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進會聯絡會黨雖進展迅速，但在 1909至1910年間，湖北、湖南先後有幾處會黨不受約束，輕率起事，致相繼潰敗，且使共進會的秘密活動有所暴露。孫武等領導人感到會黨散漫難製，不易成事，於是將聯絡重點轉向新軍。
共進會成立之後，其成員逐漸由日本回到中國，發展革命組織成員和進行革命。其主要的行動目標在長江流域，偶爾也至兩廣活動。如張伯祥曾在四川活動，鄧文翬在1908年曾至江西設立分部。但在大多地區發展並不順利。
僅僅在湖北，共進會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由孫武於1908年成立分會，總部設在漢口法租界，另在兩湖各主要城市設有通訊點。早期的湖北共進會，吸收了許多兩湖的秘密會社哥老會成員來參與起事。
1909年以後，同盟會和共進會之間再度多次接觸。包括孫武訪問香港並加入同盟會；以及同盟會譚人鳳訪問武昌，提供共進會一些資金，並商討彼此合作的可能。但革命中心點之爭（以長江流域或嶺南為主）仍使二者不易達成共識，最後仍決定雙方保持各自的起事活動。
有關景點
（1）湖北共進會舊址
湖北共進會舊址，位於湖北武漢漢口江岸區楚善裏28號。清末此處屬俄租界。建築為兩層樓房，磚木結構。武昌起義前夕，為推翻滿清封建統治，同盟會及其他革命團體先後進行了10餘次武裝起義，由於曆史原因，均告失敗。自廣州黃花崗之役後，革命黨人把注意力轉移到長江中下遊，並著意於革命團體的組建，湖北境內的革命團體迅速發展。湖北共進會就是其中的一支。共進會機關就設在這裏。
1911年10月8日，共進會領導人孫武在此試製炸彈時發生爆炸，引起租界當局和清政府的注意，迫使革命黨人提前在10月10日舉行起義。舊址以後進行過維修，仍保持著當年的原貌。1992年列為第三批湖北省文物保護單位。
（2）焦達峰墓
焦達峰（1886—1911），字鞠蓀，湖南瀏陽人，革命先烈。1902年加入洪福會，開始參與會黨活動。1903年入長沙高等學堂遊學預備科學習日文，並在華興會的東文講習所學習。後加入華興會外圍組織同仇會，與黃興、禹之謨等交往密切。1904年赴日本留學，入東京鐵道學校學習鐵路管理。1905年在東京加入同盟會。1906年任同盟會聯絡部長（一說調查部長），負責聯絡中國地下會黨，將同盟會活動範圍由南方沿海推進到長江流域。同年受黃興指派，參加萍（鄉）瀏（陽）醴（陵）起義，任起義軍將領、哥老會首領李金奇的參謀。後起義失敗，李被清兵追捕溺死。焦再度逃亡日本，進入東京東斌步兵學校學習軍事。1907年8月與鄧文翬、劉公等人組織共進會，為同盟會外圍組織；改同盟會綱領中的“平均地權”為“平均人權”，以便聯絡會黨。1909年先後在武漢、長沙設立共進會機關部，開展革命活動。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時，與陳作新等一道，組織湖南會黨及新軍積極響應，10月22日率軍攻占長沙；次日成立軍政府，被舉為都督。但不久後犧牲。1916年10月重新安葬於此。
焦達峰墓位於湖南長沙嶽麓山禹王碑下方，黃興墓北側，與陳天華、姚宏業、禹之謨3人墓相鄰。占地麵積約400平方米。墓呈圓形，平頂，底徑1.2米、高0.7米，墓塚及塋地均以花崗石鋪砌。墓後立漢白玉碑3通。主碑刻楷書“陸軍上將光複湖南大都督公達峰之墓”17字，高1.45米、寬0.52米；附碑高1.25米、寬0.44米。墓上方立有劉人熙題書“瀏水墜淚之碑”一通。石碑兩旁刊刻“達向九霄雲路近，峰連五嶽眾山低”聯語。墓前有拜台、香爐及石凳等設施。整個墓地外圍石欄，南北兩向辟有入口。其入口石柱上刻聯語一副：“大翼垂天九萬裏，長鬆拔地五千年”。原鑄有銅像一尊立於墓前，“文化大革命”中被毀。現為湖南省文物保護單位。
（3）劉公墓
劉公（1881—1920），原名湘，字耀宗，又名柄標，後改名公，字仲文，湖北襄陽人。民主革命者，共進會負責人。1902年東渡日本求學，肄業於東亞同文書院，聯絡同誌，鼓吹民族革命。對陳天華的《警世鍾》、《猛回頭》等革命刊物極力資助，各翻印數萬冊，輸入國內，以期振聾發瞆。1905年秋遇孫中山、黃興於東京，協助孫創立同盟會，創辦《民報》鼓吹革命。1906年萍醴起義，奉孫之命回國，積極準備響應。1907年3月與人在日本成立共進會，後被舉為第三任會長。1911年武昌起義任總理，成功後被推舉為都督而再三謙讓。1920年病歿於上海。1922年，大總統黎元洪追任其為陸軍上將。1928年10月21日，由湖北省政府主席張知本主持，劉公的忠骨公葬於武昌卓刀泉寺後伏虎山之陰。
劉公墓位於湖北武漢伏虎山西北麓。墓地正麵是碑亭，上刻“武昌辛亥首義元勳劉公仲文先生之墓”。碑座正麵是林森書寫的“浩氣長存”4字。左邊是胡漢民題寫的《劉公傳略》；右邊是李書城題寫的《墓誌銘》。原墓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毀。1981年在原址上重修。新墓座南朝北、占地麵積約70平方米，磚石水泥結構，土頂，高約2米，呈橢圓形。墓前立有一仿懸山式墓碑，高2.7米，上刻“劉公先生之墓”。四周是高1米的正方形圍牆。有蒼鬆環繞。現被列為湖北省文物保護單位。
（4）孫武墓
孫武（1880—1939），湖北夏口人，同盟會會員。1911年被武漢共進會、文學社等團體推為主席。辛亥革命武昌首義的組織者之一。1911年武昌起義後，任湖北軍政府軍務部部長。1912年自行引退，1915年任參政院參政，1926年夏任湖北地區清查督辦。1939年9月22日在北京史家胡同22號病逝。靈樞先居於北京嘉興寺，兩年後淺葬北京拈花寺菜園。1957年，在董必武協助下，遷葬於北京東郊人民公墓。“文化大革命”時期被毀。1981年，孫的子女將其骨灰運回武漢，由市人民政府葬於伏虎山辛亥首義烈士公墓，與吳兆麟墓比肩居於同一墓地。
孫武墓位於湖北武漢伏虎山西北麓。該墓座東朝西，水泥結構，橢圓形，土頂，高約1.1米。墓前立有一高2.4米的墓碑，上刻“孫武先生之墓”。墓地護以矩形牆，間植青鬆與紅楓。現被列為湖北省文物保護單位。
5、革命的“積極的合作”
1901年，清政府陸續頒布了一係列改革法令，如裁汰製兵練勇、編練新軍，裁撤冗衙、節省浮費，振興商務、獎勵實業，廢除科舉、興辦學堂等。
清政府在推行“新政”之中，最重視的就是練兵。1903年，清政府在北京設練兵處，任命慶親王奕劻為總理練兵事務大臣，袁世凱為會辦練兵大臣。1904年9月，練兵處和兵部會同奏定《新軍營製餉章》、《陸軍學堂辦法》和《選派陸軍學生遊學章程》，確定陸軍以鎮為經常編製；鎮設統製，每鎮轄步兵兩協；協設統領，每協轄兩標；標設統帶，每標轄3營；營設管帶，每營轄前後左右4隊；隊設隊官，每隊3排，每排3棚，每棚目兵14名。每鎮有馬隊、炮隊各一標，工程、輜重各一營。合計一鎮將弁兵夫共12000人。遇有征調，則以二至三鎮為一軍，由朝廷欽派總統節製。全國計劃編練常備軍36鎮，除近畿4鎮、四川3鎮外，其餘各省編練一至二鎮，限二至五年內編成。
新軍的編練工作，大多數省份都沒有按期編成。直至1911年清王朝滅亡時，全國建製完備的新軍隻有14鎮，其餘隻有一協或不滿一協，總人數約26萬。湖北常備軍有一鎮一混成協。一鎮是以張彪為統製官的第八鎮；一混成協是以黎元洪為統領的第二十一混成協。
共進會領導人逐漸將聯絡重點轉向新軍。1911年2月，共進會在湖北武昌胭脂巷24號設立秘密機關。同盟會員居正攜黃興密信，譚人鳳攜款，先後到武昌與孫武密謀。
此年3月，共進會在武昌黃土坡同興酒樓開會，聯絡新軍士兵。由於誤傳孫武為孫文之弟，故入共進會的人與日俱增。此時出現了共進會和文學社互爭社員的現象，這便引起了文學社的不滿。
5月3日，居正、劉公、孫武、焦達峰、楊時傑等人又在胭脂巷24號聚會。孫武稱：“現在廣東既無望了，自應由我們兩湖首先起義，號召各省響應。”
同時，共進會決定與文學社聯絡。隨後，雙方在孫武宅集會。蔣翊武要以文學社為主，孫武則主張共進會居首。蔣翊武心存疑慮，認為“穿長褂的文人難以共事”，“出了洋的人不好惹”。
5月4日，焦達峰與楊任、居正、孫武、劉公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會議約定：如長沙先起事，武昌響應；武昌先起事，則長沙迅速響應。此後，焦達峰返回長沙，與瀏陽同鄉、長沙新軍四十九標二營排長陳作新密商湖南起義，加緊對新軍、巡防營及政、商、學界的聯絡工作。
5月10日，文學社再次在黃土坡同興酒樓召開代表大會，決定在小朝街85號張廷輔寓所樓上設立總機關。劉複基讚成與共進會聯合。
次日，雙方代表再次集會。文學社劉複基、王守愚出席，共進會鄧王麟、楊時傑出席，雙方達成協議：兩團體在各標、營的代表不互爭社員。
共進會代表楊時傑慷慨陳詞：“我兩團體向稱殊途同歸，現在正是同歸不必殊途的時侯，隻求雙方原則上同意聯合，一切問題均可從長計議。”
文學社表示：“兩團體的宗旨一致，合則兩美，離則兩傷，譬如風雨同舟，大家隻期共濟，到達彼岸。”
6月1日，文學社代表會議決定設立陽夏支部，負責領導駐漢口、漢陽、河南信陽新軍工作。
文學社以《大江報》為機關報。該報以“提倡人道主義，發明種族思想，鼓吹推倒清朝罪惡政府”為主旨。劉複基和蔣翊武等人均為該報撰文，凡有軍中克扣軍餉、不合輿情之處，盡情揭露，不留餘地。7月26日，《大江報》發表了《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的著名時評。
8月1日，鄂督瑞徵以《大江報》“擾害治安”的罪名，將其查封。報館負責人、文學社文書部長詹大悲被捕。劉複基“星馳各營報告，並囑各同誌慎重”，告以“正籌商大舉，為期或不遠”，“望諸同誌加倍慎重，勿泄露消息，靜候時機之至。
9月8日，四川保路同誌軍在各州縣相繼起義。湖北當局將三十一標和三十二標調往四川，鎮壓保路運動；又下令調動部分標營至邵陽（今邵陽）、嶽州（今嶽陽）、宜昌、襄陽等地駐防，限9月12日以前準備完畢。文學社社長蔣翊武、重要骨幹章裕昆、唐犧支等將隨營啟程。
湖北新軍原為張之洞所練的“江南自強軍”，中下層軍官不少曾官費派日留學，因而遍布革命黨人。保路運動釀成民變後，端方奉命率湖北新軍入四川鎮壓，武漢的防務非常空虛，革命黨人認為這是發動起義的絕好機會。
文學社於是召開緊急代表會議。劉複基代表社部作重要發言，號召“各同誌努力奮鬥，以期突破此危局，一旦武昌起義，分駐各處同誌，能迅即響應，其效更大”。會議指定駐防宜昌的四十一標一營的唐犧支負責與調往四川的三十一標和三十二標聯絡，占領宜昌；駐防襄陽的馬隊八標三營章裕昆、黃維漢負責與開往鄖陽的二十九標三營聯絡，屆時響應。留駐武昌的馬隊八標一營和二營，則由熊楚斌等3人負責。蔣翊武駐防嶽州期間，王憲章和劉複基兩人負責文學社的領導工作。
9月14日，文學社與共進會兩團體骨幹，在武昌雄楚樓10號劉公住宅召開聯席會議。大會由劉公主持。劉複基在會上明確指出：
“我們兩團體向來是合作的，不過以前的合作隻算是消極的合作，現在我們要積極的合作了。我們已到‘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時候了。本人建議：我們既到了與滿清拚命的生死關頭，應該把以前雙方團體名義如文學社、共進會等，一律暫時擱置不用，大家都以武昌革命黨人的身份和滿清拚個死活。‘事成則卿，不成則烹’！就在這時候。我們全體同誌要群策群力，冒險以赴，一切都不須顧慮了！”
劉複基的建議得到與會代表的一致讚同，兩團體的合作至此基本定局。設軍事指揮部於武昌小朝街85號，設政治籌備處於漢口俄租界寶善裏14號。
9月16日，居正、楊玉如受文學社、共進會委派赴滬，請黃興、宋教仁、譚人鳳到鄂主持大計；並攜款到滬購買手槍，以備舉事之用。
居正、楊玉如赴上海，向宋教仁、譚人鳳報告聯席會議決議，得到他們的讚成；即電告黃興，邀他由香港返上海赴武漢，共謀大事。
9月24日，文學社、共進會兩團體重要骨幹及各標、營代表，在武昌胭脂巷11號胡祖舜寓所召開大會。60餘人到會，孫武主持會議。劉複基向大家介紹兩團體合並情形；其所擬《人事草案》和《起義計劃》經過討論獲得通過。大會認為，清朝政府正將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激起民變，急應乘機起義。
會議決定在漢口成立政治籌備處（長清裏98號熊晉槐寓所，原共進會總機關），加緊趕製起義時所需的旗幟、印璽、文告等；在武昌成立軍事指揮部（小朝街85號，原文學社總機關），具體指揮武裝起義。以共進會劉公任政治籌備處（湖北軍政府）總理，文學社蔣翊武（時駐防嶽州）為湖北革命軍總指揮、王憲章為副總指揮，孫武為參謀長，劉複基為軍事指揮部調查部副部長兼常駐籌備員，負責籌備起義的具體工作。另選出參議部長蔡濟民、副部長高尚誌；內務部長楊時傑、副部長楊玉如；外交部長宋教仁、副部長居正；理財部長李作棟、副部長張振武；調查部長鄧玉麟、副部長彭楚藩等。會議初定10月6日（農曆中秋節）起事。
武漢革命黨人因南湖炮隊事件的驚擾，派赴上海請黃興等主持大計的代表遲遲未歸；湖南方麵焦達峰也於9月28日派人報告“準備不足”，請延緩至10日。於是最後決定，10月16日湘、鄂兩省同時發難。
有關景點
（1）蔡濟民墓
蔡濟民（1886—1919），原名國楨，字香圃、幼襄，湖北黃陂蔡家榨人。民主革命者、民軍將領。中國同盟會湖北分會參議部長。1911年武昌起義主要領導人之一，任湖北軍政府成立謀略處負責人、陽夏保衛戰經理部副部長。1915年受孫中山命任湖北革命軍司令長官。1917年在湖北利川任鄂西靖國軍總司令，1919年被川軍殺害於利川。章太炎為之撰寫墓誌銘。1927年湖北省政府議定將其墓遷於現址。原墓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毀，1981年在原址上重修。
蔡濟民墓位於湖北武漢伏虎山西北麓。該墓座東朝西，占地麵積約70平方米，為磚石水泥結構，土頂，呈橢圓形，高約2米。墓前立有一仿懸山式墓碑，高2.7米，上刻“蔡濟民先生之墓”。四周是高１米的正方形圍牆。墓依山而立，蒼鬆環繞，莊嚴肅穆。被列為湖北省文物保護單位。
6、首義三烈士
1911年10月3日，時任湖廣總督瑞澂召開文官首縣、武官管帶以上防務會議，決定調集兵力，加強督署防衛，加緊巡邏長江，實行戒嚴，監視和搜捕革命黨人。
劉複基等人派李擎甫去嶽州，邀蔣翊武回鄂相商起義事宜。10月9日晨，蔣翊武趕回武昌總指揮部。劉複基通報黃興曾來電約八月底（公曆10月下旬）11省同時起義，但“本社同誌以過遲恐致誤事”，擔心夜長夢多，主張抓緊起義。蔣翊武則堅持依黃興電囑行事。
據總指揮部交通員劉心田後來回憶：劉複基認為武漢形勢緊迫，事不宜遲，主張立即行動。蔣翊武將各標營代表請來，征求他們的意見。代表們也“一致要求及早行動，因為外麵謠言很多，一旦事機敗露，必將束手就擒，前功盡”。蔣翊武“見群情如此，隻好叫代表們各自先回軍隊準備，聽候命令行事”。
10月9日上午，孫武和鄧玉麟等人在漢口寶善裏14號把炸藥裝進大鐵桶。炸藥是當年革命黨人在漢口準備炸滿清大臣端方而留下來的。大鐵罐有3個，每個可以裝5—6磅炸藥。他們的計劃是，起義之時，把炸彈從“總督衙門”後圍牆對麵的“武昌帽店”樓上甩進去，炸掉湖廣總督瑞澂的臥房。
孫、鄧二人正埋頭工作。到了正午，鄧已外出；而首義元勳之一劉公的弟弟劉同，口含香煙，上樓欣賞孫武的製彈技術。劉同糊裏糊塗地把香煙灰丟在盛炸藥的盆裏麵，引起火災，燒傷了孫武的臉，頓時滿屋煙霧彌漫。俄國巡捕聞聲趕至，把炸藥、旗幟、符號、文告、印信全部抄走，並當場捕去劉同等多人（孫武僥幸脫逃）。湖光總督瑞澂下令緊閉城門，大肆搜捕革命黨人。
蔣翊武、王憲章、席正銘、彭楚藩、劉複基等人當時正在武昌秘密開會。鄧玉麟帶來漢口寶善裏機關失事，俄國巡捕已將起義文件和黨人名冊等全部搜去的不幸消息。蔣翊武聞之，“當場淚下”。
彭楚藩說：“劉公家被捕人等，已被引渡中國官廳，轉押總督衙門了。那劉同年少無知，一經大刑必然招供；且文件名冊已經被搜去，這便如何是好？”
劉複基大聲激憤地說：“事到如此，哭有何益，不如今夜起義！”
鄧玉麟接著說：“翊武，你是我們推舉的總司令，請你下命令吧！”
蔣翊武即根據已經通過的起義計劃，下令提前於9日夜12時(即10日零時)起事。
此日下午5時，蔣翊武以總指揮名義下達命令，派專人把命令分送各標(團)，命令寫道：“於今夜12時起義”。
當天傍晚，聯絡員楊洪勝將黨人胡祖舜所藏彈藥，悉數以人力車載歸後分送各營；及至工程八營時，被衛兵追躡，返身擲彈抵禦，負傷被捕，押至清督署時已血肉模糊。
劉同等人已在督署關押，瑞澂命督練公所總辦鐵忠審訊。劉同被帶上堂來，看到堂上刑具侍候，早已渾身哆嗦，一經刑訊，便如竹筒裏倒豆子，一五一十地就把武昌小朝街等處機關一一供出。
當晚10時許，蔣翊武、劉複基等人突然聽到有人敲門，原來軍警已突至總指揮部（武昌小朝街85號）。劉複基朝軍警擲炸彈時，手受傷被縛。彭楚藩身穿憲兵服，本可冒充前來抓獲黨人的軍警，但他決計與其他同誌共存亡；於是自稱革命黨人，和劉複基等人一起被捕。蔣翊武身穿長袍馬褂，拖著辮子，軍警不甚介意，於是得以乘隙逃脫，乘小舟溯漢水而上，暫住漢川縣鄉間。
與此同時，湖北新軍各營均接到清軍散發的油印傳單，聲稱有大股革命黨人隱匿武漢三鎮，揚言要清查治罪。此時，王憲章親自運送炸彈到三十標，並在營房傳達總部命令。他覺察形勢有變，便立即出營，才知道總部已被破壞；但主要人員情況不明，無法取得聯係。
他為了弄清情況，便將起義事務向陳佐黃、彭紀麟交待後，避開清軍搜查，翻越武昌小東門城牆去漢口，來到文學社交通處鄭兆蘭家，約見文學社陽夏支部長胡玉珍，告以武昌方麵的情況。然後立即轉到漢陽，指揮革命黨人占領漢陽兵工廠。因命令未曾及時傳至負責發炮為號的南湖炮隊，起義發動未成。
當夜，瑞澂命令組織軍事法庭會審。以鐵忠為主審，武昌知府雙壽和督署文案陳樹屏為陪審，瑞澂親臨指揮。
先提彭楚藩。主審官鐵忠怕連累自己的妹夫——憲兵營管帶，即替彭楚藩開脫道：“你是憲兵，是捉革命黨的，怎麼也被錯捉來了？”
彭楚藩斬釘截鐵、大義凜然地回答道：“我就是革命黨！”
鐵忠喝斥道：“你身為憲兵，應知王法。受皇室俸祿，應愛護大清，而你竟敢謀反，該當何罪？”、
彭楚藩厲聲反問：“所謂俸祿，是我漢族同胞的血汗。吃同胞的飯，為同胞報仇，這是理所當然，何罪之有？”
此時，彭楚藩義憤填膺，打手勢索來紙筆，寫道：“自韃虜入關，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文字興獄，蓄發罹罪，殘暴數百年，與我漢族不共戴天。最近親貴用事，賣官鬻爵，失地喪權，猶以‘寧贈友邦，勿與家奴’之手段，斷送我大漢民族於萬劫不複之地。我黃帝子孫，不忍見民族之淪亡，同伸革命救國之大義，是天經地義，責無旁貸。”
鐵忠等看後，大驚失色，但仍不甘心地說：“你如執迷悟，罪不容誅；若能認罪服法，可以免死。”
彭楚藩冷笑道：“我既從事革命，個人生死，早置之度外，要殺就殺，何必多言！”
劉複基亦自供革命不諱，大罵清吏無恥。
楊洪勝堅貞不屈，終未供出一人。怒目罵道：“老子革命黨，殺便殺，胡問為？黨羽除汝滿奴外悉是。”
鐵忠知此幾人決不可屈，經稟明瑞澂，於次日黎明前，將彭楚藩、劉複基和楊洪勝押到督署東轅門內斬首示眾。
臨刑前，楊洪勝厲聲罵道：“賊虜！殺！快殺！恐奴才不久亦隨老子來也！”死時年僅26歲。
彭楚藩亦當即被殺，死時年僅25歲。
劉複基眼見起義未發，焦急萬分，便站在審堂上向圍觀者高呼：“同胞們！大家努力！可憐我這些遭虐的同胞嗬！”死時年僅28歲。
有關景點
（1）三烈士亭
三烈士亭位於湖北武漢武昌區解放路南端武昌造船廠東門內。這裏原為清末湖廣總督署地。1911年10月10日黎明之前，彭楚藩（1887—1911，字青雲，湖北鄂城人）、劉複基（1884—1911，字堯徵，湖南常德人）、楊洪勝（1875—1911，字益三，湖北穀城人）3位首義誌士在此就義。湖北軍政府後在此立紀念碑。1931年，國民黨駐軍某部在此建紀念亭。原亭1976年倒塌。1981年，武昌造船廠在距原址20米處複修三烈士亭，亭內立“彭劉楊三烈士就義處”石碑。原亭因年久失修倒塌，僅存亭護欄和石碑。
現亭係木質結構，為八角形，紅柱布瓦，金脊雕簷，單層外展，高約7—8米，正亭額上書“三烈士亭”3個醒目大字。亭中紀念碑麵東背西。亭前栽有大雪鬆一株，四周鮮花簇擁，莊嚴肅穆。
（2）彭楚藩紀念館
彭楚藩烈士就義後，武昌軍政府按其父意願，將其靈柩運回家鄉鄂城（今鄂州），安葬在西山古靈泉寺後山。民國初年，湖北軍政府都督、臨時大總統黎元洪撥款，在烈士家鄉華容鎮涼亭村修建彭烈士祠。彭烈士祠原建築隻有一層，麵積120平方米，青磚布瓦，磚木結構，正門門額直書“彭烈士祠”4字。抗日戰爭時期，彭烈士祠遭嚴重破壞。1972年，涼亭村將其拆遷至距離原址200米處重建。
現建築為禮堂式，共二層，磚混結構，麵積240平方米，中間為活動廳，兩側為陳列室。正麵有廊簷，一樓廊簷有立柱，二樓廊簷外有豎條排列裝飾，高過屋頂，顯得比較氣派。正門門額上部直書“彭楚藩烈士館”6個大字。但人們仍習慣稱其為“彭烈士祠”。
在彭烈士祠附近，原來還立有“楚藩故裏”石碑，抗日戰爭時期被毀。在華容鎮還命名有楚藩街。這些都是對彭楚藩烈士的紀念，也是對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的紀念。
（3）楊洪勝墓
楊洪勝墓位於湖北省襄樊市穀城縣城東南約3.5公裏處漢江西岸的高寧山上。楊洪勝是辛亥革命武昌起義首義三烈士之一，1911年英勇犧牲。其靈柩於1912年運回家鄉穀城公祭後，安葬於此。現為湖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7、武昌起義
1911年10月9日夜會審彭楚藩、劉複基和楊洪勝3人後，督署文案、陪審官陳樹屏見被捕者和搜獲到的黨人名冊上盡是現役軍人，深怕因此釀成巨變，主張從寬處理，隻辦劉、彭、楊3人，並當眾燒毀名冊，不予追究。（據統計，到武昌起義前夕，已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文學社和共進會，約占新兵總人數的三分之一。）而督練公所總辦、主審鐵忠卻極力反對。湖廣總督瑞澂更堅執不允，要根據名冊，按圖索驥，把武漢革命黨人一網打盡。
次日晨，瑞澂召來兩大軍官黎元洪、張彪，命令他們立即按名冊繼續大搜捕，不使一人漏網。
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黃陂人，中國近代曆史上的著名人物。1883年考入天津北洋水師學堂，1888年入海軍服役。1894年參加中日甲午海戰，後投靠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1895年應兩江總督張之洞電召赴寧（南京），監修新式炮台，先後任獅子山等處炮台總教官、專台官。1896年隨張之洞回湖北，任炮台監製、護軍後營幫帶，參與訓練新軍。1898年至1901年曾3次赴日本考察軍事。1904年任護軍前鋒第一、二、三、四營督帶。次年12月，湖北常備軍改編為兩鎮，黎任第二鎮第三協統領官兼護該鎮統製官。後隨鎮改編，1906年任陸軍暫編第二十一混成協統領，兼管馬炮、工、輜各隊事務。
張彪，字虎臣，山西榆次（今晉中市榆次區）西左傅村人。18歲考中武舉人。時任山西巡撫張之洞將其提拔為隨身侍衛，視為心腹。1889年張之洞升任湖廣總督，張彪受委督修漢口湖西大堤。1897年受清政府委派，赴日本考察軍政、營陣以及槍炮諸事。1900年之後在湖創練鄂軍，被清政府授予“壯勇巴圖魯”稱號；同時受命負責管理將校學堂，精心為學員“改編製，易章服，選擇器械”，升授湖廣督標中軍副將。1906年升任四川鬆潘鎮總兵。1911年任第八鎮統製並兼統巡防營。武昌起義時任湖北省提督。
黎元洪也見名冊上革命黨人數過多，恐釀巨變，請求瑞澂別圖處理，庶可消禍於無形。瑞澂卻懷疑黎元洪有貳，即嚴詞申斥。
瑞澂另派張彪率警憲到各革命機關、兵營、旅棧、學社和交通要道搜捕黨人。10月10日上午，第三十標排長張廷輔等一批革命黨人總計30多人被捕，劉公寓、文學社等革命機關相繼被抄。
正午，瑞澂召集軍管、巡防、水師及各機關長官參加軍事會議，謂革命黨謀反叛逆，反對朝廷，應搜殺盡淨；特責成部署嚴為防備，盡力搜捕，以絕其根株為要。
鐵忠又命派人分途向各營傳諭，令各營長官認真搜捕，不得陽奉陰違，違者必究。於是繼續大搜捕，緊閉城門，斷絕交通，各營士兵不許出營房一步，官長領彈攜槍守在各排出口，武裝巡查各棚；甚至士兵大小便均令以痰盂盛之，不許外出。鐵忠著工程營代埋管帶阮榮發按名冊捕殺工程營黨人380餘名。
瑞澂通告全城：“此次匪巢破獲，可以安堵一方。須知破案甚早，悖逆早已消亡。”又向清廷發電：“瑞澂不動聲色，一意以鎮定處之。”“俾得弭患於初萌，定亂於俄頃。”
10月10日（農曆八月十九日）晚，眼見情況萬分危急，各標營黨人集議，決定立即動手。7時許，城外火起。混成協第二十一營輜重隊、工程隊和炮隊首先發動起義，向城內進發。
熊秉坤是新軍工程第八營一名正目（相當於班長），該營共進會代表。當他得知起義計劃泄露，便和營內其他革命軍士相約，當晚7時發難。晚8時半（此時間已無可考證，隻能確定是日暮以後午夜以前事發)，熊秉坤便率領第八鎮工程第八營後隊革命黨人，首先在城內發難。
工程第八營排長陶啟勝發現士兵金兆龍臂纏白巾，吼道：“你要造反？”金答：“老子就造反，你將怎樣！”陶與金扭打成一團。金大喊：“同誌們快動手，還等什麼？”士兵程定國即用槍托擊打陶頭部。陶負痛逃跑，程用槍擊傷陶的腰部。此為武昌起義即辛亥革命正式第一槍。
代理管帶阮榮發等堵住樓梯門，一麵放槍，一麵大呼：“此等事做不得，要滅九族的！”話音未落，阮榮發就被士兵呂中秋、徐少斌擊斃。熊秉坤鳴笛集合，撲向楚望台軍械庫。
楚望台監守官李克果向士兵們分發子彈，準備抵抗。而士兵們得子彈後，卻立即響應起義。李克果大驚，趕緊越牆逃走。
當時趕到楚望台的革命士兵，大約有400多人。楚望台軍械庫為湖北新軍的重要軍火庫，儲有從國外購買的雙筒毛瑟槍10000餘支，單筒槍15000支，漢陽造步槍數萬支，炮數十門，子彈數十萬發。起義軍首先占領該庫，對武昌起義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
但由於熊秉坤軍階太低，難以服眾；且已出現士兵們隨意開槍、難以指揮的現象，於是推隊官（相當於連長）吳兆麟來當臨時總指揮，熊秉坤為參謀長。
吳兆麟立即整理隊伍，作了如下部署：以兩個排防守軍械庫；以兩個排襲擊軍械庫東西兩側的第三十標及憲兵營的旗兵；以一個隊奪占中和門，迎接南湖炮隊入城；派數人向通湘門、中和門一帶偵察敵情，並切斷敵人的電話線；派人分頭遞信，催促各營響應；指揮部設在軍械庫南端，預備隊在軍械庫北端集結待命。
在工程營起義的同時，駐城外的第二十一混成協輜重隊的革命黨人李鵬升，亦舉火發出了起義信號。炮兵營與工程隊立即響應，並同輜重隊一起向武勝門挺進；因城門緊閉，一部繞道至中和門，直趨楚望台。
當工程第八營打響起義的槍聲，混成協輜重隊點燃革命的火焰後，其它各標營的革命黨人紛起響應。第二十九標的蔡濟民、第三十標的吳醒漢等，分別率領部分士兵衝出營門，趕往楚望台；測繪學堂的近百名學兵，也在李翊東的號召下迅速向楚望台集中。其它各標營的革命黨人，亦先後率眾起義。
黎元洪10日晚一直在協司令部裏坐鎮。當時，第二十一混成協各部將士大多已出調外地。當黎元洪接到駐守在武勝門外塘角之第二十一混成協炮隊營管帶張正基打來電話，告以同駐塘角的第二十一混成協輜重隊縱火起事時，他聞訊恐慌異常，令張立即撲滅；同時電話通知了鐵忠。他命所屬第四十一標第三營管帶謝國超嚴防本營士兵行動，同時下令召集第四十一標全體官佐到會議廳集合。
1個小時以後，黎元洪接到督署電話：第二十一混成協工程第二十一隊、輜重第二十一隊兵變。又沒過10分鍾，他又得到第二十一混成協駐塘角的炮兵亦變。繼而又接到張彪的電話通知，城內工程第八營和右旗部隊兵變。又不到半小時，他聽說第八鎮炮標已進城，在楚望台駕炮攻打督署，城中大亂。約10點鍾，瑞澂逃至“楚豫號”軍艦。11時，督署電話已不通。
一個外營的士兵前來通知起義，黎元洪立即殺之。士兵鄒玉溪欲出門響應，亦為黎元洪手刃。此時，蛇山出現劇烈炮響，黎元洪大懼而潛逃。第四十一標在革命黨代表闕龍、廖湘芸的帶領下，又有隊官胡廷佐等人的協助，於是集合隊伍，直奔楚望台。
起義軍的進攻部署是：第一路由工程第八營一隊、第二十九標一排及其它零星部隊組成，從紫陽橋經王府口街進攻督署後院；第二路由工程第八營一隊組成，從水陸街進攻八鎮司令部及督署翼側；第三路由工程第八營一隊及第二十九標、第三十標各一部組成，從津水閘經保安門正街進攻督署前門。同時，令已入城之炮第八標迅速在中和門及蛇山占領發射陣地，向督署轟擊。其餘人員編為預備隊，在楚望台待命。
10月10日晚上10點30分，3路起義軍聯合進攻總督署和旁邊的第八鎮司令部；並命已入城的炮八標在中和門及蛇山占領發射陣地，向督署進行轟炸。
先頭部隊剛到督署東麵不遠，忽遇張彪親自率領的隊伍在望山門城樓抵抗，進攻受挫。吳兆麟、蔡濟民、熊兼坤等當即定下放火之計，兼為炮兵射擊參照；便令民眾從督署周圍撤走，日後賠償所損房屋。民眾則搬出油桶、棉花，自願毀家，把督署照得如同白晝。炮兵遂用排炮轟擊督署與第八鎮司令部。黎明前夕，起義軍組成敢死隊，熊秉坤帶隊猛衝，督署遂為起義軍所占。不久，電報局、官錢局亦相繼拿下。張彪見大勢已去，遂領殘餘兵將，出城渡江到漢口劉家廟車站。
10月12日，革命黨人第二十一混成協第四十二標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趙承武等在漢陽發動起義，光複漢陽；隨後，趙承武率起義軍攻占漢口。至此，武漢三鎮全部掌握在革命軍手中。
武昌起義敲響了清王朝封建統治的喪鍾。革命軍攻克總督府，占領武昌，消滅清軍大批有生力量，在中國腹心地區打開一個缺口，成為對清王朝發動總攻擊的突破口；並在全國燃起燎原烈火，沉重打擊了清政府，吹響了清朝覆亡的號角。
有關景點
（1）工程營遺址（武昌首義發難處）
工程營是武昌首義的發難處。當時，湖北新軍第八鎮所屬工程第八營駐此，故通稱此地為工程營。1911年10月10日晚7時許，這裏打響起武昌首義的第一槍。隨之，營黨人代表熊秉坤率眾奔占了楚望台軍械庫，拉開了武昌首義的序幕。
其原址在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紫陽湖（現有紫陽公園）東側（現在湖北省總工會院內），新中國之初尚存有3棟平房，新中國成立後按原貌進行了重修，其中兩棟改修。1987年10月10日，武漢市人民政府在此立紀念碑。碑高4米餘，麻石砌成。上立步槍雕塑，正麵刻“辛亥武昌起義工程營發難處”，兩側為九角十八星旗，陰刻碑文記述工程營發難經過。
（2）楚望台軍械庫遺址公園（在建）
楚望台位於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梅亭山，今起義門左側山岡。據傳說，元朝末年，朱元璋進軍武昌，曾駐蹕梅亭山，在此聞報得第六子，高興地說：“子長，以楚封之。”朱元璋當皇帝後，果真於1370年封第六子朱楨為楚王。1381年朱楨就藩武昌，在梅亭山樹立分封楚王的禦製碑文，並建“封建亭”。朱楨不忘父皇之恩，常在此遙望帝京，故又建“楚望台”。從此梅亭山一帶被稱為楚望台，是明清兩代武昌較為著名的風景名勝之地。
清末，湖北新軍軍械庫由武昌三佛閣遷至此地，庫存德國、日本及漢陽造步槍5.9萬支、炮124門及大量彈藥，為當時國內最大的軍火庫之一。1911年10月10日晚工程第八營發難後，熊秉坤率部迅速占領楚望台軍械庫，使之成為起義大軍源源不斷的武器供應地。楚望台是武昌首義軍發難後占領的第一個目標，後各路起義軍集結於此，使之一時成了起義軍的大本營。起義軍在此補充彈藥後，即發動了向湖廣總督署、張彪的第八鎮司令部的進攻。
楚望台與蛇山、鳳凰山一樣，曾經是拱衛武昌城的“三山”之一，地勢險要，具有極重要的軍事意義。但是這樣一座山，卻在曆年來人們不停的開挖搬填中失去了山的形狀，成為了一個平緩的坡地。
楚望台及軍械庫原址已無存，但這裏仍然是武昌城區內的一片高地。遺址上立有一塊由磚石水泥所砌，高2米、寬1.2米的文物保護標誌，題“辛亥革命楚望台舊址”字樣，以示此地正是武昌首義時期的楚望台軍械庫；並列為湖北省文物保護單位。
今天，隨著辛亥革命影響的日益擴大，來自全世界的華人紛紛到這裏瞻仰曆史遺址，憑吊革命烈士，使得這裏已成為遊人到武漢旅遊的必經之所。
據武漢當地媒體報道，規模宏大的楚望台軍械庫遺址公園，將計劃在2011年7月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前夕完工。但目前相關信息並不詳細。
（3）武昌起義門舊址管理所
武昌起義門舊址管理所，位於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首義南路。起義門原名“中和門”，是武昌古城9大城門中，唯一保留至今的城門。武昌起義中，集結在楚望台的工程第八營起義軍首先攻占中和門，打開了駐城外南湖炮隊、馬隊的入城通道。炮隊入城以後，支援、配合其他部隊攻占總督署，對光複武昌城起了重要作用，故中和門被譽為“首義勝利的開端”。1912年改名“起義門”。
現在的起義門，乃1981年按原貌修複重建，“起義門”3字為葉劍英元帥所題。1956年，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起義門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據報道，到2011年7月，起義門東西兩側將分別複建230米和103米的城牆；同時，依城牆修建一條風雨遊廊，遊廊兩側建設休閑、購物門店，市民和遊客可以沿長廊直達起義門。起義門將成為首義文化區南端的景觀高潮。
（4）吳兆麟紀念館
吳兆麟（1882—1942），字畏三，湖北省鄂城縣（今鄂州市）人。16歲投武昌新軍工程營當兵，先後考入工程營隨營學堂、工程專門學校學習。1905年加入日知會。翌年再考入參謀學堂，畢業後任第八鎮工程營左隊隊官。1911年武昌起義當夜，被起義士兵推為臨時總指揮。湖北軍政府成立後，任參謀部部長、第一協統領，參加陽夏保衛戰。南北議和時任民軍戰時總司令，籌劃北伐。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任大元帥府參謀總長。後調北京，授陸軍中將，成為湖北將軍團首要，並任首義同誌會理事會主席。不久退出政治，致力於社會事業，曾督修樊口大堤等水利工程，捐資修建武昌首義公園。晚年潛心佛法。1938年日軍侵占武漢，誘以高位，不為所動。
吳兆麟紀念館位於湖北省鄂州市洋瀾湖畔，建於1998年。其建築古樸，格調高雅，占地5畝。主體建築共分為兩層。紀念館正中懸掛辛亥革命十八星軍旗。一樓為名人真跡殿，收集康有為、居正、蔣中正、程思遠等人為吳兆麟題詞的真跡200餘幅。二樓是吳兆麟將軍生平事跡展覽，包括“投身行伍，密結團體”、“受命指揮，立功首義”、“運籌軍政，抗擊清軍”、“功成身退，為民興利”、“高功亮節，後世敬仰”5個部分，用圖片、實物展示了吳兆麟將軍的一生。
吳兆麟墓也是在武漢市洪山區卓刀泉伏虎山西北麓的辛亥烈士公墓內（與孫武、劉公、蔡濟民、劉靜庵等人的墓地在一起），後遭破壞。
（5）熊秉坤墓
熊秉坤（1885—1969），原名祥元，又名忠炳，字戴乾，湖北江夏（今武漢市江夏區）修元鄉熊家灣人，後遷石嘴袁家河楠木廟村，武昌起義功臣之一，號稱“打響了辛亥革命第一槍”。早年因父親早死，家道中落，讀書不成，乃入商店當學徒，後在武昌平湖門一帶碼頭做搬運工。繼入湖北新軍第八鎮工程第八營當兵，升正目。1909年加入革命團體日知會。1911年春加入共進會，繼雷振聲後擔任共進會工程第八營營代表。至起義前夕，在營中發展會員200餘人，任工程營革命軍大隊長。
1911年9月24日，共進會、文學社召開聯合大會，製定起義方案，采納其建議，決定由工程營負責占領該營防地楚望台軍械庫。10月10日，工程營革命同誌麵對孫武受傷，彭楚藩、劉複基、楊洪勝三烈士就義，起義計劃暴露的嚴峻局麵，議決率先發動起義。程定國首先開槍打死值班排長陶啟勝，後擊斃前來彈壓的黃坤榮、張文濤，全營振動，槍聲四起。熊立即以該營代表和革命軍大隊長身份首先率部發難，“下樓吹哨笛集合隊伍”，隨即對空連放3槍，首先率部占領楚望台軍械庫。進攻督署戰鬥開始後，熊組成敢死隊40人攻破督署東轅門。督署攻下，武昌光複。後陽夏戰役爆發，任民軍第五協統領，先後在漢口劉家廟、大智門、跑馬場一帶與清軍激戰。
次年1月湖北軍政府整編各部，第五協編入第三鎮，移駐雲夢一帶；3月改協為旅，熊秉坤任第五旅旅長；10月北京政府授其以陸軍少將銜，1913年補授勳5位。因反對黎元洪與袁世凱勾結，受黎通緝，乃棄職逃至贛、寧、滬等地。旋參加二次革命，失敗後遭黎元洪懸賞通緝和缺席審判，遠走日本，1914年參加中華革命黨。同年秋回鄂，被孫中山委為討袁鄂軍司令。後追隨孫參加護法運動，任廣州大元帥府參軍。中國國民黨成立，任軍事委員會委員。1928年任湖北省政府委員，並受聘為湖北革命博物館籌備委員會委員，1930年一度兼任武昌市長。1931年調任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中將參議，1946年退役。
武漢解放前夕，參與維持地方治安，為武漢市臨時救濟委員會公安組負責人之一。新中國建立後，曆任湖北省政協常務委員、湖北省人民委員會委員、湖北省參事室參事、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孫中山90誕辰（1956年）全國紀念大會籌備委員。1961年同溫楚珩、李白貞代表湖北辛亥老人到北京參加辛亥革命50周年紀念大會。1969年逝世後葬於武昌九峰山。著有《辛亥首義工程營發難概述》等。
熊秉坤墓位於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九峰山革命烈士公墓內，1969年6月初葬於此。墓南向，原為土堆，無墓碑。1981年整修，以水泥、紅磚澆築，橢圓形。墓前立石碑，鐫刻“熊秉坤之墓”5字，頗有特色和創意。
（6）勝利亭
位於武昌紫陽公園內東側。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確定武昌首義的10月l0日為國慶日。第一個國慶日，中華民國政府在首義之區的武昌舉行第一次國慶大典，會場設於辛亥首義烈士祠。為慶祝武昌首義成功和此次有意義的盛典，便在此修建了勝利亭。亭內立一漢白玉石碑，上刻“民軍起義國慶碑”。
紫陽公園因園內的紫陽湖而得名，明、清兩代就是一處風景名勝之地，曆史上稱做滋陽湖。相傳湖內有墩隨水消長，亦稱墩子湖。明末張獻忠率農民起義軍攻占武昌，禮部尚書賀逢聖及全家在次投湖自盡，故又曾命名為亞相湖。
公園有水陸麵積443畝，其中水麵積205畝，陸地麵積238畝。水陸兼備，自然條件好，是武昌城區內唯一有湖泊的公園。湖岸曲徑，亭閣相望，桃紅柳綠，花卉簇擁，湖光樹影，相映如畫。
紫陽湖波平如鏡，湖荷岸柳，花木扶疏，盛產蓮藕。江夏縣誌載：“夏以荷勝，可資遊賞。”民間有“朝霞夕陽映紫荷”之說。文人墨客多會於此，宋代詩人陸遊、黃庭堅都有詩文佳句相傳，陸放翁詩曰：“十裏亭閣菱荷香。”明代熊廷弼在湖旁建有熊園，“園橫六七裏，宛一幽僻鄉落，浚小溪九曲，每曲一亭，沿溪奇卉雜檀”。清代湖廣總督張之洞曾於湖心設茶座、酒亭，有曲橋相通，張常在此飲宴賓客、題詞吟歌，飽覽湖光秀色。
人世滄桑，如今園內古跡尚有紫陽橋，為明代萬曆年間修建，是當時通往楚王宮（清朝康熙年間改建為萬壽行宮，即今烈士祠）的要道，有文官在此下轎、武官在此下馬之說。現園內西北角有霸王井，相傳飲此井水者力大無窮。震驚中外的辛亥武昌起義，就是在紫陽湖畔工程營打響第一槍，革命軍很快攻占公園外東南側的中和門（即起義門），並於民國元年在園中（今武昌區財政局對麵）立有“民國起義國慶紀念碑”即“勝利亭”。
8、湖北軍政府
1911年10月11日上午，武昌城裏響了一整夜的槍聲終於停息。由於當時起義的領導人大都已遇害或下落不明，而初參加革命的士兵又缺乏威望，故革命黨人絡繹聚集在湖北諮議局大樓（紅樓）會議廳裏，商建軍政機構，欲推一德高望重、為國人所知之人為領袖（軍政府都督）。
會議由新軍第八鎮第十五協第二十九標二營司務長蔡濟民召集。除革命黨人吳醒漢、徐達明等十餘人外，還邀請省諮議局議長湯化龍、副議長張囯溶以及議員，還有舊軍官吳兆麟參加。會議請湯化龍主持。
大家最初的首選牽頭人物是湯化龍。湯化龍卻說，“革命事業，鄙人素表讚成”，但“此時正是軍事時代，兄弟非軍人，不知用兵”。
湯化龍，字濟武，湖北蘄水（今浠水）人。清朝光緒年間進士，曾授法部主事。後任山西大學堂國文教習。1906年自請資送留學日本，入日本法政大學專門部學習法律。曾與同學組織留日教育學會，出版《教育雜誌》。1908年秋畢業回國，任湖北諮議局籌辦處參事。次年當選為諮議局副議長，複被舉為議長，積極參與發動請願速開國會運動。1910年赴北京參加各省諮議局聯合會第一次會議，被推為會議主席。
吳兆麟則提議由第二十一混成協統領黎元洪擔任都督，立憲派一致擁戴。部分革命黨人也因為黃興、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劉複基、楊洪勝被害，孫武被炸傷，蔣翊武被迫逃跑，沒有更好的人選可以提供，因此隻得表示同意。會議於是通過了以黎元洪為都督，湯化龍為民政總長(一說為總參議)。
關於推舉黎元洪一事，有兩個版本：
第一個版本：起義爆發以後，黎元洪竟嚇得躲在姨太太黎本危的床底下。黎元洪部下馬隊第一標第一營的排長蕭燮增，帶領班長虞長庚把他從床底下拖了出來。他們用手槍逼著黎元洪來到省諮議局（紅樓），將其關押在樓上，派兵守衛。黎當時嚇得魂不附體，一言不發，像個木菩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