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夠守住自己的心，能夠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大概是每個人都向往的，但是人的心很容易被不同的濁霧所困擾。隻有聖人才能達到完全的清明之境。所以向聖人的境界靠攏，自當向聖人學習。但是學習什麼呢？如果學習他們的言行舉止，那不就又陷入了舍本逐末的習慣的套路了嗎？就如同學武藝一樣，看別人一招一式的比劃隻能學到外麵的花架子；不知其內在的氣息如何運度，隻能是東施效顰。所以不如找武學秘籍更能領悟得徹底。聖人之所以為聖人的秘籍就是兩個字：不懈。也就是學習他們的時時拂拭心之塵埃，做到心中常清常明。
梁漱溟先生說：我們先要了解人心本來如是，本來是人心，本來是人。一刹那，兩刹那，十年百年，莫不如是。所謂功夫就是讓他接連著如是，這就是不懈。一懈就間斷了。
生活本來就是好的，像一池清水流淌，不懈的意思就是要時刻保持警惕，若有髒東西靠近，就要對水進行過濾以保持其新鮮純淨。聖人就是這樣做的，而且授人以魚，不若授人以漁。聖人教給他人的也是這種方法。
《論語》裏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宋代的朱熹也說：“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其意皆在反省。
自省就是學習。梁先生說：孔子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中庸》《大學》之所謂“戒懼”宋明人之所謂功夫，就是這個學……這種讓人常常好，常常對，就是要求人向時常好，時常對的路上走去。學就是披沙揀金為我所用，同時淘汰汙垢，納入新的活力。很多人會質疑自省之功用，神聖的聖人之道怎麼可能在一己的默念反思之間就能領悟呢？馬克思理論告訴我們，質變都是從量變開始的，而每次的量變中都含有質變，隻是你不曾察覺而已。很多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就在別人以為不可能的眼光中完成了，如水滴石穿、繩鋸木斷。這不是奇跡，而是點滴的積累之功效。毛澤東說：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能在朝夕都能勤苦用功的人，終將成大業。
一位老人和他的小孫子住在肯塔基西部的農場。每天早上，老人都坐在廚房的桌邊讀《聖經》。
一天，他的孫子問道：“爺爺，我試著像你一樣讀《聖經》，但是我不懂得《聖經》裏麵的意思。我好不容易理解了一點兒，可是我一合上書便又立刻忘記了。這樣讀《聖經》能有什麼收獲呢？”老人安靜地將一些煤投入火爐。然後說道：“用這個裝煤的籃子去河裏打一籃子水回來。”
孩子照做了，可是籃子裏的水在他回來之前就已經漏完了。孩子一臉不解地望著爺爺。老人看看他手裏的空籃子，微笑著說：“你應該跑快一點兒。”說完讓孩子再試一次。
這一次，孩子加快了速度。但是籃子裏的水依然在他回來之前就漏光了。他對爺爺說道：“用籃子打水是不可能的。”說完，他去房間裏拿了一個水桶。老人說：“我不是需要一桶水，而是需要一籃子水。你能行的，你隻是沒有盡全力。”接著，他來到屋外，看著孩子再試一次。
現在，孩子已經知道用籃子盛水是行不通的。盡管他跑得飛快，但是，當他跑到老人麵前的時候，籃子裏的水還是漏光了。孩子喘著氣說：“爺爺，你看，這根本沒用。”
“你真的認為這一點兒用處都沒有嗎？” 老人笑著說，“你看看這籃子。”孩子看了看籃子，發現它與先前相比的確有了變化。籃子十分幹淨，已經沒有煤灰沾在籃子上麵了。“孩子，這和你讀《聖經》一樣，你可能什麼也沒記住，但是，在你讀《聖經》的時候，它依然在影響著你，淨化著你的心靈。”
這位爺爺真是智者，能以如此生動地告訴幼小的孫兒人受淨化的原理。其實人受自省的影響也是同一道理。誰的心不曾沾惹塵埃？凡聖之別就在於聖人能迅速地察覺到塵埃之所在，並且不遺餘力地將它剔除出去；而世俗之人總以為還有其他更為重要的事情去做，從來忽略了內心的清明與否。誰都可以反省自己，但不是誰都能夠每日三省，能夠做到三月不違仁。師傅領進門，修行在自身。孔子隻能指點修行之道，能否終成正果畢竟還是要靠本人。
弦外聽儒音
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東漢太傅陳蕃15歲時，曾經獨處一個庭院習讀詩書。一天，其父的一位老朋友薛勤來看他，看到院裏雜草叢生、穢物滿地，就對陳蕃說：“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陳蕃當即回答，“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這回答讓薛勤暗自吃驚，知道此人雖年少卻胸懷大誌。感悟之餘，勸道，“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誰知竟成為勉勵後學的勵誌名言。
第三章 活在當下，守住心門
君子求諸己，達無我之境
“為己者就是我已忘形，為我憐憫他人而幫他，行了便完了。為人則行了還未完，因為為人則所行是手段。”
平常我們說一個人自私是因他眼裏隻有自己，無私則應該是為他人著想，但是梁漱溟先生卻反其意而用之：為己與為人的區別也就是一個不自私與自私的區別。為己者就是我已忘形，為我憐憫他人而幫他，行了便完了。為人則行了還未完，因為為人則所行是手段。
這段話初看來不免令人滿腹疑惑。其實如果和孔子對生活的態度聯係起來，馬上就風清月明、了然於胸了。梁漱溟先生說：為己即為當下之心情，求己即求其在我，一言以蔽之，乃是順其當下所感的去做，無所謂為我，也無所謂為他，此時絕對的，所謂整個的生命是也。這也是梁先生對孔子“君子求諸己”的解釋。孔子對生活都是按照自己的心去做的，隻求盡心而已，梁先生自己所崇尚的“尚情無我”也是這個意思。在“為己”者眼中，並無他人與自己之別，隻是憑借自己的興致而行，這才是真正的無私。
而“為他人”則不然，梁漱溟先生說得很明白：我們往往聽人勸友人而說“完全是為你，與我不相幹”。此實錯誤，且非事實。你有心幫助他人，隻是因為心中的善念在引導。如果眼睜睜看著他們有難而自己袖手旁觀，心中就會過意不去，因此施人援手。這樣的行為其實就是為了自己的心中所安，旁人看來是“為人”，實則是“為己”，這才是梁漱溟先生所言的“無私”當然也不能由此推斷出他人就不必心懷感激的結論，因為人的心都是仁的，你有心幫是出於你的心，他心存感激是出於他的心，都是為了求心安。
為己和為人著眼點不同，最後的所求自然也不同。為己即是為心，自己的心裏因為幫助別人而感到充實和快樂，事情就算結束了，你不會再去期待更多的東西。所謂贈人玫瑰，手留餘香。自己已經得到了那份香氣，何必還執著於其他呢？為人則不然，他既然以他人為焦點，便以他人獲得解脫而居功，會希望對方能給自己一些表示。這樣的為人，豈不反而成為了自私？
婁師德和狄仁傑均是武則天時期的宰相，但兩個人的能力卻有差別。狄仁傑出類拔萃意氣風發，而婁師德卻顯得有些平庸。盡管婁師德是個謙謙君子，從來不會和任何人發生矛盾，但盛氣淩人的狄仁傑就是看不慣婁師德和自己平起平坐，因此，平時擠兌起婁師德來，狄仁傑都是不遺餘力。
但是，婁師德是個信奉唾麵自幹的人，任憑狄仁傑怎麼欺負，他似乎都不放在心上，而且似乎也沒什麼怨言。最後，武則天看到這種情況，便想找機會和狄仁傑談一談。
有一天，散朝的時候，武則天留下狄仁傑，聊了幾句，武則天單刀直入地問狄仁傑：“我這麼重用你，你知道這是為什麼嗎？”
狄仁傑答得也很幹脆：“我是一個從來不知道依靠別人的人，而皇上您最後居然重用了我，我想一定是因為我的文章出色外加品行端方。”
武則天一笑：“狄先生啊，這你就隻知其一，不知其二了。當年，我對你其實一點了解也沒有，提拔你，全仗有人在我麵前推薦你啊。”
狄仁傑吃驚了：“真的啊？我怎麼想不起來會是誰推薦了我呢？”
“給你三次機會，你猜一下吧？但我想，就是給你十次機會你也猜不出來！”
狄仁傑是個聰明人，見皇上這麼說，就順口答道：“那就請皇上您直接告訴我好了。”
“告訴你吧，你能有今天，靠的不是別人，而是婁師德，就是他在我麵前三番五次地推薦你！”
武則天似乎看出來了狄仁傑的驚詫和難以置信，她隨即讓侍從取來檔案櫃，笑著對狄仁傑說：“你自己去打開看一下裏麵的東西吧。”
檔案櫃打開了，十幾封寫給皇上的推薦信一一呈現在狄仁傑麵前，這些推薦信的主題隻有一個，那就是推薦狄仁傑擔任重要職務。十幾封推薦信的作者也隻有一個，那就是婁師德。這一下輪到了狄仁傑無地自容了，原來自己能有今天，靠的全是婁師德當年的大力推薦。自此之後，他對於婁師德自然是倍加敬重。
其實對於婁師德本人而言，並不對狄仁傑的態度有任何介懷，否則他早會想辦法讓狄仁傑明白他的地位從何得來了，也不會對他的不屑心平氣和安之若素。在他看來，自己這樣做隻是出於自己的心，他人的感激隻不過是副產品而已。這樣的人生才更為灑脫，不為他物所牽絆。
我們平時看到的“為己”“為人”不過是表象而已，梁先生卻從其本源上為我們做了明白的解釋。為我的境界其實就是施恩不圖報。在他人看來你是在施恩，為他人付出了精力等，唯有自己心中明了——不過是盡心罷了，哪裏算是施恩呢？既然不是施恩，又何必求報？
弦外聽儒音
狄仁傑：字懷英，武則天時期宰相，傑出的政治家。他曾擔任國家最高司法職務.是我國曆史上以廉潔勤政著稱的清官，後人稱之為\"唐室砥柱\"。
在其位謀其政，無功即有罪
“孔子所謂‘思不出其位’，就是告訴人不看遠處，隻看當下。”
若將人生分為過去、現在和未來三段，立足點還是現在，因為生命就是現在。過去曾是現在，而未來還未到來，是一個冥想中的生命，其實算不得是真實生命的一部分。孔子所說的“君子求諸己”其實也是要求立足於現在的意思，因其講的是當下自己的心情，過了當下就無需去追究了。
梁漱溟先生說：孔子所謂“思不出其位”，就是告訴人不看遠處，隻看當下。有人問“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一節，似乎與看當下一條相矛盾，實則此一時看當下，因處於現在而思慮關於現在有何危險，其心固未離當下也。
這個當下既是時間，也是空間，要求專注於現在所做的事情。我們平常的毛病，就是心易到別處去，休閑時想作功課。作功課時想玩耍，都不對。其實你做功課時就做功課，玩時就玩才對。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人生階段，每個人生階段所要做的事情都不一樣，這是從時間上來看；如果從空間上來看，身處不同的位置也應該明白自己在此地而非在彼地的責任。屍位素餐之人不僅其自身的人生意義無處可尋，還妨礙了別人的生活。
作為心憂天下的政治家，孔子還把思不出其位做了具體化——思不出其政。看中國曆朝皇帝，屬明朝的最為奇特，除了開國皇帝朱元璋、他的孫子朱允炆及明成祖朱棣之外，都不太務正業，不是喜歡做木匠，就是躲在深宮之中煉丹修仙。麵對這樣的君主，孔子縱然有極好的修養，縱然謹守“君君臣臣”之道，恐怕也得頓足痛哭。他當然無法去顧及千年後的明朝了，但是對自己的弟子教誨卻很嚴格。
季氏將要攻打附庸國顓臾。冉有、子路兩人拜見孔子，說道：“季氏將對顓臾使用武力。”孔子說：“這難道不應該責備你嗎？顓臾，先王曾經任命他（的國君）主管祭祀蒙山，而且它處在我們魯國的疆域之中，這正是跟魯國共安危的藩屬，為什麼要去攻打它呢？”
冉有說：“那個季氏要這麼幹，我們兩人都不想呢。”孔子說：“冉求！賢人周任有句話說：‘估計自己的力量才去就職，如果不能，就應該辭去職位’比如瞎子遇到危險，不去護持；將要摔倒了，不去攙扶，那又哪裏還用得著那些攙扶盲人的人呢？況且你的話錯了。老虎犀牛從柵欄裏逃了出來，龜殼美玉在匣子裏毀壞了，這應責備誰呢？”
冉有說：“顓臾，城牆堅固，而且離季孫的封地費縣很近。現在不把它占領，日後一定會給子孫留下禍害。”孔子說：“冉求！君子討厭那種避而不說自己貪心卻一定另找借口的人。我聽說過：無論是有國的諸侯或者有家（封地）的大夫，不必擔心財富不多，隻需擔心分配不均；不必擔心人民太少，隻需擔心社會不安定。若是財富平均，便沒有貧窮；和平相處，便不會人少；安定，便不會傾危。做到這樣，遠方的人還不歸服，便發揚文治教化招致他們。他們來了，就得使他們安心。如今你們兩個輔佐季孫，遠方的人不歸服，卻不能用文治教化招致；國家支離破碎，卻不能保全；反而想在國境以內使用武力。我恐怕季孫的憂愁不在顓臾，卻在宮牆裏麵。”
《論語》裏麵多是孔子與弟子對話的隻言片語，《季氏將伐顓臾》是為數不多的長篇之一，孔子在這裏詳盡地論述了他“在其位當謀其政”的政治主張，而且對弟子相當嚴厲：求，無乃爾是過於？！氣存丹田，鏗鏘有力。前文曾說過勞心勞力均是各司其職，如果不能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又何必用他？
清代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裏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一位官員死了之後去見閻王，自稱清廉，所到之處隻飲一杯水，不收一分錢，自認無愧於心。不料，閻王卻大聲訓斥道：“不要錢即為好官，植木偶於堂，並水不飲，不更勝公乎？”官員辯解：“某雖無功，亦無罪。”閻王又言：“公一生處處求自全，某獄某獄，避嫌疑而不言，非負民乎？某事某事，畏煩重而不舉，非負國乎？三載考績之謂何？無功即有罪矣。”
朝堂之中不乏貌似清廉的泥鰍式官員，紀曉嵐也對痛恨不已。直到今日，亦有許多官員“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行政不作為。若清廉按此定義，不如將木偶供於朝堂，反正它是鐵定不會謀私的。閻王“無功即有罪”的申斥斬釘截鐵，大快人心。
從朝堂推及現實生活，不難也發現這樣一些蝙蝠式的人物，在獸前裝禽，禽前裝獸。孔子必定是討厭這種狡猾的人的，因他沒有老老實實地去做自己份內的事情。梁漱溟先生也是，他最喜歡小孩子和老實人，因為他們“心中無他”，隻有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忙碌並樂在其中。
弦外聽儒音
《閱微草堂筆記》：清朝短篇小說，紀曉嵐著。類似於《聊齋誌異》，主要搜輯當時代前後的各種狐鬼神仙、因果報應、勸善懲惡等之流傳的鄉野怪譚，或則親身所聽聞的奇情軼事，以筆記的形式加以記載。魯迅先生稱之“測鬼神之情狀，發人間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見”。評價很高。
一花一世界，瞬間蘊生命
“本來宇宙也隻有生命，隻有生活，實沒有兩個相對待的東西，隻有心情。”
前麵說過一個無私的人是“為己者”，隻求心中所安。梁漱溟先生說：孔子所謂為己者，隻為盡其在我者是也。那麼何為盡其在我者呢？在我，就是無他，看來隻有我的生命，實則所謂人、己都一概包括在內。
梁漱溟先生說：本來宇宙也隻有生命，隻有生活，實沒有兩個相對待的東西，隻有心情。隻有心情，也就是說此刻的你身上已經承擔了整個的生命，過去和未來均相會於此時此刻，所以現在的生活就是涵蓋了全部。有一首美麗的詩對“心情”做了很好的闡釋：從一粒沙子看到一個世界, 從一朵野花看到一個天堂, 把握在你手心裏的就是無限, 永恒也就消融於一個時辰。永恒和瞬間是歸於一處的。追求生命的意義，就是把握好當下的自己。梁先生把當下的心情和整個的生命對等正是這個道理——，現在盡的力，原本居傾注了你整個生命之力。
奧斯特洛夫斯基在他的名作《鋼鐵是怎樣煉成》裏曾寫道：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生命對人來說隻有一次。因此，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一個人回首往事時,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愧;這樣,在他臨死的時候,能夠說,我把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獻給了人生最寶貴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奮鬥！華羅庚也說，我們最好把自己的生命看做前人生命的延續，是現在共同生命的一部分，同時也後人生命的開端。如此延續下去，科學就會一天比一天燦爛，社會就會一天比一天更美好。
不同的國度，不同的信仰，他們對待生命的態度卻如此相似，所追求的都是高於生命，隻能通過生命方能抵達的人類的光輝燦爛。可以說他們是在為整個人類而活，通過人類的幸福來得到心靈的滿足，盡己之力，達無私之境界。此等誌向之高遠、精神之崇高，令人高山仰止。
《三國演義》裏也塑造了一大批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忠臣良將：諸葛亮自從隆中對後，便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白帝城托孤，縱然阿鬥難扶，依然兢兢業業日理萬機；為完成先帝遺業，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六出祁山，最後星墜五丈原；劉備兩大將張飛關羽自桃園結義，生死追隨，特別是關羽過五關斬六將，隻求胯下赤兔馬隨他追出曹營，更被奉為“忠絕”。
曹劉誰是正統？曆史紛爭原就隨人評說，是非成敗轉頭空，落得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但是他們的忠肝義膽、碧血成虹，他們在曆史上的龍騰虎躍、叱吒風雲，又有誰能等閑視之？且夫天地為爐,造化為工,以生命為碳，化身鑄劍。因為生命是人最後的底牌，身既滅，神難留。他們一投入，便投入了整個生命。
西漢初年點兵多多益善的韓信年輕時也曾經潦倒不堪。他在南亭亭長家混飯吃，時間長了，亭長老婆對他很厭惡，一天大早坐在床上把飯吃完了。韓信趕飯，撲了個空，知道是自己蹭飯遭嫌，人家以此來羞辱自己。他也不說什麼，氣鼓鼓地就跑出去了。 因常常餓肚子，隻好去河邊釣魚。這時，有一群幫人家洗衣服布匹的婦女剛好也到河邊來洗衣布。其中一位老婦見韓信饑餓可憐，每天將自己的那份飯分成兩半，留給韓信一半。就這樣毫無厭倦之色地救濟他，直到工作全部完成離去為止。韓信非常感動，對漂母說：我將來富貴了，一定要重重地報答您老人家！漂母生氣地說：我給你飯吃，是看你實在可憐，不是為了圖你報答！
日後，韓信果然衣錦還鄉。他找到當年的漂母，報以千金。找到南亭亭長，賞了他一百個小錢，說道：你是個小人，做好人做不到底。
若論當年給韓信物質上的付出，南亭亭長無疑應當比漂母多得多，也好得多，但為德不卒，結果這得到一百小錢的回報。與其說這是回報，還不如說是羞辱。而漂母隻是盡己所能，並不求回報。雖然付出的不過是疏食粗糲，那恩情已深如大海，重如高山了。《紅樓夢》裏薛寶琴寫道：寄言世俗休輕鄙,一飯之思死也知。漂母的一飯的救濟，彰顯的是其整個生命的光輝，為後人所敬仰。唐代大詩人李白就曾用該典故道：令人慚漂母，三謝不能餐！
但是在生活中，如何才算是把那當下的心情、整個的生命都投入其中了呢？
教授把一隻罐子放在講台上，然後放滿了鵝卵石，問同學們：“這隻罐子是不是滿的？”同學們異口同聲地說：“是”。“真的嗎？”教授拿出了一些碎石子又裝了進去，“現在是不是滿的？”同學們不確定地說：“也許是沒有滿吧？”教授笑了，又拿出了一些沙子裝了進去。“現在有沒有滿？”同學們毫不猶豫地說：“沒有滿！”“很好。”教授說道，然後把一杯水倒了進去。
生命有盈縮之期，仁心即是憑當下的心情。率性而行，莫要猶豫。盡全力才能收獲滿心的歡喜，這也就梁先生所說的“為情趣而為，便是為己”。
弦外聽儒音
多多益善：劉邦曾經在閑暇時與韓信討論各位將領才能的大小。各自是有高有低。劉邦問道：“像我自己，能統帥多少士兵？”韓信說：“陛下你隻不過能統帥十萬人。”劉邦說：“那對你來說你能統帥多少呢？”韓信回答道：“我統帥的士兵越多越好。”劉邦笑道：“你統帥的士兵越多越好，那為什麼你會被我所捉？”韓信說：“陛下不善於統帥士兵，但善於帶領將領，這就是我之所以被陛下您所捉獲的原因。而且陛下的統帥能力是天生的，不是人們努力就能達到的能力。”
今生未盡，何求來世
“凡宗教無不存在於人的情誌不安之上，而此種情誌不安寧的人，沒有一個能讓我們承認他是對的……所有宗教家的講話，都是出位之思。”
孔子一直希望能夠恢複周朝的禮樂製度，祭祀正是其中最重大的內容之一。梁漱溟先生卻說孔子是反宗教的，這不是多少有些矛盾嗎？梁漱溟以孔子所說的兩句話作為反宗教的證據。
孔子雲：“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子雖然敬天命，但是也不語“怪力亂神”。其實孔子所追求的是祭祀所代表的敬畏之心，是周室權威與尊嚴的象征。在那個時代不信鬼神的人廖若星辰，孔子何以能夠如此？按照梁漱溟先生的觀點，這與他著眼於當下有著密切的關係。
孔子一生所求不過是心之安寧，所以儒家雖然並不是否認欲望的存在，欲望會給人帶來的無盡的快樂和煩惱，但是一再強調心之重要，希望以仁心為主導治療欲望給人帶來的傷痛，讓人們學會勇敢而遊刃有餘地去麵對眼前的困難，最終獲得生命的順暢安適。
但宗教卻不是這樣，梁漱溟先生說：凡宗教無不存在於人的情誌不安之上，而此種情誌不安寧的人，沒有一個能讓我們承認他是對的……所有宗教家的講話，都是出位之思。
人有生老病死、悲歡離合、七情六欲，這是人之所以為人之常理，儒家告訴人們如何應對這些來獲得情誌的安寧，宗教卻不然。宗教家喜談鬼怪、來世，卻偏偏遠離了當下之情誌。宗教家會許諾一個美好的未來，這個未來遠到令你再也看不到腳下的土地。宗教家總會宣揚眼前的一切都不重要，因為這些遲早是要舍棄的，美好的東西永遠在彼岸。隻要拋下了眼前，不顧了眼前，世人才能得到解脫得到永恒的幸福。總是告訴人們去消極地應付眼前，而不是積極主動地去進取。追隨宗教的人漸漸地忘記了自己生命的活力，自己的能力。
某人在屋簷下躲雨，看見觀音正撐傘走過。
這人說：“觀音菩薩，普度一下眾生吧，帶我一段如何？”
觀音說：“我在雨裏，你在簷下，而簷下無雨，你不需要我度。”
這人立刻跳出簷下，站在雨中：“現在我也在雨中了，該度我了吧？”
觀音說：“你在雨中，我也在雨中，我不被淋，因為有傘；你被雨淋，因為無傘。所以不是我度自己，而是傘度我。你要想度，不必找我，請自找傘去！”
說完便走了。
第二天，這人遇到了難事，便去寺廟裏求觀音。
走進廟裏，才發現觀音的像前也有一個人在拜，那個人長得和觀音一模一樣，絲毫不差。
這人問：“你是觀音嗎？”
那人答道：“我正是觀音。”
這人又問：“那你為何還拜自己？”
觀音笑道：“我也遇到了難事，但我知道，求人不如求己。
這個帶宗教色彩的反宗教故事正好生動地說明了“求人不如求己”的道理，寄托於他人和來世是如何不可靠，與孔子所言之“君子求諸己”正相契合。
而且按照梁先生的說法，宗教是站在一個私欲之上。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宗教家以救世主自居，他們的眼中有自己和他人之別，因此他們是有所求的，並不是盡心了就好。無私者是手段和目的是合一的，盡心幫助他人，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宗教則不然，它宣揚教義隻是一種手段，目的是忘卻現在跟隨他們走，這種手段與目的相分離的行為便被梁先生稱為是“私”。
除了“私”之外，梁先生還說：人之言鬼怪，則有衿喜驚怪的態度，此亦大病。
有多少人能夠證明有鬼怪、有來世的存在？虛無的東西總是能令人馳騁想象，天馬行空。宗教家們善於講述光怪陸離的故事，更善於渲染誇張情節氛圍。上有天堂天使，下有地獄魔鬼，然後讓你用今生的行為來做出選擇。那些遙遠的玄想淩空蹈虛，變化萬端，讓人的心隨之或喜或懼，或驚或憂，時而飛身雲霄之上，時而墜身懸崖之下。這些心之大起大伏也是儒家所排斥的，因它背離了他們尋求心境柔暢的追求。
在生命阻塞、不知去往何處的時候，有人選擇麵對，有人選擇逃避。宗教就是人們用來逃避的選擇之一。它不是著眼於現在，不讓人們去正麵地解決問題，而是在利用人們的不安令其懷疑自己。中間那麼長那麼波瀾曲折的一條生命之路在宗教家看來不僅毫無動人之處，而且還成了累贅，豈不是可惜的很？但是儒家一直提醒我們：生命是活的，生命是當下，生命是我們可以抓住的。今生未盡，何求來世？
弦外聽儒音
彼岸：這個詞在哲學上指的是一種理想境界，此岸是人間，彼岸是天堂。佛教認為，有生有死的境界好比此岸，超脫生死的境界好比彼岸，要到達那裏就要經過“涅槃”。
第四章 順時而為，除去“執”的束縛
不自覺間陷入的“意必固我”
“公私不是範圍的區別，公是順乎天理之自然，而私則是在天理之自然上多了一點意思。”
梁漱溟先生認為，無私之人，看來隻有我的生命，實則所謂人、己都一概包括在內。梁漱溟先生又對“私”與“無私”做了進一步的解釋：公私不是範圍的區別，公是順乎天理之自然，而私則是在天理之自然上多了一點意思，多了一點意思就是要求，就是私，梁漱溟先生稱之為“意必固我”。
梁漱溟先生說，意必固我隻是個要怎樣，一個要求。粗的要怎樣不多見，而細的不知不覺的要怎樣太多了，以至成為牢固不拔的習慣。
要求就是想當然地覺得別人應該按照自己的習慣走，自己覺得這地方山清水秀，便摒棄他人“窮鄉僻壤”的觀點。粗的要求可以大到美國在全球，特別是中東地區推行它的民主和人權；可以小到我喜歡吃黃花菜，你就不能覺得它難吃。
由已推人本是好事，但稍有差錯便成了“強權主義”，一廂情願地以為人同己心，人同己理。畢竟每個人都是不同的原子，有自己的運作方式。雖然人心均“仁”，但是每個人的仁都各自有異，不能用自己的尺子去衡量他人。
梁先生還特別指出：大家不要粗看意必固我的意思，以為我並未意必固我，這種不知不覺的意必固我，在我們真是太多，實已成為牢固的習慣而不自覺。人既有仁心，人自然願意去做好事，但是別人卻未必領情，同時自己還覺得委屈，這種以善之名行的惡事確實也不少見。
“樂府雙壁”之《孔雀東南飛》就講了這麼一個故事：劉蘭芝與府門小吏焦仲卿新婚幾年，恩愛非常。劉蘭芝“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同時“指如削蔥根，口如含朱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可謂知書達理、才貌俱佳。但是偏偏焦母卻說“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堅持要求焦仲卿休妻。懦弱的焦仲卿懾於母威，送劉蘭芝回了娘家。焦母還忙著給她兒子介紹對象，“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為汝求。” “東家有賢女，窈窕豔城郭，阿母為汝求，便複在旦夕。”最後落得焦仲卿夫婦一個舉身赴清池，一個自掛東南枝。
焦母正是陷入了意必固我的態度而不自知。她沒有理由要害自己唯一的兒子，隻是一廂情願地以為自己所選擇的媳婦更能給焦仲卿帶來幸福，等她醒悟到自己是在“越俎代庖”時已經晚了，能做的也隻是“兩家求合葬”。
這種悲劇在中國古代屢見不鮮。愛國詩人陸遊有一首愛情詞打動了無數陷於熱戀卻被迫分離的癡男怨女：
紅酥手，黃籘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
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閑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托。莫，莫，莫！
寫的就是陸母棒打鴛鴦，自己和結發之妻唐婉被迫分離後的相思之情，一寸相思一寸灰，縱然光陰勝金，也難挽回當日之恩愛。這種把自己的意誌強加於他人之上的行為難道還不算是惡嗎？原本順當的生活硬生生地被攪成了一堆亂麻。陸母若知道自己的兒子後半生一直未能忘情於唐婉，不知當作何感慨。
還有很多人以為自己所追求的東西，別人也必定覬覦，便起了毫無意義的排斥心理，令人貽笑大方。《莊子》裏有個這樣的故事。
惠子在梁國做宰相，莊子前去看望他。有人對惠子說：“莊子來梁國，是想取代你做宰相。”於是惠子恐慌起來，在都城內搜尋莊子搜了整整三天三夜。
莊子見到惠子說：“南方有一種鳥，它的名字叫鵷 ，你知道嗎？鵷從南海出發飛到北海，不是梧桐樹它不會停息，不是竹子的果實它不會進食，不是甘美的泉水它不會飲用。正在這時一隻鷂鷹尋覓到一隻腐爛了的老鼠，鵷剛巧從空中飛過，鷂鷹抬頭看著鵷，發出一聲怒氣：‘嚇’！如今你也想用你的梁國來怒叱我嗎？”
莊子嬉笑怒罵，尖酸刻薄、入木三分地對惠子做了淋漓盡致的嘲諷。道不同不相為謀，你視若珍寶，他人棄如敝履。所以許多人對他人展示自己作品的時候會謙虛地說“敝帚自珍”，在您看來不怎樣，我卻情有獨鍾，這才是對彼此的尊重。
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退而思之，己之所欲，他人未必喜歡。想當然地把自己的要求放之四海讓他人遵守，這就陷入了大“私”之中。要知道，人世間有百媚千嬌，並非獨你一種。屈原所歎的“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也正是此理。
弦外聽儒音
藍田食雞子：王藍田性子很急。有一次吃雞蛋，他用筷子紮雞蛋，沒有拿到，便十分生氣，把雞蛋扔到地上。雞蛋在地上旋轉不停，他接著從席上下來用鞋齒踩，又沒有踩到。憤怒至極，又從地上拾取放入口中，把蛋咬破了就吐掉。
過而不留，似悲實不悲
“他的一種悲哀的樣子，卻不是有什麼憂放在心裏。”
常言道，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可見快樂之難求。誰都想要得一二忘八九，但做起來卻並不容易。仁者既然能夠生活常好常對，那又應該怎是怎樣的呢？他們是不是縱化大浪中也能做到心如止水、不喜亦不懼？
其實不然。仁者有著最為柔嫩的心，比常人更能感觸到悲喜之變。梁漱溟先生說：“仁者時常關懷旁的事情，容易有所感受，所以他容易悲，容易哭，容易愁。” 仁者也會有七情六欲，他們的心被外界投入石子的時候也會掀起萬層波瀾。
《論語》裏有好幾處寫顏淵死後孔子的態度，其中最為激烈的是這兩段。
顏淵死了，孔子說：“唉！是老天爺真要我的命呀！是老天爺真要我的命呀！”
顏淵死了，子哭得極其悲痛。跟隨他的人說：“您悲痛過度了。”孔子說：“我悲痛過度了嗎？我不為這個人悲傷過度，又為誰呢？”
“天喪予，天喪予”的哀號，“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的沉痛，不難看出儒雅溫厚的孔夫子已是悲痛欲絕。但是心中的哀痛能表現出來，便重新得到了安慰和平複。仁者不同於常人之處就在於他們能夠做到過而不留，“他的一種悲哀的樣子，卻不是有什麼憂放在心裏，即不是有一個欲念放在心裏，所以他的生活也就流暢下去而不滯塞。”
很多人卻習慣於把感情“忍”著，梁先生認為忍即是“不仁”，即沒有按照生命之理去生活。小孩子往往能夠更為快樂，因為他們還不懂得什麼是忍。梁漱溟先生說，“小孩比大人哭的時候多，他實在比大人樂的時候多，他哭的時候，有時直是他暢快的時候。因之，他的心無所蘊蓄，一味流暢下去。仁者如小孩一樣，他的生活時常在生命之理上，是以時時流暢。”仁原本就是活的，眼淚是一種發泄，是疏通生命淤塞的通道，發泄完了就過去了，所以說仁者並不是沒有悲哀，沒有憂懼，但是由那種悲哀、憂懼所生的憂傷煩惱他卻沒有。
莊子的妻子病死了。好朋友惠子前來吊唁，見莊子正盤腿坐地，鼓盆而歌。惠子責問道：“人家與你夫妻一場，為你生子、養老、持家。如今去世了，你不哭亦足矣，還鼓盆而歌，豈不太過份、太不近人情了嗎？”莊子說：“不是這意思。她剛死時，我怎會獨獨不感悲傷呢？思前想後，我才發現自己仍是凡夫俗子，不明生死之理，不通天地之道。如此想來，也就不感悲傷了。”
惠子仍憤憤不平，質問道：“生死之理又如何？”莊子說道：“察其生命之始，而本無生；不僅無生也，而本無形；不僅無形也，而本無氣。陰陽交雜在冥茫之間，變而有氣，氣又變而有形，形又變而有生，今又變而為死。故人之生死變化，猶如春夏秋冬四時交替也。她雖死了，人仍安然睡在天地巨室之中，而我竟還悲哀地隨而哭之，自以為是不通達命運的安排，故止哀而歌了。”
盡管莊子看似超然，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在妻子死後是真心地悲痛過的，因悲痛而思考，於是他的心在悲痛與思考中得到了平複。很多人在接受一些殘酷現實的時候都會經曆這樣的過程。陶淵明曾說：\"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他人還有餘悲，陶淵明心中最初的悲痛已經消於無形，因為他知道一切都會過去，生活還有繼續。
而“竹林七賢”中的阮籍則不是這樣。他本性情中人，在司馬氏的統治之下，卻隻能以“忍”的方式來表達不滿。忍即違心，做自己不願做的事情，這對他的身心傷害極大。《世說新語》裏麵記載了幾件他喪母時發生的事情。
阮籍在下棋時聽到母親去世的噩耗，還堅持沒事似地把棋下完，然後飲酒二鬥，吐血數升。
阮籍在給母親出殯時，蒸了一頭小肥豬，喝了兩鬥酒，然後去和母親訣別，他隻說了一句：\"完了！\"大號一聲，隨即口吐鮮血，昏厥過去，很久才醒來。
阮籍為母親服喪期間，在晉文王（司馬昭）的宴席上喝酒吃肉。司隸校尉何曾也在座，他對文王說：\"您正在以孝治國，而阮籍卻在母喪期間出席您的宴會，喝酒吃肉，應該把他流放到偏遠的地方，以正風俗教化。\"文王說：\"嗣宗如此悲傷消沉，你不能分擔他的憂愁，為什麼還這樣說呢？況且服喪時有病，可以喝酒吃肉，這也是符合喪禮的呀！\"阮籍依舊在喝酒吃肉，神色自若。
他看似神色自若，實則五內俱焚。梁先生說，仁者的看似悲哀的樣子，卻不是有什麼憂放在心裏。因為他把憂傷都泄於外了，情動於中而發於外。阮籍卻不是這樣，他的傷痛正是是悲哀、憂懼所生的憂傷煩惱。
孔子說，“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以此可推出唯有仁者可以“長處樂”。過而不留，此情此景已成過往了，該盡的心，該盡的情既已於當時傾瀉而出，心中再無遺憾，就可以繼續滿心歡喜地做當下之事，這也就是孔子自己的生活，他所讚賞的生活。
弦外聽儒音
《挽歌其三》：晉陶淵明所作。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麵無人居，高墳正嶣嶢。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複朝。千年不複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生命本自然，道理易僵化
“人本應當順著人情去做，若靠一個道理去生活，則他們的生活真是非亂不可。”
生活中，人們總是情理並提，如情理不通，曉之以情、動之以情等等。情是心底一動，發而於外，往往千絲萬縷、變化莫測；理則可以用“概念、判斷、推理”來定論，像是數學公式，板上釘釘。但是梁漱溟先生是討厭按照理去生活的，因為道理原是本於人之心，人之情，現在把它作為行為的準的，就是“多一點意思”，也陷入了“意必固我”。不能靈活地順風順水而行，卻大筆一揮製定出生活的條條框框，這樣的生活不是僵化得可怕嗎？
因此梁漱溟先生說：如宗教之信仰，哲學家之學理，與夫社會上之習慣等，者許多東西，如生物之機械的動作一樣，社會上覺得非常之需要，實則非常擾亂吾人之生活。
理是人們公認的維護社會秩序的基石，基石當然要穩固可靠且恒久不變，但這也成了理的弱點所在。梁漱溟先生舉例說：譬如以愛人愛物這個道理順著往下去推，必至流於墨子之兼愛，基督教之博愛；再推測到佛教的慈悲不殺生；再推，不但不殺動物，還要不殺植物才對，乃至一石一木也不要毀壞才是。但是在社會中投入個人，個人很容易被社會化。說得漂亮一點，是融入了社會生活，換言之，就成為了異化。也就是說，道理是從人情中提煉出來，讓人更好地生活的，但是很多理其實已經背離了情，結果要求人棄情從理去生活，遠離了生命的原貌。
宋朝理學家朱熹最為後人批得體無完膚的恐怕就是“存天理，滅人欲”這句話了。他的本心應是想為天地萬民指點一條“常好常對”的道路，故這一論點的前提當是“欲是壞的”，否則邏輯上便不能成立。朱熹所說的欲其實已經囊括了常人所說的情，人容易縱情、“富貴易淫，貧賤易移，威武易屈”，可見朱熹對人是多麼地不信任，這不是和荀子的性惡論殊途同歸嗎？梁漱溟先生自然是反對這個意見的，因為在他看來，隻要按照仁心去做，人就可以過上正常且和樂的生活了。
所以，梁先生說，人本應當順著人情去做，若靠一個道理去生活，則他們的生活真是非亂不可。如果按照道理去做，不僅是畫蛇添足，更容易弄巧成拙。一條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理往往會走入呆板、僵化的道路，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教條主義錯誤。
在中國有個按圖索驥的故事。春秋時，秦國有個名叫孫陽的人，善於鑒別馬的好壞，他把自己識馬的經驗寫成書，名為《相馬經》。這本書圖文並茂地介紹了各類好馬，所以人們把孫陽叫“伯樂”。孫陽的兒子熟讀了這本書後，以為自己學到了父親的本領，便拿著《相馬經》去找好馬。一天，他在路便看見一隻癩蛤蟆，前額和《相馬經》上好馬的特征相符，就以為找到了一匹千裏馬，馬上跑去告訴父親：“和你書上畫的好馬差不多，隻是蹄子不像。”孫陽聽後，哭笑不得，隻好回答說：“這馬太愛跳了，不好駕馭。”
這裏的《相馬經》擾亂的是幾個或幾個人的生活，最多浪費了他們的一番精力，吸取一下教訓也就罷了。如果放在國家民族出路的大事上，所牽動的可是千千萬萬人的命運。
理其實並沒有錯，因為它本身就是從情中衍生的，隻是它容易走極端，不如情之與生活貼得更近。所以梁先生說：凡是認定一條道理順著往下去推，就成了極端。事實本是圓的，若認定一點拿理智去推，則為一條直線，不能圓矣，結果就是走不通。
弦外聽儒音
華佗治頭痛：曹操患偏頭風病，久治無效，經華佗針刺就不痛了。倪尋和李延兩人，也都患頭痛發熱。華佗給倪尋吃瀉藥，給李延吃發汗藥，結果治好了。怎麼相似的病例治法如此不同，這是什麼道理？華佗回答說：倪尋是傷食，李延是外感，所以治法不能一樣。”
是非隨我心，遊刃咫尺間
“本來是非主觀的情理，隻在直覺上有，隻在好惡上見，完全應與客觀的事理分開。”
與“非理”的態度相對，就是“主情”。梁漱溟先生說：“本來是非主觀的情理，隻在直覺上有，隻在好惡上見，完全應與客觀的事理分開，他僅僅是一個意味，是一個情味。所謂是者就是歡迎的意思，所謂非者就是拒絕的意思，完全是心情的一種力量。”歡迎與拒絕就是心裏的喜歡與不喜歡之別，喜歡就去做，不喜歡就不做，有自己的心去做，不為外物牽絆，如此心裏就時時安心舒暢。
因此梁先生認為：“孔子主張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完全是聽憑直覺之所之事，情到何處，他的行為就到何處……”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他的情味如此。世界上不乏狂人癡人，如梅妻鶴子的林浦，穩坐釣魚台的嚴子陵。旁人看來他們是不通情理——富貴榮華不是遠比茅簷草屋要好得多嗎？否則飽讀詩書又是為何呢？因為在世俗之人看來，隱居不過是退而求其次的選擇，隻要有機會就應該出而為功為業，不應該偏安一隅。但是人各有誌，這些人心中自有對是非的計較，隻有做自己喜歡的東西才能達到生命的逍遙，所以不會陷於他人的評價。
戰國時期，孟子名氣很大，府上每日賓客盈門，其中大多是慕名而來、求學問道之人。有一天，接連來了兩位神秘人物，一位是齊國的使者，一位是薛國的使者。對他們，孟子自然不敢怠慢，小心周到地接待他們。
齊國的使者給孟子帶來赤金100兩，說是齊王的一點小意思。孟子見其沒有下文，堅決婉拒了齊王的饋贈。使者灰溜溜地走了。
過了一會兒，薛國的使者也來求見。他給孟子帶來50兩金子，說是薛王的一點心意，感謝孟子在薛國發生兵難時幫了大忙。孟子吩咐手下人把金子收下。左右的人都很奇怪，不知孟子葫蘆裏裝的是什麼藥。
其中有一位弟子問孟子：“齊王送您那麼多的金子，您不肯收；薛國才送了齊國的一半，您卻接受了。如果您剛才不接受是對的話，那麼現在接受就是錯了，如果您剛才不接受是錯的話，那麼現在接受就是對了。”
孟子回答說：“都對。在薛國的時候，我幫了他們的忙，為他們出謀設防，平息了一場戰爭，我也算個有功之人，為什麼不應該受到物質獎勵呢?而齊國人平白無故給我那麼多金子，是有心收買我，君子是不可以用金錢收買的，我怎麼能收他們的賄賂呢?”
相似的事件，不同的態度，看似孟子厚此薄彼，旁人不解，他卻心中明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可以說是一條公認的道理，但是這道理也是出於他心中的考慮：既然有功，自然是喜歡賞賜的了；而無功受祿不符合他心中的君子之道，自然是退而拒之了。一是一非，孟子分得明明白白。
紅樓夢中的黛玉，“一時好了，一時惱了”，愛使小性子，在寶玉看來這卻真是她真情之流露，這也是她的可愛之處。但黛玉並不能做到是非由心，否則也不會且落淚且傷懷了。她正是梁漱溟先生所說的為憂懼而生憂懼。她既使小性子來表達不滿，但又太過在意自己的小性子為旁人所看不慣，每想到自己寄人籬下便鬱鬱不樂。而這種在意和抑鬱久積在心，不知如何排遣，轉而傷身。
《紅樓夢》中有一回《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花費不少篇幅寫寶釵、黛玉難得的交心，從中可看出黛玉對自己的多心也是明白的，但是卻始終無法從中解脫。
黛玉歎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極好的，然我最是個多心的人，隻當你有心藏奸。從前日你說看雜書不好，又勸我那些好話，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錯了，實在誤到如今。細細算來，我母親去世的時候，又無姐妹兄弟，我長了今年十五歲，竟沒一個人像你前日的話教導我。怪不得雲丫頭說你好。我往日見他讚你，我還不受用；昨兒我親自經過，才知道了。比如你說了那個，我再不輕放過你的；你竟不介意，反勸我那些話：可知我竟自誤了。若不是前日看出來，今日這話，再不對你說。你方才叫我吃燕窩粥的話，雖然燕窩易得，但隻我因身子不好了，每年犯了這病，也沒什麼要緊的去處；請大夫，熬藥，人參，肉桂，已經鬧了個天翻地覆了，這會子我又興出新文來，熬什麼燕窩粥，老太太、太太、鳳姐姐這三個人便沒話，那些底下老婆子丫頭們，未免嫌我太多事了。你看這裏這些人，因見老太太多疼了寶玉和鳳姐姐兩個，他們尚虎視眈眈，背地裏言三語四的，何況於我?況我又不是正經主子，原是無依無靠投奔了來的，他們已經多嫌著我呢。如今我還不知進退，何苦叫他們咒我？”
偶爾聽到窗外老媽子在罵小丫頭，也誤以為是在說自己，對旁人心存忌憚。可見她雖然目下無塵，孤高自詡，麵對他人卻不免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這樣壓抑著自己，怎能舒暢快活？倒是同樣父母雙亡的湘雲心直口快，豪爽大方，寄居他處也總是笑意盈盈。黛玉把自己的心托於他人自然就以他人之是非而波動，不如湘雲當喜則喜，當憂則憂的自由瀟灑。
是非由心，生活方有趣味，梁漱溟先生說，“本來所謂我者，隻是生命上之一意味，其與所謂苦樂是非者，通統是生命上之一意味。”心本活潑，由心去調劑生活，生命才倍顯光彩。金庸在《白馬嘯西風》中寫了一個名叫李文秀的女孩子，她說：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我偏不喜歡。這種任性任行的真率正是梁漱溟先生讚賞的。心花恣意生長，滿眼春光燦爛。
弦外聽儒音
劉伶醉酒：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 為褲衣。諸君何為入我褲中？”
第五章 天人合一，禮樂是真情最美的衣裳
禮之源乃生命之理
“生命之深密處，乃是真正之優美文雅，此是禮樂之根本。”
孔子是最重視禮的，他奔走各國就是希望分崩離析的天下又能重新回歸於周禮。《論語 鄉黨第十》幾乎就是孔子為傳授禮而編的教材，裏麵對人的談吐、舉止禮節等都做了嚴格的規定。孔子的態度也不似其他地方那般灑然，而是充滿恭敬而嚴肅的語氣，可以想見當年孔子在講授這些時必是正襟危坐，端莊謙恭。
看見穿喪父的人，即使是親近的人，也一定要改變麵色以示同情。看見穿禮服的人和盲人，即使是熟悉的人，也一定有禮貌地對待他。
乘車時，遇見穿孝衣的人要行軾禮。遇見背著國家圖籍的人也要行軾禮。
別人以豐盛的飯食款待，一定要改變容色站起身來表示敬意。
遇到疾雷、大風，一定要改變容色。
上朝的時候，跟下大夫說話，溫和歡愉；跟上大夫說話，恭敬正直。君主在朝的時候，舉止恭敬，威儀適度。
這些禮節在孔子眼裏都是必須遵守的，否則不足以表明自己的心跡。但是主張任性率真的現代人總以為這些禮是束縛自由的網，甚至覺得有些虛偽：為什麼不能一直保持著自己原來的態度，而要“改變容色”呢？這不是太假了嗎？孔夫子給人以迂腐的印象最主要的就是源於他對於這些禮的提倡。難道禮和人的真性情是相對立的嗎？其實不然。
梁漱溟先生說：仁者的生活是一團和氣。因為他有和樂的心。所以他一舉一動無論怎樣都是優美文雅。此見之於言辭舉動之優美文雅，是從生命之深處發出。生命之深密處，乃是真正之優美文雅，此是禮樂之根本。這就是說禮並非是與心情不相容的，恰恰相反，禮是心情最自然之表示。反而是一直嚷嚷著個性自由的人應該去反省一下：是不是陷入了孔子所言的“意必固我”？
仁是柔嫩的心，看見剛失去至親的人，心底自然會被撥動，生發出同情，改變麵色不過是同情心所帶來的外在的表露；看見盲人，仁心就會生出憐憫，禮貌地對待他們。以此推之，在麵對不同對象、不同環境時，人的心底會生發出不同的意味，從而表現出不同的禮。麵對下大夫時，心情放輕鬆，自然能做到歡愉的交談；麵對上大夫時，則會更為謙虛謹慎，所以就恭恭敬敬。這些不正是人之常情嗎？
楊時是北宋時一位很有才華的才子，小的時候就很聰穎顯得與眾不同，善寫文章。程顥和弟弟程頤講授孔子和孟子的學術精要(即理學)時，很多學者都去拜他們為師，楊時便以學生禮節拜程顥為師，師生相處得很好。楊時回家的時候，程顥目送他說：“吾的學說將向南方傳播了。又過了四年程顥去世了，楊時聽說以後，在臥室設了程顥的靈位哭祭，又用書信訃告同學的人。程顥死以後，又到洛陽拜見程頤，這時楊時已四十歲了。一天拜見程頤，程頤正閉著眼睛坐著，楊時與同學遊酢就侍立在門外沒有離開，程頤已經察覺的時候，那門外的雪已經一尺多深了，他們的身上已經落滿了雪花。
這個程門立雪的故事一直為後世所頌揚。並沒有人要求學生以這種方式來表達其尊師重道之情，他們隻是遵從心裏對老師的敬意而行了這樣的禮。劉備“三顧茅廬”也是同樣的道理，是劉備在麵對胸藏天地的諸葛亮時所流露的尊賢與求才之心，對他們來說，自己的所為隻是盡心而已。
子張問：“十世以後的事，可預知嗎?”
孔子回答說：“殷代因襲於夏禮，有些損益的，現在仍可考而知。周代因襲於殷禮，有些損益的，現在亦可考而知。將來有繼周而起的，縱使一百世之久，我們也該可以預知呀。”
禮從夏朝承襲下來，曆經百世依然可以為人們所知，這是何故？那是因為不管山河幾番輪換，人之仁心卻是千古不變。隻要作為心之本性的仁未變，所立之禮雖千萬遍，總不出乎此生命之理。況且，如果不是因為禮和人之本心契合，在行禮的時候不就成了“違仁”之舉嗎？生命一旦如此，就會滯塞，人就會踟躕不安，禮又豈能有如此長久的生命力？所以禮的出現有了可能。
生活中的仁者畢竟是少數，常人的仁心易被欲念、固執這些濁霧所困擾牽絆，無法按照自己的仁心自然而行，所以極少有人能夠“從心所欲不逾矩”，所以禮的出現才如此必要。但它並不是來束縛我們的自由的，而是讓人更好地認清自己的心。正如梁漱溟先生說：禮便是生命之恰好處，即約之以生命之理，此根本之理，可貫通一切。
弦外聽儒音
華夏成人禮：按周製，男子二十歲行冠禮，不過天子諸侯為早日執掌國政，多提早行禮。傳說周文王十二歲而冠，成王十五歲而冠。女子則一般十六歲行笄禮。從那之後，少男少女作為氏族的一個成年人，參加各項活動，並可以婚嫁。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文質通統不能離開，不應苟簡。”
禮既然是心流於外之表現，看起來就是一種外在的形式。生命深處是優美文雅，那麼禮也應該是優美文雅才對。隻有兩者都做到恰到好處，才能夠稱得上是君子。
有些人卻誤以為隻要有真情，行為就隨之而來，不需要自己再注意些什麼東西。其實不然。人除了心之外，還有很多的幹擾，比如欲。這些東西也會在不知不覺中表現出來，令行為失當。如果要表現人的真情，合乎優美文雅，就應當聽從純粹的心的指引，去除與本心不相合的虛榮造作等等，如此才能做到內外一致。梁漱溟先生說：文質通統不能離開，不應苟簡。苟簡就是草率簡陋。孔子的弟子子貢就對這個問題說得很明白。
春秋時期，衛國有個大夫，叫做棘子成。棘子成不明白人為什麼要學“文”，於是問孔子的學生子貢，“君子隻要有好的本質就夠了，幹嘛還要有外在的禮儀呢？”子貢回答說：“文和質同樣很重要，怎麼可以把它們等同起來呢？虎豹之所以不同於犬養，不僅因為它們本質上是不同的獸類，還因為它們皮毛的花紋不同。如果你把虎豹、犬羊身上的皮毛都拔去了，你還能分辨得出哪些是虎豹哪些是犬羊嗎？”
質是一個人內在的氣質，隱而不顯；文原指紋理，這裏說的是外在的行為禮節。子貢說得很明白：如果沒有禮，人就難以辨別粗野和文雅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是禮節的對話，禮節是一個人真性情的使者，如果他不能準確地把內心的柔和美好表現出來，又怎麼讓他人來理解他的內涵修養呢？畢竟別人隻能從外在的表現去推測一個人的內心。你能相信一個衣衫不整、滿嘴髒話的人會是謙謙君子嗎？若是有，恐怕也是另有隱情，如偽裝等等。
所以孔子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性情過於直率就顯得粗魯,禮儀過於恭敬就顯得虛浮,恰當的性情與禮儀,才是成熟的人該有的樣子，才能夠稱得上是君子，這也是孔子所崇尚的中庸之道的表現。真性情雖好，也需要恰當地表現出來才更能為人們所推崇和接受。
孔子還特別強調了禮之重要：“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也就是說，隻是恭敬而不以禮來指導，就會徒勞無功；隻是謹慎而不以禮來指導，就會畏縮拘謹；隻是勇猛而不以禮來指導，就會說話尖刻。在上位的人如果厚待自己的親屬，老百姓當中就會興起仁的風氣；君子如果不遺棄老朋友，老百姓就不會對人冷漠無情了。
恭敬、謹慎這些內在的情感不能無端無節製地表露出來，而是要合乎禮之約束。就如同每個人都有“仁”心，要達到仁者的境界卻不能於仁有絲毫偏差一樣，禮也必須中規中矩。孔子曾經稱讚《詩經 關雎》道：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無論是快樂和悲痛都有一定的節製，這才是最值得稱道的。這八個字後來也成為中國美學上的一個準的。
孔子的要求看似有些苛刻，其實和“我欲仁，斯人至矣”一樣，是可以做到的。梁漱溟先生說：因為好的行為根本是出於好的心理。心情柔和的時候，他的一舉一動自會中禮。也就是排除雜念，隻按照自己心中的仁心去行事就足矣。孔子自己就是如此做的。
顏淵死了，他的父親顏路請求孔子賣掉車子，給顏淵買個外槨（古時棺材分為兩重，裏層叫棺，外層叫槨）。孔子說：“有才能的和無才能的，對個人來說都是自己的兒子。我兒子孔鯉死的時候，也隻有內棺沒有外槨。我之所以不賣掉車徒步行頭來替他置辦外槨，是因為我在大夫的行列之後隨行，是不可以徒步走路的。”
如果僅看這段話，會覺得孔子人情澆薄——顏回是他最欣賞的弟子，而又是他的父親來求他；還有些虛榮——非要乘車出行。但是，從前麵他對於顏回死而痛哭“天喪予”，就可知他的心中對顏回是萬分不舍；他可以居九夷而不覺陋，又怎會是一個貪慕虛榮之人呢？其實他這麼做都是出於一個“禮”字。《禮記 檀弓》說，安葬雙親應該根據家庭的財力，對待子女更應該如此，所以演員入葬時僅有內棺而無外槨並不違反禮製；相反，如果超過自家的能力厚葬顏淵，反而是違背禮的。同時《禮記 王製》記載，有官爵的人和老年人不必徒步行走了，大夫擁有車乘是符合禮的規定的。所以適可而止才是君子之道。
弦外聽儒音
盡善盡美：子說《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又說《武》：‘盡美矣，未盡善也。’”盡善盡美是孔子的美學標準。《邵》是舜帝之樂，當時采納禪讓製，因此說音樂既美且善；而《武》是周武王之樂，周武王以武力奪取天下，因此孔子說他的音樂雖然美，但是卻沒有達到善。
寧取狂狷，不取鄉願
“所謂狂狷著本不合乎中，一偏於積極，一偏於消極，卻是他們都有一種好處，即是能表現他們的個性，能率真不虛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