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叔敖原來是位隱士，被人推薦給楚莊王，三個月後做了令尹(宰相)。他善於教化引導人民，因而使楚國上下和睦，國家安寧。
有位孤丘老人，很關心孫叔敖，特意登門拜訪，問他：“高貴的人往往有三怨，你知道嗎?”
孫叔敖回問：“您說的三怨是指什麼呢?”
孤丘老人說：“爵位高的人，別人嫉妒他；官職高的人，君王討厭他；俸祿優厚的人，會招來怨恨。”
孫叔敖笑著說：“我的爵位越高，我的心胸越謙卑；我的官職越大，我的欲望越小；我的俸祿越優厚，我對別人的施舍就越普遍。我用這樣的辦法來避免三怨，可以嗎?”
孤丘老人很滿意，笑著離去。
孫叔敖嚴格按照自己所說的行事，避免了不少麻煩，但也並非是一帆風順，他曾幾次被免職，又幾次被複職。有個叫肩吾的隱士對此很不理解，就登門拜訪孫叔敖，問他：“你三次擔任令尹，也沒有感到榮耀；你三次離開令尹之位，也沒有露出憂色。我開始對此感到疑惑，現在看你的心態又是如此平和，你的心裏到底是怎樣想的呢?”
孫叔敖回答說：“我哪裏有什麼過人的地方啊，我認為官職爵祿的到來是不可推卻的，離開是不可阻止的。得到和失去都不取決於我自己，因此才沒有覺得榮耀或憂愁。況且我也不知道官職爵祿應該落在別人身上呢，還是應該落在我的身上。落在別人身上，那麼我就不應該有，與我無關；落在我身上，那麼別人就不應該有，與別人無關。我的追求是順其自然，悠然自得，哪裏有工夫顧得上什麼人間的貴賤呢？”
孫叔敖在險惡的仕途風浪中始終不驚不懼，隻因他心中淡定，用梁漱溟先生的話說，就是“隻是順著生活的路上走去，著重生活的本身，不著眼環境的關係，就完全不成問題”。所有的經過都是生命，而生命應該是從心出發的，孫叔敖守住了心，順心而行，生命自然也就隨之暢達。
梁先生還以君子和小人來指代這兩種生活態度。孔子有言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本是安和自在，種種不成問題，當然時時是樂，故君子與樂完全不離。小人因有許多私欲，故不能安樂……小人去找，所以把宇宙海闊天空大的態度失掉；而仁者不找，所以他的心是通天通地，宇宙是屬於他的。”君子隻看當下自己心的自然流行，而小人雜念甚多，把前前後後的事情都拉到了當下，故焦慮不堪。因此一者樂，一者不樂。
無論儒家還是佛家，對人生困苦的問題都得圓滿地解決，隻不過一個順生，力求生命的生機暢達；一個是無生，根本在於取消生活。一水中分，殊途同歸，並立於中國哲學之高山，良無愧也。
弦外聽儒音
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字汝止，號心齋，師承王守仁，是中國曆史中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思想啟蒙學派，它發揚了王守仁的心學思想，反對束縛人性，引領了明朝後期的思想解放潮流。李贄是其重要代表人物。
平平淡淡才是真
“生命本是一個活動，原是生機暢達，這是絕對的樂，原無可說，即是平淡，即是說生命原是一個調和的平坦的，並沒一點高低之可言。”
人生有苦有樂，但是在最為本真的生命意義上來說，隻有暢達與否。梁漱溟先生說：“生命本是一個活動，原是生機暢達，這是絕對的樂，原無可說，即是平淡，即是說生命原是一個調和的平坦的，並沒一點高低之可言。”生活就像一條河，緩緩向前流淌，縱然遇到巨石橫攔，依然可以順利地繞過去，水流沒有滯塞，這都是樂。因此“在條達安和之氣象看，真是無時非樂。”梁先生還舉例說，小孩之喜怒哀樂，聽他喜怒哀樂。聽就是“任由”的意思，為何如此說呢？“他喜怒哀樂的時候，也恰是他條達通暢的實際，苦的蹤跡安在？而成人當喜不喜，當哭不哭，忍含在心裏，乃有苦之可言。”
這種樂是當下的，具體的，因為生活本就當下。這種當下和具體並不是以某一件為樂，某一件為苦，如果是這樣的話，實現就會抱定這種態度從這些事情中尋找樂，一旦尋找了，其實就是落入了“虛見”。梁先生說，與此虛見同起者，厥為妄情，正是這些東西擾亂了人原本正常的生活。
梁漱溟先生說，所謂實感者，即當前一刹那苦樂之感，此乃直覺之所指示，離此而去希冀什麼便是虛見，因已離開直覺矣。就如同吃一塊糖，覺得好吃，心裏就有一種樂在。但是有的人會以此推去，以為有千塊糖便有千倍樂。而作為實感的樂是絕對的，並無高低之別。“若愈看愈高或愈低則愈錯，實則一平淡而已。”既無高低之別，生活就當隻存“平淡”可說。人們常說平平常常就是真，這種生活的真就是樂。這種和生命同在的俱生我執正是儒家認為的根本。
蘇東坡評價陶淵明的詩作說：質而實綺，臒而實腴。平淡之中其實有萬般滋味，生活也是如此，而且這些滋味其實都可歸於一個“樂”字。
梁先生認為實感便是對，如果在此直覺之外再加一點，就成了非是。也就是說如果抱定了糖越多，樂越多的態度，便是落入了虛見和妄情。這是儒家和佛家都要求破的執。
縣城老街上有一家鐵匠鋪，鋪裏住著一位老鐵匠。時代不同了，如今已經沒人再需要他打製的鐵器，所以，現在他的鋪子改賣拴小狗的鏈子。
他的經營方式非常古老和傳統。人坐在門內，貨物擺在門外，不吆喝，不還價，晚上也不收攤。你無論什麼時候從這兒經過，都會看到他在竹椅上躺著，微閉著眼，手裏是一隻半導體收音機，旁邊有一把紫砂壺。
當然，他的生意也沒有好壞之說。每天的收入正夠他喝茶和吃飯。他老了，已不再需要多餘的東西，因此他非常滿足。
一天，一個文物商人從老街上經過，偶然間看到老鐵匠身旁的那把紫砂壺，因為那把壺古樸雅致，紫黑如墨，有清代製壺名家戴振公的風格。他走過去，順手端起那把壺。壺嘴內有一記印章，果然是戴振公的。商人驚喜不已，因為戴振公在世界上有捏泥成金的美名，據說他的作品現在僅存三件：一件在美國紐約州立博物館；一件在台灣故宮博物院;還有一件在泰國某位華僑手裏，是那位華僑1993年在倫敦拍賣市場上，以56萬美元的拍賣價買下的。
商人端著那把壺，想以10萬元的價格買下它，當他說出這個數字時，老鐵匠先是一驚，然後很幹脆地拒絕了，因為這把壺是他爺爺留下的，他們祖孫三代打鐵時都喝這把壺裏的水。
雖然壺沒賣，但商人走後，老鐵匠有生以來第一次失眠了。這把壺他用了近六十年，並且一直以為是把普普通通的壺，現在竟有人要以10萬元的價錢買下它，他轉不過神來。
過去他躺在椅子上喝水，都是閉著眼睛把壺放在小桌上，現在他總要坐起來再看一眼，這種生活讓他非常不舒服。特別讓他不能容忍的是，當人們知道他有一把價值連城的茶壺後，來方者絡繹不絕，有的人打聽還有沒有其他的寶貝，有的甚至開始向他借錢。他的生活被徹底打亂了，他不知該怎樣處置這把壺。當那位商人帶著20萬現金，再一次登門的時候，老鐵匠沒有說什麼。他招來了左右鄰居，拿起一把斧頭，當眾把紫砂壺砸了個粉碎。
老鐵匠的生活原本是平淡而和適的，因為他沒有把樂寄托在心外的某一件事物上。按世俗的方法，多一塊錢就多一份樂，多10萬塊錢樂豈不是更要多許多？老人就不得已地陷入了這種虛見之中，生活也不再那麼舒服了。梁先生說：虛見本不難破，難破乃在他輾轉相資，習而不察，離去事實太遠，即離當下太遠，使我們不知不覺的入於意必固我而不自覺。老人的失眠就在於想著那把壺可能帶來的財富，以及財富所象征著的幸福，卻不知道這些在當下看來都是虛無，落入了“執”之中。但他最終終於明白了：自己的快樂生活與壺並沒有關係，所以他做出了選擇。他無法對壺做到視而不見，隻能用這種破釜沉舟的方式徹底把自己的虛妄打得粉碎，也算得上是生活的智者。
生活既本是樂，就無需在從外麵去找，更不需要從生命之中解脫出來。儒家在生活中看到樂，並提煉樂；而無苦也就無所謂樂，因此佛家把樂也當做了“執”，采取了對苦一樣的取消的態度。兩家都試圖讓生活回歸到平淡安適，隻是方式不同。
弦外聽儒音
破釜沉舟：《孫子兵法》上寫道“焚舟破釜，若驅群羊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但該成語為後人所熟知還是源自項羽。項羽在巨鹿之戰中“皆沉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最後大破秦兵。
第四章 成“我”與成“佛”
上與天地同流，下逾禽獸之惡
“人類遠高於動物者，不徒在其長於理智，更在其富於情感。”
儒家和佛家都希望人能夠生活得更好，這裏就包含著一個前提：人的生活很容易變得不好，甚至糟糕，所以才需要他們的指導。梁漱溟先生於是對“人”的特點進行了分析，他說：蓋兩家雖同以人生為其學術對象，而人生卻有兩麵之不同，亦且可說有兩極之不同。
梁漱溟先生所說的兩麵是以動物為參照的。人有其崇高的一麵，那就是高於動物的本能而擁有無可限量的發展可能性，“他在生活上是光明俊偉，上下與天地同流，樂在其中的”；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也可能近於動物，其下流、頑劣、奸險、凶惡遠非動物能夠相比。“它在生活上時暗淡齷齪的，又是沉淪莫得自拔的。”
但是他又特別指出了兩極：人類近於一般動物之一麵，不等於生活表現上之低極；人類遠高於任何動物之一麵，不等於生活表現上之高極。
可見人有本性上之兩麵和生活中之兩極。儒家的學說立於後一麵和前一極，而佛家之學出自前一麵和後一極。也就是說，在儒家看來，人有“仁心”，好善惡惡便是人的本性，這是動物所沒有的，梁漱溟先生說：人類遠高於動物者，不徒在其長於理智，更在其富於情感。況且有禮樂的引導，因此人完全有著向更好的方向發展的可能，能向著善無窮地接近，最後達到與天地同在的自由翱翔的理想境界，也就是“君子坦蕩蕩”。而佛家不是這樣，在它看來，人有太多出錯的可能，而人因其智慧為動物所不及，因此一旦作惡，其後果更甚於動物，而且自己深陷其中難以自拔，所以需要佛的教化。
小和尚滿懷疑惑地去見師父：“師父，您說好人壞人都可以度，問題是壞人已經失去了人的本質，如何算是人呢?既不是人，就不應該度化他。”
師父沒有立刻作答，隻是拿起筆在紙上寫了個“我”，但字是反寫的，如同印章上的文字左右顛倒。
“這是什麼?”師父問。“這是個字。”小和尚說，“但是寫反了!”
“什麼字呢?”答：“‘我’字!”
“寫反了的‘我’字算不算字?”師父追問。
“不算!”
“既然不算，你為什麼說它是個‘我’字?”
“算!”小和尚立刻改口。
“既算是個字，你為什麼說它反了呢?”
小和尚怔住了，不知怎樣作答。
“正字是字，反字也是字，你說它是‘我’字，又認得出那是反字，主要是因為你心裏認得真正的‘我’字；相反，如果你原不識字，就算我寫反了，你也無法分辨，隻怕當人告訴你那是個‘我’字之後，遇到正寫的‘我’字，你倒要說是寫反了。”師父說，“同樣的道理，好人是人，壞人也是人，最重要的是你須識得人的本性。於是，當你遇到惡人的時候，仍然一眼便能見到他的‘本質’，並喚出他的‘本真’；本真既明，便不難度化了。”
故事中的師父正是在教導小和尚：人性之中有惡的存在。與儒家把善作為人的本性不同，佛家就是要見人之惡並加以度化，所以佛家所著眼的是人的劣根。兩者的指引方法不同，效果自然也不同。
明朝的時候有一位讀書人叫陳世恩，他的弟弟每天在外麵遊手好閑不幹正事，他的哥哥看了之後很生氣，每天弟弟三更半夜回來，大哥就給他破口大罵，氣得半死：
所以陳世恩就跟他大哥說，他說「哥哥，你就別再罵弟弟了，讓我來試試看」。當天晚上陳世恩就站在門口等他弟弟回來，結果一看，十一點過去了，十二點過去了，一點，他弟弟才走進門來，這個時候你會說什麼？你在那裏等，十一點、十二點，你會怎麼樣？會不會火都上來了？所以很多時候都要靠我們的修養，靠我們忍耐的功夫，所以有一句話叫一切法要成於忍耐的功夫。當他弟弟一回來的時候，他馬上跑過去摸摸他弟弟的身體，「弟弟，你穿這麼少，會不會冷？」然後就一邊扶著他說，「你肚子一定餓了，我叫嫂子幫你煮一碗麵」。然後把他弟弟帶進來，還親自把門鎖好，然後陪弟弟走進來。第二天還是一樣站在門口等，三天、四天都是這樣做，而且每次見到弟弟的時候都是充滿一種關懷，一種愛護他，把他帶進來。後來他弟弟再也不出去遊手好閑。
哥哥的罵就相當於佛家的“戒”，告誡弟弟犯了那些錯。而陳世恩則選擇以禮樂來感化，他相信弟弟的心中一定能夠感受到那份溫暖，依然有著向善的心，因此他成功了。因佛門眾多，佛家各門之“戒”也不盡相同。小乘有五戒、八戒、二百五十戒等；大乘有三聚淨戒、十重四十八輕戒等。小乘五戒為：殺生、偷盜、邪淫、妄語、飲酒。八戒為：在五戒外另加臥高廣大床、花鬘瓔珞、歌舞戲樂。二百五十戒：即二百五十項應戒的言行細目，合並為五項時，稱五篇門。大乘三聚淨戒為：攝律儀戒、攝善法戒、攝眾生戒。十重禁戒為：殺生、偷盜、邪淫、妄語、飲酒、說過罪、自讚毀他、慳、瞋、謗三寶。四十八輕戒為：不敬師長、不舉教懺、背正向邪、不瞻病苦等四十八項具體戒條……如果說儒家屬於美育，給人展示好的前景讓人在潛移默化之中離善越來越近，佛家更注重對於“惡”的懲戒，指著身後的陰影，告誡人們：一不小心，你就可能墮入黑暗的深淵之中，萬劫不複。所以在佛家中方有十八層地獄之說，當頭棒喝。至於效果如何，見仁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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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頭棒喝：唐朝時有個叫黃檗的傳佛禪師，他接納新弟子時有一套規矩，即不問情由地給對方當頭一棒，或者大喝一聲，而後提出問題，要對方不假思索地回答。而且每提出一個問題時，都要當頭棒喝。禪宗認為佛法不可思議，開口即錯，用心即乖。所以，不少禪師在接待初學者，常一言不發地當頭一棒，或大喝一聲，或“棒喝交馳”提出問題讓其回答，借以考驗其悟境，打破初學者的執迷，棒喝因之成為佛門特有的施教方式。
http://bjmsg.focus.cn/msgview/915/1/57400325.html
無論佛儒，修行為要
“兩家同為在人類生命上自己向內用功進修提高的一種學問。”
佛家抑或儒家，都不避諱談人之善惡，隻是側重有所不同。儒家重在人之善，重在生活之樂；佛家重在人之惡，重在生活之苦。他們都在指點平凡的人們去尋求生命的完美，雖然指引的方向不同，但兩家都對修行尤為強調，梁漱溟先生說：兩家同為在人類生命上自己向內用功進修提高的一種學問。然在修養實踐上，儒家則篤於人倫，以孝悌慈和為教，盡力於世間一切事務而不怠；佛徒卻必一力靜修，棄絕人倫，摒除百事焉。
儒家對人提出的要求是“不遷怒，不貳過”，要做到這兩點，必須“不懈”。梁先生說，“人本來就好善惡惡，哪裏有什麼惡可說，於是可見惡是無根，卻是也可以說幾乎是有根，因為有一個誤認。然則惡之由來，即如是乎，尤要者，惡即惰力是也。”要擺脫惰力，摒棄惡的傾向，自當我心不懈地謹守“孝悌慈和”之人倫，方能洞察宇宙命運之流行趨勢。也就是時時像顏回那樣檢查自己的心是否保持著“仁”的清澈透明，最後做到不違仁之境界。
在佛家看來，“要消滅人生之苦必得修道……修道為寂滅之本”。梁漱溟先生說：世間是生滅不住的，人生是造業受苦，沉淪在生死輪回中的；印度各教派幾乎都求超脫生死，歸於寂滅為樂之境；但它們總不免認識有錯誤；修行有錯誤，不能契合真理，妙達出世之境界。唯獨佛家能以成就的涅槃寂靜。人之惡，不僅在於他有很多欲念癡嗔，還在於他自身無力進行擺脫，所以才要一心向佛，通過修行來擺脫人之惡，達佛之善。
佛曾說：凡我弟子，非禪即誦，非誦即禪。
禪和誦都是佛家的修煉之道。凡是釋迦牟尼佛的弟子，跟著佛學習其實就要做修禪定和念誦這兩件事情。。禪主要是修定。誦呢包括聽講、念經、背書、討論法義、辯論，這些都是屬於誦的表現形式。但是並不是說除了禪和誦之外就什麼都不做。誦是淺的禪定，普通人與深的禪定難以相應，那麼最初的念誦培養自己的心能夠逐步定下來，到一定程度那麼就主要是心裏的誦了，因此禪定並不是什麼也不想而是在心裏麵誦。不光是嘴巴念，心裏也要跟著法義轉，你能夠心在法義上一直保持不動，那就是定，那麼如果說一個佛弟子超出這些範圍以外去做一些七七八八的事情，那就跟佛陀當年的要求有距離了
慧能禪師見弟子整日打坐,便問道:“你為什麼終日打坐呢?”
“我參禪啊!”
“參禪與打坐完全不是一回事。”
“可是你不是經常教導我們要安住容易迷失的心,清靜地觀察一切,終日坐禪不可躺臥嗎?”
禪師說:“終日打坐,這不是禪,而是在折磨自己的身體。”弟子迷茫了。
慧能禪師緊接著說道:“禪定,不是整個人像木頭、石頭一樣地死坐著,而是一種身心極度寧靜、清明的狀態。離開外界一切物相,是禪;內心安寧不散亂,是定。如果執著人間的物相,內心即散亂;如果離開一切物相的誘惑及困擾,心靈就不會散亂了。我們的心靈本來很清淨安定,隻因為被外界物相迷惑困擾,如同明鏡蒙塵,就活得愚昧迷失了。”
弟子躬身問:“那麼,怎樣去除妄念,不被世間迷惑呢?”
慧能說道:“思量人間的善事,心就是天堂;思量人間的邪惡,就化為地獄。心生毒害,人就淪為畜生;心生慈悲,處處就是菩薩;心生智慧,無處不是樂土;心裏愚癡,處處都是苦海了。在普通人看來,清明和癡迷是完全對立的,但真正的人卻知道它們都是人的意識,沒有太大的差別。人世間萬物皆是虛幻的,都是一樣的。生命的本源也就是生命的終點,結束就是開始。財富、成就、名位和功勳對於生命來說隻不過是生命的灰塵與飛煙。心亂隻是因為身在塵世,心靜隻是因為身在禪中,沒有中斷就沒有連續,沒有來也就沒有去。”
佛家的修煉並不是平常所說的“小和尚念經，有口無心”，這樣的和尚尚未能領悟佛之要義，慧能就是要求弟子身在佛門，同時心更要入佛門。在對於人心的重視上，佛儒兩家所見略同，但是依然各執一端。儒家認為人心善為性，所以“不是取消，也不是去解決，隻是順生活的路上走去”，向著自己的內心深處便能得至善之道，而佛家並不相信人自身的能力，所以說我佛慈悲，普度眾生，世人需要佛來度，無法自救。兩家弟子的心便是在不同聲音的引導下進行修煉，或向儒，或歸佛。
弦外聽儒音
造業：“業”即“孽”，指罪過。
苦行僧：是指早期印度一些宗教中以“苦行”為修行手段的僧人。“苦行”一詞，梵文原意為“熱”，因為印度氣候炎熱，宗教徒便把受熱作為苦行的主要手段。現在一般比喻為實踐某種信仰而實行自我節製、自我磨練、拒絕物質和肉體的引誘，忍受惡劣環境壓迫的人。
成“我”與成“佛”
“佛家期於“成佛”，而儒家期於“成己”，亦即後世俗語所雲“作人”。作人隻求有以卓然超於俱生我執，而不必破除俱生我執。”
雖然佛儒兩家都著眼於心，但是由於方向不一，兩家弟子欲達之地自然也不同。儒家重人倫之情，梁漱溟先生說：儒家期於“成己”，亦即後世俗語所雲“作人”。作人隻求有以卓然超於俱生我執，而不必破除俱生我執。佛家則不然，它既然一破到底，一切皆成空，因此梁先生說佛家期於“成佛”。
梁先生說：佛家旨在從現有生命解放出來，實證乎宇宙本體，如其所雲“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般若心經》者是。儒家反之，勉於就現有生命體現人類生命之最高可能，徹大宇宙生命之以體性，有如《孟子》所雲“盡心、養性、修身”以至“事天、立命”者，《中庸》所雲“盡其性”以至“讚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者是。這段話是說，佛家所尋求的是宇宙本體，而非限於“人”之一體，實則已超出人之範疇，因此稱之為“佛”。而儒家所看重的是“人”，這是宇宙生命個體之一，因此一求成佛，一求成我。
儒家肯定人的七情六欲，《論語》中的孔子就很有情。”
魯哀公問：“你的弟子中誰最好學？”孔子回答說：“有個叫顏回的很好學，從不把憤怒發泄到別人的身上，從不犯同樣的錯誤。不幸短命死了，現在再也沒有這樣的弟子了，再也沒有聽說過好學的人了。”
伯牛生了病，孔子去探問他，從窗戶裏握著他的手，說：“你竟然要死了，這是命數啊！這樣的人竟得了這樣的病！這樣的人竟得了這樣的病！”
孔子歎道：“今也則無”“亡之，命矣夫！斯人也有斯疾！”心中之沉痛表露無疑。儒家要修煉的正是這些好的仁心。至於其他的欲望之類，本身是兩刃刀，牽引著人們往或好或不好的地方走去，但是隻要有仁心把著方向盤，它們的消極方麵就無法再起作用。而佛的慈悲與“仁”不同，它是站在更高的位置上俯視眾生，以悲憫的心態去同情、理解並且度化在愛恨情仇中不能自拔的世人。禪宗也告訴世人，當喜則喜，當憂則憂，看似和儒家相類，實則不同，因為佛家講得是空，一切皆空，所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聖嚴法師說：“色是現象，空是空性。我們的色相本身就是一個虛幻。”因此，佛家的慈悲就是徹底的開悟，認識“空”之理。
一天，釋尊禪師在寂靜的樹林中坐禪。太陽斑駁的影子撒在地上，即使閉著眼睛也能感覺到它的晃動。微風輕輕地拂過樹梢，發出悅耳的聲音。
突然，從遠方傳來隱約的嘈雜聲，聲音越來越近，在寂靜的樹林中聽得十分清楚，原來是一對男女在林中爭吵。
過了一會兒，一名女子慌忙地從樹林中跑了過來，她跑得太專注了，從釋尊禪師麵前過去，居然一點也沒有發現禪師。之後又出來一名男子，他走到釋尊禪師麵前，非常生氣地問道：“你有沒有看見一個女子經過這裏？”
禪師問道：“有什麼事嗎？為什麼你這麼生氣呢？”
陽光透過樹葉，在男子臉上形成明暗不定的陰影。他目光凶狠地說：“這個女人偷了我的錢，我是不會放過她的！”
釋尊禪師問道：“找逃走的女人與找自己，哪一個更重要？”
青年男子沒有想到禪師會這樣問，站在那裏，愣住了。
“找逃走的女人與找自己，哪一個更重要？”釋尊禪師再問。
青年男子眼睛裏流露出驚喜的神色，他在一瞬間醒悟了！青年低下頭，臉上的怒氣早已消失了，重新洋溢著平靜的神色。
怒也是“執”，佛儒兩家都要破，在儒家看來，當人怒的時候，即生命不再和順流暢的時候，要重歸心安，應當“過而不留”。即生活中有怒的存在，儒家承認它的存在，是生活中不那麼好的一部分，但是認為人應當自己去疏導，尋找本源，對症下藥，而佛家把喜怒哀樂都歸於空，喜也罷，樂也罷，都是如此。聖嚴法師說，開悟，其實就是“心”不為環境所動，也就是當我們的眼、耳舍鼻身意，接觸到外在的一切環境時，“心”不會受到影響而引起貪嗔驕慢等煩惱。所以禪師說：找自己。男子在大怒之下，已使平常心，禪師正是想讓男子看自己的心是否安定，是否為外界的“色”所迷惑。
佛家認為，人人皆可度，故人人皆可成佛。聖嚴法師說，可以提起時提起，必須放下時當放下，不要害怕，不要擔憂；能改善則改善，不能改善則放下，不必慌張，不必恐懼。如此，我、法二執灰飛煙滅，便已成佛。而儒家隻是看著生活常好常對，因此說它隻是教人如何完善自己，如何做“人”。
弦外聽儒音
聖人：中國有各種聖人，如至聖：孔丘；文聖：歐陽修；亞聖：孟軻；醫聖：張仲景；武聖：關羽；樂聖：李龜年；茶聖：陸羽；詩聖：杜甫；畫聖：吳道子；詞聖：蘇軾 ；曲聖：關漢卿；藥聖：孫思邈；兵聖：孫武；智聖：諸葛亮；劍聖：裴旻；字聖：許慎等。
儒家似教而非教
“佛家是走宗教的路，而儒家則走道德的路。宗教本是一種方法，而道德則否。”
“儒釋道”三者常為人並提，佛教、道教都是有的，所以也會以為儒家也是宗教。梁漱溟先生在《佛儒異同論》中就說：“佛家為世界最偉大宗教之一，而儒家則殊非所謂宗教，此其異也。儒非宗教矣。”
宗教是一種玄幻、虛妄的想象。世俗中的人因塵世之中事物繁雜，難免會產生“索性逃避而去”的念頭。同時宗教也主動引誘世人，告訴他們遠離人間的另一個地方如何精彩，如道教之神仙白鹿，佛教之前世來生。雖不能證明它存在，但也不能證明它不存在，所以很多人就抱著寧信其有的態度成了信徒。
基督教就認為，在世界終結前，上帝和耶穌將要對世人進行末日審判。凡信仰上帝和耶穌基督並行善者可升入天堂，不得救贖者下地獄受刑罰。如果隻有這兩條路的話，誰都願意升天堂。就想哄孩子一樣：聽話就給你糖吃，不聽話就給你一巴掌。其實糖和巴掌都是虛無的所在，所以還有第三條路的存在，那就是不理會，不相信糖和巴掌，也不相信天堂和地獄，隻看現在的生活。這條道路正是儒學的出處，所以梁漱溟先生稱之為盡性踐行之學。
梁先生說，無論是哪個宗教，都會談及禍福、生死、鬼神這些既使得人們情誌不安又神秘莫測的東西。但是儒家不是。
有一天，季路向孔子詢問應該怎樣去事奉鬼神。
孔子並沒有直接作答，而是反問道：“連活的人都沒有能夠相處好，為什麼要談事奉鬼的事情呢？”
季路並不滿意，於是又問：“請問死是怎麼回事？”
孔子再次反問道：“還不知道活著的道理，怎麼能知道死呢？”
可見孔子更為看重的是眼前之生活，其餘事情既然遙不可及，就不必掛念了。可見，儒家並不承認在生活中有另一種不可捉摸的神秘力量在左右著生活，前世來生都不是它學問之所在。
然而儒家既然容易被人誤認為是宗教，自然也有其原因在。梁先生就說：須知孔子及其代表之儒家既有其極遠於宗教之一麵，更有其極近於宗教之一麵，其被人誤以為宗教，實又毫不足怪焉。
原因之一在於儒家在社會生活中的影響實在太大了，而且和宗教一樣都在人的思想教化上做文章；另一原因是對儀式的重視。佛教有上供、施食，打佛七、禪七，拜懺，水陸法會，放焰口等等，基督教有洗禮、聖餐等等，都莊重而嚴肅，這和儒家崇尚的禮樂有很多的相似之處。因為孔子主張恢複的周禮裏麵就有祭祀之類的。
孔子說：“我如果不能親自參加祭祀，就好像不曾祭祀一樣。”因此，墨家笑他“無鬼而學祭禮”。其實孔子的做法是出於現實的考慮。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低下，很多的現象如果不用宗教的方法來解釋的話民心恐怕更不安定，但是社會自發的那些宗教活動弊害太多，所以借周公之禮來安定民心。而且從本質上來說儒家所崇尚的禮樂和宗教是不同的：宗教的不論巨細都神聖不可侵犯，毫無商量的餘地；而儒家之禮儀，無論是誰都可以從人情事理出發隨意討論改作，因為禮樂本就出自人情。
儒家被誤認為宗教的第三個原因在於統治階級為了自己的利益對它所做的喬裝打扮。封建統治者為了控製人們的思想，把四書五經總為科舉考試的教材，使得當時的讀書人不用心去領悟儒家本於現實、歸於現實的學問，而是把它作為官場的敲門磚。一旦僵化成為教條，儒家就變成了一種宗教，後來在五四運動之中被猛烈抨擊的正是“孔家店”、“孔教”，對此梁老也是持讚成的態度。“為往聖繼絕學”，他所繼承和弘揚的是指導人們生活的儒家思想，而非孔教。
在佛教的世界裏，有天堂和地獄，人要在神界、魔界、仙界、妖界、人界、鬼界這六界之中輪回。佛教中有天堂也有地獄，天堂和地獄都各有層級，根據人的善惡及輕重對人進行安置。所以佛教所立的點更為高遠，時間上，囊括過去未來和現在；空間上，恒河沙數世界，也僅是無盡法界中的一粟罷了。而儒家立足於當下眼前的生活，它是否能讓人的生活更好，是每個人在瞬間就可以看到和檢驗的並進行調整的。
因此，梁漱溟先生說，佛家是走宗教的路，而儒家則走道德的路。宗教本是一種方法，而道德則否。道德在乎人的自覺自律；宗教則多轉一個彎，俾人假借他力，而究其實此他力者不過自力之一種變幻。佛家通過虛幻的宗教來使世人得到解脫，而儒家不然。魯迅先生說，絕望之餘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如果人沉浸在宗教所勾勒的幻境中，對於當下之事就會持漠視的態度。隻有這份希望破產，人不再執迷於由他物來救贖自己，生活才有希望可言。
弦外聽儒音
恒河：印度教的信徒們把恒河當做天堂的入口，他們相信在恒河中沐浴淨身，可以洗去自己身上的汙濁和罪孽。他們還相信，管理死者“時限”的濕婆大神常在恒河岸邊巡視，凡是死後在這裏火化的人，都可以免受輪回再生之苦，直接升入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