有閩贛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蕭勁光和他手下一個七十餘人的教導隊。
蕭勁光這時為難了。前一段，中革軍委三令五申要死守黎川。沒有兵，怎麼守城？為此，蕭勁光曾建議紅軍主力及早集結於黎川東北的光澤、資溪一帶，從側翼打擊進攻黎川之敵。毛澤東也主張應放棄黎川，誘敵深入到建寧、泰寧地區，集中紅軍主力，在運動中消滅敵人。
博古、項英、李德對這兩個建議都未予理睬。恰在這時，敵人首先攻黎川了。蕭勁光一麵電報敵人行動，一麵請求放棄黎川。
博古、李德、項英一聽敵人三個師攻向黎川，這才感覺到形勢嚴峻，於9月26日電示周恩來、朱德：立即結束東方戰線，集中泰寧，出其西北地帶，消滅進逼黎川之敵，拒國民黨軍於蘇區之外。27日，再倉促命令彭德懷率東方軍迅速從將樂、順昌北上泰寧，先消滅進逼黎川之敵，進而會合中央軍，全力與敵在撫河會戰。
紅軍兩隻拳頭畢竟離黎川太遠了，縱長有長毛腿，一天也無法跑兩百公裏。蕭勁光一看黎川根本無法守，率七十餘人於27日夜撤出黎川。28日，國民黨軍占領黎川。
蕭勁光這一決定，差點招致殺身之禍。在博古、李德等人看來，蕭勁光此舉實在是“喪權辱國”。全蘇區不過轄三十個縣，蕭勁光丟失一縣，這不是彌天大罪嗎？火燒眉毛之際，他們暫時沒有管這件事，隻是一個勁地催逼周恩來、朱德恢複黎川。
周恩來、朱德在東進途中，已判斷出敵人已開始大規模進攻蘇區了。路上，他們就方麵軍新的作戰部署連電中革軍委和中共中央局，提出：紅軍必須以極大機動性處置當前戰鬥，正麵迎敵或強攻黎川都處不利，應待東方軍集中後，以一部佯攻黎川，吸引該敵，主力突擊敵之側背，以調動敵於運動中給以各個消滅。
博古、項英哪裏能聽得進去？蘇維埃共和國已成立兩年了，敵人入侵，事關國家存亡，這種大是大非問題，豈可等閑視之！
9月28日晚，在得到黎川失守消息後，中革軍委直接電令東方軍：命你部第三師兩個團，第十五師一個團及軍團教導營，迅速趕到黎川以南地區，阻敵南下，爾後集中第四、五、六、十三、十五、十九師進攻硝石、資溪橋、黎川之敵。又電令中央軍：你部第一、第二、第十四師，速由永豐、樂安等地東移，攻擊和牽製南城、南豐、宜黃之間開進的國民黨軍，以保障東方軍行動。
9月29日，彭德懷、滕代遠按博古、項英指示，率部由福建北上，兼程疾進，於10月4日和五軍團彙合在泰寧地區。博古、李德也不管東方軍此時亟需休整的現實，當晚就嚴令東方軍向黎川以北硝石地區前進。10月5日，東方軍不顧疲勞又出發了。
這時，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發生了。
因為東方軍回師時仍以急行軍方式，這就出乎國民黨軍方的預料。在他們看來，彭德懷部投入黎川戰場，應該在雙十節以後，因此他們就依照這一判斷進行部署調整。
10月6日，國民黨軍第六師三個團在飛鳶突然和東方軍先頭第四師遭遇了。經過激戰，紅軍擊潰敵人兩個團。是日晚，國民黨軍兩個團星夜馳援洵口。7日晨，這兩個團被紅軍阻擊、包圍於白沙地區。經過四個多小時激戰，東方軍把敵人兩個團大半消滅。
這一次不期而遇的遭遇戰，紅軍竟俘敵一千多名！
這一勝利讓博古等人在瑞金興奮得徹夜不眠，第二天就向東方軍下達了強攻硝石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