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版本：起義爆發以後，黎元洪早已換上便衣逃跑，躲藏在部下劉文吉的家裏。當人們找到他時，他卻嚇得渾身打顫。大家將他脅持著送到諮議局，與會諸人鼓掌歡呼。這時，當眾人告知要黎出任新成立的湖北軍政府都督時，他竟麵色慘白，大喊：“我不能勝任，休要害我！”
胡瑞霖、吳兆麟、張振武、蔡濟民等軟硬兼施，黎仍堅拒不肯。他們要黎元洪在一份《安民告示》上簽字，而黎瑟縮不敢簽。李翊東大怒，舉槍對黎說：“再不答應，我就槍斃你！”後來幹脆自己拿起筆，簽了一個“黎”字，說：“我代簽了，看你還能否認不成！”
《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黎布告》就此貼遍全城。該布告全文為：
“今奉軍政府令，告我國民知之：凡我義師到處，爾等不用猜疑。我為救民而起，並非貪功自私。拔爾等出水火，補爾等之瘡痍。爾等前此受虐，甚於苦海沉迷。隻因異族專製，故此棄爾如遺。須知今滿政府，並非我家漢兒。縱有衝天義憤，報複竟無所施。我今為民不忍，赫然首舉義旗。第一為民除害，與民戮力馳驅。所有漢奸民賊，不許殘孽久支。賊昔食我之肉，我今寢彼之皮。有人激於大義，宜速執鞭來歸。共圖光複事業，漢家中興立期。建立中華民國，同胞其毋差池！士農工商民眾，定必同逐胡兒。軍行素有紀律，公平相待不欺。願我親愛同胞，一一敬聽我詞。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日示。”
當天，鄂軍政府根據孫中山編定的《革命方略》的原則精神，議決的第一個文件中即明確規則，宣布廢除清朝宣統年號，改用黃帝紀元，宣統三年改為黃帝紀元4609年；稱中國為“中華民國”，“政體為五族共和”，“國旗為五色，以紅黃藍白黑代表漢滿蒙回藏為一家”，以十八星旗為軍旗；以諮議局大樓為湖北軍政府辦公地；以“樹立共和國”號召人民投入反動鬥爭。通電全國，請即同時響應。
11日晚，革命黨人成立謀略處。該處由起義軍骨幹蔡濟民、吳醒漢、鄧玉麟、李春萱、胡瑛等15人組成，研究決定軍政大事。12日，謀略處隨即議定軍政府暫設參謀、軍務、政務、外交4部，並推定參謀部以張景良為參謀長，楊開甲、吳兆麟為副長。
自10月12日起至16日，湖北軍政府以都督黎元洪的名義，發布了《宣布滿清政府罪行檄》、《公告全國電》、《告漢族同胞之為滿洲將士者電》、《公告海內人士電》、《致滿清政府電》等公文。
《告漢族同胞之為滿洲將士者電》揭露了滿清一直以來以漢殺漢的陰險伎倆，揭示了漢人兵將在清軍中的低賤地位，“以滿人為統禦，以漢人供驅役。一旦有事，則披堅執銳，冒矢石，當前敵，斷頭流血者，皆漢人；而受殊勳、受上賞者，則滿人也！”
《致滿清政府電》更是旗幟鮮明、暢快淋漓地正告滿清政府，應該認清大勢，“急以保種為心，毋貪中原富厚之利”，敦促北京的小皇帝為避免招致滅族之慘禍，應該“消號歸藩，稱臣納幣”。
為維護和開展工商業起見，湖北軍政府還發布了安民和免稅等公告，鞭撻清朝苛政，豁免惡稅。宣布除鹽、酒、煙、糖、土膏各稅捐外，一切統捐局卡一概永遠裁撒；除海關外，一切稅關一概永遠裁撤；本年以前所積欠丁漕、各項雜捐，概行豁免。
10月12日，軍政府即派胡瑛、夏維鬆至漢口，以中華民國軍政府的名義，照會駐漢口各國領事，宣布對外新方針，請求各國嚴守中立；並宣示幾條詳細政策：“一切清國前此與各國締結條約，皆繼續有效。”“賠款、外債依舊擔任，仍由各省按期如數攤還。”“居留軍政府占領地域內之各國人民、財富，均一概維護。”“清政府與各國所立條約、所許權益、所供國債，其事情成立於此次知照後者，軍政府概不供認。”“各國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軍政府者，概以敵人視之。”“各國如有救濟清政府，以可為戰事用之物品者，搜獲一概沒收。”與此同時，軍政府還通告各友邦，這次“師以義動並無絲毫排外之性質參雜其間”。
經過積極而有效的外交活動，各國均表示堅持中立。他們還派英國駐漢領事盤恩代表英法俄德日等國駐華領事，麵晤黎元洪，表示供認民軍為交兵團體，各國嚴守中立。
10月14日，繼跑到新溝的蔣翊武回到武昌以後，在漢口藏身的劉公也來到了武昌。眾人推舉蔣翊武主持軍務部，劉公主持謀略處。但蔣翊武想插手漢口軍政府分部的事情及改編漢川和京山的義軍，故隻擔任顧問一職。劉公本來就無真正的謀略，很快就轉任監察處總監察的虛職。
此日，中部同盟會湖北分會會長居正也來到武昌。居正字覺生，湖北廣濟人。1905年，他在友人的資助下留學日本，後加入同盟會。1909年，他曾在武漢活動，為武昌起義最早的策劃人之一。1911年，中部同盟會在上海成立，他成為湖北分會負責人。聽聞武昌起義成功，居正與譚人鳳兩人趕忙乘船自上海抵達武昌。他對出自湯化龍之手的《軍政府組織條例》讚賞不已。
同日，由湯化龍等擬訂《武昌軍政府組織暫行條例》，規定鄂軍都督府仍設4部，但改為軍令、軍務、參謀、政事4部。湯化龍任政事部長，總攬行政大權。
早在10月12日，漢口、漢陽亦得以光複，武漢三鎮皆落入革命軍手中。13日，清廷派來剿平武昌起義的湖南、河南兩支巡防營部隊，皆被革命軍氣勢所壓，竟然集體繳械投降。在革命形勢一片大好的情況下，黎元洪的態度突然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他慷慨激昂地表示：“自此以後，我便是軍政府之一人，願與諸君共生死。”而諮議局的湯化龍等人也異常活躍，他們與黎元洪頻頻商議，對軍政府的組合問題進行了精心設計。
1911年10月17日，“祭天誓師大典”在湖北軍政府前的閱馬場舉行。
黎元洪一身藍呢戎裝，頗顯威風和尊貴。先由湯化龍為導，譚人鳳授旗劍，居正宣講革命初衷；最後由大戲主角黎元洪跪頌祝文：
“……義聲一動，萬眾同心，兵不血刃，克複武昌。我天地、山川、河海、祖宗之靈，實憑臨之！（我）元洪投袂而起，以承天庥，以數十年群策群力呼號流血所不得者，得於一旦，此豈人力所能及哉！日來搜集整備，即當傳檄四方，長驅漠北，吊我漢族，殲彼滿夷，以我五洲各國立於同等，用順天心，建設共和大業！凡我漢族，一德一心，今當誓師命眾……”
而後，禮官朗讀誓師辭，三軍舉槍鳴放，三呼“萬歲”。
“祭天大典”之後，黎元洪宣布了湖北軍政府的組成名單。除孫武出任軍務部長之外，其它6部均為黎元洪的部屬和湯化龍的親信。
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為加強革命黨人對軍政府的領導，10月25日，由孫武、劉公、張振武等人提議修改由湯化龍擬訂的《武昌軍政府組織暫行條例》，頒布《中華民國鄂軍政府改訂暫行條例》。《條例》改變了集大權於都督一身的狀況，決定成立由革命黨人組織的軍事參議會。規定除戰爭以外，都督若要發布命令，必須召集軍事參議會，議決施行。同時調整了都督府的機構設置和組成成員，取消了包攬行政大權的政事部，改設內務、外交、理財、交通、司法、編輯6個部，後又增設教育、實業2個部，連同原有4個部，共12個部：
軍令部長杜錫鈞。參謀部長張影良，副部長楊璽良。軍務部長孫武，副部長張振武、蔡紹忠。總監部總監劉公。內務部長馮開浚，副部長周之瀚。外交部長胡瑛，副部長王正廷。理財部長陶德琨，副部長潘祖裕。交通部長熊繼貞，副部長傅立相。司法部長張知本，副部長彭漢遺。編輯部長湯化龍，副部長張海若。教育部長蘇成章，副部長查光佛。實業部長李四光，副部長牟鴻勳。調整後的政府機構，革命黨人在政府組成成員中占有顯著優勢。
11月初，由宋教仁起草、湖北軍政府經過商議並公布的《中華民國鄂州約法》，是中國曆史上第一部以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為準繩的政權基本法。它進一步明確規則，“中華鄂州人民，以已獲得之鄂州土地為境域，組織鄂州政府統治之。”“凡具有鄂州政府法定之資曆者，皆為鄂州人民。”“人民一概對等”，“享有選舉與被選舉、行動、著作刊行並集會結社、通訊、信教、寓居遷移、保有財富、停業等自在權益”。“人民自在保有身體，非依法律所定，不得拘捕審問處分。”“保有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搜索”等。
在政體方麵，《鄂州約法》明確規定：“鄂州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的政務委員，與議會、法司構成之。”“都督由人民選舉，任期3年，續選連任1次為限。都督代表鄂州政府，總攬政務。”都督有“發布法律”、“宣戰媾和”、“統率水陸軍隊”，依法任命文、武職員，宣布戒嚴、大赦、特赦之權。議會“由人民於人民中選舉議員組織之”；有製定法律、議定條約和預算決算、質詢政務委員與彈劾違法瀆職的政務委員等職權。法司“由都督任命之法官組成”，依法審訊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法官除依法受刑罰宣布或應免職的懲戒宣布外，不得免職。
《鄂州約法》表明，湖北軍政府是一個具有資產階級民主共和製度性質和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政權。
《中華民國鄂州約法》是後來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法》的藍本與基礎。因為這兩份重要的法律都是出自同一個起草人宋教仁之手。
有關景點
（1）武昌起義紀念館
武昌起義紀念館（辛亥革命博物館）依托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舊址（即武昌起義軍政府舊址，原係清末湖北省諮議局）建立。紀念館位於湖北武漢武昌閱馬廠。它西鄰黃鶴樓，北倚蛇山，南麵首義廣場。舊址占地麵積18000多平方米，建築麵積近10000平方米。因舊址紅牆紅瓦，武漢人習慣稱之為紅樓。紅樓前建有碧樟廣場和花壇噴泉，並豎有孫中山銅像。1981年，國家名譽主席宋慶齡親筆題寫館名。
該館內收集有與辛亥革命有關的曆史文物1000多件，曆史照片10000餘張；有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史跡陳列、孫中山生平事跡展覽、黃興生平事跡展覽等基本陳列。武昌起義軍政府舊址內恢複原貌開放陳列的有：軍政府大門、軍政府禮堂、黎元洪臥室和會客室、秘書處、黃興召開軍事會議的會議室、孫中山會見湖北軍政人員的會客室等。目前編輯出版的有關辛亥革命的介紹性讀物、資料性書籍和學術專著達10餘種；接待海內外遊客累計近300萬人次，其中包括來自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外賓和港澳台同胞、海外僑胞30餘萬人次。
1995年，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被團中央命名為全國青少年教育基地。1997年該館被中宣部命名為全國百家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現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4A級景區。
（2）武昌首義紀念碑
辛亥革命武昌首義紀念碑，位於湖北武漢武昌蛇山南麓首義公園內，東近抱冰堂，西鄰梅廊。它由湖北省暨武漢市辛亥革命武昌首義70周年紀念大會籌備領導小組於1981年主持修建，是年10月10日揭幕。紀念碑座北朝南，麵向武珞路。該碑為武漢市文物保護單位。
該紀念碑用大理石砌成，呈蠱形，高11米，碑身正麵鐫刻已故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元帥題寫的金色大字“辛亥革命武昌首義紀念”。兩側飾稻穗、彩帶等浮雕圖案。
碑座分3層，合高3米餘，座前鑲漢白玉大理石，上刻碑文。全文約600字，由章開沅所撰、張昕若所書，讚頌孫中山與辛亥革命，記敘武昌首義經過，並高度評價它的曆史意義。
該紀念碑矗立在紅色水磨石的平台中央，該平台為長方形，東西長20米、南北寬15米，四周有高為0.45米的麻石護欄。平台南麵有3層水泥台階：第一、二層各有11級，寬8.92米；第三層有18級，寬6.82米。
全部建築占地麵積約500平方米，掩映在蒼鬆翠柏之中，莊嚴肅穆。
（3）黎元洪墓與黎元洪陵園（在建）
黎元洪（1864年—1928），字宋卿，湖北黃陂人。辛亥革命武昌首義都督，也是中國曆史上唯一兩任大總統和三任副總統的人。
1883年黎元洪考入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畢業後被派往廣東服役，1888年編入北洋水師。1894年參加中日甲午海戰，隨艦隊北援，坐艦被日艦擊沉，飄海遇救。到南京投靠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監修新式炮台，先後任獅子山等處炮台總教官、專台官。1896年隨張回湖北，任炮台監製、護軍後營幫帶，參與訓練新軍。曾3次赴日本考察軍事。1904年任護軍前鋒第一、二、三、四營督帶。次年12月，湖北常備軍改編為兩鎮，黎任第二鎮第三協統領官兼護該鎮統製官。後隨鎮改編，1906年任陸軍暫編第二十一混成協統領，兼管馬炮、工、輜各隊事務。率部參加彰德新軍秋操。1909年以軍界代表身份參加湖北鐵路協會。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黎被革命黨人強迫推舉為湖北都督；待漢口、漢陽光複，各國領事宣布“中立”，才宣告就職。次年1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黎被選為副總統兼領鄂督。2月南北議和告成，黎與孫武、劉成禺、張伯烈等組織“民社”，任理事長，鼓動武昌和南京分裂；附和袁世凱定都北京；鎮壓“群英會”；為排除異己，將原8個師改編為3個師。8月16日與袁合謀，誘殺湖北軍政府軍務部副部長張振武和湖北將校團團長方維。1913年袁撲滅“二次革命”，10月袁任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黎為正式副總統兼鄂督。但袁對黎在鄂視為心腹之患，12月派段祺瑞到鄂，以“磋商要政”為詞，迫黎赴京；將其安置在瀛台，與之結為兒女姻親。1915年袁帝製自為，黎遷居東廠胡同，閉門謝客。12月袁冊封黎為武義親王，堅辭不就。1916年6月袁死後，黎由副總統繼任總統。而國務總理段祺瑞獨斷專行，演成“府院之爭”。翌年6月黎引長江巡閱使張勳入京斡旋，7月1日張勳複辟，黎被迫棄職。1922年6月直係軍閥曹錕、吳佩孚趕走皖係總統徐世昌，黎再任總統。次年初曹錕賄選，逼黎下野。6月黎元洪辭職赴天津。
黎元洪晚年致力於實業，曾任中興煤礦董事長、黃陂商業銀行總董事和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等董事。投資企業45個，其中銀行17家、工廠12個（煤礦6家），總投資額達200萬元。又於武昌油坊嶺等地購置大量田產。1920年在家鄉修建黎氏宗祠，內設孝義小學堂，聘請塾師。1928年因腦溢血在天津去世。1935年11月中華民國政府於武昌為其舉行國葬典禮，遺體歸葬於武昌卓刀泉。
黎元洪墓在湖北武漢武昌洪山（當時是全國3大陵園之一）卓刀泉土公山南坡上（今湖北省林業勘察設計院內，現已被轉給華中師範大學），座北朝南。這裏原本有宏大的墓道和巨大的墓塚，如今隻剩下圓形的墓塚和墓碑。（1966年該墓已被毀，如今隻是為衣冠塚）在墓前留下一條10米長的墓道，墓道盡頭是刻有“大總統黎元洪墓”字樣的花崗石墓碑，墓碑後麵就是大理石堆砌的圓形的黎元洪墓。環繞整個墓地的是蒼鬆翠柏，並築有八邊形護牆。1981年至今，武漢市曾在原地4次投入數十萬元重修。1991年在墓後複建當年章太炎撰文並篆額的“大總統黎公碑”。1998年，該墓被公布為武漢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隨著2011年辛亥革命誕辰100周年臨近，武漢市政府決定投資2800萬元人民幣，把黎元洪墓擴充修建為黎元洪陵園（除了對整個墓園區進行修繕和維護外，如把2畝的地盤擴展為12畝，還要將墓地來個一百八十度轉身，讓其麵朝武漢大學方向，完成他的遺願——現在卻恰好是背向武大），屆時將作為辛亥百年的重要紀念場所。
（4）湯化龍故裏
湯化龍（1874—1918），字濟武，湖北蘄水（今浠水）人。民國初立憲派頭麵人物。曾任山西大學堂國文教習。清朝光緒年間（1904）中進士，授法部主事。1906年自請資送留學日本，入日本法政大學專門部學習法律；曾與同學組織法政學交通社、留日教育會，出版《教育雜誌》，撰寫《違警律釋義》。1908年秋畢業回國，任湖北諮議局籌辦處參事。次年當選為諮議局副議長，複被舉為議長，積極參與發動請願速開國會運動。1910年赴北京參加各省諮議局聯合會第一次會議，被推為會議主席；並參加各界代表第三次請願。後與譚延闓、蒲殿俊等謀作第四次請願，未果。翌年6月再次晉京參加各省諮議局聯合會第二次會議，猛烈抨擊皇族內閣，參與發起組織憲友會。10月武昌起義後，即時應變，參與組織湖北軍政府，並通電敦促各省諮議局響應革命（一說通電係革命黨人借其名所發）。大家本欲推舉他任都督，但表示拒絕。繼與胡瑞霖等擬定《武昌軍政府組織暫行條例》，又獲任政事部長；爭權奪勢，引起革命黨人不滿，旋改其為編製部長。漢陽失陷，隨黃興往上海。1912年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任陸軍部秘書長，後委以法製局副總裁。辭不就，與立憲派諸要人在上海發起共和建設討論會。4月當選為北京政府臨時參議院副議長。5月加入共和黨。10月組織民主黨，任幹事長。翌年當選眾議院議長，支持袁世凱獨裁。又與梁啟超合組進步黨，對抗國民黨。二次革命爆發後，聯合議員孟森等通電反對。1914年任教育總長兼學術委員長。翌年辭職赴滬，參加護國運動。1916年袁死，轉附段祺瑞，曾任段內閣內務總長，不久失意。1918年出國考察，在加拿大維多利亞市中華會館被國民黨人王昌刺殺身亡。
湯化龍故裏在湖北省浠水縣南涼牛黃壋，但故居已不存，未另重建；1918年他在加拿大被人刺殺身亡後，歸葬家鄉浠水縣伍州新港，墓在附近鳳凰山上，但已被毀，未再新立。具體情況不詳。
9、陽夏保衛戰·漢口篇
1911年10月10日晚，就在湖廣總督府被革命軍攻陷之前，湖廣總督瑞澂本人卻已帶著家眷和親兵，從牆洞爬出府邸，逃到停泊在長江江邊的“楚瑜號”軍艦上，下令起錨轉舵到對岸漢口，緊貼著長江北岸江堤的英國軍艦尾巴上停泊；並派人上岸到英租界寶順路（今漢口天津路）的英國駐漢口領事館（今天津路10號樓），給英駐漢總領事葛福送信，請他向北京英國公使館（今北京市東長安街14號公安部大院內）告之事變的發生，請求英政府的支持，希望駐漢口長江邊的英國海軍艦隊參戰，炮轟武昌起義軍，以挽回清王朝統治在湖北武昌的敗局。
葛福當即電告給北京英國公使朱爾典。朱爾典指示英國在華海軍，“給以他（瑞徵）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幾天之內，長江上便聚集了16艘外國軍艦。但是，聚集歸聚集，英方並不允許該國軍艦先行開火，除非自身受到來自對方的武力威脅。
10月12日，清政府撤銷瑞澂職務，命他戴罪立功，暫時署理湖廣總督；停止永平（今河北省盧龍縣）秋操，令陸軍大臣蔭昌迅速趕赴湖北，所有湖北各軍及赴援軍隊均由其節製；令海軍提督薩鎮冰率領海軍和長江水師共計15艘軍艦，迅速開往武漢江麵。
曾經在湖北省都督府與革命軍頑抗的湖北提督張彪，當時亦隨總督瑞澂乘軍艦逃往漢口。10月13日，張彪帶領部分清兵占據漢口劉家廟車站，準備與南下的北洋軍會合，保住漢口，反攻武昌。
10月14日，清政府編組一、二、三軍：以隨蔭昌赴湖北的陸軍第四鎮及混成第三協、十一協為第一軍，蔭昌為軍統（也稱總統）；以陸軍第五鎮為第二軍，馮國璋為軍統；以禁衛軍和陸軍第一鎮為第三軍，載濤為軍統。三軍迅速向漢口附近集結。
10月15日，湖北軍政府決定首先掃蕩漢口敵軍，然後向北推進，以阻止清軍南下。10月17日，黎元洪正式擔當起湖北軍政府都督的職責，下令堅決阻擋南下清軍的攻勢。
從10月18日出戰漢口，到11月27日漢陽失陷，戰爭前後曆時達41天，史稱“陽夏保衛戰”（陽是漢陽；夏是夏口，因漢口當時名叫夏口），或漢口、漢陽保衛戰。陽夏保衛戰是辛亥革命中規模最大、戰鬥最激烈的一次戰役，分漢口保衛戰和漢陽保衛戰兩個階段。第一場戰鬥發生地點在漢口劉家廟車站。
10月18日淩晨，革命軍第二協一部在炮火支援下，經漢口劉家花園（今武漢市少年宮）、歆生路（今江漢路）西北端、西商跑馬場，掩護步兵沿租界後鐵路挺進；以第二協第四標謝元凱所部為先鋒，正麵進攻劉家廟。革命軍發動多次衝鋒，均被敵人所打退，傷亡很大。由於薩鎮冰指揮的清軍艦從江上炮轟支持，給張彪等步兵軍團增添了強大火力，革命軍受創嚴重，一度沿鐵路線撤到大智門車站，退入漢口市區。
10月19日，革命軍約3000人，以騎兵為前鋒，在炮兵的支援下，從清軍兩翼發動進攻。戰至中午，清軍竄入棚戶，繼續頑抗。革命軍組織敢死隊使用火攻，使清軍無法立足，向三道橋退卻，至灄口待命。革命軍終於占領了劉家廟。
10月19夜，湖北軍政府決定乘勝前進，向灄口發起攻擊；並任命黎元洪舊部屬張景良為漢口前線總指揮。10月20日，在張景良失蹤的情況下，湖北軍政府直接下達了進攻命令。
10月21日清晨，革命軍兵分幾路進攻灄口，作戰部隊以湖北新軍正規軍隊為主。清兵武裝在三道橋用機關槍猛烈掃射，壓製革命軍數次衝鋒。由於戰場是大片湖泊泥沼，使得湖北軍政府從江南派來的援軍根本無法立足。革命軍進攻灄口失敗，傷亡很大。
軍政府當晚召開緊急會議，鑒於進攻受挫，決定暫取守勢。此後幾天，兩軍在三道橋南北對峙。這時清北洋軍已大部南下，部署在孝感、祁家灣、灄口一線，而設司令部於孝感。
10月26日晨，清軍水、陸協同，向革命軍發動進攻。先由軍艦數艘，從翼側向三道橋以南革命軍陣地實施火力急襲。革命軍猝不及防，犧牲達500餘人。灄口清軍乘機在機槍和管退炮火力掩護下通過了三道橋，沿鐵路兩側猛攻。上午10時，革命軍因減員太多，被迫後撤至大智門一帶，劉家廟再度落入敵手。
這時，清廷已正式任命袁世凱（早先已被罷黜）為欽差大臣，全權指揮武漢戰事。10月27日，袁世凱至河南、湖北交界的信陽城，統領北洋軍及湖北清軍與長江清兵水師，全盤掌控兵權。袁世凱下令整編“舊部”北洋軍，任命原第二軍統領馮國璋為第一軍總統官，段祺瑞為第二軍總統官。整編停當，清軍分水、陸兩路向劉家廟發起反攻。
薩鎮冰引導4搜巡洋艦，乘夜由陽邏駛入灄河（漢口東北郊長江支流），從諶家磯（今漢口江岸區東北角）帥倫造紙廠（原屬清財政部，1912年停產）方向重炮轟擊埋伏在三道橋一帶的革命軍。清軍步兵則從灄口沿鐵路強火力正麵進攻；另一支清軍則從岱家山（今漢口中環線岱家山科技創業園一帶）、姑嫂樹（漢口東北片，今漢口三環線東段）方向向劉家廟、三道橋側麵進攻，使革命軍傷亡慘重。
此刻，原本已“失蹤”的張景良，竟乘著前線吃緊、後方空虛的當口，放火燒毀劉家廟車站內的軍火彈藥及裝備。前方將士以為後方劉家廟車站已被清軍占領，絕望之下退出了三道橋前沿陣地，從西商跑馬場（今漢口解放公園一帶）側邊退入漢口市內，以大智門車站為第二道防禦堡壘。
革命軍由謝元凱擔任“敢死隊”指揮，從大智門火車站出發，沿鐵路線向東直奔劉家廟車站，與剛剛趕到這裏的清兵展開近距離戰鬥，長槍和大刀亂舞，近身肉博，血肉橫飛，其近乎拚命的猛烈攻擊令清軍士兵膽怯，不想也不敢與之硬抗，便逃出車站站房，向三道橋方向退去。劉家廟再次被革命軍所占領。
袁世凱一麵搖控馮國璋由漢口東北郊向漢口市區沿鐵路推進，一麵親自率領北洋軍自河南信陽入境湖北，直奔孝感（位於漢口以北，東麵與黃陂緊鄰），準備從蔡甸（漢陽以西的城鎮）進入漢陽，形成東西夾擊，以圖攻占漢陽和漢口，然後威懾武昌。
10月27日，馮國璋指揮北洋軍，從灄口經三道橋強攻劉家廟。劉家廟再次失守，革命軍退到大智門。10月28日，清軍強攻大智門，炮火掀天，步兵突進。革命軍據守歆生路（今江漢路中山大道以北，江漢路步行街與京漢大道相交一段），依托堅固房屋，仍多次打退了敵人的進攻。
國民黨二級上將徐源泉（1886—1960，又名克誠，派名繼績，今湖北今屬武漢新洲人，1910年畢業於南京陸軍講武學堂），後來在其回憶錄中記載了大智門戰鬥：
1911年10月（28日或27日），漢口戰況於革命軍極為不利。清廷軍隊傾巢南下，以圖挽回頹勢。湖北軍政府決定招募新兵，以擴充起義軍力量。黎元洪派人到客棧，向外省返鄉的軍校學生發出邀請。當晚，徐源泉作為代表列席武昌都督府（即紅樓）召開的軍政會議，慷慨發言願為革命效力。會後，徐源泉號召學生軍300餘人，自任為隊長，連夜渡江到漢口，於大智門火車站與清軍展開激烈交戰。數天以來，漢口民眾自發組成武裝，稱為“民軍”。一支此前從沒有受過任何軍事訓練的特殊戰鬥團體，隨著陽夏之戰的持續，逐漸成為革命軍的中堅力量。
大智門爭奪戰前後3天，清軍采取扇麵攻勢，從劉家廟沿鐵路線向西，向大智門車站進攻；從姑嫂樹、岱家山、西商跑馬場往西南行動，向漢口市區中心進兵。馮國璋命令炮兵避開租界，用大炮向國人居住區猛轟，革命軍及市民死傷慘重，大智門車站被炸成廢墟。
10月28日，清軍占領大智門。革命軍先退到循禮門，再退到歆生路，借街邊商店、民居為屏障，與清軍開始街巷爭奪戰。當天，黃興由香港經上海乘船來到武昌，擔任戰時總司令，全權指揮陽夏之戰。
10月29日，清軍在優勢炮火的支援下，不斷向前推進，相繼攻占歆生路口及華商跑馬場。革命軍退守玉帶門及歆生路以南街市。這時，代理第四協統領謝元凱等領導骨幹先後犧牲。
此後的漢口戰役，袁世凱授令由馮國璋全權指揮。北洋軍從東麵和北麵，向漢口市中心壓來。除了一支武裝沿歆生路尾隨潰退的革命武裝追擊之外，另有一支大部隊合圍漢口北郊，從姑嫂樹向西，經華商跑馬場（今漢口航空路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校園內），然後向南，以玉帶門車站為堡壘，向漢口舊城區的長江和漢水交彙區呈片狀推進，企圖堵死漢口軍民最後的逃生之路。
玉帶門（今漢口礄口路至崇仁路之間）和大智門、循禮門一樣，也是清末漢口北郊的8大城堡之一。1898年，京漢鐵路在南端玉帶門和北端蘆溝橋同時動工修建。1906年，玉帶門車站（今不存）和大智門車站同年建成，是京漢鐵路南段的終端站，周邊為漢口茶葉集散市場。
在循禮門失陷以後，一部分革命軍沿鐵路退到玉帶門車站，希望守住漢口北城圈最後一個堡壘。但是，和前幾個車站一樣，鐵路暢通，清軍從東而西來得更快。而且，另有大批清軍從萬鬆園（今漢口萬鬆園路）和華商跑馬場方向整裝而來，從今天的漢口體育館位置直插玉帶門。革命軍殘部隻得再度向南潰退，躲避到從滿春街（位於六渡橋商圈以西，連通中山大道和漢水）到花樓街（漢口佳麗廣場背後，街道縱橫交錯，連通中山大道和沿江大道，穿越漢口舊城區）一片的居民區。馮國璋隨即率兵占領了漢口3大車站（即劉家廟、大智門、玉帶門，1911年循禮門還未建站），將漢口出入口已牢牢控製在自己手裏。
10月29日，當清軍攻陷循禮門時，革命軍即向南退卻，退往漢口華埠商住區。清軍跨過鐵軌，沿街追擊，搜尋每一幢房屋和每一條巷道。當天，黃興趕往漢口六渡橋滿春街茶園，指揮漢口軍民與北洋軍的街市巷戰。
巷戰自循禮門京漢鐵路以南的歆生路開始，革命軍躲進街巷，暗中朝清軍開火。尤其是漢口民軍，人頭熟、地段熟，穿街過巷，與窮追不舍的清軍在老漢口城區環繞迂回，像魚兒入水一樣靈活自如。他們從歆生路退到後城馬路（中山大道），從後城馬路退進花樓街，再從黃陂街（今武漢關附近）、王家巷（沿江大道王家巷碼頭）、四官殿（沿江大道四官殿碼頭）朝龍王廟（沿江大道龍王廟公園）方向撤退。
黃興在滿春茶園組織潰退革命軍600人結集反攻，曾經一度到達玉帶門。但是，在清軍的強大火力下，又隻得退回六渡橋和礄口。
10月31日，清軍炮轟後城馬路以南至河街（沿江大道上段）的大片街市。馮國璋指揮部下，從循禮門、玉帶門一路橫掃過來。
11月1日，清軍徹底占領漢口。革命軍從龍王廟渡船過漢江，在漢陽南岸嘴上岸，占領龜山和漢陽鐵廠（張之洞創建的湖北工業基地之一，遺址在今漢陽區琴台大道旁邊，門牌號則為其址西邊的龍燈堤）。
在漢口保衛戰中，以謝元凱、徐少斌、孟發臣、方興、馬榮、趙承武、蔡德懋、熊世藩、王家麟等人為代表的一批優秀年輕軍官，他們前赴後繼，英勇頑強，奮不顧身，激戰到生命最後一刻，壯烈犧牲。
有關景點
（1）大智門火車站
大智門火車站原址位於湖北省武漢市漢口區（江岸區）京漢大道、京廣鐵路附近，原盧漢鐵路的漢口終點站。1896年破土動工，建於1903年，1906年4月1日盧漢鐵路全線建成在此舉行通車典禮，新中國成立後改名為漢口火車站。該火車站是中國第一條長距離準軌鐵路的大型車站，其主體建築候車大廳年代較早，為中國近代鐵路建設尚存的重要曆史見證。它不僅是記載了中國鐵路發展曆史的活文物，也見證了保衛武漢的日日夜夜。
大智門火車站原為盧漢鐵路南端終點站的主體建築，由比利時貸款，法國工程師設計。它誕生時曾是亞洲首屈一指最現代化和最壯觀的火車站。其候車廳建築麵積1022平方米，係法式建築風格，為鋼筋混凝土結構，平麵布置為中部突出、兩翼內收，立麵布置為兩端突出，中部四角備修築有20米高的塔堡，堡頂鐵鑄，呈流線方錐形。屋頂有5個屋麵，正中部高，中部兩側稍低，兩端稍高，屋麵均不出簷，簷周修有欄杆式女兒牆。主出入口係由並列的3洞6扇門組成，設於大廳正中。室內正中為一層候車大廳，空間高10米，兩端為二層；樓下用作售票，樓上用作辦公。
在武漢鐵路史上，大智門火車站曾是非常繁華的地方。《漢口小誌》名勝類中，如是記述火車站前的景象：“繁盛極矣，南北要道，水陸通衢，每屆火車停開時候，百貨駢臻，萬商雲集。下等勞動家藉挑抬營生者，鹹麇集於此。”從這段記載看，因為火車站的緣故，車站周圍人口稠密，商業繁榮。車站建成，火車開通後，連整個漢口區的麵貌均跟著大為改觀。《夏口縣誌》記載說：“後湖築堤，蘆漢通軌，形勢一年一變，環鎮寸土寸金。”
1911年10月10日晚，辛亥革命爆發。清政府官員為了保命，急匆匆趕赴大智門火車站，在這裏爬上現代化的火車，逃往北方。這些匆匆逃亡的官員，保住的是自己的一條小命，丟掉的卻是清王朝的一統江山。清政府官員逃亡的腳步聲，現代化火車車輪的轟鳴聲，夾雜著革命軍的槍炮聲，宣告的是曾強盛一時後又極度衰敗的清王朝的壽終正寢。
不久之後，陽夏保衛戰期間，革命軍與清軍在大智門火車站一帶展開了曠日持久的殊死較量，血流成河，橫屍遍地……
抗日戰爭時期，大智門火車站風雲際會。1937年9月17日下午，第九軍軍長郝夢齡正是從這裏北上抗日，血戰成仁，終得馬革裹屍還；1938年春，八路軍副總指揮、橫刀立馬的彭德懷在這裏蒞臨武漢；台兒莊戰役中，四十一軍一二二師師長王銘章以身殉國，靈柩經大智門車站運抵武漢……這一段段往事，為老車站書寫了一頁頁濃墨重彩的曆史篇章。
1991年10月1日，新的漢口火車站建成後，這座火車站停止使用。2001年6月25日，大智門火車站作為近現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築，被國務院批準列入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5月底開始大檢修，準備改建成武漢市第一個鐵路陳列館。
滄海桑田，昔日的火車站台及橫跨漢口鬧市的京漢鐵路已變成寬敞的京漢大道。架空而過的城市輕軌交通列車，飛馳在曾經輝煌百年的京漢鐵路舊址的上空。
（2）六渡橋
六渡橋今天已是不見於戶口門牌的地名，位於湖北武漢漢口中山大道（中段）與三民路（1928年以後，六渡橋即改名為三民路）彙合的中心地帶。橋雖已不見，橋名尤存。這裏現在已是繁華熱鬧的現代商業中心地帶。
對於“六渡橋”最早的記載，是在1822年（清道光二年）範鍇所著的《漢口叢談》一書。書內對當時漢口“坊市街衢”，“大略紀之”。在書的一首《漢口竹枝詞》中寫到：“妾似垂絲牽不斷，郎如飛絮任斜飄，人都說是傷心樹，怕上春風六度橋。”此“度”雖非彼“渡”；但這裏的“六度橋”，就是後來六渡橋的前身。此後，附近有座六度庵，而“六渡橋”也便因庵而得名了。
想當年，1911年辛亥革命陽夏保衛戰期間，革命軍在這一帶與清軍展開過浴血奮戰。
如今，六渡橋因為位於漢口中山大道繁華商業街道，也因為曆史悠久、商業茂盛，老城區市民眾多，已經成為老漢口的代名詞了。
而新建的規模頗可觀的六渡橋人行天橋，保證了橋下中山大道的行車暢通，同時又將六渡橋道口的幾座大型商場有機地聯成一體，促進了經濟的繁榮。1999年中山大道改造以後，六渡橋人行天橋又披上了新裝，橋麵圓形部位采用花崗岩藝術拚花鋪裝，橋側麵以奶黃色塑鋁板飾麵，充滿了現代氣息。
10、陽夏保衛戰·漢陽篇
1911年11月3日，黎元洪代表湖北軍政府，在武昌閱馬場（遺址在今閱馬場拜將台）正式舉行拜將儀式。黃興臨危受命，率領參謀長李書城、秘書長田桐，星夜渡江趕往漢陽，在古琴台（今漢陽月湖畔的琴台風景區）設立革命軍總司令部，後來轉移到昭忠祠（漢陽老城北門外，具體不詳），在歸元寺（中南名刹，清光緒建築，今漢陽翠微橫路20號）設糧台（糧秣裝備供應儲存處），接手指揮陽夏之戰。
戰時總司令黃興隨後布置漢陽和武昌的防務，在蛇山、龜山設炮兵守衛，在南岸嘴至三眼橋的漢江沿岸設兵防守。
就在11月上旬，全國有十餘個省市紛紛宣布光複，脫離清廷成立獨立政府，形勢對湖北軍政府越加有利。最先光複的湖南革命黨人也騰出力量，派遣軍隊跨省趕來武漢助戰。在漢陽前沿，漸漸聚集起湘鄂聯軍1萬餘人。黃興感到眼前一片光明，遂下令反攻漢口。
11月16日，駐紮漢陽的革命軍，繞過清軍在南岸嘴設下的重裝布防，從琴斷口（今江漢二橋漢陽橋頭東側琴斷口街）搭浮橋渡過漢江，埋伏在漢水北岸（宗關水廠一帶）。
11月17日，黃興親自率領反攻部隊，向漢口城區發起攻擊。他們由西至東，沿著今解放大道古田片向東行進，攻占博學書院（今武漢市第四中學）和既濟水火公司水廠（今漢口宗關武漢市自來水公司，江漢二橋漢口橋頭）。
北洋軍援軍亦大批湧向玉帶門，迎著革命軍的來勢，分兩側堵截。依然是炮兵掩護步兵，輕重武器一齊射擊。革命軍北翼受重創後撤，南翼軍隊順勢跟著後退。黃興大喊：“不許後退，大家向前衝！”但兵退如山倒，紛紛跑向漢水。黃興調令不動，隻得放棄漢口撤回漢陽。此役傷亡600人，已影響到漢陽守軍的鬥誌。
而北洋軍的另一支隊伍，由孝感到新溝（湖北古鎮，位於漢水與漢北河彙合處，今屬武漢市東西湖區），渡過漢水占據蔡甸，11月20日從蔡甸進逼三眼橋。黃興調動軍隊，向西迎敵。11月21日，雙方在三眼橋展開激戰。
此時，馮國璋則指揮漢口清軍從舵落口（在漢水北岸，今漢口礄口區工農路）渡河，衝破米糧山防線，與蔡甸方向趕來的清軍配合，攻打米糧山，對革命軍形成夾角之勢。11月23日與11月24日，米糧山、仙女山相繼失守，革命軍退守鍋底山和扁擔山。
11月25日，兩路清軍在扁擔山一帶會合，合力進攻漢陽守城革命軍，大炮聲震撼山巒水泊，鍋底山和扁擔山先後失守。清軍從王家灣、十裏鋪長驅直入，近逼歸元寺和漢陽鐵廠。他們分成數路從漢水渡河，自琴斷口、十裏鋪、五裏墩、古琴台、南岸嘴沿河登岸。
漢水堤防全線潰散，困守漢陽城的革命軍隻能是拚死搏擊。戰爭進行到這一步，漢陽保衛戰已陷入絕境。11月26日，湖南援軍自行撤退，過長江經洞庭湖退回湘境。翌日，湖北軍隊也紛紛乘船渡江，回到了武昌。
眼看漢陽陷落，自己的一番雄心付諸東流，總指揮黃興悲慟萬分。他站在唐朝詩人筆下的“芳草萋萋”的鸚鵡洲（今漢陽攔江大道以南、鸚鵡大道以東的長江邊），看大江滾滾東去，心痛欲裂，一心求死，準備投水自盡，被跟隨身邊的田桐緊緊拉住。
黃興又主張棄武昌，援南京。一批少壯軍官當即拔槍抗議：“頭可斷，武昌不可棄。”在此情形下，黃興惟有辭職以息眾怨，與田桐一起回到上海。
黎元洪另任命蔣翊武為戰時總司令，吳兆麟為參謀長。設總司令部於武昌洪山古刹寶通寺。蔣翊武發令：“城存與存，城亡與亡。”
由於列強顧慮其在華利益會在戰爭中受損，強烈幹涉清軍乘勝繼續進逼武昌；而袁世凱麵對各省紛紛獨立和起義的局勢，加上沒有海軍支援（11月中旬，進攻武昌的清海軍已反正。海軍提督薩鎮冰與黎元洪本是師生，而艦隊參謀湯薌銘又與湯化龍是昆仲，被勸反正。各艦即自武昌下駛九江。薩鎮冰稱病離艦，赴上海治病。黃鍾瑛任艦隊司令，經過九江時在林森勸說下，艦隊歸附革命軍），同時也為當時正在進行的“南北和談”留些餘地，因此亦未馬上進攻武昌，隻是隔江與革命軍對峙。
在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和英國駐漢口領事葛福的調停下，12月1日，以黎元洪為首的湖北軍政府，與清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的代表，在寶通寺簽訂了停戰協議。
因此，曆時長達41天的陽夏之戰終於結束了。這是自1852年（清鹹豐二年)太平軍攻城以來，武漢三鎮遭遇最慘重的一次戰爭災難，雙方死亡人數超過5000人，其中革命軍陣亡將士4200人。
革命軍在兵力、裝備、訓練各方麵均處在劣勢的情況下，與敵人進行了41天的浴血奮戰，粉碎了清政府妄想以北洋精銳之師將武昌起義一舉扼殺在搖籃中的企圖，給北洋軍以重大的殺傷，為各省組織起義、完成獨立贏得了極寶貴的時間。
在這7個星期中，已有湖北、湖南、陝西、江西、山西、雲南、浙江、貴州、江蘇、安徽、廣西、福建、廣東、四川、山東15個省市先後獨立。關內18省之中，最後隻剩下甘肅、河南、直隸3省暫且宣布效忠清朝（但山東不久後又取消獨立）。獨立各省主要以其諮議局成員為領導，少數地區則由革命黨主導。
顯然，陽夏保衛戰對於辛亥革命的成功、滿清王朝的覆滅、中華民國的建立，具有重大意義。
有關景點
（1）拜將台
拜將台位於湖北武漢武昌閱馬場武珞路南，與湖北軍政府（紅樓）舊址隔街相望。1911年11月3日，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元洪，效仿漢王劉拜韓信為將的儀式，在北登台拜將，任黃興為戰時總司令。故此地有“拜將台”之稱。1928年，辛亥首義同誌在此修紀念亭。1948年，因亭被毀，改建紀念碑。
現紫紅色水磨石紀念碑，為1955年武昌區人民政府改建。碑北向，正麵鐫刻“拜將台 辛亥首義鄂軍都督黎元洪任黃興為總司令在此授印”，陰刻“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十日辛亥首義同誌會”款識。下大上尖，像一把筆直插向青天的利箭。為湖北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2）辛亥革命烈士公墓
在陽夏保衛戰中陣亡的數千名起義軍將士，當時由紅十字會就地集中稍事掩埋，分布於漢口、漢陽，共有29處。新中國成立後僅存4處，後合並為3處：
一為漢口區球場路烈士公墓，俗稱“六大堆”，由單洞烈士公墓遷至此，以磚牆圍成長方形陵園，座東朝西，園內有6座水泥澆築的墓塚，高10.10米的紀念碑上刻“辛亥首義烈士紀念碑”，碑座正麵刻辛亥老人喻育之撰寫之碑文；
二為漢口區利濟北路烈士公墓，有圍牆方形園陵，座西朝東，園中央是水泥澆築的大墓家，墓前立“辛亥首義烈士公墓”石碑，園內種植石榴花和常青樹；
三為漢陽區扁擔山鐵血將士公墓，墓前立石碑，碑名題字：“鐵血精神 民軍起義陣亡諸烈士之墓”，這是1913年（民國二年）2月，為紀念在陽夏保衛戰中英勇犧牲的民軍官兵，由民國政府修建，湖北都督黎元洪碑銘題字。
（3）田桐墓
田桐（1879—1930），字梓琴，別署恨海、玄玄居士，晚號江介散人，湖北蘄春人。民國政要。曾考取秀才，後入武昌文普通中學堂讀書。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冬因鼓吹革命，被學校開除，無耐之下離國赴日本求學。翌年與白逾恒、宋教仁等創辦《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1905年參與同盟會創建工作，後成為發起人和同盟會員之一。感到同盟會機關報《民報》文理較深，另創較通俗的《複報》相配合。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黃岡起義失敗後，去新加坡主持《中興日報》，曾與當地保皇派報紙筆戰數年；又曾去泗水任《泗濱報》主筆。1909年（宣統元年）潛入北京，創辦《國風日報》、《國光新聞》。1911年武昌起義時，參加漢陽保衛戰，任總司令黃興之秘書長。中華民國成立後續辦《國光新聞》，後因反袁險遭暗害。在討袁、護法等問題上，堅持革命立場；但反對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政策，曾與章太炎、居正等聯名發表“護黨救國公函”，公開與孫中山對抗。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他又對蔣肆意排除異己、加緊軍事獨裁表示不滿。1929年在上海主辦《太平雜誌》，從事著述活動，連載政論性著作《太平策》及史料性筆記《革命閑話》，未及完稿即病逝。有《玄玄遺著》刊行。後歸葬湖北武漢。
田桐墓在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洪山南麓（今廣州軍區武漢總醫院內），為省文物保護單位。
（4）寶通寺
寶通寺位於風景秀麗的湖北武漢武昌洪山南麓，至今已有1500餘年曆史，為武漢市現存最古老的名刹。據《寶通寺誌》載：“黃鶴山(即今蛇山)之東十裏許有山，名東山(即今洪山)，乃三楚第一雄峰。上有亭，相傳劉宋時期始建寺。唐貞觀年間，額曰彌陀寺，麵南，山門西向。”由此可見，洪山於南朝劉宋時期(420—499)已建有寺院，即東山寺。唐貞觀年間（627—649），鄂國公尉遲敬德在此擴建寺宇，監製鐵佛，改東山寺名彌陀寺。南宋端平年間(1234—1236)，荊湖製置使上奏理宗皇帝頒發帑金，下詔將隨州大洪山寺遷此，改東山為洪山，賜寺名為崇寧萬壽神寺。1485（明憲宗成化二十一年)，策崇寧萬壽禪寺為寶通禪寺，沿襲至今。現存寶通禪寺為1879年（清光緒五年）所修。1911年辛亥武昌起義時，革命軍後期司令部曾設於該寺，後陽夏保衛戰停戰協議也是在這裏簽訂。今門額上“寶通禪寺”4字為中國佛教協會原會長趙樸初居士題寫。
寶通寺之殿宇亭樓，依山就勢，層巒疊起，直入雲霄，宏偉壯麗，為荊楚名刹。該寺是曆代皇家寺院，在建築上都顯示出皇家氣派，這與歸元寺的民間身份截然不同。現有殿宇多係清同治四年至光緒五年（1865—1879）所建，為武漢四大叢林之一。其占地11萬平方米，是中南地區城市中占地麵積最大的寺院。其規模之大、殿堂之宏偉，亦為武漢諸刹之首。
進入山門，自下而上依次為放生池、聖僧橋、天王殿、大雄寶殿、祖師殿、藏經樓，至此中分，右為禪堂，左為方丈室，再上為鐵佛寺、華嚴洞、華嚴亭、法界宮等。寺內建築均為磚木結構，歇山頂，鬥拱飛簷，彩繪雕梁。法界宮建築獨具風格。屋頂起亭，造型象征五佛方位。文物古跡另有明朝石獅、宋朝古鍾、宋朝壽雲石刻摩崖、古石刻須彌座、清朝藏經、洪山寶塔等佛教文物珍品。寺內有黃龍泉、白龍泉、乳泉等諸多各泉。山上還有古嶽飛鬆8株及古烽遺痕等名勝古跡。現為國務院“漢地全國重點佛教寺院”、湖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