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是前提。曾國藩所說的“誠”就是“老老實實，推誠相見，和他平情說理”，因為“我現在既沒有實在力量，任你如何虛強做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 “誠”的含義就是“忠信篤敬”。
“信”是核心。他為籌備外國修約事宜，向朝廷陳述已見說： “臣愚以為與外國交際，最重信義，尤貴果決。”他與友人信中也說：“鄙人嚐論，與洋人交際，首先貴一‘信’字，信者，不偽不誇之謂也。
曾國藩的“信”有兩方麵的含義：一是信守已經簽訂的條約，把列強限製在條約許可的範圍內，抑製其貪而無厭的要求；二是講“恩信”或“威信”，從自身的道德完善中獲取自信、自立和自強的力量。他說：“自古善馭外國或稱恩信，或稱威信，總不出一信字．．．．．．既已講好通和，凡事公平照拂，不使遠人吃虧，此恩信也。至於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強，不在裝模做樣。臨難有不可屈擾之節，臨財有不可點染之嫌，此威信也。曾國藩的“信”並非要人們順從侵略，而是切忌“裝模做樣”，要反觀自身的弱點，完善自己，達到自立自強，這樣才有“信”可言。
“爭”是手段。曾國藩崇尚“自強”“自立”，他在對外交涉時有抗拒力爭的一麵，李鴻章稱其在一些“虛儀”的爭執上有讓步，而在關係到國民生計的問題上則不含糊。他說：“其爭彼我之虛儀者許之，其奪吾民之生計者勿許。”這就是說，原來力爭保全的中華帝國的虛假威儀可以放棄，但對於國計民生的事項，則不得討價還價。這是他處理對外關係的底線。
“和”是目的。曾國藩的“和戎”和“製夷”思想是並存的，現在的“和戎”是為了將來的“製夷”。他感歎地說：“承示馭夷之法，以羈縻為上。誠為至理名言。自宋以來，君子好詆和局，而輕言戰爭，至今清議未改此態。”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之後，他指出：“洋人方敦和好，暫可羈縻，若思深慮遠，當使兵力財力均能取勝於彼，庶幾可剛可柔。”這是頗有見地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曾國藩的“馭夷”思想開始成熟，他認為與洋人交際，“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篤敬’四字，對洋人要以誠相待，謹守條約，條約既訂，無奈之際，隻能設法不讓危害繼續擴大，應當維持現狀，爭取自立自強。”曾國藩說：“凡附強不附弱，人與萬物之情一也，中國與外夷之情一也。以自立為本，以推誠為用，當可漸為我用。”
二、李鴻章的影響
曾國藩以“誠”對待洋人的主意，對李鴻章產生了直接的影響。以後擔任清政府北洋大臣獨攬外交大權近三十年的李鴻章，對曾國藩上述這套思想是忠實地加以繼承的。
李鴻章在接任直隸總督時，向曾國藩請教外交秘訣。曾國藩見到李鴻章之後，就問道：“少荃，你現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緊要的關鍵之地。我們如今國勢消弱，列強們聯合起來算計我們，稍有錯誤，就會對大局造成損害。你和洋人交涉，打算作什麼主意呢?”李鴻章說：“學生也沒打什麼主意，我想與洋人交涉，不論怎樣，我隻同他打痞氣腔，用油腔滑調來對付他們。”曾國藩於是用五個手指捋著胡須，很長時間才說話： “哦，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試著打給我聽聽好嗎?”曾國藩又捋著胡須不放手，很久之後才盯著我說：“依我看來，還是用一個‘誠’字 為好。‘誠’字可感動一切事物，我想洋人也同樣具有這種人情。聖人說：‘忠信可以實 行於那些未被教化的少數民族。’這絕對不會錯。我們現在沒有實在的力量，盡管你如 何虛偽造作，洋人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管用的。不如老老實實，推誠相見，與洋人平情說理，如此雖不能占到便宜，也不會過於吃虧。無論如何，隻要我們講信用，腳踏實地，失誤也不至於太大，想來比痞子腔總靠得住一點。”
李鴻章聽後，覺得老師的話實在有道理，是顛撲不破的，心中頓時有了把握，急忙應聲說：“門生定遵奉老師訓示辦理。”後來，李鴻章曾經對曾國藩的孫女婿吳永說：天津教案後，由他接替曾國藩任直隸總督。當李鴻章向曾國藩請教如何處理外交時，曾國藩贈了他一個“誠字錦囊”。他覺得這個誠字錦囊“實在有理”，是“顛撲不破”的。並說，後來“ 辦理交涉不論英俄德法，我隻捧著這個錦囊，用一個誠字，同他相對，果然沒有差錯，且有很大收效的時候。古人謂一言可以終身行，真有此理”。誠信的要訣當然是根據對方的反應來。如果對方狡猾異常，就一定要謹慎行事。信守已經簽訂的條約，把列強的要求限製在條約許可的範圍以內，抑製其貪得無厭的要求，所以，曾國藩說：“顯違條約，輕棄諾言，而後為失信也。即纖悉之事，嚬笑之間，亦須有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