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托邦》reference_book_ids":[7139076017049570304]}],"38":[{"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38,"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13,"start_container_index":38,"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9},"quote_content":"《論語》reference_book_ids":[7255253493282245671]}]},"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末世儒門，濁浪沒清流
“效忠於一家一姓之義狹，效忠於世界之義廣，鄙人雖為清朝而死，而自以為忠於世界。”
若要問誰是梁漱溟思想的啟蒙者和領路人，回答必定是他的父親——梁濟。梁濟在中國儒學上的知名度和影響力雖然遠不及日後的梁漱溟，但是作為一個出生於儒學世家的儒學門徒，他以自己悲壯的一生祭奠了他所信仰卻無力挽其沒落之勢的儒學。這種舍身殉道的精神在日後的歲月裏一直與梁漱溟不離不棄。
1918年11月8日，這是梁漱溟回憶裏最為痛楚的日子。這個日子，離60大壽還有三天，梁濟毅然拋下妻兒，自沉於積水潭淨業湖。這是梁濟最後的一搏——用生命挽回日趨落沒的儒學，警醒江河日下的民風。舉身赴清池前，梁濟把自己以前借他人的一筆錢還掉，然後到自己的老師處提前奉上賀壽的禮金，最後還為他侄孫女買了一些畫冊。
他的死和後來著名學者王國維的自沉昆明湖都在當時的京師引起了轟動，時人認為都是殉清的之舉，遜位的末代皇帝也確實立即下偽詔追贈梁濟諡號，表彰忠義。然而清朝不過是一個他所追求的理想的代名詞而已。1925年，徐誌摩在看了梁濟的遺書後，讀懂了他自殺行為，指出他是為“天理、義、理想或康德的範疇——也就是孟子所說甚於生的那一點”而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
儒家講求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梁濟做到了前兩者，卻在治國上一路顛沛流離、風餐露宿而收效甚微。梁濟一直希望能夠施展自己的抱負，將儒家的治國理念運用於世。他說：“久住京師，日與名利場中相接觸，而未嚐注意營求富貴。其中以不梯榮仲華（祿），不鑽營肅王邸，最為心安之事。” 但是他不幸生於中國封建王朝最沒落的時期，天朝上國的光輝早已暗淡如明日黃花，作為儒學門徒的他不忍高引而去，獨善其身，這也注定了他一生的悲劇。
應該說，梁濟並不是一個迂腐的老夫子，他所秉承的是儒家積極入世、經邦濟世的理念。他已經看到了清廷的腐敗沒落，知道唯有新的思潮才能為這個民族注入新的活力，因此但凡是有益於家國的新思潮，他都會用包容的態度去積極地接受。
早在甲午戰爭之前，他就已經表現出了變革的態度和立場。對於西學，他不同於當時的頑固派，而能看到其與時代進步相一致的一麵。他教導弟子們說：“務必以出洋當一件正大要緊之事。勿惜費，勿憚勞，即是竭盡大半家資亦不為過。”對於變法維新，他也是熱心支持，隻不過由於官職較低，沒有進入變法核心，因此變法失敗後也未受多大牽連。但是接下來的甲午戰爭、庚子之變讓他更為深刻地意識到了清政府的無可救藥。
正因如此，當梁漱溟參加同盟會時，梁濟也隻是從國家民族和家庭道德上加以勸阻：“立憲足以救國，何必革命？倘大勢所在，必不可挽，則疇不望國家從此得一轉機？然吾家累世仕清，謹以俟天命可已，不可從其後也。”他是在等待清朝的自行消亡，是有所準備的，這樣的人怎會在清朝滅亡七年後才殉清而死呢？
其實每一次社會的變革，梁濟都把它作為社會好轉的機遇。1912年，清帝遜位後他曾有死誌：必將死義，以救末俗。然後他在心底還是對革命黨人抱有期待。但是老天卻非要考驗他的忍耐力，中國的局勢一次次被攪亂。此後的袁世凱專製、軍閥混戰導致社會每況日下，他對新理想新黨派的包容和妥協並沒有讓他看到一個更為美好的未來。一再的失望，使得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民國剛建立時，梁啟超、吳鼎昌等人就發表文章告誡世人：中國的“國性”和民德正在日益淪喪，如果聽任社會道德敗壞下去，中國必然亡國，中國的命運將由中國人在德性上的振興或墮落而決定，拋開這個基本精神去談改革政治和社會史沒有用的。
梁濟自然對此更有著切膚之痛。然而人微言輕的他，縱然是痛徹心扉、呼天搶地也是聞者寥寥。我心傷悲，莫知我哀。於是，死成為了他最後唯一的選擇。
他以這樣一段話結束了自己的遺言：效忠於一家一姓之義狹，效忠於世界之義廣，鄙人雖為清朝而死，而自以為忠於世界。
他所效忠的是他的信仰，他是一個真正的儒者。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梁濟正是用自己的生命在末世的汙穢中盛開了一朵鮮紅的梅花。他縱身一躍，在汙濁的浪潮中注入了一股清流，雖然並沒有換來江澄月明，卻成為了他的兒子梁漱溟一生追逐儒學的源頭。鳳凰涅槃，置之死地而後生。而中國儒學的複興，也將由梁漱溟來完成。
弦外聽儒音
同盟會：全稱為中國同盟會，於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東京成立，是由孫中山領導和組織的海外中國人為主的一個全國性的革命政黨，以“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宗旨。
身近空門求得渡
“我前生是一個和尚，一個禪宗和尚。”
1987年，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時，94歲高齡的梁漱溟第一個即席發言。他說：“我是一個佛教徒，從來沒有向人說過，怕人家笑話。一個人有今生，有來生，有前生。我前生是一個和尚，一個禪宗和尚！”會後的第二年，他便安然辭世。人生百轉千回，驀然回首，往日依稀，而心中所向卻是怕人笑話。今生將盡，卻談前生，其中滋味，滄桑幾何。
梁漱溟先生一直以新儒學大家的身份為世人所尊崇和緬懷，但誰能想到他曾經數次想要遁入空門、並且在此後的七十餘年裏堅持食素呢？誰又能想到他日後為國家鞠躬盡瘁的儒學風範裏隱含著的還有佛的光輝？對於梁家來說，他這樣的行為無疑是離經叛道之舉。按照其家學淵源，應當子承父業、重拾儒學才對，但是比儒學烙在他心裏更早的是卻是宣揚“苦海無涯、回頭是岸”的佛學。
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每個人都是時代的產物，隻能跟隨著時代的脈搏而活動，往往身不由己，如魯迅先生的棄醫從文等經曆，身處時代巨變洪流的梁漱溟自然也不例外。辛亥革命後，封建王朝的幕布終於合攏，時局卻依然動蕩不安，梁漱溟就是在此時產生了厭世的思想。
厭世的思想源於對社會黑暗的認識。清帝退位，南北議和，袁世凱篡權，貌似民主的國會議員腐敗至極……1912年6月，梁漱溟的母親在長期病痛之後去世了，對苦和痛的敏銳感覺使得這一年年底裏的梁漱溟不知道生有何歡，故死亦不懼。他屢次萌生自殺的念頭。兩度自殺，幸而都未成功。梁漱溟在後來回憶他的這段經曆時說：“我漸漸曉得事實不盡如理想。對於“革命”、“政治”、“偉大人物”……皆有不過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徑，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學校遇不到的，此時卻看見了；頗引起我對人生感到厭倦和憎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