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誌銘》reference_book_ids":[7218609093819239480]}]},"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1、保路運動·前期
1903年9月，清政府為推行“新政”，於是允許招商局集商股成立鐵路、礦務、工藝、農務等諸項公司。此後，各省的鐵路公司便陸續成立，商辦鐵路開始興建。同年，新任清朝四川總督錫良，在四川人民的強烈要求下，不得不奏請自辦川漢鐵路，並於次年成立川漢鐵路公司。隨著各省鐵路公司的成立，收回路權的鬥爭開展起來。
1910年，英、法、德、美4國銀行團，強逼清政府訂立了借款修路合同。1911年5月9 日，清廷在郵傳大臣盛宣懷的策動下，宣布“鐵路幹線國有”政策，將已歸商辦的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四川修築鐵路的股金，不僅來自紳士、商人、地主，還有農民，而且農民購買的股份占很大比例。清政府頒布“鐵路國有”政策以後，由於拒不歸還四川的股金，因此招致四川各階層，尤其是廣大城鄉勞動人民的反對，從而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
為奪回這兩條鐵路的自辦權，廣東、四川、湖南、湖北4省人民，采用征集“民股”的辦法，由地方政府在稅收項下附加租股、米捐股、鹽捐股、房捐股等，來籌集築路的資金。經過幾年的籌集，不僅這4省的紳商、地主成了股東，連一些農民也握有股票。
那時粵漢鐵路已開始修築，川漢鐵路從宜昌到萬縣的一段也已動工。從當時情況看，這兩條鐵路完全可以自力修成。但是，帝國主義不肯讓中國人民自己修建鐵路，就利用清政府財政困難進行要挾，迫使清政府訂立了鐵路借款合同，宣布了“鐵路幹線國有”政策。根據借款合同，英、美、法、德等國不但掌握了鐵路權，而且還要以湖南、湖北兩省的鹽稅厘金作為抵押，所以，所謂的鐵路“國有”，不但剝奪了中國人自辦鐵路的主權，而且實際上是把川漢、粵漢鐵路完全拍賣給了帝國主義。
粵漢鐵路全線長2000餘裏，縱貫湖北、湖南、廣東3省，其中尤以湘境內為最長，占1200餘裏。1908年冬，湖南全省掀起了以“拒債”、“集股”為中心的保路熱潮。清政府“鐵路國有”政策公布之後，湖南全省人民奔走呼號，抗議清政府出賣國家主權。
1911年5月13日，湖南紳、商、學界各團體發出傳單，抨擊清政府的賣國行徑。14日，長沙舉行了各階層人士參加的萬人大會，決議拒外債、保路權。16日，長沙、株洲1萬多鐵路工人遊行示威，倡議商人罷市，學生罷課，人民抗租稅。18日，湖南各界人士聚集在巡撫衙門前，抗議滿清朝廷賣國的“鐵路國有”政策。最終，清政府同意緩收，並且“停湖南因路抽收房捐及米鹽捐”。
在湖北，當清政府宣布“鐵路國有”政策後，各界人士奮起爭路。從宜昌到萬縣的鐵路本已動工修築，清政府卻迫令停工，築路工人和商人立即聚集起來與之抗爭。清政府調兵前來鎮壓，數千築路工人掄起鐵錘、揮動棍棒，同前來鎮壓的清軍展開激烈搏鬥，當場打死清軍20多人。
在廣東，6月10日，廣東粵漢鐵路股東召開萬人大會，一致抗議清政府的“鐵路國有”政策，提出“萬眾一心，保持商辦之局”；並致電湖南、湖北、四川各省，謂“鐵路國有，失信天下。粵路於十日議決，一致反對”。
在很短的時間內，湖南、湖北、廣東的保路風潮連成一片，聲勢浩大。南洋和美洲的華僑股東也紛紛致電斥責“朝廷失信於民，決不公認”，表示將“萬眾一心”、“矢誌力爭”。
四川對兄弟三省的保路鬥爭深表同情，並派出代表江潘、周代本、龔煥辰和白堅等人，前往聲援。白堅在廣東的群眾大會上鼓動說：“川人與粵人同是中國同胞，居今之日又是同災共患之人，則我兩處同胞於此危難中，固宜為精神上之結合，共同一致”，挽回路權。演說完畢，白堅當場以刀割指，血書“粵蜀非聯合不可”數字，與會者“莫不悚然生敬，鼓掌之聲震瓦屋”。
湘、鄂、粵三省的保路鬥爭雖被當局彈壓，四川代表也被驅逐，但是擴大了他們之間的聯係和交往，相互受到了鼓舞。
川漢路駐宜昌總理李稷勳在5月15日致成都總公司和諮議局的電報中說：“路歸國有，注銷商辦，政府犧牲信用，已表決心。”但“川省人民辦路用款，應照數撥還現銀，若盡空信搪塞，苦我川人，當抵死爭之”；若“歸外人，則土地人民受損甚巨，當拚拒之”。
而京城的立憲派人士，如法部主事鄧孝可和川籍京官張滴等人，也著文上奏，或堅決反對國有，或力主收回路款。
對這些呼求和上奏，朝廷不僅一概拒絕，還於5月18日任命端方為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22日又發停止川、漢收租股的兩道上渝。鑒於“租股一停，生命立絕”，川漢鐵路公司遂接受宜昌股東會。
6月13日，當喪權賣國的“四國借款合同”寄到成都，原來讚成“國有”的立憲派們，都轉向了“保路”的立場。
6月17日，川漢鐵路公司在成都召開鐵路股東代表大會。會場群情激昂，大罵盛宣懷賣路賣國，決心為爭回路權奮鬥到底。會上宣布成立“四川保路同誌會”，推舉諮議局議長蒲殿俊為會長、副議長羅綸為副會長。會上提出“破約保路”的宗旨，發布《保路同誌會宣言書》等文告，出版《四川保路同誌會報告》，四處張貼，宣傳保路；並派會員分路講演，舉代表赴京請願。全川各地聞風響應，四川女子保路同誌會、重慶保路同誌協會和各州、縣、鄉、鎮、街、各團體保路同誌分會相繼成立，會員眾至數十萬。
8月5日，川漢鐵路股東特別大會在成都召開。鬥爭日趨激烈，逐漸衝破立憲派“文明爭路”的束縛。
8月24日，群眾性的罷市罷課風潮在成都發端，迅速席卷全川各地。
清政府任命趙爾豐繼任四川總督，嚴令其武力鎮壓保路民眾。
9月1日，川漢鐵路公司股東會議通告全川不納糧稅。抗糧抗捐鬥爭在全省蓬勃興起，搗毀各地經征局、厘金局和巡警局。風潮所播，遍及全川，使清廷陷於窘境。
9月5日，在鐵路公司特別股東大會上，出現了《川人自保商榷書》的傳單，號召川人共圖自保，隱含革命獨立之意。川督趙爾豐奉清政府嚴令，於9月7日誘捕保路同誌會和股東會首要人物蒲殿俊、羅綸、顏楷、張瀾、鄧孝可等人，封閉鐵路公司和同誌會。成都數萬群眾相率奔赴總督衙門請願，要求釋放被捕人員。趙爾豐竟下令清兵當場槍殺請願群眾30餘人，製造“成都血案”。此次事件，成了後來保路同誌軍武裝起義的導火線。
有關景點
（1）四川保路運動史事陳列館
四川保路運動史事陳列館位於成都市人民公園內，於2007年底竣工，總共投入資金98.5萬元。陳列館共有兩層，大小共有6間展廳，總麵積約為1000平方米，共陳列展出相關圖片100餘幅，實物複製品70餘件，文字約20萬字。竣工後於2008年3月1日起正式向廣大遊客免費開放。
四川保路運動是中國近代史的重要篇章，是偉大的辛亥革命的先聲和導火線，是弘揚成都城市精神的曆史亮點。四川保路運動史事陳列館是以“保路死事紀念碑”為主體作曆史內涵的拓展性烘托表現。
陳列館展示的內容重點，以四川保路運動史實為主題，同時呈現當時社會民俗生活與中國早期鐵路史話。內容在總體上分為保路運動曆史資料展示（文字、圖片、實物複製品）、保路運動重要曆史場景展示（半景畫、聲、光、電多媒體展示）、晚清民初四川社會生活及民俗展示（老照片、文字、實物複製品、場景雕塑）3個部分。展覽形式除了傳統的博物館靜態文物陳列（曆史資料展板、展品陳列），還增加了現代試聽動態場景展演（聲、光、電多媒體展示、演示），增加了展覽的真實性、參與性、趣味性。
展館展廳的布局，為5間靜態文物陳列展廳、1間動態場景展廳。靜態文物陳列展廳又分為“死水微瀾”廳——主要展示清末四川概貌和四川社會的傳承與裂變，包括獨具特色的近代四川社會文化風貌以及西潮衝擊下的近代四川；“暴風雨前”廳——主要展示四川革命風雨在成都的聚集，包括列強肆虐、中國路權、川省保路輿論形成、禦外辱川人自主修鐵路；“大波”廳——主要展示風起雲湧的四川保路運動，包括“鐵路國有”激起保路風潮和“成都血案”引爆反清驚雷；“引起中華革命先”廳——主要展示四川保路運動的曆史地位和深遠影響，包括四川保路運動的曆史地位和保路運動以來的近代四川。
動態場景展廳的展示內容，為保路運動史事場景半景畫。采用聲光電等先進手段，模擬再現100年前保路運動的真實場景。場景隨著電腦控製的解說詞和音效展開，由燈光進行畫麵區域控製，讓觀眾隨著曆史事件的時間動態，“走進”曆史深處。
（2）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碑
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碑位於成都市區人民公園西北角，與四川保路運動史事陳列館在一起。
紀念碑建於1913年，由川漢鐵路公司籌款，在當時的少城公園內修建。該紀念碑高31.85米，座北朝南，係磚木結構，由台基、碑座、碑身、碑首4部分組成。紀念碑台基仿照鐵路月台修建，呈圓柱形。碑座與碑身為方錐形，其中碑座4麵分別是鐵軌、火車頭、信號燈、轉轍器和自動聯接器的浮雕圖案。
碑座：全高（包括基腳、台基、碑座）約10米，共分6層。最下層（即基腳）最寬處周圍約20米，呈圓柱型，為本碑之基礎，鞏固得堅如磐石。中間兩層（即台基）寬度較小於基腳，亦呈圓柱型，屬於火車站月台式的平台，可以由基腳石階上下。第一層有石階10級呈“八”字型登入。台前迎麵雕嵌有“中華民國二年川路總公司建”。漢白玉石約為15米，呈方柱形。東西南北四方各鑲嵌長條青色石板，上麵分別用不同字體書寫相同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碑”10個大字，每字1米餘見方，書寫人都是當時著名的書法家：北麵為張夔階（字學潮，清末貢生，工筆畫家）的漢篆，東麵為吳伯朅（字之瑛，清末成都尊經書院院長）的漢碑，南麵為顏楷（清翰林編修，川漢鐵路公司董事長）的北魏碑體，西麵為趙熙（清翰林編修，文學家）的漢碑。字體雖各具特色，而字字蒼勁提拔，確屬珍貴的書法傑作。
碑身：為本碑之主體。碑首高於碑身，建有尖塔，圍以4座小塔，取五嶽朝天的樣式。碑頂上的瓦作二龍戲珠圖案，裝飾有雲龍和蝙蝠，象征碑高聳入雲霄，並寓有“祈禱”之意。在本碑建築工程上，限於當時的建築材料和技術，而獲得如此高超的水平，實屬難得可貴。首先是其牢穩鞏固方麵，從表麵看係用磚石結構，實則本碑是用木樁排打作底，基礎始終堅固異常。再次是其所乘之碑身，僅四方磚柱屹立，嵌以石塊，中空架以木料而固之。如1933年8月，四川西部迭溪大地震，碑身搖動，但未倒塌；1941年7月27日，經日寇飛機轟炸，除碑的寶頂尖略有歪斜外，整個碑體並無顯著偏斜，足以證明一切。
紀念碑周邊種植鬆柏類植物進行烘托，展現其獨有的曆史文化價值。從紀念碑到史事陳列館即展廳（銀杏閣）中軸線，形成辛亥革命紀念區。
1961年7月13日，經四川省人民政府批準，該碑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8年1月13日，國務院批準其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3）張瀾紀念館
張瀾（1872—1955），字表方，四川南充人，著名革命家、社會活動家。清末秀才。1903年官派留學日本。次年回國，參加立憲派。在家鄉大力興辦教育和實業，“蜀中學子半門生”。1911年任川漢鐵路股東會副董事長，參加並領導四川保路運動，為辛亥革命導火線，受到孫中山讚揚。後任川北宣慰使、四川省省長、成都大學校長等職，建樹殊多。抗戰時期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堅持抗戰、反對投降。1941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後，曆任民盟中央主席。由他所創建和領導的中國民主同盟，是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抗戰勝利後，代表民盟參加政治協商會議。1947年因反對蔣介石發動內戰，拒絕參加國民大會，在上海被軟禁。1949年9月到北京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新中國成立後，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務。
為紀念和緬懷張瀾先生的曆史功績，1985年，原南充市人民政府（今順慶區人民政府）在張瀾生前辦學、生活、工作和進行社會活動的建華中學舊居內，建立張瀾紀念室，胡耀邦專此題寫了館名。1996年5月順慶區人民政府在此建立張瀾紀念室管理處，2006年4月更名為張瀾紀念館。
張瀾舊居位於南充市城區嘉陵江西河畔，原名三聖宮，始建於明朝成化年間，由於戰亂，3次毀壞，1887年（清光緒十三年）第三次複建，距今約有120多年曆史，是保持較為完整的古建築。其占地麵積1200平方米，由前殿、後殿、左右廂房等構成具有川北特色古樸典雅的四合院。該院落為穿鬥木結構，其懸山式小青瓦屋麵、鏤花簷象鼻彩繪、木柵方行窗格和回字行窗格等建築細節，也頗有特色。
1938年秋末，時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約請在重慶出席第一屆第二次國民參政會的張瀾，建議他在家鄉辦一所“富有革命朝氣和民主氣息的學校”。故張瀾在此創辦了私立建華中學，聘用有成就的革命誌士和共產黨人前來執教。這裏不僅是張瀾從事教育、社會活動和生活居住過的地方，而且是當時川北地下黨活動的一個重要場所和聚點。
張瀾舊居紀念館，現有張瀾舊居、大營山陳列館兩部分。該紀念館以大量珍貴的史料、圖片、實物等，係統展示和反映了張瀾作為傑出的民主革命家、人民教育家、愛國主義者那光輝、漫長的一生。其中脫胎漆壽星像、張瀾用過的狼皮褥等實物，以及建館初期名人、名家所贈的大量字畫作品等，都具有較高的研究和觀賞價值。
2006年6月，張瀾舊居紀念館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全國青少年德育教育基地，同時也是四川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全國紅色旅遊精品線之一、南充創建中國優秀旅遊城市的重要景點。
2、保路運動·後期
1911年，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吳玉章，從東京同盟會總部回到祖國。此年6月，吳玉章從上海返川。中部同盟會交給他任務：“在川成立分會，運動軍隊，與長江下遊相聯絡。”
吳玉章的家鄉，在四川南部自貢市附近的榮縣。當時在成都任教的好友龍鳴劍，是他的同鄉。龍鳴劍受到吳玉章的革命思想影響，對清政府的統治深惡痛絕。龍鳴劍從成都回榮縣老家，常順路到資州（今資中縣）羅泉鎮當時任團防局團總的學生鍾嶽靈家小住。鍾嶽靈雖身為清朝官員，但思想進步、愛國心強，在龍鳴劍影響下，他秘密加入到了保路的行列。
是年8月4日，保路運動會以開“攢堂大會”的名義舉行。預備會準時在資中縣羅泉井胡範渠書樓召開，正式會議當天深夜在對街福音堂內召開。會議期間，鍾嶽靈負責接待，並放出看哨20裏以外；張益山負責探傳資中軍警動向情報，及東大路一帶外線警戒。參加會議的，有同盟會員龍鳴劍、王天傑、陳孔白，同盟會員兼哥老會首領秦載賡、羅子舟、張達山，哥老會首領胡朗和、孫澤、候國治等。
會上商定改組“同誌會”為“同誌軍”；各地於陰曆七月底同時或前後幾天起義；推定秦載賡、候寶齋主持川東南起義工作，川西北起義由張達三、候國治等人號召進行。會議決定向各地團練及富紳借用槍支、向各縣借用積穀及其他財物作經費，不向民間攤派；並作出探查敵情、交換情報、嚴肅軍紀等決議。
在四川的農民群眾中，哥老會具有相當大的勢力。在同盟會會員的宣傳、組織下，這場保路運動轉向反清的武裝鬥爭銳不可擋。
9月5日“成都血案”當晚，曹篤和朱國琛等人裁截木板數百塊，上寫“趙爾豐先捕蒲羅，後剿四川，各地同誌速起自保自救”字樣；然後將木板塗上桐油，投入江中，順流而下。這些被人稱為“水電報”的木板，把消息傳遍了川南、川東各地，更進一步掀起了各地群眾揭竿而起的革命形勢。
9月8日，保路同誌軍進圍成都。附近州縣農民群起響應，紛紛成立保路同誌軍。數日之內，隊伍發展到20多萬人，形成了群眾大起義的局麵。在同盟會員和哥老會首領秦載賡、龍鳴劍、侯寶齋、張捷先、張達三等人率領下，四麵圍攻省城，在城郊紅牌樓、犀浦等地與清軍激戰。
9月15日，王天傑在榮縣五保鎮，“以總團長名義號召民團千餘人，托名保路，布告起義”。當王天傑得知發生“成都血案”的消息後，與剛由成都星夜趕回的龍鳴劍一道，率同誌軍參加圍攻成都。
王天傑利用自己的哥老會首領的地位，用雞毛文書發出緊急號令，命各場鎮哥老會立即組織同誌軍，自備武裝、錢糧，在榮縣雙古場集中待命。在王天傑、龍鳴劍、範華階等人的率領下，同誌軍手持大刀、長矛、土槍、毛瑟槍等武器，浩浩蕩蕩向成都進軍。同時“傳檄近縣，旬日之間，聞風而影從者達二萬人”。剛出榮縣城門，龍鳴劍即拔劍起誓：“不殺趙爾豐，決不入此門。”
榮縣同誌軍經華陽，攻仁壽；在仁壽縣城與秦載賡部同誌軍會師，組成東路民軍總部，推選秦載賡、王天傑為全軍正、副統領，龍鳴劍任參謀長。井研縣同盟會員陳孔白率800餘人，威遠縣同盟會員胡禦階所部同誌軍也前來會合，共同戰鬥。東路民軍轉戰於仁壽和成都附近一帶，大小20餘戰。民軍圍攻成都，使趙爾豐坐困於孤城。但由於缺乏統一的組織指揮和作戰經驗，武器裝備又不足，他們沒能攻下成都，就分散進入地方各州縣。
周鴻勳率所部巡防軍在邛州反正，與南路同誌軍占據新津。大竹李紹伊、犍為胡潭等會黨首領揭竿而起，西昌地區藏同胞攻城逐官，川西北藏羌土司聚眾舉義。
與此同時，雅安羅子舟集合十數萬人，阻擊趙爾豐主力於滎經縣大相嶺，堅持十幾天。雅安清軍出動，有前後夾攻之勢。羅子舟為解除後顧之憂，留一部人堅守大相嶺，親率大部民軍返回圍攻雅安。這時，從康定及西昌集合之趙爾豐主力約1萬人，收買防守大相嶺之叛將，突破民軍防線，攻至雅安附近。但趙爾豐的主力軍已傷亡眾多，形成強弩之末。羅子舟集合民軍約20萬人，到處圍攻趙爾豐部隊，終將該部殲滅。隻少數殘部逃至樂山一帶，後被民軍瓦解。
川西保路軍大戰，以成都、新津、雅安3大戰場形成一個大戰役，前後月餘時間，消滅趙爾豐主力近1萬人。全川各族人民浴血奮戰，反清鬥爭勢如燎原，造成四川獨立的有利形勢。
繼川西的同誌軍起義後，川東地區的群眾也紛起響應，占領大足縣城。這時，西昌地區的彝族和川西北的藏族與羌族群眾也都加入紛紛同誌軍的行列，同清軍作戰。
王天傑、龍鳴劍率軍北上會攻成都後，吳玉章便承擔起後方的全部責任。他一方麵大力宣傳革命，與地方反動勢力進行堅決的鬥爭；另一方麵召集各方人士商議，以按租捐款的方式解決前方同誌軍的糧餉。在吳玉章的組織和領導下，榮縣地方秩序安定，人民的革命熱情高漲，鬥爭轟轟烈烈。榮縣這時已經成為同誌軍穩固的根據地。
1911年9月25日，吳玉章、王天傑、龍鳴劍等人在榮縣城學衙門（今榮縣中學教工宿舍外）召集各界人士開會。由吳玉章發表演說，正式宣布榮縣獨立，建立全國第一個縣級資產階級革命政權，也是全國第一個脫離清王朝的政權。此後，宣漢王維洲，重慶楊庶勘、張培爵等相繼獨立。
當清政府獲知成都被圍和四川各地同誌軍起義的消息後，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裏，先後調派川漢、粵漢鐵路督辦端方從湖北帶新軍日夜兼程入川（後端方帶兵剛到資中時便被新軍斬首）；並命令曾擔任四川總督的岑春煊前往四川，會同趙爾豐辦理剿撫事宜；還從湖南、廣東、陝西、甘肅、貴州、雲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而湖北新軍被調入川，造成武漢空虛，又給武漢革命黨人發動起義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
聲勢浩大、規模壯闊的保路運動，從湖南發端，在四川達到高潮，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清王朝在中國的統治，極大地鼓舞了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的鬥誌，直接導致了辛亥革命的總爆發，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績。此後，孫中山先生曾如是高度評價道：“若沒有四川保路同誌會的起義，武昌革命或者要推遲一年半載的。”
有關景點
（1）羅泉井保路運動會址
早在1905年，四川、湖南、湖北、廣東4省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 決定自籌資金民辦鐵路。可是，1911年5月，清政府悍然實行所謂“鐵路國有”政策。實際上，這是以借款方式把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引入中國，出賣國家主權。於是，4省人民暴發了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1911年8月4日(舊曆閏六月初九)，參加保路運動的同盟黨人龍鳴劍等，與哥老會首領秦載賡等在此秘密集會，決定將保路運動由和平請願發展為武裝起義。這次會議和會後的實際行動，推動了辛亥革命的進程。
羅泉井保路運動會址在距離四川資中縣城西60公裏的羅泉鎮福音堂。福音堂係重簷歇山式，清代建築。房屋布局為四合院式，全長30米、深25米，至今仍保存完好。
1991年5月，羅泉井會址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宣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2）吳玉章故居
吳玉章（1878—1966），四川榮縣人，無產階級革命家、教育家。早年參加同盟會和辛亥革命、保路運動。1915年與蔡元培等人倡辦留法勤工儉學會。同年創辦留法預備學校和成都高等師範學校。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任革命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1928—1937年在蘇聯、法國工作，並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1938年回國，曆任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院長、延安大學校長、陝甘寧邊區政府文化委員會主任、四川省委書記、華北大學校長等職，是“延安革命五老”之一。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中國教育工會主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等職。
吳玉章故居占地15500平方米，總建築麵積1050平方米。大門門楣上，懸掛著國家主席楊尚昆的題匾“吳玉章故居”。門內兩邊柱上，刻有對聯：“荊樹有花兄弟樂；書田無稅子孫耕”。院壩正中，安放吳玉章半身雕像。雕像基座正麵，刻有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的題詞：“我國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教育家、曆史學家、語言文字學家吳玉章”。基座背麵，陰刻吳玉章的生平簡介碑文，文字為繁體正楷。堂屋門楣上，懸掛徐向前元帥題寫的匾額“革命前軀”。大門兩邊及簷柱上，亦有對聯：“創業難，守業亦難，須知物力維艱，事事莫爭虛體麵；居家易，治家不易，欲自我作則，行行當立好規模”。“百年丕振延陵緒；三讓猶存泰伯心”。
堂屋內，陳列著吳玉章在60歲和70歲大壽時，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及董必武、謝覺哉等老同誌的賀詞、壽詩。堂屋之右，陳列吳玉章的遺物，以及反映其革命一家的圖片；堂屋之左，陳列家鄉人民懷念吳玉章的圖片。
陳列館莊重、典雅、大方，規格為磚木結構的四合院，再現了故居原貌。館內館外已植樹綠化。培育花草，環境整潔幽雅。
吳玉章故居陳列館從1989年元月正式開館以來，已接待國內外參觀者數十萬人次，成為自貢市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1991年4月，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列入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3、湖北革命團體·日知會與文學社等
1904年7月，在湖北武昌出現了第一個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隨後，又陸續成立了日知會、文學社、共進會等秘密革命組織。由於科舉製度被廢除，許多青年知識分子投入當時興辦的新軍當兵，成為新軍中的有生力量。湖北革命黨人深入新軍，宣傳革命，在士兵中發展革命組織，進行了長期艱苦的工作。到武昌起義前夕，留守武昌的新軍中，已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參加了革命組織，成為起義的主力軍。湖北革命團體的活動，為武昌起義的發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湖北革命團體主要有：
（1）科學補習所
湖南華興會對湖北革命團體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宋教仁在華興會成立後，來到武昌，參與科學補習所的組建工作。1904年5月，湖北革命誌士張難先和前來武昌避難並一起加入新軍的原華興會會員胡瑛，聯絡軍界同道，與學界反清革命的呂大森等12人，在武昌鬥級營同慶酒樓開會，商議組織革命團體，決定團體的名稱為科學補習所，並推定呂大森起草章程；以補習文化、研究科學為名義，實行光複漢族、“革命排滿”的宗旨。
1904年7月3日，武漢三鎮軍、學兩界30餘人集會，正式成立科學補習所，呂大森任所長，胡瑛任總幹事，宋教仁任文書，曹亞伯任宣傳，時功璧任財政。參加的人還有劉靜庵、張難先等。成員主要是青年學生和新軍士兵，著重在新軍士兵和低級軍官中進行革命宣傳和發動工作。該所先設在武昌多寶寺街，後遷至魏家巷１號。
7月，黃興由上海到武漢，科學補習所開會歡迎。黃興告以華興會準備在11月16日起義，所員都表示讚同，約定湖南發難，湖北響應。長沙起義失敗後，10月20日，湖廣總督張之洞下令軍警搜捕科學補習所。由於事先得到黃興的緊急通知，軍警一無所獲。但科學補習所的活動從此被迫停止。
（2）日知會
日知會原本是美國基督教中華聖公會在武昌的一個閱報室。既信基督又信革命的黨人劉靜庵，憑借他在“日知會”司理的身份，以日知會為掩護，一步步地把這個閱報室變成了革命組織。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2月由劉靜庵、曹亞伯等人發起，次年2月在武昌正式成立。會內設幹事、評議兩部，推劉靜庵為總幹事，辜天保、李亞東等為幹事，馮特民、陸費逵等為評議員，到會的還有孫武、張難先、何季達等人。會員人數有100餘人、200餘人、數百人、近千人、以數千計和近萬人多說，有姓名可考者100餘人。分軍界、學界、新聞界、宗教界4類，以軍界為最多。主要在新軍、學生與會黨中開展革命活動。大量《革命軍》、《猛回頭》等革命書籍，經日知會翻印，傳入新軍之中。
1906年冬，萍瀏醴起義爆發。孫中山指派胡瑛、朱子龍、梁鍾漢赴武漢，擬依靠日知會的力量響應起義，後成為同盟會湖北分會的機關。事泄，劉靜庵、胡瑛、朱子龍、梁鍾漢、李亞東、張難先、季雨霖、吳貢三、殷子衡等人被張之洞逮捕下獄，成為當時轟動全國的“丙午日知會謀反案”。日知會活動即告終止，會員遂化整為零，組成其他革命小團體。
武昌起義前夕的1911年6月12日，劉靜庵在獄中被折磨致死，時年36歲。日知會為辛亥革命作了思想和人才方麵的準備，對武昌起義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3）軍隊同盟會
日知會之後，“武漢軍學界絕口不談革命，寂焉無響者殆年有餘”。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3月，原日知會聯絡員任重遠自四川歸來，經李長齡介紹，投入新軍四十一標三營前隊當兵。當時，黃興正在廣西欽州、廣東廉州一帶發動起義。任、李二人認為：欽、廉僻遠，不能擊中清廷要害；而武昌地處腹心，在這裏發動才能振奮人心，有所作為。二人經常密談，計議召集日知會舊日同誌，另組新社。
為在新軍中發動力量，經任重遠與新軍士兵黃申薌、楊王鵬、鍾琦、章裕昆、秦炳鈞、郭撫宸等多人商量，並征得在獄的原日知會骨幹李亞東、梁鍾漢的同意，決定成立湖北軍隊同盟會。任重遠等分頭聯絡，兩月之間，征集到同誌400餘人。
是年7月26日，湖北軍隊同盟會在大雷雨中於武昌洪山羅公祠召開成立大會，以秦炳鈞為主席；任重遠為總幹事，主持會務，主要在清朝新軍中做秘密宣傳組織工作。為隱蔽起見，決定不製定章程，而以同盟會章程為會規，以同盟會領導為領導。會員多分布武漢新軍各標營中，多為中下級軍官和士兵。並創辦《通俗白話報》，由陳少武主編。李亞東以“上逸”為筆名，在報上發表文章，鼓吹革命。後被清朝當局發覺，查禁《通俗白話報》，通緝會中負責人，任重遠被迫逃亡四川。此會遂於同年11月停止活動。
（4）群治學社
軍隊同盟會遭受挫折後，1908年11月，湖北新軍第八鎮與南洋第九鎮在安徽太湖會操。正待舉行閱兵典禮之際，光緒帝和西太後相繼死去。不久又傳來熊成基起義的消息。楊王鵬、鍾琦、章裕昆等軍隊同盟會員即於貓兒嶺宿營地左近的荒塚間秘密會商。楊王鵬認為這是革命的好機會，但可惜沒有組織，不能動作。他建議從當時起，全力進行。
楊王鵬字子鬯，湖南湘鄉人。原為湖南新軍第五十標士兵，因在軍中宣傳革命被開除；改投武昌新軍四十一標，和任重遠同營，是湖北軍隊同盟會骨幹之一。
回到湖北當晚，楊王鵬即邀集黃申薌、覃炳堃、李長齡、黃元吉、唐犧支、郭撫宸、鄒毓霖、鍾琦、章裕昆等十餘人討論，決定成立群治學社，專門聯絡軍中士兵；推鍾琦為起草員，以楊王鵬、鍾琦等10人為發起人。
此年12月13日，群治學社在武昌小東門外沙子嶺金台茶館召開成立大會。會議通過的宣言，以“講求自治，促睡獅之猛醒”為宗旨，突出了“愛國救亡”這一最能激動人心的主題，聲稱中國已經到了“積弱無能，任人欺侮”的地步，“我同胞若非涼血動物，能不痛心？倘不急起直追，則危亡懸於眉睫！同人等有見及此，故發起組織群治學社，研究學識，講求自治，促睡獅之猛醒，挽既倒之狂瀾。”
《簡章》規定設社長、文書、會計、庶務、評議員等職，主要是在新軍士兵內發展革命力量。因社務未展開，先由庶務鍾琦負總責。還規定：社員每人每月須介紹新同誌2人入社；但入社者須經社員3人以上介紹，並須派員考查。鑒於日知會時代以發展軍官為主，一旦發生變故，大多不能堅持到底，因此，會議決定不得介紹官佐入社。此外，社員須以所得薪金十分之一交充本社經費。
群治學社社務遂穩步開展。1909年（宣統元年）接辦漢口《商務報》作為宣傳機關。與共進會、會黨互通聲氣，配合活動。此年7月，楊王鵬應下士團考試，取列第一，拔升四十一標一營左隊司書生。在結識隊官潘康時，他發現潘熱心革命，便破格發展其為社員。在潘的掩護下，該隊成為學社的大本營。
其後，因各省擴充新軍，從湖北選調軍官和士兵去當骨幹。群治學社即利用這一機會，派鍾琦等人分赴蘇、皖、奉天、上海等地，在新軍中開展工作。庶務一職改推新近入隊當兵的李六如繼任。李繼任以後，利用鄉誼關係，在炮隊第八標、步兵三十二標及陸軍特別學堂等單位活動。逐漸地，湖北新軍各標幾乎都有了群治學社的社員。
當時湖北天門等縣大水，饑民麇集。為防止暴動，清政府於此年11月派四十一標駐防各災區。
1910年（宣統二年）2月，同盟會員劉複基偕蔣翊武到鄂，協助詹大悲、何海鳴創辦《商務報》。
劉複基，湖南常德人，武陵縣立高等小學學生。曾參加華興會在湖南組織的起義，失敗後逃亡日本。1905年12月加入同盟會。1906年歸國。1911年成為辛亥革命武昌起義“首義三烈士”之一。
蔣翊武，湖南澧縣人，常德師範學生。1906年肄業於上海中國公學，經劉複基介紹，加入同盟會。
詹大悲，湖北蘄春人，黃州府中學堂學生。曾與同學宛思演創立證人學會。後宛出資創辦《商務報》，詹大悲被聘為總主筆。
當聽說新軍中有群治學社這一組織，詹大悲等人便一起以報館訪員名義，前往四十一標防地探訪，並結識社員蔡大輔。蔣翊武報名投軍，正在該標三營左隊當兵。詹、劉二人回到武漢，持蔡大輔函去見李六如，備述《商務報》宗旨。當時報社經費支絀，李六如即以社中積款資助，《商務報》於是成為群治學社的喉舌。隨後，劉複基也報名當兵。
1910年4月，湖南名宦楊度路過漢口。在川、粵、漢鐵路風潮中，他讚同清政府主張，力主借外債築路，激起兩湖人民的公憤。11日，劉複基、李六如邀集數百人集會，推舉代表8人去請楊度，想騙他到會場上來痛揍一頓。但被楊度覺察，拒絕出席。劉複基、李六如便拖著楊的辮子，拉出大門。行至英租界時，劉、李二人被巡捕房拘押。《商務報》因登載有關消息，於15日被封。群治學社的名稱也被偵悉。
同月，湖南長沙發生“搶米風潮”，饑民數千人縱火焚燒巡撫衙門。焦達峰在瀏陽準備乘機舉事，打電報約湖北方麵響應。李六如、楊王鵬與共進會的黃申薌、查光佛等人密議，決定於24日夜12時發動，先奪彈藥庫，繼則各標響應，攻占楚望台。同時，約京山劉英拆毀武勝關鐵道，扼守要隘。又派人至田家鎮，運動奪取炮台。這是武漢地區革命黨人的第一個起義計劃。
準備過程中，長沙饑民暴動已被鎮壓。黃申薌的行動也被清吏偵知，即派憲警逮捕，黃翻牆逃脫。其他人也紛紛逃離。風聲所播，鄂督瑞澂下令在軍中嚴密搜查。由於李六如已將文件、冊據密藏，未被搜獲，學社的實力得以保全。但活動已極感困難，不得不籌劃改組。
（5）振武學社
1910年（宣統二年）8月，四十一標被調回武昌防地，李六如隨即於該標一營召開會議。與會者一致認為，不能再沿用群治學社的名義。經楊王鵬、李六如、章裕昆、黃駕白、單道康、廖湘芸、祝製六、李慕堯、孫昌福、李鑫等人議決，改名振武學社。會後，楊王鵬起草簡章，聲言“專為聯絡軍界同胞，講求武學起見，故定名為振武學社”，在新軍中進行革命活動。
9月18日（農曆中秋節），振武學社於武昌黃土坡召開成立大會，推舉楊王鵬任社長，李六如任庶務兼文書。會議製訂了較為嚴密的製度：各標、營、隊分別設立代表；凡幹部會議非標代表不得參加；各營接受代表的命令行動，不得互知彼此的情況。
10月11日（農曆重陽節），振武學社於黃鶴樓畔的風渡樓召開代表大會。到會三十一標、三十二標、四十一標、四十二標、炮隊八標代表及楊王鵬、李六如、章裕昆等人。據會上各標代表報告，社員已發展至240餘人。會議要求社員每月每人必須介紹社員一人，但不得濫收。
楊王鵬的活動，逐漸為新軍協統黎元洪所察覺。得悉情況以後，黎元洪即將隊官潘康撤職，遺缺由施化龍接任。施到職後，偽作謙和，實則暗中布置密探。當施查知有振武學社這一組織，就密告了黎元洪。黎當時正與第八鎮統製張彪爭寵，不願擴大事態，即將楊王鵬及四十一標二營司書鄭士傑撤職；同時將李六如及一營營代表鍾倬賓打了100軍棍，開除軍職。
楊王鵬被撤職後，將社務交蔣翊武主持，不久改為文學社。
（6）將校研究團
1910年（宣統二年），三十標正目王憲章與蔡濟民、張廷輔、王文錦、吳醒漢、羅良駿等人，發起組織“將校研究團”，王憲章擔任團長。任務是聯絡士兵，宣傳革命，發展反清力量，秘密組織革命隊伍。
（7）文學社
1911年（宣統三年）1月下旬，在各標營革命黨人的催促下，蔣翊武約集詹大悲、劉複基、章裕昆等人，在閱馬場集賢酒館集會，決議將振武學社改名為文學社。《簡章》聲稱：“聯合同誌，研究文學，故名文學社。”文學社宗旨是“興漢排滿，推翻專製，驅逐滿奴，奪回漢室江山”。文學社借“研究文學”之名，但有嚴密的組織，入社會員需經嚴格考察。
1月30日（元旦），文學社以新軍團拜為名，在黃鶴樓畔的風渡樓召開成立大會。三十一標、三十二標、四十一標、四十二標，炮隊八標代表及蔣翊武、詹大悲、劉複基、孫昌福、章裕昆、鄒毓霖、張廷輔、李擎甫、沈廷楨、張筱溪、唐子洪、商旭旦、謝鳴岐、蕭良才、曹珩和黃季修等十餘人出席。推蔣翊武為正社長，詹大悲為文書部長，劉複基為評議部長，蔡大輔、王守愚為文書員，鄒毓霖為會計兼庶務。
在新方針的指導下，文學社發展迅速。王憲章亦率領將校研究團全體成員加入文學社。成立僅1月餘，除馬隊八標外，湖北全軍都有了社員。在士兵中，社員並占多數。社員最多時高達3000餘人。這種局麵，反映當時革命已日漸成為人們的普遍要求。
是年3月15日，文學社在武昌黃土坡招鶴酒樓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增選新近合並入社的將校研究團負責人王憲章為副社長。會議決定取消關於社員月捐和入社捐的規定。同時提議，社員采訪的新聞及言論交《大江報》登載，各營隊送報一份。
《大江報》創刊於1910年1月1日，由詹大悲主辦。該報標榜“增進人群道德，提倡社會真理，灌輸國民常識”。它以對不法軍官的無情抨擊，獲得了新軍士兵的熱烈擁護。
根據代表會議決議，章裕昆往馬隊第八標當兵。10天內，發展社員40餘人。四十二標胡玉珍、丘文彬等組織的益智社，武漢商業學堂學生鄧漢鼎、漢口商團劉少舫等組織的神州學社，也全體加入。因此文學社的勢力也便伸展到了學界和商界。
1911年廣州“三·二九”起義期間，蔣翊武準備炸斃湖廣總督瑞澂，舉事響應，因廣州方麵失敗而中止。此後，清吏加強了對新軍的管製，文學社的活動困難。為保持各標營革命黨人之間的聯係，劉複基勇於任事，請假出營，居住在閱馬場文昌閣，逐日輪流往各標問訊。
5月10日，文學社在黃土坡同興酒樓再次召開代表會議，決定在小朝街85號設立機關；推劉複基、王守愚、蔡大輔住社辦公；增設總務部，以張廷輔為部長。
6月1日（農曆端午節），文學社召開第三次代表會議。胡玉珍提議：四十二標分駐陽夏兩鎮及河南信陽，相距數百裏，建議成立陽夏支部。會議肯定了胡的建議，決定以胡玉珍為支部長，以鄭兆蘭任交通，在漢口鄭寓設立交通處。至此，文學社在湖北各軍中的組織均已臻於健全。
有關景點
（1）劉靜庵墓
劉靜庵，湖北人，科學補習所成員、日知會總幹事。因叛徒告密，於1907年被捕，1911年病死獄中。遺體先由美教會安葬，1928年遷葬於此。
劉靜庵墓位於湖北武漢伏虎山西北麓。原墓於“文化大革命”中被毀，1981年在原址上重修。新墓座西南朝東北，占地麵積約70平方米，為磚石水泥結構，土頂，高約2米，呈橢圓形。墓前立有一座仿懸山式墓碑，高2.7米，上刻“劉靜庵先生之墓”。四周為高1米的正方形圍牆。墓依山而立，蒼鬆環繞，莊重寧靜。被列為湖北省文物保護單位。
（2）蔣翊武墓
蔣翊武（1885—1913），湖南澧縣人，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1906年肄業於上海中國公學，經劉複基介紹，加入同盟會。1910年在湖北武昌投軍，參加群治學社、振武學社。1911年任文學社社長，後組織發動武昌起義，11月底代任戰時總司令。1913年任鄂豫招撫使，出兵討伐袁世凱。10月在廣西全州被捕，當月9日殉難於桂林。1916年9月自桂林遷葬於此。
蔣翊武墓位於湖南長沙嶽麓山半山亭上方、麓山寺正門下約20米處。墓區為一空曠平地，占地約400平方米。墓塚居中，花崗石砌平台4級，上建有方形頂碑塔，高約4米，花崗石鑿成，中嵌漢白玉墓碑，高2米、寬0.7米，碑心朝東，楷書“蔣公翊武之墓”6字。墓前有片石山道導入。墓後青鬆赤楓。1956年被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3）王憲章將軍紀念園
王憲章（1886—1914），苗族，貴州安龍人，辛亥革命先烈。先後任湖北武昌將校研究團團長、文學社副社長、武昌起義副總指揮、湖北第二師師長、江蘇江北討袁軍總司令等職。1914年夏奉孫中山命，與詹大悲返上海，再次策劃反袁鬥爭，旋為叛徒出賣，遭捕，被馮國璋殺害於南京。
在貴州安龍縣城北門招堤河的對岸，矗立著一座六角石亭，亭名“豹皮亭”（取後梁王彥章“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之意）。亭中有紀念碑一座，名為“讚功碑”。該碑亭是為紀念苗族英烈王憲章將軍，於1941年而建。碑上鐫有《故江蘇江北討袁軍總司令王憲章君讚功碑》及《革命先烈王憲章先生事略》。該亭和紀念碑被毀於“文革”期間。
2002年底，安龍縣政府於此址重新修建的王憲章將軍紀念園，正式向遊人開放。紀念園以將軍雕像、瞻仰台、觀賞園、豹皮亭構成主體，輔以石雕、石階、石徑和蒼鬆翠柏。瞻仰台上王憲章將軍的雕像，主次分明，渾然一體。在雕像中，王憲章將軍精神飽滿，神采奕奕，騎在一匹戰馬上。
沿著瞻仰台後的石階而上，有一座涼亭，這就是著名的豹皮亭。亭的周圍綠樹掩映，景色宜人。從豹皮亭處遠望，綠海盡收眼底，風光非常旖旎。綠海周圍山巒起伏，湖邊怪石林立，而湖水波光粼粼，湖山相映，使人流連忘返。
4、湖北革命團體·共進會
共進會最初是由同盟會中分離出來的。當時，同盟會的領導人采用漸進式的革命方針，亦即希望先從清帝國南部邊疆地區發動革命，再逐漸進入滿人統治的中心區。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7月，南方起義屢次失利。同盟會東京本部因人事、意氣和宗派的糾紛，組織有鬆散的趨勢。若幹籍隸長江中遊數省、在會黨中有較高地位的會員，如四川張百祥、湖北劉公、彭漢遺、湖南焦達峰、江西鄧文翬等，認為同盟會“行動舒緩”，不重視在長江流域起義，因而倡議另行組織一個革命團體，謀在長江發難。
該年8月18日，經過焦達峰、劉揆一、張百祥、鄧文輝、劉公、吳永珊（吳玉章）等人兩個多月的奔走，各地哥老會、孝義會、三合會、三點會首領及部分同盟會員，在東京聯合成立共進會。共進會宣言中指出，“共”是指成員同心合意；“進”是增進知識以找尋正確的“題目”（指目標）。此目標即推翻滿人的統治，以拯救中國於外國的侵略。此外還發布了10條規約，內容大致包括民主政治，平均地權和財富，社會上各族、各階層、男女平等，以及努力於爭取中國失去的利權等。成立那天到會近100人，推張百祥為總理。
張百祥是四川文安人，喜拳棒，好結客任俠，打抱不平，是孝義會的頭目，被稱為“雙刀子張邕”。他在川東一帶擁有極多黨眾，資格最高，各地碼頭最熟，因而被推舉為總理。共進會工作先從團結會黨入手，再聯合軍警各界，以厚聲勢。
張百祥後回國謀發展，鄧文翬繼任。共進會推舉居正任參謀，彭素民任文牘，何慶雲、潘鼎新、孫武、袁麟閣、陳兆民、溫爾烈分任交通、黨務、參議、理財、調查、糾察各部部長。入會者逐漸增多。
1909年（宣統元年）8月，鄧文翬返國，劉公繼為第三任會長。共進會雖自稱為同盟會的“行動隊”，但實際上是自行其是。大多數場合，共進會也基本上沒有接受和奉行同盟會的指示和部署。所以，當共進會成立時，譚人鳳就力持不可，指出這是與同盟會分道揚鑣的舉動。黃興也頗不以為然。他曾責問焦達峰：“何故立異？”焦達峰回答說：“同盟會舉趾舒緩，故以是赴急，非敢異也。”黃興又問：“如是，革命有二統，二統將誰為正？”焦達峰笑道：“兵未起，何急也？異日公功盛，我則附公；我功盛，公亦當附我。”
早在1908年冬，孫武、焦達峰等已先後返國，回到武漢三鎮，約集一部分革命人士，於次年春設立共進會湖北分會，主要集中於新軍第八鎮第十六協第三十二標發展會員；並積極聯絡長江兩岸會黨，秘密編成5鎮軍隊，由孫武任正督統，每鎮設副督統，分別統率。焦達峰嗣後返湘，亦在長沙設共進會湘部總會，並親往瀏陽、醴陵及江西萍鄉等地與會黨擴大聯絡；也仿湖北的作法，分別編成幾鎮。江西共進會則由鄧文翬主持，以原有的反清小團體易知社為基礎，擴大改名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