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 原子彈既然是嚇人的，就早響
1995年2月，美國總統克林頓宣布取消對“科羅納”間諜衛星早期拍攝的照片和文件的保密，才揭開了它神秘的麵紗，人們才知道它早就拍攝了中國的羅布泊基地。
事實上，早在1961年2月，科羅納衛星就辨認出了羅布泊基地。不過，當時並不知道，這就是中國未來的原子彈試驗場。1964年8月初，科羅納發現，在羅布泊已經矗立起了一座高塔和其他分散開來的設施，種種跡象表明，中國第一顆原子彈離爆炸不遠了。
大約1964年8月下旬，中央情報局在一份秘密情報分析中向白宮報告說：根據新拍攝的太空照片，現在有充分的理由認為，中國西部一個可疑的設施，是一個能夠在兩個月內投入使用的核試驗基地。
9月15日，美國國務卿臘斯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等人在午餐會上研究了聯合蘇聯，阻止或打擊中國核計劃的方案。五角大樓設想了四種打擊中國核設施的方式：一、由美國進行空中打擊；二、由國民黨派戰機空襲；三、在中國內部雇用特工進行破壞；四、空投國民黨的行動小組進行攻擊。
美國總統肯尼迪決定，原則上，不管用什麼手段，必須阻止中國成為一個核國家。中央情報局認為，在中國核武器的現階段，摧毀他們的核工廠並且使人看來像是他們發生了一次原子事故一樣，這在技術上是可能的。隻用高能炸藥而不用核武器，就可以完成一次“外科手術式”的打擊。
前中央情報局工作人員索普斯後來說：“美國情報機構已經確切地知道中國兩個主要原子工廠的地點，這種工廠是非常經不起襲擊的，連一枚高爆炸彈都經不起。因此要使中國在核方麵‘絕育’，在技術上是一個容易的問題，隻要幾聲相當小的爆炸聲就可以成功。政治——戰略問題則是一個困難問題。”
那段時間，關於中國原子彈的各種猜測在國際上廣為流傳。美國主要媒體公開宣稱要對中國進行“核絕育手術”，徹底摧毀中國的一切核設施。因此，選擇核爆炸試驗的時機，便成為中央專委會特別關注的問題。
1964年9月16、17日，中央專委連續兩天開會，研究核試驗問題。中央專委成員全部到會。
根據預演和準備的情況，張愛萍代表首次核試驗委員會，向中央專委提出早試和晚試兩個方案，早試，即定於10月1日到11月上旬，進行試驗；晚試，則要推遲到1965年開春以後。
會上，羅瑞卿提供了一個情況：據公安部報告，9月12日美國《商業周刊》講，要搞我核基地。他說：“我們分析，這是他們的一貫作法，先試探一下，看我們的反應。”
周恩來講道：最近一段時間，對我動手的跡象、說法很多，他們對我們的情況大體是掌握的，動手的說法不是空穴來風，不論是真是假，我們都得做好充分準備。我們如果現在進行核試驗，美國可能來轟炸，但不管它怎樣轟炸，我們都得試驗。赫魯曉夫說我們搞不出來，美國人也說我們不行，我們終於搞出來了，我們搞出來的目的就是為了打破核壟斷。假如我們不做試驗，那麼，他們就會講我們不行，我們怕，所以我們必須搞試驗。即使遭到帝國主義的破壞，也在所不惜。至於試驗的具體時間嘛，還要仔細研究。
會上出現兩種意見，一是早響，早響安排在10月份炸響。另一種意見是晚響，先抓緊“三線”建設，擇機再試。
周恩來說：“如果考慮到三線建設好，那要推遲到1970年左右炸響。”
羅瑞卿說：“今年試也好，明年試也好，後年試也好，都是一樣的，你無非是引起一番騷動而已。我認為，現在就應該試，真要等到1970年，我們這些人就退休了。”
賀龍說：“我同意早試。”
聶榮臻說：“我也認為應該早響。”
最後，周恩來總結道：“這個問題等我向主席和少奇同誌彙報後再定。”
會上，針對早響和晚響這兩套方案，試驗的成功與失敗，美國動手與不動手，都進行了安排和部署，軍事、政治、外交等方麵，都作了預案。
幾天後，周恩來來到中南海毛澤東住處，向毛澤東做了彙報。毛澤東思索良久，說道：“你們想得很細，有道理呀。帝國主義不希望我們搞成原子彈，修正主義也不希望我們搞響。他們怕嘛！以後中國就更不好欺負了……要我看，原子彈是用來嚇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嚇人的，就早響嘛！”
毛澤東的話，為第一次核試驗定了調子。
1964年9月23日下午4點40分，周恩來在三座門軍委辦公廳會議室，召集賀龍、陳毅、張愛萍、劉傑、劉西堯等人開了一個極秘密的會議，傳達了毛澤東、劉少奇的決定，那就是：早響。
會議開始時，周恩來要求，誰也不能往筆記本上記。時任總參作戰部參謀兼第一次核試驗辦公室主任的李旭閣，隨張愛萍參加會議，經周恩來批準，李旭閣作了詳細的會議記錄。也就是說，隻有李旭閣一個人，做了記錄。
時隔幾十年後，這個會議的某些情況才逐漸解密。
會上，主要是周恩來在講。周恩來神態十分嚴肅，他說：今天會議，你們不要作任何記錄。（指一下桌上的電話機）電話也掐斷了。既然決定早試，那就按10月份早試的方案進行。張愛萍、劉西堯趕赴試驗現場組織指揮；劉傑留北京主持二機部、國防科委組成的聯合辦公室，負責北京與試驗場的聯絡，並負責組織幾個核工廠的關鍵技術資料、儀器設備的安全轉移，防止敵人轟炸把我們的家底都毀了；陳毅組織外交部做好對外宣傳工作的準備。如果敵人襲擊，一定要保護好我們的專家、核研製基地、重要的核工廠，一些重要的東西要轉移保存下一部分。注意，這次不是破釜沉舟，一錘子買賣，我們得做長遠打算。保密問題，尤為重要。要絕對保密。我這次得小病，傳得很廣。天曉得，多一個人知道，就當新聞。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不注意，你下麵的人就亂來。這方麵我曆來注意，是在白區搞地下鬥爭養成的。我保密櫃的鑰匙都是我親自保管。給毛主席的信，信皮都是我親自寫，不要人代，已成習慣了。希望你們對家裏人也不說，不要一高興就說出去。對誰都不能講。我老伴是老黨員、中央委員，這事與她的工作無關，我保證不對她講。
眾人均是神情嚴峻地聽著，一言不發。
關於這一點，鄧穎超在紀念周恩來90誕辰時回憶說：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前，他（指周恩來）也向我保密，事先我一點也不知情。
講到這裏，周恩來對陳毅說：“你見外賓時，可不能講啊。”
陳毅操著濃濃的四川口音說：“我不講哇。”
周恩來總結說：“總之，整個過程要保裝、保運、保響、保測。一次試驗，全麵收獲。”
會議開到一大半時，張愛萍看看表，站起來說：“總理，我要趕去參加一個外事活動。”
周恩來愣一下：“告訴外交部，今天之後，你和劉西堯就不要參加外事活動了。”
張愛萍點點頭，往外走，周恩來又把他喊下了，說：“你翻翻口袋，看有沒有記東西的紙。有就掏出來。”
張愛萍當著眾人的麵，把幾個口袋翻一下。除了一塊手帕，一副眼鏡，什麼也沒有。
周恩來這才說：“可以走了。”
總理讓一個上將掏口袋，檢查是不是有可能泄密，現在我們可能都難以想象，但這件事情的確發生過。
周恩來還提出，假設我們試驗的時候，原子彈沒有響，應該采取什麼樣的措施，這都要有預案。
為防止敵人萬一進行空襲破壞，會上，周恩來請賀龍和聶榮臻轉告楊成武代總長，由總參和空軍研究，作出嚴密的防空部署。聶榮臻那幾天犯了心髒病，沒參加這個會，張愛萍、劉西堯25日專門到聶榮臻那兒彙報了會議的情況。
會議到了最後的時候，周恩來對李旭閣說：“今天晚上要張愛萍、劉西堯規定出一些暗語、密碼來。前後方聯絡要搞個代號。”
當天晚上，張愛萍又召集開會，對原子彈的運輸、防止敵人破壞等問題進行部署，並規定了主要用語的密語：試驗用的原子彈，密語為“老邱”，原子彈裝配，密語為“穿衣”，原子彈在裝配間，密語為“住下房”，原子彈在鐵塔上的密閉工作間，密語為“住上房”，原子彈插接雷管，密語為“梳辮子”，氣象的密語為“血壓”，原子彈起爆的時間，密語為“零時”。有關領導也有相應的代號，毛澤東是87號，劉少奇是88號，周恩來是82號，賀龍是83號，聶榮臻是84號，羅瑞卿是85號。
9月27日，張愛萍、劉西堯坐專機返回基地，當天，他們向有關人員傳達了中央專委會的精神。之後，張愛萍興之所至，拿起一支大排筆，放進盛墨水的盆子，飽蘸墨水，在他所住帳篷的門上，揮臂運筆，寫了一個大字：響。字像窗戶那麼大。
92 國家最高元首級的警衛規格
一列火車在高原上神秘地行進……
為了把原子彈安全完好地從青海金銀灘運送到羅布泊的試驗場，從上到下真是費盡了腦筋。8月中旬，先進行了曆時8天的模擬產品運輸演練。先運走的，是假的，後來運走的，才是真的。596產品本身在金銀灘事先預裝過，這時又拆開了，分別裝了二十幾個大箱子。
1964年9月29日14時24分，真正的原子彈從青海金銀灘裝車啟運，青海向北京報告“老邱已上轎”。
真正的原子彈又是分兩部分運走的，一部分用火車運，原子彈的兩個最關鍵的部件——鈾球和點火中子源，用另一列專車運到西寧後，再用經過保溫改裝的伊爾14運輸機，運往核試驗基地。
專列在大西北的鐵路線上行駛……
專列經過戒備森嚴的隧道、橋梁、車站……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這趟專列被定為一級專列，沿途警衛和到站後的警衛都按照國家最高元首級的警衛規格來要求。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吳際霖負責專列的押送。
沉沉的夜幕中，火車呼嘯著行進……
產品車廂內，燈光通明，幾個押車的技術人員和保衛幹部守在控製室裏。吳際霖進來，小聲問道：“溫度怎麼樣？”
“一切正常。”
吳際霖又問：“振動情況怎麼樣？”
“正常。”
吳際霖叮囑：“按時換班休息。”
“吳副院長，放心好了，你也去休息吧。”
吳際霖看了下表：“前麵有一段危險彎路，我去檢查一下產品箱的固定情況。”
他向車廂深處走去……
專列經過的青海、甘肅、新疆三省，都由省公安廳長親自押運；每到兩省交界處，兩省的公安廳長簽字畫押，辦理交接手續。為防止靜電，沿途機車檢修工人的鐵錘一律換成銅錘。列車用煤，都仔細用篩子篩過，防止煤裏麵有采煤時遺留的雷管。沿途所有客車都為它讓路，經過的高壓線都要陸續斷電，它過去之後再恢複供電。
為防止敵人空降破壞，蘭州、玉門、西寧、包頭等核工廠，以及核試驗基地周圍，部署了37個雷達站加強戒備。空軍某殲擊機師進駐導彈試驗基地待命警戒。京廣線以東地區的所有防空部隊，進入一級戰備。
空運鈾部件和點火中子源，是由核武器研究院技術員胡仁宇和二機部保衛部副部長高倫負責押運的。這是兩個最貴重也是最嬌氣的部分。和這樣珍貴而又危險的東西在一塊飛行，這可是他們二人從來沒有想過的。當時還不能從西寧直飛馬蘭，中途停了幾次。前前後後折騰了幾天。在飛機上，胡仁宇暈機暈得特別厲害。那時最擔心的就是鈾部件發生鏈式反應，盡管事先作過研究，在飛機運輸過程中，不會發生次臨界問題，但高倫認真、仔細，生怕出一點點差錯，途中老讓胡仁宇測量宇宙射線會不會對產品有影響，他就一次次強打精神用測量儀測量宇宙射線。
當時生產出兩枚完全相同的原子彈，596-1和596-2。一枚正式試驗用，一枚留作備份，萬一正式的不響，再試爆備份的那枚。10月初，596-1所有部件，安全運到爆心鐵塔下的地下裝配間，備份的596-2開始是在烏魯木齊待命。張愛萍等人研究後認為，得想辦法隱蔽好596-2，萬一不成，後麵還得靠它。張蘊鈺提出，蘇聯人對羅布泊試驗場區相當熟悉，因為最早的規劃設計就是他們幫助搞的，藏在這附近，恐怕不行。張愛萍站在地圖前沉思良久，目光順著鐵路線遊移。許久，張愛萍指著酒泉北麵的一片沙漠，說：“到內蒙古額濟納境內導彈試驗基地附近，找個地方藏起來，怎麼樣？那裏便於隱蔽。”
張愛萍多次去過導彈試驗基地，對那兒比較熟悉。他的意見眾人均表示同意。於是，張愛萍命令載著596-2的專列，立即離開烏魯木齊，趕往導彈試驗基地附近隱蔽。
10月初，按照命令，開始進行原子彈的整體裝配。地下裝配間就在離鐵塔不遠處。
蔡抱真，時任核武器研究院總裝配室副主任。他回憶道：“當時基地有幾千人，但是真正親眼看到原子彈的隻有百餘人，真正親手摸過的隻有一二十人，而我是其中之一。第一顆原子彈是個兩人合抱那麼大的鋁合金球體，裏麵主要是由濃縮鈾、烈性炸藥和金屬構件組成，還要插上幾十個引爆雷管。去馬蘭後，我們在主控站的工作隊一共有12人，由我和裝配車間副主任吳文明帶隊，我們的任務是在基地現場最終裝配好596-1。”
張壽齊，時任核武器研究院工程師。他回憶說：“我們在塔下工房裏裝配原子彈，費了好大的勁。有的部件經過長時間的運輸和存放，這個時候就有點膨脹，到現場你還要修啊，拿銅刀和銅網慢慢刮，一點一點地蹭。開始上頭不讓刮，怕弄響了就完了。”
陳常宜，時任核武器研究院工程師。他回憶說：“596裝配完之後就要進行吊裝程序，在596產品正式吊裝之前，所有的環節都要檢查，幾百米長的鋼纜仔細看，吊裝用的那個吊籃，用放大鏡看，鋼絲要一點一點兒查。有一次檢查，發現鋼纜有一絲斷了，當時就很緊張，討論了幾次，後來還是下決心換了。”
93 人世間最漫長的東西，就是一個“等”字
核試驗的時間一天天臨近，試驗場也越來越沉靜下來。對爆炸那一刻的焦急等待，讓人倍受煎熬。
後來有采訪者問李旭閣，說您一直跟著張愛萍，發現他緊張嗎？李旭閣說：“緊張。所有人都緊張。這時的核試驗場，千軍萬馬齊集於此，人們都在緊張準備。基地有個人叫賀成功，張愛萍一聽特別來興趣，說你這個名字好，賀成功嘛，成功了，當然要慶賀。”
張愛萍將軍的兒子張勝也在一篇文章中寫到：“後來我問我父親：你緊張嗎？他說：緊張！我又問：和打仗比呢？他回答：還要緊張些。我問為什麼？他說：事關重大。”
接受我們的采訪人，每每提到596爆炸之前的日日夜夜，都說那時真是緊張，上上下下都緊張。又說，現在的人可能無法理解了，當時那個形勢，不由你不緊張，經常是心提到嗓子眼上。
從9月25日起，全體人員就進入待命狀態。張蘊鈺有一天對程開甲說：“等得人心焦呀。這世上什麼東西最長？我算體會到了——等！人世間最漫長的東西，就是一個等字！”
基地副司令員張英後來回憶：“那二十多天裏麵，現場有好幾千人，對每一個人都是考驗。原子彈已經在那兒放著，這麼等著總不是個辦法啊……張蘊鈺跟我們說，這麼等下去，弄不好會出什麼事情。場地裏麵，幾百條電纜都通著原子彈，控製電纜和連通各個單位儀器的電纜，到處都是，有地上的有地下的，壞上一根就成問題。過去打仗也是這樣，都準備好了，就是最後發起攻擊的命令不下，這時候最著急的是下邊的指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