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以後，嘉慶年間有個怪人龔定庵，以狂聞名。康有為、梁啟超倡導中國思想，受他的影響很大。這個人才氣高，文章也非常好，而且那個時候他就留意到了國防。蒙古、滿洲邊疆，他都去了，而且他認為中國問題，都是邊疆問題，邊疆有漏洞，西北有俄羅斯，東是日本，將來一定出大問題。他也狂，作了一篇文章，講“才難”，說天下將要大亂，因為缺乏人才。文章罵得很厲害，說“朝無才臣，巷無才偷，澤無才盜”，連有才的偷盜都沒有了，因此他感歎那是一個人才的末法時代，過不了多少年，天下就要大亂。果然不出半個世紀，內憂外患接連而來。雖有個曾國藩從中打點，但天下仍是病重不能根治了。
疏懶態者，大多有才可恃，但因為眼光犀利，什麼東西一眼就能看穿本質，反而缺乏了行事的興趣和動力，顯得生疏懶惰。如果有某項事功確實打動了他的心，吸引了他，很容易著迷，深陷不出。因此這種人的成就看得見。
周旋態是文人中的佼佼者，不僅智商高，智慧深，而且靈巧機警，善於控製自己的感情，隨遇而安的本事很好，待人接物應付自如，遊刃有餘，不僅在書海中有遨遊的天才，也能在交際、官場中揮灑靈便，甚至有如神助。黑白，官商、文武都可找到自己的位置。解決問題能力強，適於獨擋一麵。如果周旋之中別有一股強悍雄健氣，則是難得的大人才。
其實，人身上以上四種特征都多少具備一些，但又以某一種為主要特征。從成才角度看，以上四種，各有所長，弱態之人，不媚俗迎眾；狂態之人，不嘩眾取寵；疏懶態的出於真性情；周旋態的舉止圓滑中不失中正剛健，都可以有所作為，而被曆史銘記。反之，則是敗器之人，不足為論。
四、觀察人的時態
時態與恒態相對直解為運動時的形態，時態與人的社會屬性，社會環境密切相關。人的活動，無不打上環境和時代的烙印。脫離時代與環境而獨立生活的人是不存在的。
古人並沒能提出“恒態”、“時態”的動靜結合方法，而《冰鑒》卻彌補了它們的不足。實際上，恒態與時態相結合的方法，有辯證法的成分，能有效地避免機械主義的錯誤，能幫助我們更好地識人。古人把時態分為三類：深險難近者、卑庸可恥者、婦人之仁者。
深險難近者正在交談之時，忽然隨便地把目光移往別處，這種情況表明，他心存別念，或者是心不在焉，沒有給對方足夠的重視，如無特殊原因，這種人缺乏誠意，不尊重對方，心懷他念。如果與這類人交流談心，那是找錯對象了。另一種可能是，談到一個話題時，他迅速地轉向了另一個話題。這種情態原因有兩個，一個是他是內傾式思維者，多關注個人內心世界，內心感情敏感而豐富，思維轉得快，但不依據、照應外界的情況變化；另一個原因是心有別念。前一種原於本性，不足為怪，後一種情況則不足與論情了。
大夥兒正談得高興，惟獨他一個人在旁邊冷嘲熱諷，無動於衷，或者是冷眼旁觀，不屑一顧。這種人，要麼是高人，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見旁人胡亂瞎侃，心中不舒服，本不想摻雜到當中去，卻又忍受不了他們亂講，因此在情態上有所表現；要麼就立馬走開，不予理睬。這種情況為情理中事，不足為奇。另一種情況則是沒來頭的冷嘲熱諷，自高於眾人，冷漠寡情，居心叵測，不值得深交。有的人天性如此，倒也不必多怪。
卑庸可恥者在他人的言論並不正確的時候，卻在一旁連連附和，高聲稱唱。如果不是存心這麼做，必定是個小人，胸無定見，意誌軟弱，隻知巴結奉迎、投機取巧。這種人不可信賴。
婦人之仁的表現各不相同，項王待人仁慈有禮，言語溫和，部下有人生了病，他會流著淚把自己的飲食分給他們。當手下的人有了功勞應當賜封爵位時，他卻把刻好了的印章拿在手裏，玩弄得磨去了棱角，卻舍不得給人家，這種行為，就是所謂的婦人之仁。但對欲成事功的人來說，應深引為戒，有項羽的前車之覆，後人深以為鑒。懷婦人之仁者，不足與之交談大事。
中國古代對人的性格氣質等都有所研究，但沒有形成完整統一的體係，多散見於各種著述之中。俗語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是不是一成不變呢？不是。曾國藩體情察意，明確認識到性情氣質不是固定永恒的，都是會有所變化的。更深一步說，作者已經明確認識到一個人的性格性情、人格情操、言談舉止，跟他的命運好壞沒有直接的對應關係，不會決定人的終身命運。驗之社會現實生活，可以發現，一個奸邪的小人卻能身居高官顯位，而一個正人君子卻功名難求；賢相良將常常過早身首異處，巨奸大猾往往能夠得享永年。“善有惡報”，“惡有善報”，屢見不鮮，不算什麼怪事，因為社會生活太複雜了，沒有固定不變的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