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責抗擊這路敵軍西進的，是紅一軍團、紅九軍團和二十四師，統一由林彪、聶榮臻指揮。
東方集團決定采取誘敵深入的方針，在溫坊地區求殲該敵，完成阻敵西進的任務。他們之所以敢采取毛澤東的打法，還有個原因是有朱德在瑞金為他們撐腰。
因情勢越發危急，沉默了很久的朱德終於暴發了。他對博古和李德說：“敵人分幾路襲來，全由你們指揮，你們也太勞累了吧？我好歹是個軍委主席，總該負起一定的戰爭責任。東線戰事由我負全責，出了問題我上軍事法庭。這樣，你們也好集中精力指揮北線作戰。”博古、李德見局勢已非，也巴不得此時有人站出來幫他們承擔一些責任。這樣，朱德就取得了對東線戰爭的指導權。
林彪、聶榮臻早把目光盯在溫坊這個地方了。溫坊是李延年等部由朋口進占汀州的必經之地，距朋口十公裏，沿途均是穀地，兩側高山連綿，村落附近較平坦，南北又係山地，可以隱蔽大部隊。
8月26日，朱德得悉李延年縱隊定於30號集中朋口、壁州，準備向河田、汀州進攻後，親自撰寫這樣一份電令：“一軍團並十五師會同第二十四師，在朋口以西地域抗擊李縱隊，並以九軍團為預備隊。”
林彪、聶榮臻接到電報，十分驚訝又喜出望外。博古、李德取得軍事指揮權後，下發各種命令，都以朱德名義，所以這份仍署朱德大名的電報，並不能證實是朱德親筆。林、聶驚訝的是，這份電報一反往日電報的那種瑣碎、細致、刻板、無變，隻是給了一個作戰地域，他們感到喜出望外，是因為這一仗可以想怎麼打就怎麼打了，可以真正打出自己的風格和水平。
聶榮臻興奮地說：“把他們誘進來打，沒想到真能好好用一用這個天然戰場。敵人這次是堡壘式滾動推進，要是換成長驅直入，吃它一個師，一點問題也沒有。我們應派一個師到豬鬃嶺、肖坊、橋下一線迅速構築工事，誘敵深入。”
林彪笑著道：“讓二十四師偽裝成地方部隊去誘敵，衣服穿雜一些，不要把敵人嚇跑了。一、九軍團四個師迅速從安砂、寧化地區出發，秘密南進，29日前在南山、大田屋、童坊一帶隱蔽集結，等候李延年。我們的指揮位置放在溫坊之西鬆毛嶺。”
聶榮臻點頭道：“就這麼下命令吧。”
8月30日，李延年令三十六師守備連城，集中第三、第九、第八十三師準備經溫坊向汀州前進。
林彪、聶榮臻見敵已到朋口，又令負責誘敵的二十四師主力撤出同紅二師組成左翼突擊隊隱蔽集結於八前亭和橋下之間地區；紅一師為右翼截擊隊，隱蔽集結於上莒溪附近；紅九軍團為左翼截擊隊，隱蔽集結於鄧坊、肖坊之線。30日夜，紅軍各部秘密進入各指定集結位置。
因誘敵前進的紅二十四師經過偽裝，國民黨軍誤以為汀州以東地區已無紅軍主力，膽子頓時壯了許多。加之幾個月來重複著堡壘滾動的戰法，部隊已感乏味，急躁情緒日濃。第三師師長李玉堂突然改變每日隻前進三五裏的原定計劃，令第八旅進占溫坊地區。
8月31日晨，少將旅長許永相親率三個團約四千人由朋口出發西進。此次他們行進速度很快，中午就趕到了溫坊地區，已遠離其原堡壘區和主力部隊。
林彪得到報告後，也不再和聶榮臻商量，當即道：“令二十四師迅速、隱蔽迂回至洋坊尾、馬古頭之間，切斷敵人歸路，並攻敵右翼。九軍團絕對輕裝出發，速經大坪壩、吳家坊向曹坊攻擊前進，保障二十四師左翼安全，並協助攻敵。一師二團插至八前亭、洋貝，切斷曹坊、溫坊間敵人的聯係，並護二十四師右翼。一軍團主力由西、南兩麵向溫坊之敵攻擊。”
聶榮臻道：“路是多走了一些，可能把敵人抓住吃掉，這點道理他們為什麼就不懂呢？”
31日晚9時，紅軍以絕對優勢兵力將敵許永相第八旅包圍於溫坊地區。次日拂曉，國民黨第八旅已不複存在，近四千人被殲於溫坊，隻有旅長許永相帶幾百人脫逃。
蔣介石當晚看到戰報，十分懊惱，生怕此戰會引出連鎖反應，當即道：“這個許旅長還有臉苟活於世？令蔣鼎文把他斃了。李玉堂這個中將師長是怎麼當的？著令降為上校，帶一個團戴罪立功。”
蔣鼎文遭此大敗，又接委員長嚴令，大為震驚，急令第九師並指揮第三師餘部為主攻部隊，第八十三師為預備隊，向溫坊反撲。
9月3日晨，敵第九師先頭部隊第五十團已進至溫坊，其餘部隊迅速跟進。
林彪、聶榮臻一看敵五十團位置突出，殺心又起，即布置對敵五十團進行圍殲。激戰至當日16時，殲敵五十團大部。在敵後續部隊趕來後，紅軍撤出戰鬥。
溫坊兩戰，紅軍僅以七百人的傷亡代價，斃傷敵兩千多，俘敵兩千五百餘，繳獲大量物品，其中有西藥十一擔。林彪、聶榮臻在給軍委的報告中不無得意地寫道：“苦戰一年，此役頗可補充。”
然而，溫坊的局部勝利，隻是延緩了敵東路軍的推進，無法改變全局的被動局麵。
4
日後，毛澤東在《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中，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原因，作了這樣一番精辟的分析：
起勁地反對“遊擊主義”的同誌們說：誘敵深入是不對的，放棄了許多地方。過去雖然打過勝仗，然而現在不是已經和過去不同了嗎？……現在我們的國家已經成立了，我們的紅軍已正規化了。我們和蔣介石的作戰是國家和國家作戰，大軍和大軍作戰。曆史不應重複，“遊擊主義”的東西是應該全部拋棄的了。新的原則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過去的東西是遊擊隊在山裏產生的，而山裏是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新原則和這相反：“以一當十，以十當百，勇猛果敢，乘勝直追”，“全線出擊”，“奪取中心城市”，“兩個拳頭打人”。敵人進攻時，對付的辦法是“禦敵於國門之外”，“先發製人”，“不打爛壇壇罐罐”，“不喪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道路的決戰”；是短促突擊，是堡壘戰，是消耗戰，是“持久戰”；是大後方主義，是絕對的集中指揮；最後，則是大規模搬家。並且，誰不承認這些，就給以懲辦，加之以機會主義的頭銜，如此等等。
無疑地，這全部的理論和實際都是錯了的。這是主觀主義。這是環境順利時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狂熱和革命急性病的表觀；環境困難時，則依照情況的變化依次變為拚命主義、保守主義和逃跑主義。
對於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為數極多的消耗戰，毛澤東生動而尖銳地分析說：
“拚消耗”的主張，對於中國紅軍來說是不適時宜的。“比寶”不是龍王向龍王比，而是乞丐向龍王比，未免滑稽。
睡眠和休息喪失了時間，卻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麼蠢人，不知此理，拒絕睡覺，他明天就沒有精神了，這是蝕本生意。我們在敵人第五次“圍剿”時期的蝕本正因為這一點。
驛前失守後，“保守主義”也保不住了，博古、李德便開始琢磨“逃跑主義”了。
毛澤東得到驛前失守的消息後，再次向中央建議：紅軍主力向湖南中部前進，調動敵人至湖南，在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戰機，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爭取粉碎敵人的“圍剿”，恢複中央蘇區。
博古、李德再一次拒絕了毛澤東的建議。
毛澤東無可奈何，又對戰局放心不下，就向中央提出到於都視察。9月中旬，毛澤東帶著秘書和警衛員抵達於都。
從9月8日起，中革軍委才開始部署戰略轉移。為了在突圍西進時減少阻力，致函陳濟棠，表示願意和粵軍舉行秘密談判。
9月26日，國民黨“圍剿”軍主力同時向石城、興國、古龍岡、長汀發起攻擊，南路軍也在向會昌逼近，局勢急劇惡化了。
9月29日，《紅色中華》報發表了《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的署名社論。社論中含含糊糊地說：“為了保衛蘇區，粉碎五次‘圍剿’，我們在蘇區內部求得同敵人的主力決戰，然而為了同樣的目的，我們分出我們主力的一部分深入敵人的遠後方。在那裏發動廣大的群眾鬥爭，開展遊擊戰爭，解除敵人的武裝，創造新的紅軍主力與新的蘇區……我們有時在敵人優勢兵力的壓迫之下，不能不暫時地放棄某些蘇區與城市，縮短戰線，集中力量，求得戰術上的優勢，以爭取決戰的勝利。”
走與不走似在兩可間，走多少也不清楚，走到哪裏更不明白。這就是日後被史學家考證出的實行戰略轉移的第一公開信號。
準備是已經在準備了，按照博古、李德、周恩來“三人團”的計劃，是準備在10月底或11月初沿六軍團行動路線，到湘鄂西去。時間尚早，這個秘密當然還要繼續保下去。
10月5口，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全權談判代表潘漢年、何長工帶著朱德和周恩來的親筆信趕到尋鄔與陳濟棠的代表楊幼敏、宗盛進行談判，雙方達成了就地停戰、互通情報、解除封鎖、互相通商和必要時可互相借道等五項協議。這樣，紅軍轉移的通道也具備了。
第二天晚上，一份驚人的電報擺在博古、李德、周恩來“三人團”麵前：石城失守，國民黨軍擬於14日總攻瑞金、於都。
博古、李德頓失方寸，匆忙中作出了從10號開始轉移的決定。軍史載：“這時，國民黨軍的行動仍十分謹慎，不敢長驅直入。但是‘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對於石城之失驚慌失措，他們沒有足夠的膽略利用敵人暫時不敢冒進的時機，對部隊進行必要的動員教育，然後突破其包圍圈，尋機作戰”，“而是被敵人的氣勢洶洶所嚇倒，勿忙決定退出中央蘇區，向湘西實行戰略轉移。在轉移中，他們又實行逃跑主義，致使紅軍又遭受嚴重的損失。”
也就是說，毛澤東在於都接到準備轉移的秘密通知不會早於10月7日。接到通知後，毛澤東約在10月8日或9日趕回瑞金。
“三人團”不但同意了毛澤東隨軍行動，而且也同意了已有身孕的毛澤東夫人賀子珍隨軍行動。
在這種決定黨、紅軍、蘇區和每個人命運的轉折關頭，鬥爭更加白熱化。我們再來讀一節《毛澤東年譜》的記載吧：在轉移出發前，得知張聞天對中央最高“三人團”將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等政治局成員分散到各軍團去有意見，立即向中央提議，轉移時將他們安排在一起，“三人團”采納了這個意見。當時張聞天對秦邦憲“左”傾錯誤不滿，在同毛澤東閑談時說出來了。從此，張聞天同毛澤東接近起來。《張聞天傳》是這樣披露中共黨史上這一節重要史實的：“博、洛矛盾”的發展導致張聞天在組織上也受到排擠。張聞天是直到長征快要出發之前，才從閩贛回到瑞金的。這時，長征前的一切準備工作都已由最高“三人團”決定。張聞天感覺到自己“已經處於無權的地位”，“心裏很不滿意”。毛澤東從於都回到瑞金比張聞天還要晚。他當時在黨內的境遇更差。張聞天此時的感受，在毛澤東的心裏已經是鬱積多年了。眼看反“圍剿”戰爭失利，不得不離開這塊血汗澆灌的紅色國土，他們心中都有抑鬱、憤懣之情。出發前有一天，張聞天同毛澤東坐在“雲山古寺”前黃槲樹下的石凳子上聊起天來。張聞天把心中的不快全都向毛澤東談了出來，張、毛之間這次坦誠談心，使他們的接近與合作，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綜合這兩書的記錄可以確定，這次改變中國現代史的重要談話，是1934年10月9日至11日之間某一天的某一刻進行的，談話的由頭就是因為“三人團”把他們分散到了各個軍團。可以肯定的是，這次談話就是日後李德指責的“擔架上的陰謀”的起點。
《張聞天傳》寫道：“踏上突圍西征途程的時候，毛澤東邀張聞天、王稼祥一路行軍，一起宿營，張聞天立即欣然同意”。“中央隊裏，最高‘三人團’成員忙著指揮戰事，把他們三個人放在一邊。長征開始時的這種特定環境，給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三人提供了經常在一起交換意見的機會。”
紅軍的希望，毛澤東重新崛起的希望，便在這個“三人團”裏萌動了。
10月10日晚，紅軍八萬六千人，開始從瑞金等地出發，被迫實行戰略大轉移。
10月18日晚，毛澤東帶著警衛班離開於都城，踏上長征的路途。
10月25日晚，毛澤東在走出中央蘇區時深有感慨地說：“從現在起，我們就走出中央蘇區啦。”
中央紅軍主力轉移後，中央蘇區不久被敵人全部占領。中央蘇區人民和中央紅軍苦戰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圍剿”徹底失敗了。
中央蘇區好比是中國革命孕育出的長子，1934年的隆冬，這個長子夭折了。再養一個？容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