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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治兵語錄》的條目基本上都選自近代名將蔡鍔所編的《曾胡治兵語錄》。
《曾胡治兵語錄》輯錄於1911年，蔡鍔作序，每篇章後都寫有按語。書中的曾就是曾國藩，胡是胡林翼。胡林翼字貺生，號潤芝，湖南益陽人。其父原是嘉慶進士，十分推重程朱理學，因此胡林翼從小便受到理學的薰陶。他和曾國藩是同一時代的人。1854年他以道員銜率黔軍到湖北，與湘軍一道反攻武昌。兩年後升任湖北巡撫，全力支援曾國藩圍剿太平軍。
《曾胡治兵語錄》一書於1917年在上海印行，梁啟超為之作序，影響深遠。1919年，李根源又在廣州重印。蔣介石非常推崇《曾國藩兵書》，在他擔任黃埔軍校校長時，曾加以增補，並將該書定為教材。該書的兵法思想，對現代中國軍官、將領，以及現代戰爭史都具有極大的影響。
《曾國藩治兵語錄》，主要涉及軍事人才的選拔、選拔的標準，以及治軍打仗的一些原則。在曾國藩看來，好的將領必須具有“勤、恕、廉、明”的品德。同時，他主張“以禮治軍”，認為“帶勇之人，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禮”。他認為士兵的鬥誌和將領的謀略往往決定戰爭的勝負。他極為重視軍事訓練和紀律教育；在臨敵作戰方麵，他主張應扼守要地，鞏固後方，積極進攻，各個擊破；主張集中兵力，戒除浪戰。認為將領應身先士卒，軍事上主張紮硬寨、慎戰，同時也主張抓住戰機主動出擊，講奇正，重計謀。
一尊賢使能
【原文】
揀選將材，必求智略深遠之人，又須號令嚴明，能耐勞苦，三者兼全，乃為上選。
求人自輔（1），時時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難（2），往時在餘幕府（3）者，餘亦平等相看，不甚欽敬，洎（4）今思之，何可多得？弟當常以求才為危，共閭冗（5）者，雖至親密友，不宜久留，恐賢者不願共事一方也。
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為要。辦事之法，以五到為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作吏則親驗命盜案，親巡鄉裏（6），治軍則親巡營壘，親探賊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條理、小條理、始條理、終條理，理其緒而分之，又比其類而合之也。眼到者，注意看人，認真看公牘（7）也。手到者，於人之長短，事之關鍵，隨筆寫記，以備遺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囑也。
第一戒個驕宇，心根之際若有絲毫驕矜，則在下之營官必傲，士卒必惰（8），打仗必不得力矣。第二守個廉字，名位日尊，豈有怕窮之理？常使在下之將官多占些便益，士卒多沾些恩澤，則人人悅服。切不可處處打算，惹人談論。得了名，就顧不了利。莫作名利雙收之望，但重名揚萬古之誌。
【注釋】
（1）輔：輔助、幫助。
（2）至難：特別困難。
（3）幕府：古代軍隊中將帥辦公的地方。
（4）洎：到，及。
（5）閭冗：重要。
（6）鄉裏：鄉下。
（7）公牘：公文。
（8）惰：怠惰、散漫。
【譯文】
挑選將材，要找具有深遠智慧謀略的人，而且要號令嚴明，能耐勞苦，這三個條件都具備，就是最好的人選。
要求別人輔佐自己，時時刻刻不能忘記這些道理。獲得人才是非常困難的，過去有些人做我的幕僚，我隻是平等對待，對他們不是很欽敬，今天看來，這些人是多麼地不可多得。你應該常常把尋求人才作為重要的任務，至於那些無能之輩，即使是至親密友，也不應久留，這主要是擔心有才的人不願與他們共事。
擇取人才的方式，以有節操而沒有官氣、條理清晰而又不說大話為關鍵。辦事的關鍵是要做到“五到”，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所謂身到，就是作為官吏對命案、盜案必須親自勘驗，並親自到鄉村巡視；作為將官就必須親自巡視營地，親自察看敵情。心到，就是凡事都要仔細分析它的大條理、小條理、起初的條理和結束時的條理，既要理清它的頭緒而與其他事做一區別分析，又要歸納它的特點，類比近似的事理。眼到，就是要專心地觀察人、認真地讀公文。手到，就是對人的才能長短、事情的關鍵所在，動作筆記，以防止遺忘。口到，就是在命令人做事時雖然已有公文，仍要苦口叮囑。
為人將領第一要戒“驕”字，心裏如果有絲毫驕矜之氣，那麼他手下的營官必然傲氣十足，士兵怠惰，打仗不肯出力。第二要守“廉”，自己的地位一天比一天高，哪還有怕窮困的道理？要經常讓自己的手下將官多獲利，德澤也要施於眾將士，如此就會人人心悅誠服，千萬不要處處為自己打算，引發人們的議論。既然有了名，就無法再去顧及利，不要有名利雙收的奢望，但必須有名傳萬古的誌向。
【心得】
在這幾段語錄中，曾國藩論述選擇將才的原則。對他的這些觀點，蔡鍔是這樣評價的：“古人論將有五德，曰：智、信、仁、勇、嚴。說得非常精要，要求也特別高。西方人談論將領時，總要稱‘天才’。換句話說，將領需要天賦的智慧與勇敢。而曾國藩、胡林翼都主張作為將領必須要有良心和血性。真可謂中肯之論，同時也是他們獨到的看法。
“鹹豐、同治年間，太平軍攻陷東南十餘省，東南半壁，淪陷殆盡。兩公原本是一介書生，都是翰林出身，一個是清宦，一個是僚吏，對於統兵打仗，他們連做夢都沒有想過，他們平時所做的事，與行軍打仗沒有絲毫關係。隻因有良心血性，而使他們的才幹，發揮得淋漓盡致，軍功卓著，恩澤全國。他們的功勳、行事、言論，可與古今的名將相媲美，而且毫不遜色。
“這難道不是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嗎？假如他們二人與一般人並無二致，那麼，他們最多也不過做一名顯赫的官員，或者做一個小有名氣的作家，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湮滅，如何能夠從軍隊中奮起，平定國難，建立曠世奇功呢？
“以上各節，言辭大多十分沉痛，都是悲歎人心沉淪，誌節不振作。眼下，時局的險惡、禍患的劇烈程度，大概10倍於鹹豐、同治時期。我們身為軍人，若不確立宏大的誌向，以救國為目的，以為國捐軀為歸宿，就不足以救同胞出苦海，使國家走上正常發展的道路。我們必須把這顆赤誠之心，奉獻給九死一生的戰場，義無反顧，才可能於事有補。如果大家果真能下定決心，百折不撓，那麼千災百難皆可迎刃而解。假如我們這些做將校的人，都以居高官、受厚祿，安享榮華富貴為追求的目標，士兵則以獲取虛名和軍餉為追求的目標，那麼，曾、胡二人必定要痛哭於九泉之下了。”
的確，將才是在戰爭中取勝的重要基礎，曆史上因為擇人不當而造成戰爭失敗的例子不勝枚舉，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諸葛亮對馬謖的誤用。
馬謖是諸葛亮好友馬良的胞弟，史稱其人“才氣過人，好論軍計”，因而深受諸葛亮的賞識，讓他擔任參軍之職。馬謖剛開始時的確不負諸葛亮的倚重，在軍事上曾多有建樹，如提出“攻心為上”的建議，為諸葛亮“七擒孟獲”，順利平定蜀南，立下了重大功績。但他在戍守街亭時，卻犯了兵家之大忌。
蜀國街亭為漢中咽喉要地，諸葛亮派將駐守。馬謖請令，諸葛亮再三叮囑須靠山近水紮營，並令王平輔之。馬謖剛愎自用，違令，又不聽王平諫言，竟在山頂紮營，因而被魏將張邰所敗，街亭失守。馬謖不遵諸葛亮將令，失守街亭，與王平回營請罪。諸葛亮雖惜其才，但以軍法無私，揮淚斬之，並因己用人失當，上表自貶。
雖說馬謖才氣過人，但由於他缺乏實戰經驗，又不聽從諸葛亮的指揮，王平的諫言，終於造成了街亭慘敗。
正是基於對將才的器重，所以每到一地，曾國藩即廣為尋訪、延攬當地人才，如在江西、皖南、直隸等地他都曾四處求才。他的幕僚如王必達、程鴻詔、陳艾等人都是透過這種方法求得的。與撚軍作戰期間，曾國藩在其所出“告示”中特別列出“尋訪英賢”一條，以布告遠近：“本部堂久曆行間，求賢若渴，如有救時之策，出眾之技，均準來營自行呈明，察酌錄用。”“如有薦舉賢才者，除賞銀外，酌予保獎。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亂，生民或有蘇息之日。”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後，上《萬言書》，進幕府，並成為曾國藩興辦洋務的得力助手的。
在直隸總督任內，為廣加延訪，以改當地土風，曾國藩除專擬《勸學篇示直隸士子》一文廣為傳布外，還將人才“略分三科，令州縣舉報送省，其佳者以時接見，殷勤獎誘”。曾國藩與人談話、通信，總是殷勤地詢問其地、其軍、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發現，即千方百計調到自己身邊。他幕府中的不少幕僚都是透過朋友或幕僚推薦的。為了增強對人才的吸引力，避免因自己一時言行不慎或處事不當而失去有用之才，曾國藩力克用人唯親之弊；同時，自強自立，“不敢惡規諫之言，不敢懷偷安之念，不敢妒忌賢能，不能排斥異己，庶幾借此微誠，少補於拙”。從其一生的實踐看，基本上他做到了這一點。曾國藩周圍聚集了一大批各類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見，求才之誠，罕有其匹，事實證明其招攬與聚集人才的辦法是正確且有效的。
同時，曾國藩還非常注意人才的互相吸引，認為“得一而可得其餘”。他曾舉例說：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可得其餘”。蚨，即青蚨，是類似昆蟲的一種小動物。“生子必依草葉，大如蠶子。取其子，母即飛來，不以遠近……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塗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子錢，或先用母錢。皆複飛歸，輪轉無已。”“雉之有媒”，是說獵人馴養的家雉能招致野雉。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曾國藩以青蚨子母相依不離、家雉能招致野雉，比喻征求人才時須重人才互相吸引，使之結伴而來，收“得一可及其餘”之效。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裏馬”。自從唐代大文學家韓愈的《馬說》問世以來，時至今日，“伯樂”已成為關於發現並推薦人才的代名詞了。在曆史上許多薦賢舉能的故事中，三國時代吳國的闞澤推薦陸遜卻是極其難能可貴的，他的作為實際上難於曆代許許多多的“伯樂”。曾國藩幕中經人推薦的人才也很多。方宗誠、陳艾都是吳廷棟推薦的；吳汝祖是安徽人，是方宗誠推薦入幕的；趙烈文是周騰虎推薦的；李善蘭是郭嵩燾推薦入幕的；李善蘭又薦張文虎入幕；容周則是李善蘭、張斯桂、趙烈文二人推薦的。
對人才的廣泛搜羅和耐心陶鑄，是曾國藩能夠成其“事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李鴻章作《曾文正公神道碑》，稱譽他“持己所學，陶鑄群倫。雍培浸灌，為國得人。……知人之鑒，並世天倫。”曾國藩確有謀國之忠與知人之明。後來，薛福成評述道：“自古多事之秋，無不以賢才之眾寡，判功效之廣狹。曾國藩知人之鑒，超軼古今。或邂逅於風塵之中，一見以為偉器；或物色於形跡之表，確名許為異材。平日持議，常調天下至大，事變至股，絕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維持。故其振拔幽滯，宏獎人傑，尤屬不遺餘力。”《清史稿》評論曾國藩，亦稱：“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薦舉人才為己任，彊臣國帥，幾遍海內。以人事君，皆能不負所知。”石達開也曾稱讚曾國藩說：“雖不以善戰名，而能識拔賢將，規劃精嚴，無間可尋。大帥如此，實起事以來所未睹也。”
曾國藩為求得賢能之人，是頗下工夫的。王定安記述說：“國藩專務以忠誠感召人心，每鄉裏士來謁，溫語禮下之，有所陳，務畢其說。言可用，則斟酌施行；即不可用，亦不話責，有異等者，雖卑賤，與之抗禮。”他禮賢下士，頗有周公吐哺之風。《歸聞隨筆》記述道：“鹹豐以來，統兵人員推公平生來未嚐台坐，其每見僚屬必台坐者，勝保也。台坐者，舊製，大員見小吏，居中設獨坐而坐，謁者立於傍也。”曾國藩曾向友人描述自己在鹹豐三年的心情說：“弟嚐謂帶勇需智深勇沉之士，文經武緯之才。數月以來，夢想以求之，焚香以禱之，蓋無須臾忘諸懷。”及至鹹豐十年，曾國藩被任命為兩江總督，“事業”大行發展，人才尤為極需。他給友人寫信說：“國藩當疲之急，忽膺艱巨之任，大懼除越，貽友朋羞。惟廣求名將，以禦寇氛；廣求循吏，以疏民困，得一分則鄙人可免一分之咎。得十人百人，則地方漸受十分百分之福。”曾國藩求才，可說是“一以貫之”的。為此，他常寫人才聞見日記。將所見所聞，分為“聞可”、“聞否”、“見可”三類，以備識人、求才之用。
曾國藩這種知人之明主要表現在他慧眼識才。這可以從他與左宗棠、李鴻章、李元度三人的關係上得到具體生動的說明。
左宗棠在曾國藩死後，曾寫了這麼一副挽聯，別出心裁地把自己寫了進去：
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
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
曾、左交惡多年，音息不通，但曾國藩對左宗棠的才華向來極為讚賞，在他處於危厄之際，伸出援助之手，薦舉他以四品京堂襄讚軍務，掌握軍隊實權，位至督撫。此舉也終於贏得了左宗棠的“自愧”；這是曾國藩“謀國之念、知人之明”的一個實實在在的事例。他們“同心”、“攻錯”，指的都是忠於國家，無負平生，足見曾、左二人都有寬廣的胸襟。所以，左宗棠這副半懷人半責己、半頌德半抒懷的挽聯，被後人盛譽為名聯。
曾國藩對李鴻章的磨練在當時更是為人傳頌。
最初，李鴻章投靠到曾國藩門下時，曾國藩對其態度表現得極為冷淡。其實，曾國藩並不是不願接納李鴻章，而是看李鴻章心態高傲，想挫一挫他的銳氣，磨圓他的銳角。這大概就是曾國藩這位道學先生培養學生的一番苦心吧。自此之後，曾國藩對李鴻章的銳角著意進行了打磨，使他變得老成世故，打下了立足官場的“基本功”。
曾國藩很講究修身養性，規定了“日課”，其中包括吃飯要定時，即使在戰爭期間也不例外。而且，按曾國藩的規定，每頓飯都必須等幕僚到齊方才開動，差一個人也不能動筷子。曾國藩、李鴻章，一是湘人，一是皖人，習慣頗有不同。曾國藩每天天剛亮就要吃早飯，李鴻章則不然，向來就有一種不慣受拘束的文人習氣，而且又出身富豪之家，對如此嚴格的生活習慣很不適應，於是，每天的一頓早餐就成了他沉重的負擔。一天，他假稱頭疼，沒有起床。曾國藩派士兵去請他吃飯，他還是不肯起來。之後，曾國藩又接二連三地派人去催他。等他趕到大營，一入座，曾國藩就下令開飯。吃飯時，大家一言不發。飯後，曾國藩把筷子一扔，板起麵孔對李鴻章說：“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要告訴你一句話：我這裏所崇尚的就是一個‘誠’宇。”說完，拂袖而去。
李鴻章何曾遭受過當眾被訓斥的滋味！這才對曾國藩嚴謹的行事風格有所了解，因而心生警惕。從此，李鴻章在曾國藩麵前更加小心謹慎了。
李鴻章素有文才；曾國藩先讓他掌管文書事務，之後又讓他幫忙批閱下屬公文，撰擬奏折、書牘。李鴻章將這些事務處理得井井有條，甚為得體，深得曾國藩讚賞。幾個月後，曾國藩當眾誇他：“少荃天資聰明，文才出眾，辦理公牘事務最適合，文稿超越眾人，將來一定大有作為。‘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也許會超過我，好自為之吧。”
這一貶一褒，自然有曾國藩的意圖。而作為學生的李鴻章，對這位比他大十二歲的老相國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對人說：“過去，我跟過幾位大帥，糊糊塗塗，不得要領；現在跟著曾帥，如同有了指南針。”
李鴻章在未入曾幕之前，曾先後附隨團練大臣呂賢基及安徽巡撫福濟。此二人非戰亂之才，對於領兵作戰缺乏經驗。李鴻章在他們手下帶兵及處幕，沒有本領可學。曾國藩所以能在舉世滔滔之中產生中流砥柱的作用，就是因為他能以子弟兵的方法訓練湘軍，使他們成為一支能征善戰的隊伍；而他所擬定的流布全局、十道分進，對太平天國展開全麵防堵圍剿的戰略方針又極為正確，使他能在對太平天國的戰爭中掌握主動優勢。
二禮賢下士
【原文】
竊（1）疑古人論將，神明變幻，不可方物（2）。幾於百長並集，一短難容。恐亦史冊追崇之詞，初非預定之品，要以衡（3）材不拘一格（4），論事不求苛細。無因寸朽而棄連抱（5），無施數罟以失巨鱗（6），斯先哲（7）之恒言，雖愚蒙（8）而可勉。
【注釋】
（1）竊：私下。
（2）方物：想像。
（3）衡：衡量。
（4）格：標準。
（5）連抱：數人聯手才能抱住，比喻樹木粗大。
（6）數罟以失巨鱗：數：密的意思。罟：魚網。巨鱗：大魚。
（7）先哲：古代賢德之人。
（8）愚蒙：愚昧而幼稚。
【譯文】
我私下懷疑古人評論將才的做法，它們往往神明變幻，不可想像。幾乎要把所有的優點都集中在一人身上，一點短處都不能容忍。恐怕這是史書上的溢美之詞，並非是選拔將才之初定下的標準。其實，選拔將才最主要的是不拘一格，評論事體不能過於苛求。不能因為一點點短處就不用極有才幹的人，不能因為織有細密的魚網就漏掉了大魚。這是從前聖賢常常說的話，即使是愚昧不開竅的人，也可以經過勸道而醒悟。
【心得】
中國人向來喜歡在道德評價上給予嚴苛的要求，一說起聖君聖人就認為他們是高高在上的完人，似乎人世間的優秀品德都集中在他們身上，他們就是人間的上帝。而說起惡人則一無是處，好像世界上所有的罪惡缺點都集中在他們身上似的。然而孟子早就說過，桀紂並不是像人們所說的那樣壞，堯舜湯武也並不像人們所說的那樣好。盡管這是“亞聖”說的話，但人們並不這樣看。一個主張中庸的民族在道德評價上竟如此極端，這似乎是一個極矛盾的現象，實際上這正是道德文化、禮儀文化的顯著特點。
由於有這種悠久的傳統，古代人選拔人才最注重的就是“德”，“太上立德”一語就明顯反映了這點。於是對那些極有才幹的人百般挑剔，隻要有一點缺點就常常棄之不用。對那些平庸的官員，隻要覺得他有忠孝之類的仁德，哪怕他政績平平、毫無建樹也會認為是個人才，這種人還常常成為不倒翁似的三朝元老。
戰國時齊國的孟嚐君田文雖以善於養士著稱，但他最初也並非來者不拒，對不太喜歡的士人，他也常逐之。後來，經過魯仲連的勸說，他才真正懂得了用人不拘一格的道理。
一次，孟嚐君要驅逐一位不喜歡的食客，正巧遇到好友魯仲連，魯仲連對他講了一番十分耐人尋味的話，使他改變了主意。魯仲連說：“猿嫁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鱉；曆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之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三尺之劍，而操銚鐮與農夫居壟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撥工，取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他這段話的大意是，人都是各有所長，亦有所短，若棄長取短，人人都成了愚人；若用其所短，就更為不智。魯仲連的一番話，說得孟嚐君茅塞頓開，不再驅逐那位食客。從此，更加廣泛地延攬士人，不拘一格，來者不拒，各種人才都奔走於他的門下，為他所用。
然而，直到今天，不正確的用人觀念仍然根深蒂固地盤踞在人們心中，由此形成了許多弊端。英國著名的曆史學家諾斯古德·帕金森曾專門對平庸之人擔任領導者所帶來的問題進行研究，並寫出《帕金森定律》一書。他指出，一個不稱職的平庸官員往往喜歡任用程度更低的人做助手，因為他們既不想因辭職而損失既得利益，更不想讓能力強的人協助他工作，否則就會成為他將來的競爭對手；比自己更蠢的人則可以由他任意支配。然而這樣一來，兩個助手能力不濟，他們又會任用比他們更無能的人，這樣層層發展，使得一個機構人員冗雜，互相推諉，相互牽製底下的領導者。
聞名於世的德國大眾汽車公司在70年代初期就曾因總經理缺乏現代生產的管理能力而使公司發生巨額虧損。於是管理專家斯克米爾受命於危難之際，接替了總經理的職位。他采取大刀闊斧的措施，消除無能的人，使各級領導幹部大為減少，員工由11萬多人裁減剩9萬多人。由於減少中間環節，解決了人浮於事的現象，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公司一係列的改革措施得以迅速實施。1975年底轉虧為盈，1976年更一躍獲利了10億馬克。
三知人善任
【原文】
今日所當講求，尤在用人一端。人材有轉移（1）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人材以陶冶（2）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動（3）謂無人可用。
求人之道，須如白圭（4）之治生，如鷹隼（5）之擊物，不得不休（6）。又如蚨（7）之有母，雉之有煤，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可及其餘。
人非大賢，亦斷難出此兩失之外。吾欲以“勞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氣而姑用鄉氣之人。必取遇事體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趙廣漢（8）好用新進少年，劉晏（9）好用士人理財，竊願師之。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並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廣收、慎用、勤教、嚴繩（10），治事不外四端，曰經分論合（11）、詳思約守（12）。
專從危難之際，默察樸拙（13）之人，則幾矣。
人才非困厄（14）則不能激，非危心深慮則不能達。
天下無現成之人才，亦無生知之卓識，大抵皆由勉強磨煉（15）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強成，名可強立。”董子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強勉行道，則德日進。”《中庸》所謂：“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強勉功夫也。今世人皆思見用於世，而乏才用之具。誠能考信於載籍（16），問途於已經，苦思以成其通，躬行（17）以試其藏，勉之又勉，則識可漸通，才亦漸立；才識足以濟世，何患世莫己知（18）哉？
【注釋】
（1）轉移：指潛移默化。轉：轉變。移：改變、變化、教化。
（2）陶冶：引申為培育造就人才的意思。陶：製作陶器。冶：鑄冶、熔鑄。
（3）動：動輒。
（4）白圭：周代人，善觀時變，有治國之才。曾對人說，他治理生產、管理國家大事就像伊公、呂望，用兵則如孫子、吳子一般。
（5）隼：又叫鶻，飛得很快，善於襲擊其他鳥類和小動物，屬性凶猛。
（6）休：停止。
（7）蚨：一種昆蟲，似蟬但略大，每產子必依單間。《搜神記》雲：“南方有蟲，名青蚨，大如蠶子。取其子，母即飛來。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塗錢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錢，或先用子錢，皆複飛歸，輪轉無已。”
（8）趙廣漢：漢朝蠡吾人，字子都，漢宣帝時曾任穎川太守，不畏權貴，頗受世人稱譽。
（9）劉晏：唐代治國理財的行家，官至宰相。
（10）繩：糾正、約束、製裁。
（11）經分論合：指辦事要有條理，不要雜亂無章。
（12）詳思約守：指臨事要三思而行，要深思熟慮。
（13）樸拙：比喻一言行直率，毫不掩飾，不為世俗所歡迎的人。
（14）困厄：困：苦，窘迫。厄：阻塞、不通。
（15）勉強磨煉：勉：勉力。勉強：努力。磨煉：磨勵，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鍛煉自己。
（16）載籍：古代典籍。
（17）躬行：親身實踐。
（18）莫己知：即莫知己，沒有人知道自己。
【譯文】
今天應當講究與追求的，尤其是在用人方麵。人才有潛移默化的方法，有培養之途，也有考察之法。人才是鍛煉出來的，眼光不要太高，動輒就說沒有可用的人才。
求人才的方法，要像白圭治理生產和管理政務那樣能善觀時變，要像鷹隼襲擊獵物那樣，不得到絕不罷休。又要像青蚨之有母、野雞之有媒，以類相求，同氣相引，這樣，就可以由得到一個人才而得到其他許多人才。
若不是非常賢能的人，是很難避免這兩種缺點的，我打算用“勞苦忍辱”這四個字教人，所以盡可能不用具有官氣之人而用較有鄉土氣的人。務必要找到那種遇事親自體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的人。趙廣漢喜歡用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劉晏喜歡用讀書人來理財，我願意向他們學習。
為政之道，必須並重搜羅人才和治理好事務這兩者。搜羅人才須注意四個方麵：一是廣泛搜羅；二是必須謹慎；三是要經常加以教育；四是對他們的過錯要嚴加責罰。處理事務也要注意四個方麵：一是經分；二是論合；三是詳思；四是約守。
在特別危難時，暗中觀察樸實無華、不善言辭的人，這種方法是最好的。
人才若不是處於艱苦的環境中，便不會奮發有為；沒有經曆必須危心深慮之事，就不能顯達。
天下沒有現成的人才，也沒有生來就具有遠見卓識的人。人才大多是在艱難困苦中努力磨練出來的。《淮南子》說：“功勞可透過努力來建立，名聲可透過努力來獲取。”董仲舒說：“努力地做學問，知識就會廣博；努力按理行事，道德修養便會天天進步。”《中庸》說：“別人花一分工夫，你要花上百分，別人花十分工夫，你要花上千分。”就是要人多多努力。現在的人都企盼為世所用，卻缺乏拯救社會的才略。如果真正能從古代典籍中加以考證，再向那些過來人學習，苦苦思索以求融會貫通，並親身去實踐，以驗證其效果，不斷努力，那麼就可以慢慢通達識變，才識就得以逐漸地培養起來。才識若足能有益於社會，又何必擔心世上的人不知道你呢？
【心得】
對於曾國藩上述的論述，蔡鍔是這樣評價的：“曾國藩認為身居高位的人應該以知人曉事為職責，而且以他能否知人曉事來判斷他們是君子還是小人。雖然是有感而發，但所持的觀點卻非常公允，並不是一時的憤激之詞。用人是否得當，取決於是否真正了解人；辦事能力的優劣，取決於對事情的理解是否透徹。不了解人，便不能任用人；不明白事理，又怎麼能辦事呢？君子與小人的區別，以能否利人濟物為判斷的標準。如果委任的人不稱職，所辦的事措置失當，以致影響大局，即使當事人並無其他私心雜念，最終都難以得到寬恕。
“古代賢德之人在用人時，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其光明正大，足以成為百世的楷模。曾國藩推薦左宗棠，彈劾李次青，並不因為個人的恩怨而影響推薦和彈劾，一代名臣的寬廣胸懷，千古不朽。”
無論從事任何事業，人才是第一重要因素。曆來成就大事業的人，都是從人才入手。不知人不善任必然失敗。東漢末，袁紹、曹操在官渡對峙時，袁紹的實力比曹操雄厚數倍。文有田豐、沮授等這樣很有智謀的人，武有張郃、高覽這樣的虎將，袁紹都不能恰當使用。起兵時，田豐、沮授都認為不合時宜，袁紹不聽，卻信用審配、郭圖等人的錯誤意見。交戰中，曹操糧盡的情報被許攸獲取，許攸向袁紹獻計襲許昌，袁紹不聽，反而疑他是曹操的奸細。許攸一氣之下投向曹營，張郃、高覽也被曹操招降。最後，袁紹兵敗身死。
知人善任隻是手段，如果倒行逆施，逆曆史潮流而動，照樣要失敗。（此時所被用的能人必然不會太多）。東漢末，董卓進京，文有李儒，頗有頭腦，武有呂布，英勇善戰，又招覽名士蔡邕為官，可以說是很重視人才的。但他倒行逆施，殘害朝野百姓，天人共憤，這就給王允在他和呂布之間施行反間計提供了機會，最後終於被殺。
一次，漢武帝到郎署（漢朝官署名）巡視，遇見一個衣冠不整的白發老翁，就問他：“你叫什麼名字呢？何時在此為郎呢？”
老翁答道：“臣叫顏駟，文帝時就在此為郎了。”
武帝又問：“為何年事已高，仍舊在此當差呢？”
顏駟答道：“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喜歡年老而臣年少，陛下喜歡年少而臣已年老，因此曆經三世都沒有晉升的機會，隻好一直在此當差了。”
假如文帝好武，景帝喜歡年少，武帝喜歡年老的話，顏駟一生的機遇必定大不相同，針對顏駟生不逢時的遭遇，我們一方麵感歎造化弄人，一方麵又深刻體會到個人的好惡影響識人之深。
從曾國藩關於人才的言論看，他對人才的把握還是比較準確的，他認為要真正做到隨才器使，首先在於如何去認識人。
為了“慎用”，對於人才必須時時加以考察。曾國藩本人很重視考察人才，對僚屬的賢能與否、事理的原委，無不博訪周谘，默識於心。而且，他閱世愈深，觀察愈微，從相貌、言談、舉止到處事、待人等等方麵，都在他的觀察範圍之內。
而曾國藩一生能夠左右逢源，或絕處逢生，與他知人識人，能在身邊網羅具有真才實學的人才有很大的關係。
識才必須育才、愛才，曾國藩在這些方麵也做得很好。他在平日裏誇獎部屬的才識言論之狀況，可以說比比皆是。例如，對被他參劾兩次的李元度，他私下給曾國荃寫信說：“李次青之才實不可及，吾在外數年，獨覺慚對此人，弟可與之常通書信，一則少表餘之歉憂，一則凡事可以請益。”又如，對與自己經常鬧別扭的左宗棠的才能，他非常折服，於鹹豐十年四月上奏稱：左宗棠“剛明耐苦，曉暢兵機”，請朝廷重用。清廷果於同年五月著左宗棠下以四品京堂候補，隨同曾國藩襄辦軍務”。第二年四月，曾國藩又上奏左宗棠“以數千新集之為，破十倍凶悍之賊，因地利以審敵情，蓄機勢以作士氣，實屬深明將略，度越時賢”，懇請“將左宗棠襄辦軍務改為幫辦軍務”，清廷又果如所請。曾國藩選用人才上的大度，由此可見一斑。
另外，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曾國藩在一折奏稿中，疏議大清每年應選派十三、四歲至20歲的10名士子到美國等西方國家留學，目的是讓中國人學習西方的技術，之後才可以宏圖自強。15年後學成回國，規定留學生要考試，在讀書期間不準加入外國籍、不準逗留國外，或者私自另謀職業，學成後要聽候朝廷派用，委以重任。留學一事，雖是丁日昌動議，李鴻章也多次來信與曾國藩商議，但他們兩人都不及曾國藩德高望重，所以真正促成留學一事的人應該是曾國藩。
就現今商業經濟而言，曾國藩認為對人才要愛護與培育的思想仍有其價值。在市場競爭中要立於不敗之地必須知人善任，要讓部下參與決策。即企業領導人在進行決策時應盡可能多征求部下的意見。因為企業職工的參與對企業的成長發展至關重要。一是可使部下從中學習成長；二是一個新的計劃，參與設計的人愈多，支持者也就愈多。反之，愈多的人被摒棄在外，就會有愈多的反對聲浪。
有一次，美國玫琳·凱公司競爭對手公司的助理副總裁向玫琳·凱求職。他很傷心地對她說：“我已經走投無路了，我們公司已經無法再繼續發展，再待下去實在沒有前途可言。”
他們談了一會兒之後，玫琳·凱發現了他抱怨該公司的真正理由。原來那家公司正在修訂行銷策略，而這位助理副總裁沒有被列入策略修改委員會的一員，正如他所說，凡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都被視為高級幹部，然而他被摒棄在外，可見他不被重視，因此，他對該委員會提出的任何改革方案都極力反對。他一項一項地舉例向玫琳·凱說明反對的理由。但是在玫琳·凱看來，這些改革政策都是相當正確的。所以，玫琳·凱不得不下這個結論：假如他也成為委員會的一員，他就會采取支持的態度。他是一位聰明的年輕人，如果能參與這項工作，一定能對該公司有所貢獻；相反地，正因為他無法參與，他才會持反對態度，甚至辭職求去。總結來說，就是他感到自己不被重視，這名優秀職工的上進心與自尊心都受到了傷害。
每個人都有自我意識，不論你認不認同這個事實，身為主管，當你在做有關屬下人事決定和其他決策時，都必須慎重考慮。
同時，要充分愛護與信賴你的部屬。事實證明，愛護與信賴是力量的泉源。企業家的信賴應施予值得信賴且有用的人才身上。日本豐田汽車公司創始人豐田喜一郎對銷售專家神穀正太郎的愛護與信賴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神穀正太郎原先在美國通用汽車公司任職，豐田喜一郎看中他在銷售方麵的長才，對他無比信賴，一再挖角。神穀正太郎深受感動，毅然放棄了在“通用”的優厚待遇，來到豐田汽車公司銷售部，為其效力。神穀正太郎在通用學會了汽車公司銷售管理的技術，到豐田公司後不久，他曾這樣說：“當時認為通用汽車公司銷售的策略和管理方式是很有道理的，我想好好地學習，然而，它也有不適於日本實際情況的一麵。例如：對於業績不好而陷於經營困難的經銷店，它會冷酷無情地拋棄，這種情況很常見。學習通用汽車公司的經驗，我深切地認為所謂製造商和經銷店，在當前發展國產品的共同目標基礎上，應該謀求‘共存共榮’。如果僅僅把經銷店看作是為了銷售而使用的一種工具，那就不是真心誠意的合作。我們不如把經銷店視為命運共同體，借由工作，建立起血肉相連的關係。這是我關於推進汽車公司工業的根本認知。”
曾經是日產汽車公司總經理的淺原馮七評價神穀正太郎說：“他可真是個天才。”神穀正太郎總經理在銷售業務和交易方麵，嚴格要求做到徹底公正，處理問題的時候，他總是專注地傾聽對方的意見，然後誠心誠意地實行。1955年，一名新聞記者問他：“神穀先生，您的目標總是能成功地實現，可否請您簡單地說一下，如果我們要創立一種新事業，應該具備哪些能力？”神穀露出了自然的微笑，回答說：“首先要有想像力。其次就是調查。但僅僅這兩點還不夠，最後還要有膽量。”他接著說：“一旦決定之後，就要誠心誠意、努力去做。”
神穀事業的做法，走的是正攻法的道路，絕不抄近路走小巷。他認為顧客第一，經銷第二，公司第三，需求是創造出來的，需求能夠創新一整套銷售經驗，從而使豐田汽車的銷售業務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
豐田喜一郎去世後，神穀正太郎為了報答豐田家族，推舉其長子豐田章一郎學習銷售業務。他對待章一郎猶如對待自己的兒子，言傳身教，身體力行，既關懷備至，又嚴格要求。此外，他還經常親自帶章一郎一道外出，幫助其熟悉推銷業務和業界人士。在神穀的悉心培養下，章一郎成長得很快，1970年就擔任豐田汽車公司的副社長，1982年晉升為社長。
台灣中部著名的“鞋業大王”、台灣環隆企業集團的創始人蔡長汀是一個十分精明、工於心計、穩妥求實，且目光敏銳、大膽開拓、紮紮實實、揮灑自如的企業家。他也十分善於識才、育才。
20世紀80年代，蔡長汀轉戰企業界，步步為營，指揮若定。此時，他的麾下已擁有一批年輕有為、驍勇善戰的青年企業家。很多人羨慕他“無為而治”，管理大企業似乎很少過問成敗興衰，他可以在他心愛的蘭圃裏悠閑地耕耘，而企業卻越來越興旺發達。當有人問他秘訣時，蔡長汀毫不隱諱地一語道出：“我的秘訣乃四訣八字：一曰知人，二曰善用，二曰放權，四曰無私。”
蔡長汀曾經研究過一些失敗企業的教訓，發現他們除了市場、產品、技術、資訊等客觀因素外，最重要的是忽略人的作用和人才的價值，而他自己在用人問題上則獨樹一幟。
蔡長汀的子女中，除了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婿分別擔任“環隆電氣公司”、“美國國際開發公司”負責人外，其餘的眾多企業全都交由有能力的人掌管。他說：“我隻擔任董事長，帶動最重要的推銷工作，其他有關生產、人事、財務各方麵的問題，就是各企業部門主管的責任了。”難怪有人說，蔡長汀有一股濃厚的書生氣，過分追求理想化，他辛苦創下的事業，竟要拱手讓人。
蔡長汀在企業最興旺的時候，每年有一半的時間奔波於國外，尋找資訊，開發市場。他之所以敢出遠門，最重要的是因為他有那些被他言傳身教的得意弟子。在此之前，他早已認真地考察、了解、掌握了這些弟子的人品、道德、企業管理知識及實際工作能力。對這些弟子他絕對信任。當有人問他怎麼放得下心時，他總是輕鬆地說：“交給後生小子，我樂得當太上皇不管事。”
從豐田與蔡長汀的成功可以看出，人才是事業成功的保證。所以要想取得成功必須善於識才、育才，不管親疏遠近，是人才就要重用。
四尚誌崇仁
【原文】
君子有高世獨立之誌，而不與人以易窺（1），有藐萬乘（2）卻（3）三軍之氣，而未嚐輕於一發。
君子欲有所樹立，必自不妄（4）求人知始。
古人患難憂虞（5）之際，正是德業長進之時，其功在於胸懷坦夷（6），其效在於身體康健。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佛家之所以成佛，所爭皆在大難磨折之日，將此心放得實，養得靈（7），有活潑潑之胸襟，有坦蕩蕩之意境，則身體雖有外感（8），必不至於內傷。
【注釋】
（1）窺：看，看出。
（2）藐萬乘：輕視帝王。萬乘：指天子。周代兵製，天子地方千裏，兵車萬乘，故稱天子為萬乘。
（3）卻：打退。
（4）妄：狂亂，隨便。
（5）虞：擔心，憂慮。
（6）坦夷：平坦，無掛礙。夷：平。
（8）靈：機敏。
（9）外感：外來影響，指外界的幹擾壓迫等。
【譯文】
真正的君子有獨立遠大的誌向，但不輕易讓人看出；有蔑視帝王、退卻三軍的氣概，但不輕易顯示。
君子如果要想有所建樹，必須暗自努力，不故意張揚，也不輕易求人。
古代的人在身處患難之際，正是品德事業進步的時候，艱難的環境反而鍛煉了他們寬廣的胸懷，困苦的磨練反而強健了他們的肌體。聖賢之所以能成為聖賢，佛家之所以能夠成佛，關鍵就在於他們遇到巨大磨難的時候，能排除一切幹擾，鍛煉自己的思想，使之更為敏銳清晰，他們有樂觀坦蕩的胸懷，有包容萬物的意境，所以雖有外在的幹擾壓迫，但絕不損傷他們高潔的心靈。
【心得】
古往今來一切成就偉大事業的人，無不具有偉大的抱負、遠大的誌向、寬廣的胸懷和蔑視一切權威的勇氣，越是艱難困苦的環境越能激勵他們的意誌。他們猶如泰山頂上的青鬆，即使在石縫中也能傲然挺立，茁壯成長。
是什麼力量支撐他們，使他們具有超凡的勇氣和毅力呢？正是曾國藩所說的“高士獨守之誌”。曾國藩這裏的“誌”當然有他特定的內涵，但一個封建時代的官吏敢於說出“藐萬乘”這樣的話，的確是需要極大膽量的。他當然不敢有篡奪皇權的野心，但曾國藩能曆經大難之後仍然不倒，成為所謂力挽狂瀾的中興名臣，這與他具有堅定的意誌和大無畏的氣概有關。
公元1161年秋，完顏亮以四路重兵南侵，一路從海上直取臨安；一路從宿、亳，攻淮泗；一路出唐、鄧，取荊襄；一路出秦、鳳，侵四川。攻淮泗的一路，由於王權的臨陣逃亡，宋軍不戰而潰。宋高宗在陳康伯的極力諫阻下，任命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讚軍事，擬擇日親征抗金。此時，完顏亮已在和州（治今安徽和縣）趕造船隻，準備渡江攻占采石鎮（今安徽當塗西北），形勢十分嚴峻。虞允文趕到采石鎮，整頓潰軍，激勵士氣，指揮宋軍大敗金兵。金軍其他三路也遭到宋軍的阻擊，加之金軍後方，抗金義軍也紛紛起兵，完顏亮的南侵徹底失敗，本人也在此役中被部將所殺。故蔡東藩先生批評宋高宗道：“假如高宗構有恢複之誌，聲其罪而加之討，則南北義士，奮起討逆，大憝授首，炎宋中興，寧非快事？乃聞寇南來，即思退避，愚弱不振，一至於此。幸陳康伯勸阻於內，虞允文達權於外，始得僥幸一勝，保全東南。論者謂以弱製強，以寡敗眾，允文之功居多。”因此，“延宋之帝者”，除了陳康伯以外，還有這麼一個虞允文。
孟子曾說過：“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們往往以為能經受這些考驗的“斯人”都是帝王將相或特殊的偉人，殊不知時勢造英雄，有時候時代的巨浪也會把一些默默無聞的人推上曆史舞台大放異彩。中國第一個農業包送到戶的農民嚴宏昌就是一位平民英雄。當時貧窮曾逼得他新婚不到一個月就和母親、妻子及妹妹一起走上討飯的路，饑餓與屈辱逼得這位年輕人和18位農民兄弟做出了石破大驚的舉動，19位不怕死的青年毅然在包送保證書上按下了他們鮮紅的手印。結果背水一戰的決死行動使全村農民在第一個收獲季節就嚐到了甜頭，糧食由上年度的1．8萬公斤猛增到6．6萬公斤！如果沒有過人的膽識，這一年也許他們就得逃荒。正是他們英勇無畏的行動使無數兄弟得到解救。
早在20世紀70年代，一位美國專欄作家就深深感慨地說：“中國人隻要有一半機會的時候，就可以創造偉大的奇跡。”然而這樣的機會在曆史上何其有限！然而我們不能等待恩賜。機會不會降臨到永遠在等待的人，它隻垂青那些具有冒險精神的誌士，還有那些具有“藐萬乘、卻三軍”之氣概的英雄。
五勇於創新
【原文】
大抵人材約有兩種，一種官氣較多，一種鄉氣較多。官氣多者，好講資格，好問樣子。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言語無此妨彼礙（1）之弊。其失也，奄奄無氣，凡遇一事，但憑書辦（2）家人之口說出，憑文書寫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體察一番。
鄉氣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樣，行事則知己不知人，言語則顧前不顧後，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議先騰（3），兩者之失，厥咎（4）惟均。
【注釋】
（1）此妨彼礙：指說話做事不偏激，不引人議論。
（2）書辦：管文書的通稱。
（3）物議先騰：眾人的譏議。騰：升。此指非議四起。
（4）厥咎：厥：其。咎：過錯。
【譯文】
大凡人才有兩種：一種官氣較多，一種鄉土氣較多。官氣較多的人，喜歡講資格，擺架子。辦事沒有驚世駭俗的現象，說話也不出格、循規蹈矩，不足之處是太過文弱，沒有朝氣。遇事但由身邊的人傳達自己的意思，或者寫在書信中，不能做到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其是不能不辭辛勞，親自去實踐體察一番。
鄉土氣多的人，好表現自己，好逞能，好出新花樣。做事不替別人著想，言語間不知輕重，隻知顧前不知顧後，這是其短處。事還沒辦成，就引起人家非議。如此看來，官氣較多與鄉土氣較多的這兩種人的不足之處都差不多。
【心得】
曾國藩評議人才既不讚同官氣重的人，也不喜好鄉土氣重的人，他認為兩種人的不足之處都差不多，但事實上官氣重的人比所謂鄉土氣重的人要有害得多。
曾國藩指責的“官氣”不僅指好講資格，也包括辦事四平八穩。他這種觀點對今天的企業管理也極為有用。隻會做“好人”的人是個會成功的。凡事但求四平八穩，隻做“好人”的管理者有以下幾種類型：
一、怕遭部屬反抗，幹脆一開始就什麼都不說。
二、說再多次也沒有人會遵守，最後因為沒有耐心而放棄。
三、沒有智慧。明知道白費力氣，卻不斷犯同樣的錯誤。
四、有些主管會拿董事長當擋箭牌，然後指使部屬和後輩要服從命令。這就像母親常對孩子的嘮叨一樣：“快去寫功課！不然你爸爸回來就知道了！”“不準看電視！”“不寫功課就別想吃零食！”這種方法很笨而且沒有效果，但仍不斷地被拿來使用。
會精打細算的小孩，可能為了要得到零食，表麵上“假裝”很用功，背地裏卻趁著父母不注意就偷懶，沒耐性的小孩或許會說：“我才不要吃零食呢！”然後把父母的話當作耳邊風，照樣玩樂或看電視。
在某種程度上，讓孩子讀書必須靠反複的催促，但有時不妨和孩子一起回到“為什麼要讀書？”這個原點上，重新認識其原本的目的、主旨和意義。
“增加銷售量！”“降價、節省經費！”“每天交報告！”“不要無故請假、遲到！”等等，每個方針、目標、規定，都各有其原本的主旨。
公司領導者絕口不提這些事是不行的；但如果老把這些話掛在嘴邊，可能又會引起部屬的反感，最後幹脆聽而不聞。
此外，在權威、威逼的壓力下，部屬們會很有技巧地應付，但背地裏卻想盡辦法掙脫束縛。
所以，有時要和部屬回到事情原本的目的、主旨和意義上去探討：
“為什麼要增加銷售量？”
“為什麼要降價？”
“為什麼每天要交報告？”
“無故請假會有什麼不良的後果？”
記住！千萬不要重蹈覆轍去做那些沒有效率的事。
同時，滿足於現狀將無法進步。有家著名的精密儀器製造公司，是一家頗具曆史的公司，長期以來，在同行間一直是獨占鱉頭。該公司營業人員給人的印象，和一般“推銷員”有很大的差別，他們對目前擁有的廣大顧客群似乎非常滿意。
但是，在最近的10年間，業界的其他新公司陸續增加。雖然在剛開始的一、兩年，還看不出有多大影響，但是新公司不斷滲透市場，幾年內的成長速度，已引起了這家公司的高度注意。
這家公司在舉行營業人員的教育訓練時，也請來了業界的頂尖推銷員，不斷演講以提振士氣。但是其他競爭公司也不甘示弱，每位營業人員都全力以赴，對顧客的要求馬上予以滿足，並且采取降價方式競爭。相較之下，這家公司的營業人員，卻仍舊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以致業績在這幾年來一直呈現低迷狀態。龍頭老大的位子，也因逐漸受到其他競爭公司的威脅而搖搖欲墜。
丘平就是在這個時候，接受該公司有關營業人員的谘詢。雖然公司舉辦了三天兩夜的研修課程，但因為剛開始都是概略的討論，反應並不好。討論內容一再重複，似乎變成沒有效果的研討會。
但是最後一天晚上，丘平對他們說了一些話後，每個人的臉色都變了。丘平說：“或許大家都想著，要安穩地在公司工作直到退休，然後領一筆退休金安享晚年。但是退休後，你們究竟要做什麼呢？就這樣下去，等到你們的孩子從高中畢業要進大學，也就是最需要花錢的時候，或許你們的薪水還是和現在一樣。”
丘平對該公司的狀況並不是很了解，對員工們的薪資更是一無所知。一般來說，中老年之後的處境將更困難；這是丘平在看過許多公司後，對他們所做的分析。這些話似乎讓員工們有所警覺，於是便都靜下心來思考自己退休後要做些什麼。
據說研修結束後，該公司營業人員的工作態度大多有所改變，不但能主動地交出改善提案和對新產品的構想，新顧客也逐漸增加。丘平不知道是不是研討會的成果奏效，但有一點可以確信的是——與其大聲地宣導，不如靜下心來和他們討論，尤其是在麵對一些知識分子的時候，更要注意這一點。
凡事隻求四下八穩，缺乏創新性，故步自封，就無法前進。每個人在擁有一件東西後，就不想失去它。存了一點錢就擔心被偷、被騙，放在家裏又怕小偷闖空門。當了主管，又怕哪天做錯事，位子被搶。沒有金錢、妻兒、地位的人，自然就沒有這些煩惱，因為他們不曾擁有，就不怕失去。但是，當他們有一點錢和地位後，就會想盡辦法“保護”。
追求金錢和地位，原本並不是件壞事，因為有了它們就能做很多事。人如果沒有欲望，就沒有上進心，這種人也就缺乏魅力。
隻不過人在得到金錢和地位後，就被這些東西所束縛。不知不覺中，“手段”和“目的”的角色就被互換了。金錢和地位應該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有錢可以做有意義的投資、可以幫助貧困的人，有地位則可以命令別人做事。本來金錢和地位是做有意義的事、培養繼承者、救濟窮人的“手段”。但是當“手段”變為“目的”後，不幸就開始了。
經由朋友的介紹，丘平認識了劉先生，劉某當時正為精神病痛所苦。劉先生是一家股票上市公司的董事，在台北東區有好幾棟房子，即使不領薪水，每個月也有好幾百萬的租金收入。但因為他的身體差，所以公司很多事情就沒有讓他參與，可說是位有名無實的董事，不久他辭去工作，因為病情越來越嚴重而住進醫院。即使是躺在病床上，劉先生對自己的財產仍放心不下，不到五十歲就去世了。
相較之下，身無分文、白手起家，現在擁有好幾家公司的林先生，他不斷將財產用來投資新事業，每天都過得很自在。因為事業才剛開始，所以目前財務狀況還是赤字，雖然如此，他還是很樂觀。他說：“30年前，我隻帶著100元從嘉義北上，就算現在我生意失敗，手邊隻剩下100元，我想還是可以再從頭開始的。”
每個人都是赤裸裸地來到這個世界，所以不受金錢和地位的束縛，而也確實不為任何名利拘礙，才是輕鬆過日子的秘訣。
六德才兼備
【原文】
帶兵之人，第一要才堪（1）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2）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兵之才，不外公、明、勤。不公不明，則兵不悅服，不勤，則營務巨細，皆廢弛不治，故第一要務在此。不怕死，則臨陣當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為名利而出者，保舉稍遲則怨，稍不如意則怨，與同輩爭薪水，與士卒爭毫釐，故又次之。身體羸弱者，過勞則病，精神短乏者，久用則散，故又次之。
四者似過於求備，而苟闕（3）其一，則萬不可以帶兵。故吾謂帶兵之人，須智深勇沈之士，文經武緯（4）之才。數月以來，夢想以求之，焚香以禱之，蓋無須臾或忘諸懷。大抵有忠義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
帶兵之道，勤恕廉明，缺一不可。
餘謂德與才，不可偏重，譬之於水，德在潤（5）下，才即其載物溉田之用，譬之於木，德在曲直（6），才即其舟揖棟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瀾；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葉。德而無才以輔之，則近於愚人；才而無德以主之，則近於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故自命每願為有才者；世人多不欲與小人為緣，故觀人每好取有德者，大較然（7）也。二者既不可兼，與其無德而近於小人，毋寧無才而近於愚人。自修（8）之方（9），觀人之本，皆以此為衝可矣。
【注釋】
（1）堪：可以，能夠。
（2）汲汲：喻指心情急切，努力追求。
（3）苟闕：苟：如果，假使。闕：空虛。
（4）文經武緯：直線為經，橫線為緯。這裏意指具有文韜武略的治世之才。
（5）潤：浸潤，滋潤，不幹枯。
（6）曲直：有理和無理，分清是非。
（7）大較然：大致這樣；然，這樣。
（8）自修：自我修養。
（9）方：方法。
【譯文】
帶兵的人，第一要有治理百姓的才能，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於求得名利，第四要不怕辛苦。治兵的才能，不外乎公、明、勤這三個方麵，如果辦事不公正、賞罰不明，士兵就不會心悅誠服；如果不勤於職責，軍營裏的大小事務便會堆積如山，難以治理而出現混亂。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公正、勤快。另外，領兵作戰的將領若是不怕死，與敵人對陣時，才會身先士卒，士兵才能為你效命。這是第二重要之事。帶兵之人，如果為了自己的名利，那麼保舉功勞時稍不及時、官場稍不如意，便有怨恨之心，與同僚比薪水高低、與士卒斤斤計較，這是較下等的帶兵之人。如果身體不健康，稍有操勞，便精神疲憊，稍微操練過度，就精疲力竭，這是更下等。
上麵所說的四個條件，看來似乎過於求全責備，但如果缺乏其中一點，千萬不能讓他帶兵。我認為帶兵的人，必須足智勇兼備，有文韜武略的人。幾個月來，我不僅夢中在求，還焚香禱告，沒有一刻忘記過。如果有了忠義血性，則上述四個條件便會相繼而來；沒有忠義血性，即使表麵上看來已具備了這四個條件，最終仍是不可依賴的。
帶兵的道理，“勤、恕、廉、明”這四個方麵，缺一不可。
我認為才與德，兩者缺一不可。用水來比喻，它的品德是滋潤萬物，它的才是浮載物品、灌溉田地；用木頭來比喻，曲正是它的品德，作為舟楫和棟梁之用就是它的才。如果德是水的根源，那麼才就是水的波瀾；如果德是樹木的根，那麼枝葉就是樹木的才。一個人有德而無才，便為愚人；一個人有才而沒有德，則為奸狡小人。世上的人大多不承認自己愚笨，所以常常自稱願意成為行才的人。世上的人大多不希望自己成為小人，所以常常以德取人。大致情況就是這樣。既然德與才下可兼得，那麼與其沒有品德而歸於小人，還不如沒有才能而歸為愚人。自我修養的方法、識人的辦法，都可以從此入手。
【心得】
在這幾段語錄中，曾國藩強調，作為一員將領，必須德才兼備。
將領是全軍的核心，既須品行與能力可服眾，又須身體力行，這樣在率軍作戰中才能無往而不勝。古羅馬愷撒大帝因其獨斷專橫被刺殺之後，他的兒子亞曆山大繼承了王位。亞曆山大也是一個權力欲望極強的人，但他的做法與其父不同。他先設法得到元老院成員的支援，然後才帶兵四處征戰。從他二十歲繼王位至他三十三歲死時，幾乎一直帶兵在外，在當時的客觀環境條件下，出征他國是極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到離本土甚遠之地作戰，士兵都有很多怨言。當他手下有近兩萬士兵到了退役期限時，軍心動搖，然而亞曆山大並不想放棄遠征計劃，這時他對那些將退役的士兵講了一番遠征所帶來的益處，說：“遠征給你們帶來了榮譽、財富，而我自己除了一身的傷痕，什麼也沒有得到！”說完後當眾把自己滿身的傷痕展現給士兵們看，士兵們感動不已。部分退役的士兵雖然走了，卻引來更多的接替者，亞曆山大的隊伍反而比之前更強大，更有戰鬥力了。亞曆山大身為國王兼任全軍統帥，每次作戰時都是衝鋒在前，因此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取得一個又一個戰役的勝利。蘇聯紅軍騎兵統帥布瓊尼帶領騎兵在草原上取得了無數重大戰役的勝利，被蘇聯人視為“神將”。其實，布瓊尼也是靠身先士卒、衝鋒在前的精神取勝。
不過，僅有表率精神還不算是真正的大將風度。項羽帶兵作戰總是一馬當先，在垓下被困之時，還能力斬數將以顯示他的勇猛，但他最終還是失敗了。美國“神將”巴頓將軍，每次作戰時都率先挺進，憑著一股士氣取得勝利，但他卻因兩次嚴重毆打士兵而在軍界引起了軒然大波，要不是富蘭克林等人的保護，恐怕難免受罰。
由此可知，大將之材除了能身先士卒之外，還須在品行上做士卒的榜樣。漢代名將李廣即因體恤士兵，得到士兵“樂效死力”而名垂青史。在他因蒙冤自刎之後，全軍上下及百姓知李廣者無不失聲慟哭。
七能征善戰
【原文】
治軍之道，總以能戰為第一義，倘圍攻半歲，一旦被賊衝突，不克抵禦或致小挫，則令望墮於一朝。故探驪之法，以善戰為得珠（1）。能愛民為第二義，能和協（2）上下官紳為第三義。願吾弟兢兢業業，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則不特為兄補救前非，亦可為吾父增光於泉壤（3）矣。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體素弱，過於保惜；智慧愈因而愈明，不可困境遇偶指拂（4），遽爾（5）摧淚。
【注釋】
（1）探驪之法，以善戰為得珠：據《莊子·列禦寇》載：驪龍之珠，價值千金，想要獲得它，必須潛入九重深淵，值驪龍睡熟時於其頷下摘取。這裏比喻要想取得戰爭的勝利，就必須冒險犯難，以深入探求。
（2）和協：和諧、協調。
（3）泉壤：即九泉之下，指人死後埋葬的地方，古人挖墓坑汲水，故稱之。
（4）拂：拂逆、違背。
（5）遽爾：立即、馬上。
【譯文】
治軍以能戰為最重要，倘若攻城攻了半年，不小心與敵人衝突，結果竟無法禦敵或受了小小的挫折，自己的名望就會毀於一旦，所以善戰就是要探源得珠，冒險深入敵境以求取勝利。第二重要是能愛民。第三重要是能讓上下官紳和睦相處。希望你兢兢業業，一天比一天謹慎，始終不懈，這樣，不但是為我補救以前的過失，也可以為先父在九泉之下爭光。精神是越用越多的，不能因為向來身體瘦弱，就過分注重保養；智慧在越困苦的情況下就越明達，不能因為偶遭拂逆，就心情沮喪。
【心得】
從上文可見，曾國藩直截了當地將“能戰”視為治軍的關鍵。實踐是體驗真理的標準，作為將才來說，就是要能作戰，能克敵製勝。
軍隊取勝的關鍵在於將帥得人，能激發士卒士氣。在曾國藩看來，將帥能“愛民”、能“和諧上下”關係、能體恤士兵的疾苦並做到賞罰分明，就能激發士卒士氣。這種觀點正確無疑。“飛將軍”李廣得朝廷賞賜皆分與士兵，士兵中家有疾苦者李廣都設法予以幫助，從而李廣的部眾皆願意與之同生死。李廣率軍作戰自然就能戰無不勝。
古代能征善戰的將領之所以能得士卒“樂效死力”，不僅在於將帥能體恤士卒，而且將帥能設法排除一切幹擾，從而上下齊心協力。趙奢之所以百戰百勝，一則是他得賞賜皆分與士卒，二則是他善於排除軍隊中妨礙團結的雜音。趙奢的兒子，雖然能從軍事理論上使趙奢折服，但趙奢在作戰中隻取趙括之所長而已。能征善戰的將帥所率領的軍隊之所以能百戰百勝，關鍵就在於其善於吸取各家之所長。
唐太宗便是封建帝王中最善於用人的皇帝之一。他在位二十三年（公元627～649年），這一時期的封建政治較為清明，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發展較快，社會秩序也較安定，在曆史上把這一時期叫做“貞觀之治”。能出現如此的盛世，這與唐太宗能知人善任、用其所長是分不開的。魏征敢於犯顏直諫，常常諫議治國施政的得失，指責唐太宗的過錯。總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他向唐太宗先後陳諫二百多事，唐太宗總是把他做為一麵鏡子，言聽計從。讓他做了多年的諫議大夫。房玄齡、杜如晦沉智善謀，審時度勢，善於處理內政，唐太宗就用他們二人同為宰相。李靖熟讀兵法，精通韜略，善於統兵征戰，唐太宗就讓其領兵征戰，南平吳，北破突厥，西定吐穀渾，為唐朝立下汗馬功勞。
唐太宗不僅能用人所長，而且還注意引導臣下僚屬們正確地評價人物，多看別人的長處，學習別人的長處。有一天，他宴請房玄齡、魏征、李靖、溫彥博、戴胄、王珪等六位大臣。當大家酒興正濃的時候，太宗對王珪說：“你善於識別和評價人才，今天不妨對在座的房玄齡等人評論一番，說說你和他們相比，有什麼突出的長處。”王珪評論說：“要論孜孜奉國，知無不為，我不如玄齡；要論犯顏切諫，生怕您趕不上堯、舜，我不如魏征；要論才兼文武，出將入相，我不如李靖；要論敷奏詳明，辦事公平，我不如溫彥博；要論處繁理劇，長於決斷，我不如戴胄。至於在激濁揚清，嫉惡如仇這方麵，我和他們五位比起來，也有一日之長。”房玄齡等人都覺得王珪的評論恰如其分。太宗也完全讚同王珪的看法，勉勵大家要虛心向別人的長處學習，互相取長補短。
博采眾長，不僅能在戰爭中掌握勝敗的關鍵，即使在現今市場經濟條件下，要想使企業在激烈的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也必須采各家之長，從而避免不必要的挫折。
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如果將軍事上的“任人”方式用之於管理企業上，無疑會使企業生產持續、穩定地向前發展。而企業領導者應以古人治軍的方式為鑒，發展企業的生產。唯有知此，企業才能長盛不衰。
八赤膽忠心
【原文】
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1）世，求一攘（2）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3），以挫（4）以去以死，而貪饕（5）退縮者，果膿首（6）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為浩歎者也。
今日百廢莫舉（7），千瘡並潰（8），無可收拾。獨賴此耿耿精忠之守衰，與斯民相對於骨嶽血淵（9）之中，冀其塞絕橫流之人欲，以挽回厭亂之天心，庶幾萬一有補。不然，但就時局而論之，則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也！
【注釋】
（1）斯：這、此。
（2）攘：奪。
（3）伸：伸展、舒心，引申為得誌。
（4）挫：挫折，不得誌，遭受屈辱，懷才不遇。
（5）饕：古代傳說中一種凶惡貪食的怪獸，這裏比喻凶惡貪婪之人。
（6）膿首：馬昂首疾馳。
（7）舉：興起。
（8）千瘡並潰：指千瘡百孔，滿日瘡痍，局勢險惡。
（9）骨嶽血淵：比喻因戰亂而死的人很多，骨積成山，血流成河。嶽：高山。淵：深潭。
【譯文】
沒有兵士不值得憂慮，沒有軍餉也不值得痛哭。隻是我舉目望這世界，想找一個見利不爭先，赴義唯恐落後，忠心赤膽的人，卻不能很快找到；即使能幸運找到一個，卻又屈困居於下層，鬱鬱不得誌，最終因為遭受挫折而離去，並因此抑鬱而終。而貪婪退縮的人，卻能飛黃騰達，享受榮華富貴和美名，並且健康長壽，這真是令人深感歎息的事情。
目前百廢待興，局勢險惡，難以整頓、收拾。隻有依賴自己的耿耿忠心，發動廣人民眾直接麵對這骨山血淵、屍橫遍野的慘況，期望著以此塞絕橫流的人欲，挽回厭倦混亂的天心，或許還有彌補的可能性。否則的話，僅就現在的局勢而論，還不知要亂到什麼時候才是盡頭呢！
【心得】
古人雲：臣待君以忠，君待臣以義。這忠義二字是密不可分的。戰場形勢瞬息萬變，君主與軍隊統帥、主帥與部帥之間，如果缺乏忠義，那後果是不堪設想的。但是，忠義的運用，首先要從居上位者開始做起，也就是要在重視對方才能的基礎上，用人不疑，待之以義，如此對方才會報之以忠。這樣的例子，在曆史上可謂不勝枚舉。
春秋時期，有一天晉國派了一位使者到齊國。負責的官員問齊桓公：“要怎麼款待使者？”齊桓公說：“問管仲。”又有一位官員請教其他政務，齊桓公又說：“問管仲。”宮中的小醜感到不解，笑著對齊桓公說：“什麼事情都去問管仲就能解決的話，那做君主的豈不是太享受了嗎？”齊桓公回答說：“你這個小人物懂什麼，居上位的人那麼辛苦地尋找人才，就是希望得到人才而用之，自己也才可以享福。如果一個君主忘了善用人才，一個人拚命地工作，什麼事都靠自己，好不容易發掘的人才，也就無事可做了。所以寡人發現管仲這個人才以後，把齊國交給他治理，就用不著辛苦了。”不久之後，齊桓公成為春秋五霸之一。
東漢光武帝劉秀，在同群雄逐鹿天下的過程中，就是靠忠義平定了天下，當他在平定河內（今河南黃河北地區）一帶時，劉玄手下的大司馬朱純統率大軍屯兵在洛陽城，直接威脅河內地區。光武帝劉秀對此憂心忡忡，向謀士鄧禹討教良策：“諸位將領之中，可以派誰去據守河內？”鄧禹回答道：當年漢高祖劉邦派蕭何據守關中，再無後顧之憂，所以才能一心經營山東，終於成就了大業。現在，河內由於有黃河可依，較為險固，人口興旺、生活富足，北通上當、南近洛陽。寇恂文武兼備，且有駕馭眾人的才能，是據守河內的最佳人選，除此之外，別無良將可派。”劉秀點頭表示讚同，遂任命寇恂為河內太守，並行使大將軍的權力。隨後，劉秀率軍北征燕州和代州（今河北、山西北部一帶）。寇恂到任之後，向所屬州縣下達命令，練兵習武，砍伐淇園的竹林，造箭100萬支，同時又養馬二千匹，收租400萬鬥，運送給軍隊。
劉玄的大將朱純得知劉秀已率大軍北征，河內孤立無援，認為有機可乘，便派將軍蘇茂和副將賈強領軍3萬，渡河進攻寇恂。寇恂探知敵情，立即領兵迎戰，並召令各地方州縣發兵。遠在千裏之外的劉秀，聽說河內城遇襲：心中惴惴。過沒幾天接到寇恂的戰報，得知河內固若金湯，朱兵敗逃。劉秀看過戰報後高興地說：“我就知道寇恂是值得信任的。”眾部將聞訊，紛紛前來賀功，借此奉上尊號，於是，劉秀就在公元25年稱帝建立東漢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