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軍藝之後，我回到濟南的老單位當了專業創作員，新上任的首長喜歡寫東西的人，軍藝還沒畢業就要給我下達創作員命令。本來有留京的想法，這時反而不好意思了，乖乖回到濟南。我可能是同學中第一個成為所謂專業作家的，當時二十九歲，常年不用上班，懶覺隨便睡，軍裝很少穿，自在得很。
二〇〇六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調到北京解放軍總裝備部，還是搞專業創作，但心氣兒已不比當年。
這些年裏，我感覺中國的文學創作一直在走下坡路，文學創作的社會氛圍和關注度，越來越走低，文學創作漸漸成為一種“孤獨的行走”，加上不正之風對文壇的侵蝕，這個江湖泥沙俱下，讓人愈發失望。
就全世界而言，文學（主要指小說）最鼎盛的時代，是十八、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初趕上了一個尾巴。世界公認的偉大作家及其作品，很多出於那個曆史階段。人類在經過了幾千年的文化積累之後，終於把小說這個藝術門類推向了巔峰。試想，如果那時候就有電影、電視、互聯網等大眾媒體工具，可能文學的那個巔峰，也沒有現在那麼高，畢竟那時候的人除了讀書，幾乎沒有別的娛樂。是讀者造就了作家，造就了作品，如果沒人讀書，你還有興趣寫嗎？
時代發展得太快了，科技的進步、社會的穩定、生活的富足，帶來了多元化的娛樂享受。這對文學也許不是好事呢。
戰爭、苦難、劇烈的社會動蕩是孕育偉大作家和偉大作品的肥沃土壤，而今歌舞升平的時代，則是影視等多媒體的盛宴。生活安逸，吃飽喝足之後，大人們可能會有點懷舊，小孩子則去追星，這些都可以在電視劇、電影和演唱會上尋找到，誰還會靜下心來讀一篇小說？沒有了讀者，作家就會感到受冷遇，而同時，安逸優越的生活，也使一些作家沒有了切膚之痛，失去了寫作動力；遠離底層的生活，缺少深刻的批判意識，更使作家們的作品顯得蒼白無力。不僅中國，全世界的文壇都是如此。這些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水平也是下降得厲害，照這樣下去，這個獎也該取消了，不如變成諾貝爾電影獎。
說到底，這個時代，已經不是文學的時代，經濟學裏有朝陽行業和夕陽行業，文學應該屬於夕陽行業。小說某種程度上已經像京劇票友那樣，成為一種小群體的自戀行為。
我說這些，這不是說自己走錯了路？女怕嫁錯郎，男怕選錯行。是不是後悔了？
不是的。走上這條路，非但沒後悔，反而感到慶幸，像我這樣的家庭背景、成長氛圍，走這條路似乎是最好的選擇了，已經很幸運了。寫作陪伴我度過了風華正茂的年代，還會伴我度過青春凋零的未來歲月。這中間大約有十年時間，很慚愧，我沒有寫過一篇小說，主要是參與了一些影視劇的寫作。有的是上麵派的任務，不得不幹；有的是為了改善生計，不得已而為之。酸甜苦辣，個中滋味，難以言表。後來我發現，中國的有些電影、電視劇，胡編亂造得太過分，很多連故事都編不圓，參與影視創作的興趣便突然淡下來。從二〇一四年起，重回小說創作，寫了長篇小說《一座營盤》，以及收在這個集子裏的《天佑》《秋蓮》等作品。
如此，我視自己為“浪子回頭”，“不忘初心”。做一個小說票友，自娛自樂，不為獲獎，不為發財，以文會友，也是一種境界吧！
走上這條路，是命中注定。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何處是歸宿，文學複文學；何處是歸期，老命嗚呼時。隻要一息尚在，就得努力啊，不然，還能幹什麼呢？
二〇一七年四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