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reference_book_ids":[6999896669814803492,6975087905651821576]}],"3":[{"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3,"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16,"start_container_index":3,"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8},"quote_content":"《閱微草堂筆記》reference_book_ids":[7267091338959522874]}],"1":[{"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1,"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125,"start_container_index":1,"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121},"quote_content":"《宋書》reference_book_ids":[7012171809499909127]},{"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1,"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87,"start_container_index":1,"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83},"quote_content":"《易經》reference_book_ids":[7208392286533585959]}],"2":[{"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2,"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134,"start_container_index":2,"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128},"quote_content":"《昭明文選》reference_book_ids":[7249559240807812111]}]},"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如果有人問你：“你會讀書嗎？”你也許感到驚訝；“怎麼，隻要識得字的，哪有不會讀書的，一個字一個字挨著看便是。”的確，識字是讀書的必要條件，凡識得幾千個字的，便能夠讀書。然而，能讀書卻未必會讀書。且莫看一字之差：“能”與“會”，卻並非一碼事。
對於這個問題，古人早已有論在先。我國南北朝時，有個名叫陸澄的學者，從小好學，相當刻苦，青燈黃卷，皓首窮經，“行坐眠食，手不釋卷。”你能說他不能讀書嗎？能。可他讀了三年《易經》，背得滾瓜爛熟，對書中的道理，他卻說不出個子醜寅卯來；他立誌要編一部《宋書》，鼓了一輩子的勁兒竟也沒有完成。當時的另一個學者，尚書左仆射王儉和他開玩笑說：“陸公，書櫥也。”意思是說陸澄象個書櫥，表麵看“藏”書不少，其實是食而不化，不能算是會讀書。
古代還有一些人，學富五車，滿腹經綸，卻隻配作書的奴隸。晉朝時左丞傅迪被公認為讀書較多之人，因而他瞧不起讀書較少的刺史劉柳。你看劉柳怎麼諷刺傅迪的：“你讀書雖多，隻能算是個書簏罷了。”（書簏，盛書用的書箱）唐朝文學家李邕的父親李善，讀書貫通古今，精於典故，為《昭明文選》作注釋搞得不錯。可惜的是他一輩子缺乏獨到的見解，與傅迪落得同樣名聲：“李善，書簏也。”
清代大學者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也說過：“滿腹皆書，能害事；腹中竟無一書，也能害事。”
由此可見，古人對“能”讀書與“會”讀書的區別，看得是非常之重的。漢代著名的哲學家王充對“能”讀書與“會”讀書的問題作了認真分析研究，他把讀書人分為四等：第一是“鴻儒”，即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興論立說”的思想家；其次是“文人”，即能“采拮傳書，以上書奏記”，能夠用曆史知識從事政治工作的人；又次是“通人”，僅能掌握一般知識，以“教授為人師，”不能創造新的學問；最低一等的是“儒生”，他們在學問上僅“能說一經，”知識既窄且寡。王充的分類法恐怕過於苛刻，並非科學。但卻給我們這樣的啟示；會不會讀書，其結果是大相徑庭的。
真正能夠達到王充所言“鴻儒”之標準的，恐怕是鳳毛鱗角，更多的恐怕還是後三類讀書人。會讀書之難，難就難在讀書方法上。一個讀書人，在目標方向正確的前提下，方法優劣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不要說我等平庸之輩，即使一些名人大家，也有為不良的讀書方法而空耗費時日，因之抱終生之憾的。德國大科學家赫姆霍茲說過：“我欣然把自己比作山間的漫遊者：他不諳山路，緩慢而吃力地攀登，不時要止步回身，因為前麵正是絕境。突然，或是由於念頭一閃，或者由於幸運，他發現一條新的向前方的蹊徑。等到他最後登上了頂峰時，他羞愧地發現，如果當初他找到了正確的道路，也許早就到達了他期望的巔峰。”赫姆霍茲的這段自白，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他在治學中走過一段十分曲折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