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〇年，命運終於眷顧了我，我中榜了。但在填報誌願時，犯起了躊躇。當時有兩個選擇：一是留在省內讀地方學校，二是到長春的一所空軍的軍校。上地方學校，要交學費；上軍校，不但學雜費全免，而且還發服裝。因為對越自衛反擊戰剛剛打過不久，戰爭陰雲尚在，此時參軍，是要有一點“冒險”精神的。父親是個文盲，害怕戰爭，不想讓我從軍，而且信奉“千好萬好，不如兒子在身邊好”，不支持我上軍校。因為我知道家裏的難處，實在是想為家裏省點錢，所以，盡管心裏有點打鼓，盡管也害怕上戰場，但我還是硬著頭皮填報了軍校。我安慰父母親說：我當的是空軍，幹的是地勤，一般打仗，都是陸軍先上，我們在後方修飛機，沒什麼事，不用怕。
到了長春的軍校不久，我就慶幸自己走對了路。不為別的，就因為學校圖書館閱覽室裏有讀不完的長篇小說和文學雜誌，我在那裏，讀到了徐懷中的《西線軼事》等一批南線戰爭題材的中短篇小說，讀罷這些作品，非但不害怕戰爭了，反倒渴望到戰場上去一試身手。
這不就是文學的力量嗎？
讀軍校的那幾年，一有空就鑽閱覽室，就因為這個，我沒有養成任何體育方麵的愛好，不會打任何球，不會任何棋牌，隻會散步跑步，說起來就是個書呆子。軍校畢業，我來到山東濰坊，那兒有一座機場。大約從一九八四年秋天起，我開始正式寫作。七八個人住一大間宿舍，沒有桌子，白天要上機場工作，即使不去機場，屋裏人多也很亂，沒法寫，晚上九點半就要熄燈，我寫作的時間就是熄燈之後，我靠在床頭，把一個大本子放在腿上，在別人的呼嚕聲中，摸索著往上寫，第二天一看，常常是幾行寫到了一塊。有時還怕別人發現，說自己不務正業，就得偷偷摸摸地寫。熄燈後閉眼寫作的時間持續了一年左右，寫了十幾萬字的東西，都工工整整地抄在了方格稿紙上，投給了報紙雜誌，皆被退回或無聲無息。盡管沒發表一個字，但我愛好寫作的名聲還是傳出去了。一九八五年，師宣傳科急需新聞幹事，有人推薦了我，政治部一位領導派人把我的部分手稿拿去讀了幾篇，沒見過我的麵就決定調我，理由是，這麼長的文章都能寫，寫豆腐塊大小的新聞稿還不是小菜一碟？就這樣，年僅二十一歲的我直接從基層連隊調到師機關工作。這是我第一次沾文學的光。
沾光的事，接二連三地來到。一九八八年，因為我“能寫，文筆好”，濟南的上級機關給我發來了調令，我要到大機關工作了。而能夠到省城濟南工作，是我在那之前最大的心願。有點順了，就有點得意忘形，文人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憤世嫉俗、口無遮攔，喜歡在人前對時局發表看法，機關首長認為我不夠成熟，需要下連鍛煉。當時我剛結婚，正等著在機關分房子，如此一去，雞飛蛋打，尤其是到連隊工作，睜眼忙到黑，我哪還有時間寫作？而且一個從上級機關被貶下來的人，再回機關就難了，說不定過幾年就轉業了。因此我非常不願意，非常難過，非常恐懼，就此迎來了我一生的頭一個低穀。
吃過虧，很快又沾了光。還是因為我“能寫”，訓練團領導決定，我的命令下到連隊，人不下去，留在團政治處寫材料。這就為我贏得了寶貴的喘息之機，似乎是為了賭口氣，我發憤寫作，很快寫出了《美麗家園》《一縷清香》《班長老鄧》三個短篇，發表在一九九一年第三期《解放軍文藝》頭條位置，又分別被《新華文摘》和《人民文學》剛開設的“佳作選載”欄目轉載，不久還得了《人民文學》的一個獎。正是這幾篇小說，使我獲得了一種寶貴的自信，更拉近了我與文學的距離。
緊接著我又沾了一個最大的光：上軍藝文學係。如果我不遭此挫折，一九九一年肯定得不到上軍藝的機會，因為原單位領導絕對不會放我上學，人家指望我寫材料呢。說起來這真是因禍得福，命運為我關上一扇窗，卻又為我打開了一扇門。這都是文學帶給我的造化呢！
兩年軍藝生活，是輕鬆的、快樂的。
後來反思自己，上軍藝的兩年最大的一個失誤，就是在汲取有效營養的同時，有點偏愛所謂的先鋒文學，光想著在敘述和語言上玩點花樣，大段的心理描寫，沉悶乏味，讀起來費勁，而沒有好好地學學怎樣講故事，對題材也不講究，想寫什麼就寫什麼，如此一來，可讀性大打折扣。有一次我和魯迅文學院高研班的一位同學聊天，他說，當時所謂的先鋒文學害了一大批年輕的初學寫作者，隻有餘華、蘇童、格非等幾個人沾了光，出了名，《收獲》雜誌越是影響大，越是誤人。我想，那時候是自己創作欲望最強，狀態和身體也最好的時候，如果那時候不去追風，而是好好地講故事，多讀一點魯迅、契訶夫、莫泊桑、托爾斯泰的書，以及中國古典文學，而不去模仿那些根本不適合中國國情的南美作家，在題材的挖掘上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多下點功夫，或許可以寫出更好的作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