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非功利派並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女孩懂得現實在何處——花是用來賣錢的，不是隻用於自己欣賞，所以她依然站在路邊耐心地等待著顧客。隻不過她的心裏比旁人多了另一個意思，那就是趣味。梁漱溟先生說：“他（孔子）在生活中並沒有是非的意思，隻是一個趣味的問題，無所謂講是非善惡，因為正在直覺中，完全是一個以為，並無種種說法，如是非利害等問題。”趣味是一種意味，它涵蓋的內容要比是非廣泛得多，它是從直覺中出來的，所以說非功利派心中其實連是非都沒有，隻憑著直覺去行事。
有些人看到那個女孩子在數錢，就會覺得功利、銅臭氣，卻不問她內心是怎麼的想法。前麵的盧藏用，隱居終南山，看似不問世事、淡泊名利，其實心中一本賬冊計算得分厘不差。因此梁先生說：事實上不管他像功利派的也好，非功利派的也好，隻要他態度是一個非功利的態度就對了。反過來說，若他是個功利派的態度，不管事實像不像非功利派，他仍是一個功利派。因為旁人按自己看到的隻能去推斷“像不像”，很難知道實際中“是不是”，如果不是盧藏用自己成功地走完了“終南捷徑”，不知情者恐怕依然會稱揚其蘇世獨立呢。
因此君子隻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情，他重在生活本身的趣味，利隻是旁人看到的副產品。他不會因為旁人說這是功利的事情而放棄。“君子喻於義”，“義”者，“宜”也，也就是“應該”之意。
兩師兄弟走在一條泥濘的道路上。走到一處淺灘時，看見一位美麗的少女在那裏踟躕不前。由於她穿著絲綢的羅裙，無法跨步走過淺灘。
“來，小姑娘，我背你過去。”師兄背著少女過了淺灘，然後放下，與師弟繼續前行。師弟心內不悅，但是默不作聲。回到住處後終於忍不住問道：“男女授受不親，你為什麼要背那個女子呢？”
師兄一愣，繼而笑答：“你說的是今天那個女子嗎？我早已把她放下了，怎麼還在你心上？”
師弟就是在隻看到了現實的“利”，因此對師兄的行為存有芥蒂。而師兄則隻去做自己當做之事，因此內心坦蕩蕩。此二人，一者功利派，一者非功利派，截然分明。
世界上，有人因德高而望重，有人卻是沽名釣譽。盛名之下，其實存有多少的真實？對於這種問題，非功利派之人總是一笑了之，不患人之不知己，患不知人也。當行則行，其餘的東西與他何幹？
弦外聽儒音
一毛不拔：源於墨子學生禽滑厘和楊朱的對話。禽滑厘問道：“如果拔你身上一根汗毛，能使天下人得到好處，你幹不幹?”
“天下人的問題，決不是拔一根汗毛所能解決得了的!”
禽滑厘又問：“假使能的話，你願意嗎?”
楊朱默不作答。
楊朱貴生、重己，但是並不是自私自利，因為他知道“拔一毛利天下”是一個偽命題，也就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所以就不予回答了。
儒家主大利，墨家太計較
“孔子的唯一重要的態度，就是不計較利害。”
“墨子處處要問一個‘為什麼’。”
梁漱溟先生說：孔子的唯一重要的態度，就是不計較利害。這是儒家最顯著與人不同的態度。不計利害，指的是不避利害，即人的心並未著眼於“利害”之上，這也是儒墨兩家最顯著的差別，如下這段話就清楚地說明了這點：
墨子問於儒者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日，‘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
儒家說：“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
儒家隻是說一個理想的標準的君臣父子應當是怎樣的，而不會去追問為什麼。因為在儒家看來，過最理想的生活，是最自然也不過的事情，本當如此，何必再去追問？因此在回答“為什麼樂”的問題時，說“樂以為樂”，在回答“為什麼要造房子”時也回答，想造房子所以就造了。用董仲舒的話來說，儒家就是“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在生活中本著“義”而行，也許會帶來利益，但是心中不去計較這些。而梁先生說，墨子處處要問一個“為什麼”。他還舉了個例子：如造一所房子，墨家先要問為什麼要造房子，知道了“為什麼”，方才知道怎樣做。知道房子的用處是“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別”，方才可以知道怎樣構造布置始能避風雨寒暑，始能分別男女內外。
墨子的主張看起來很實際，在現實中房子也確實是應當做如此用途的，因此梁先生稱之為“應用主義”，或者“實利主義”。如是，世界上的萬般事物的價值判斷就成為了有用和沒用，而沒有了美不美。
墨子是主張兼愛非攻的，希望人能夠摒棄私念，愛人如己。當時就有人詰難墨子，問道：“即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大家都無私心，彼此相親相愛，再無戰爭世界和平自然好得很，然而真的能夠實行嗎？墨子答道：“用而不可，雖我亦將非之。焉有善而不可用者？”他說如果不能適用，又怎麼稱得上是“善”呢？好的東西必須要實用才行。墨子還主張節用節葬和非樂，認為進行厚葬、欣賞音樂都是鋪張浪費。墨子把生活當作了生存，而不許人去獲得更高層次的享受。如吃飯，隻有食物夠不夠，而不管它是否色、香、味俱全，與孔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要求相差得何其之遠。
因此，在梁漱溟先生看來，墨家就是把整個的人生生生打成兩段：若處處持這個態度，那麼就把時時的生活都化成手段，而全部人生生活都傾欹在外了，不以生活的意味在生活，而把生活作為別的事而生活了。
比如造房子，房子被排除在了生活之外，隻作為生活的手段。抱著這樣的心態，造房子成為了不得不為之事，帶有了勉強的意味，唯一的動力是“先苦後甜”的信念在支撐——“現在苦一些，日後就可以好好享受了”，工作中注意的是勞累和辛苦。而儒家不同，孔子總說“樂以忘憂”。他們不以“是非”去定“善惡”，因在儒家眼裏，生活本身就是好的，無所謂有用無用，無論是造房子還是住房子都是一種樂趣，出於一種心態。梁先生說：好善惡惡，實是一個情味，要是去問他為什麼好善惡惡，此實不能再下解釋，因他的本身不是手段，乃是目的，故不能再問其目的。造房子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也應當是充滿情趣的。趣味是生命之最後，也是生命之開頭，它沒有什麼可解釋的。
可見墨家的出發點已經和生活相悖了。儒家在大的方麵看似很計較，其實這是一種一絲不苟的態度。
孔子說：“居上位而不寬厚，行禮時而不嚴肅，吊喪時而不悲哀，這種樣子我怎麼能看得下去呢？”
這種對禮的要求就是對人品行的要求，而且之前說過，禮樂本身就是充滿趣味的，人能夠在儀式中得到樂趣，它的身上體現的是“大利”，是在趣味中潛移默化地教化感染著百姓。這樣的生活豈不是要比整日在算盤上計算數字的墨家要有趣得多？很多的禮，如教育一樣並不能在短期內就能夠看到其實際的用途，但是從長遠來看，它是真正有益於人的生活的，所以儒家著眼的是“大利”，而墨家在這方麵難免失之偏狹。
弦外聽儒音
楊朱的詩意：楊朱其實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有一次他外出到了一個岔路口，竟然哭了起來，因為他聯想到了人生的歧路，心中不禁傷感起來，可見他也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還有一次，他的弟弟出門時穿了身白衣，回來時因為天下雨就換了身黑衣，結果家裏的狗沒有認出來，朝他狂吠，弟弟氣得要打它，楊朱卻說：“你不要打它。假設這狗在出外時為白色，回來時卻變成了黑色，難道你不同樣地感到奇怪嗎？”
生活在於當下之趣味
“凡靠趣味去生活的結果，都成為一個非功利派，他的動作完全靠當下所感之趣味。”
梁漱溟先生說：“凡靠趣味去生活的結果，都成為一個非功利派，他的動作完全靠當下所感之趣味。個性特別的人，裏麵充足的人，他的直覺很強，都是靠趣味生活，結果都是非功利派。所以不應看非功利派是一個很嚴的態度，很冷的樣子，其實他是頂富於趣味的。”因為功利非功利隻是態度之別，所以與人行為之出世或入世並無所大關係。趣味在心而不在境遇，人的心隻應當守在當下方能安定，方有趣味可言。這種趣味並不是說一個人的心裏時時都是開心快樂，而是就“順暢”而言的，這樣的人也就是性情中人。
這種非功利的態度在宋朝的士大夫身上表現得最為明顯，他們的身上往往集儒釋道於一體，內在的充足使得他們不論在官在隱都能夠以從容自在的心態去麵對生活。其中最為傑出的代表自然是蘇東坡。
蘇軾曾說自己：“言發於心而衝於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餘。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也就是全憑自己的心去做事，不去計較這些言行會為自己帶來禍或者福。帶著這樣心態去處世的人，生活自然是豐富而充盈的，因為內心很充實。
蘇東坡的一生因黨爭而仕途連蹇，晚年時還被貶地方。已經顛沛流離了大半生、身處異鄉的他卻並沒有為自己的得與失去做賬冊，反而自我嘲解道：“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須消散滿霜風。小兒誤喜朱顏在,一笑哪知是酒紅。”明明是朱顏已逝，卻被他寫成了一個自得其樂的老頑童，青春不可再逮，樂趣卻不曾消散。
被魯迅先生稱為“名士的教科書”的《世說新語》裏記載了很多文人雅士的超俗行跡，其中有一篇是寫王子猷的“任性情而行”的。
王子猷棄官後住在山陰，一天夜晚下大雪，他睡覺醒來，打開房門，命仆人酌酒，四周望去，白茫茫一片。就起身徘徊，吟詠左思的《招隱詩》，忽然想起戴安道（戴速字安道）。當時戴安道在剡縣，王子猷就在夜晚乘小船到戴安道那裏去。走了一夜才走到，到戴安道門前卻不上前敲門就又返回了。有人問他這樣做的緣故，王子猷回答說：“我本來是乘興而來，現在興盡就返回家，為什麼一定要見到戴安道？”
對於現在奔波於塵世之中那個忙忙碌碌的人來說，誰還會不計成本不計時間去做這些事情？縱然是心向往之，也難以真的落到實處去。其實，這種有趣味的態度才是對生命的認真，因為生命本身就是樂的，能從中體味到這一點的人才是真正享受生活的人。紅樓夢裏的妙玉對寶玉談及喝茶之道時說：“豈不聞‘一杯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飲驢了’。”這樣的人，懂得收藏生命的每一點每一滴，生活就漸漸變得豐富起來。
梁漱溟先生說：而利害，講實利，反不免幹枯無味，正以理智之冷硬有以致之。人生如果總是計算功利生活的情趣難免大減。與生活的情趣相對的是理智。梁先生說，“理智常是一個數量的計算，計算就是找東西。”在找的時候，就會把心空中想等待一個還未出現的虛幻的東西來填滿，於是就失去了當下的趣味。因此梁先生指出：墨子之非樂、節葬、短喪的態度，通統是看實利，即是計算數量。因他隻在符號上去輾轉，便失掉情趣矣。
因此梁先生就說：“天下最危險的事，就是怕人沒有生趣。一個人覺得他沒有生趣，便要鬧大亂子，社會就要掀動。讓人喪失生趣的就是算賬，就是功利的態度。”因為樂本身無高低之分，並不能用來計算。手裏拿著一朵玫瑰的女孩所感到的幸福並不比戴著鑽戒的所感受到的少，但是若用計算的態度，換算成金錢，鮮花還能給人帶來多少的快樂？如果住在草棚子裏的人認定住別墅的富人生活更快樂，能保證他們不做出引發社會動亂的事情來嗎？儒家之所以持不計較的態度，正是想讓人們去看生活本身就是樂的，而樂是無法計較、計較不來的；而不是著眼於可用數字來衡量的境遇等外在之物。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歐陽修陶醉在當下自己的心情中，有沒有酒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生活如此美好。而墨子卻會盯著酒看，思索這種酒是否很貴，是否會太過奢侈。墨家在細枝末節上專做文章，反而忽視了人生活之可貴可愛，故而幹枯無味，不是因小失大嗎？我們所有的就隻是生活本身而已，還有什麼東西比生活的情趣更重要的呢？
弦外聽儒音
晴雯撕扇：《紅樓夢》中，撕扇成了晴雯的性格的標誌。對此，寶玉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評論：“你愛打就打，這些東西原不過是借人所用，你愛這樣，我愛那樣，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著玩也可以使得，隻是不可生氣時拿他出氣。就如杯盤，原是盛東西的，你喜聽那一聲響，就故意的碎了也可以使得，隻是別在生氣時拿他出氣。這就是愛物了。”在他看來，生活中的事物都是為了自己的喜歡而存在的，撕扇也罷、摔盤子也罷，能從中獲得樂趣就好了。
刑罰：利一時，弊一世
“刑罰這個東西是讓人生去走功利的路，根本與孔家衝突……拿法律刑罰去統馭社會，實在是把人生建立在計較利害的心理上，建立在不正當的功利態度上，結果使人的心理卑陋鄙劣。”
孔子說仁，但是矢誌不移地在政治上推行仁政的其實是孟子。推行仁政是大利，卻很容易被人當做是功利之行。
孟子謁見梁惠王。惠王說：“老先生，您不遠千裏而來，將有什麼有利於我的國家嗎？”
孟子回答道：“大王，您為什麼定要說到那利呢？隻有仁義就夠了。大王說‘怎樣有利於我的國家？’大夫說‘怎樣有利於我的封邑？’士人平民說‘怎樣有利於我自身？’上上下下互相爭奪利益，那國家就危險了。在擁有萬輛兵車的國家，殺掉國君的，必定是國內擁有千輛兵車的大夫；在擁有千輛兵車的國家，殺掉國君的，必定是國內擁有百輛兵車的大夫。在擁有萬輛兵車的國家裏，這些大夫擁有千輛兵車；在擁有千輛兵車的國家裏，這些大夫擁有百輛兵車，不算是不多了，如果輕義而重利，他們不奪取（國君的地位和利益）是絕對不會滿足的。沒有講仁的人會遺棄自己父母的，沒有行義的人會不顧自己君主的。大王隻要講仁義就行了，何必談利呢？”
梁惠王的問題功利性很強，目的很明確——把國家治理好，這是目標，他希望孟子能夠給他指點一二，告訴他實現目標的手段。孟子則認為推行仁政，即行王道就能夠治理好國家，因為王道合乎人心，盡自己的心去做就可以了，無需再把目標放到別處，所以認為齊宣王“見其生不忍見其死”，有仁心，便可以“王天下”。目的與手段合一，這正屬於非功利派的路子。但是梁惠王一直沒能從“功利”的斤斤計較中擺脫出來，才有五十步笑百步之說。這種計算都著眼於手段而非目的。在施政中更大的計較是與王道相對的霸道，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尚刑罰，重利害。
孔子是反對這種行為的，他說：“用政令來訓導百姓，用刑罰來整飭百姓，百姓隻會盡量地避免獲罪，卻沒有羞恥心；用道德來引導人民，用禮教來整飭人民，人民就會有羞恥心而且歸順”。
梁漱溟先生同樣也反對刑罰，他說：刑罰這個東西是讓人生去走功利的路，根本與孔家衝突……拿法律刑罰去統馭社會，實在是把人生建立在計較利害的心理上，建立在不正當的功利態度上，結果使人的心理卑陋鄙劣。
湯顯祖以一曲《牡丹亭》名動天下，“令《西廂》減價”，與提出“願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的王實甫一樣，他也受到當時心學的影響，認為天地之間無不有情，“尚情”成為他生活和文學創作的基點。因對當朝首輔張居正的拉攏無動於衷，他兩次科舉名落孫山，張居正死後才得以考中。因不肯攀附權貴，並且對時政上書直諫，被貶入地方為官。
在浙江遂昌任知縣期間，他把自己對“情”的理解付諸實踐。人是有情人，世界是有情世界，生活在這樣有情世界中的有情人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在除虎患、抑豪紳、建書院、勸農耕之外，最為人稱道的莫過於他對待監獄裏犯人的措施了。除夕之夜讓獄中囚犯回家過年，與家人團聚；元宵節組織囚犯到城北河橋上觀花燈，稱為“除夕遣囚”和“縱囚觀燈”，一時“繞縣笙歌”，無論是官還是囚，都沉浸在“與民同樂”的氛圍中。而且這些犯人中沒有一個因此潛逃的，他的理想實踐得到了成功。
湯顯祖懂得人性本善，這些並不是刑罰可以讓人意識到的，他所做的就是“感化”，讓囚犯回歸自己心中去找尋人生的真諦，他也不愧為儒家心學之傳人。
刑罰是一種強製的措施，暫時把人的惡行控製在一定的範圍之內，卻是治標不治本，不知道人之所以“惡”是因其原本清明的仁心被弄汙濁了，隻有澄清汙穢才能夠走上正確的道路。刑罰卻把人導入了計較的道路：因有了刑罰之後，人不再從自己的心出發去過生活，而是用法這種外在的東西來束縛自己。比如夫妻之間本是相濡以沫，是一種情感的默契，這應是不言而喻的。現在不能使用家庭暴力卻是怕擔法律上的責任，縱然是相敬如賓到底意難平，生活的樂趣不知被消解了多少，更為重要的是，人如果習慣於跟著刑罰走而舍棄了自己的心，一世都難挽回。
自古道“刑不上大夫”，因為士大夫都受過正統的“仁義禮智信”之熏陶，用刑罰會是對他們品格的否認和踐踏。另一句相對的話是“禮不下庶人”，帶有些“愚民”之意，認為對普通百姓施之以禮也無濟於事，隻能用刑罰來約束，這和儒家的學說自然是相悖的，因為儒家認為，從自己的心出發，生活就能過得很好。梁先生甚至認為小孩子和鄉村之人的生活更容易快樂，也是因為他們不懂得計較的緣故。故梁先生說：“以後隻有提高了人格，靠人類之社會的本能，靠著情感，靠著不分別人我，不計較算賬的心理去作如彼的生活，而後，如彼的生活才有可能。”這也是湯顯祖的理想。隻是這種美育非幾世沒有效果，所以很多沒有預見力的人，就以為不如刑罰立竿見影，這實在是大謬。
弦外聽儒音
連坐：中國古代因他人犯罪而使與犯罪者有一定關係的人連帶受刑的製度。所謂的滅九族、株連三族其實都是屬於連坐。唯有明朝的方孝孺被滅了十族。他因忠於建文帝，不願跟隨明成祖，朱棣下令把方孝孺的朋友門生也列作一族，連同宗族合為“十族”而殺害。這是一種極為不人道的刑罰製度。方孝孺至死也未低頭。
第三章 佛說人生苦，儒說人生樂
儒釋皆破執，執有不同義
“佛家之破執，是破生命中原來之執，此執在佛家為俱生我執與法執……孔家不但不破俱生執，且認為是根本所在。”
意必固我之人，總以為“非如此不可”，這種態度其實就是落入了佛家所說的“執”。佛家看來，人世的痛苦正是來源於此。佛法說：“世間諸災害，怖畏及眾生，悉由我執生，留彼何所為？”又曰：“由內心執取自我，所以在家人執取五欲，出家人執取種種錯誤之見解與毫無意義之禁戒。” 執取，又名執著，我執，乃是導致世人產生種種煩惱困苦的根源，是意必固我的代名詞。佛家把執分為我執和法執，無論是我執還是法執，都是人與生俱來的一種執著，一者執著於我，一者執著於天地萬物。
我執有兩種：俱生我執（俱生執）和分別我執。佛家要把執一破到底，梁漱溟先生說，佛家之破執，是破生命中原來之執，此執在佛家為俱生我執與法執。所謂“俱生我執”，也就是“與生俱來”的對於“我”的執著。顏子死，子哭之慟，在孔家不算為執，不算為意必固我，但在佛家則以為執。此為生命原來有者，為俱生執。孔家不但不破俱生執，且認為是根本所在。
人們都認為這個“身體”是真正實在的“我”，所以“俱生我執”，就是存在於人們意識中的“我”對“身體”的執著；在這方麵人們必須獲得覺悟才能破除“我執”，獲得“解脫”。所以佛家要破“財、色、名、食、睡”這“五欲”，認為他們會是對生命的妨礙，但孔子卻說，食色，性也。把被佛家作為俱生執的東西作為生命的一部分。孔子有言，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 終於立身。所以孔子對於生命是持“在意”的態度的，對生活中的一切都很珍惜，而佛家宣揚四大皆空，謂世間萬事皆虛，包括人自己，都並不存在。如刀子傷我而痛，在孔家並不認為執，而佛家則認為執，他要一直破到底。
因此梁漱溟先生說，佛家是徹底的無我，而孔家則在直覺之中之我並不排斥。孔子也要破分別我執。“我之觀念完全由後天分別而成，有區劃範圍，指定方向，所以如此之空間，如此之時間而命之為我，此之為分別我執。”人本身應當是一個意味，生命的存在怎麼能用時間、方位來限定呢？分別我，就是把他人和自己分開，心中有“私”的意思。平時大家在生活中說“小我”“大我”，其實已經走入了分別我執之中，不知道其實隻有一個“我”。在這一點上，儒家和佛家的態度是一致的。而佛家更進一層，把“我”又等同於萬物和外物。
唐朝時，有一位懶瓚禪師隱居在湖南南嶽衡山的一個山洞中，他曾寫下一首詩，表達他的心境：
世事悠悠，不如山嶽，臥藤蘿下，塊石枕頭；
不朝天子，豈羨王侯？生死無慮，更複何憂？
這首詩傳到唐德宗的耳中，德宗心想，這首詩寫得如此灑脫，作者一定也是一位灑脫飄逸的人物吧？應該見一見！於是就派大臣去迎請禪師。
大臣拿著聖旨東尋西問，總算找到了禪師所住的岩洞，正好瞧見禪師在洞中生火做飯。大臣便在洞口大聲呼叫道：“聖旨到，趕快下跪接旨！”洞中的懶瓚禪師，卻裝聾作啞地毫不理睬。
大臣探頭一瞧，隻見禪師以牛糞生火，爐上燒的是地瓜，火愈燒愈熾，整個洞中煙霧彌漫，熏得禪師鼻涕縱橫，眼淚直流，大臣忍不住說：“和尚，看你髒的！你的鼻涕流下來了，趕緊擦一擦吧！”
懶瓚禪師頭也不回地答道：“我才沒工夫為俗人擦鼻涕呢!”
懶瓚禪師邊說邊夾起炙熱的地瓜往嘴裏送，並連聲讚道：“好吃，好吃！”
大臣湊近一看，驚得目瞪口呆，懶瓚禪師吃的東西哪是地瓜呀，分明是像地瓜一樣的石頭！懶瓚禪師順手撿了兩塊遞給大臣，並說：“請趁熱吃吧！世界都是由心生的，所有東西都來源於知識。貧富貴賤，生熟軟硬，你在心裏把它看做一樣不就行了嗎？”
在懶瓚禪師看來，天地萬物並無區別，貧富貴賤、生熟軟硬都一樣，一切都不過是瞬間的存在。因此，他否認自己的存在，流鼻涕的那個俗人已經不是他了，完全把自己超脫了出來，與萬物等齊。故梁漱溟先生說，儒家和道家均屬於世間法，他們心中都珍視有個體生命；而佛家則為出世間法，真的超脫於生命之外，把人作為人的特征都看做空空無物。
弦外聽儒音
好了歌：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世人都曉神仙好，隻有金銀忘不了！終朝隻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世人都曉神仙好，隻有嬌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世人都曉神仙好，隻有兒孫忘不了！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
這首詩出自《紅樓夢》，說的正是道家那種萬事皆無的虛無主義。
樂本無所待，何須身外求
“生命根本上自己是生活，實無待找。”
佛家說，苦海無涯，回頭是岸。人世之苦是因“執著”太多，貪嗔癡等諸惑皆是執。本來無一物，向前一步便是“執”。梁先生最初也認為自己的痛苦來源於貪。他說十三四歲的自己“仿佛是個野心家……野心者，是一個太貪的心……這種太貪的心，真是厲害，人若是不想名利，無所要求，就沒有碰釘子的時候。但有了欲求，就會碰釘子。欲求愈大，所碰的釘子愈甚，我欲達很大的要求，遭到層層挫折，弄得神經衰弱，心中苦痛。”佛學在這點上正好和他當時的心情相契合，他便認為“苦樂是因欲求而有”，“苦樂實起於貪欲；貪欲實起於分別執著。——內執著乎我，外執著乎物”。
王國維先生就在《紅樓夢評論》中提出寶玉的“玉”乃“欲”之象征，悲歡離合皆由它起。當時正在研讀佛經的梁漱溟應是讚成此說的，他說：“可見苦樂是因欲求而有……生命根本上便是欲求，故人有求生之欲而拒絕痛苦。此種欲求不是在念慮上，乃在生命裏便有。”他還立了四條根據：
一是欲念無已時。人容易飽暖思淫欲，隻要生命存在就會有欲望的存在。
二是世間苦多於樂。人難以滿足，所以生活中覺有所短缺的時候居多，這時就會覺得痛苦，快樂是極為短暫的。
三是振貝子的苦樂與拉車者之苦樂相等。無論地位高低都會有苦樂，而且差別不大，即苦樂與境遇無關，而在於境遇是否為其欲求之所在，也就是說對於當前的境遇自己所持的心態如何，是否有不滿而且想著要去改變。
四是欲求愈進必愈苦。人之苦在於欲望難以得到滿足，一旦滿足便是“樂”，但是欲望得遂後新的欲望又起，而新的欲望比原來的更難得到滿足。所以梁先生說：人類愈進化則愈聰明，愈聰明則愈多苦。
這四點都是從佛家看待世人的角度推出的觀點，特別是從第四點出發，把整個人類的發展進步都進行了否認，無疑是很消極的。這些論點的前提就是“欲”之難以消除，而且人把苦樂都寄於欲的滿足與否上。
智德禪師在院子裏種了一棵菊花。轉眼三年過去了，這年秋天，院子裏長滿了菊花，香味隨風飄到了山下的鄉村。
到禪院來的信徒們都對菊花讚不絕口：“好美的花兒呀！”
有一天，有人開口，想向智德禪師要幾棵菊花種到自家的院子裏，智德禪師答應了，他親自動手挑了幾株開得最盛、枝葉最粗的，挖出根須送給那人。消息傳開了，前來要花的人絡繹不絕，接踵而至。智德禪師也一一滿足了他們的要求。
不久，禪院中的菊花就都被送出去了。
弟子們看到滿園的淒涼，忍不住說：“真可惜，這裏本來應該是滿院飄香的呀！”
智德禪師微笑著說：“可是，你們想想，這樣不是更好嗎？因為三年之後，就會是滿村菊香四溢了！”
“滿村菊香。”弟子們聽師父這麼一說，臉上的笑容立刻就像盛開的菊花一樣燦爛起來。
弟子們看到的是菊花已空，心中的淒涼來自於對菊花的留戀，這就是欲念，也是執，因此有不滿，落入了苦海。智德禪師心中明了，菊花在此在彼其實都並無不同，隨緣即好，因此他並沒有想要給自己挽留住菊花，菊花不過是一個意味，一個與天地同塵之物。他的一席話其實正是在破弟子之執。
而孔子“他不從改造局麵去救人，不是看樂事有所依待，而是走無所依待之路”。梁先生在接觸了儒家之後，便由此便對前麵的四條做了調整。從儒家的觀點出發，境遇無苦樂、大家苦樂相似都沒錯，但欲念無已和人生苦多於樂兩點錯了。這兩點成立的前提是人的苦樂寄於欲念，欲念無已，故人生常苦。因此，梁先生說，“我當時因不知有不找之可能，故有此說，若不找時，此說便不能成立了，於此可知欲求實有已時……而生命根本上自己是生活，實無待找。你找的時候便缺短。若時時待找，便時時苦多於樂，但是若把生活重心放在生活裏麵，實在時時都是不成問題，時時是滿足，時時是暢達溢洋。”所謂的“找”便是欲求，把自己的苦樂寄托在外在的東西上，而忘記了自己的本心。這個時候就會生出苦來。如果專注於內而非外，就不會有苦的存在了。
佛家和儒家都認為苦在人的身上存在，不同之處在於：佛家認為苦是人世間的常態，因為凡人既然常被執所束縛，自然難免就會被欲所困擾，由此便產生了苦。而儒家則不然，他把樂作為生活的本源。生活中雖然存在苦，但那時生活的非常態，完全可以通過自己得以解脫。
弦外聽儒音
君子三樂：孟子說君子有三樂，這三樂與治理天下沒有關係。父母俱在，兄弟安好，一樂；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得到天下的好學生，然後教育他們，三樂。
解脫之道：順生還是無生
“生命是欲求，他（佛家）就根本不要生命……孔子不是如前麵所說從取消問題去救人，是從不成問題去，聽他感觸應付下去，不加一點意思。”
如何才能擺脫痛苦？梁漱溟先生說：“在前，我以為看世間人生隻有兩麵，一是向外麵去找，走欲求的路，許多聖哲都是順著這個方向去找一個東西來解救大家；一是取消欲求，根本上是取消問題，這是佛家的路子……（佛家）是去取消欲求，根本是在解脫生命……生命是欲求，他就根本不要生命”。這一觀點和王國維先生何其相似！王國維先生說：解脫之道存於出世,而不存於自殺。所以紅樓夢中真正得以真正解脫者唯有寶玉一人。梁漱溟先生自己不也是差點遁入空門嗎？
在佛家看來，人生無論是苦還是樂都在一個欲念間，有苦必有樂，因此苦和樂都歸於“執”。因此，佛家的解脫之道是要從“執”中解脫出來，達到超情絕欲，四大皆空，六根清淨的無我之境界。弘一法師說：生亦何歡，死亦何苦。生死都是空，他真正從“執”中得以超脫出來，因此在圓寂之際靜如秋葉。
與佛家不同，梁漱溟說：“孔子不是如前麵所說從取消問題去救人，是從不成問題去”，而是“聽他感觸應付下去，不加一點意思。”對於儒家來說，生死是一個應該嚴肅對待的事情，儒家的著眼點就在於“生”，也就是俱生執。生命原來是一個活動，是在生機暢達上，真是無所謂苦樂。生機滯塞，才有所謂苦。隻要順從生命本身之理而行，便可以達到解脫苦的目的了。
泰州學派創始者王心齋說，“樂者心之本體也。”還留下了四句話：人心本無事，有事心不了，有事行無事，多事亦不錯。
意思是說，樂本就在人的心中，無需從外麵去找尋。仁者雖有事亦行所無事，都是所謂隨遇而應，過而不留，安和自在，泰然無事，他感觸變化隻隨此生命之理，所以他時時是調和，是暢達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