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曆史，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一部戰爭史。我是相信這種說法的。唐太宗李世民說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這個觀點至今仍全麵深刻地影響著我。因此，曆史，特別是戰爭曆史就一直被我列入必修之課，不停地加以研讀。
因為可以理解的原因，後人是無法窮盡曆史的本相的。客觀、公正、詳實的曆史同步的記錄，從來都是少之又少，留給後人的多半都是曆史事件不同的當事方站在自己立場上所做的種種記載。這些記載常常還會因為當事方日後所處位置的變化，有的做了刪減，有的被階段性或永久性封存，有的做了美容之術。當然，後人還可以借助汗牛充棟的所謂的當事人日後的回憶錄，走向曆史的現場之中。但是，記憶——哪怕是當事人的記憶，其真實可靠程度也大可令人起疑。例如，毛澤東在1936年向美國記者斯諾口述自己的曆史時，談到了自己是如何在1920年讀了三本書而開始變成一位馬列主義者。這三本書依次是：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考茨基著的《階級鬥爭》、柯卡普著的《社會主義史》。顯然，這個讀書的經曆，對毛澤東本人的曆史，甚至對於中國的近現代史，都是相當重要的一環。然而，半個世紀後，人們才發現，1920年，上述三本書在中國根本沒有出版。這件事情至少可以說明，每個人，哪怕是偉人，他的記憶力都是有限的；每個人即使對自己親曆過的事件的了解和認識，也都可能是片麵的。還可以舉一個例子，說明走進曆史真相之難。在以往我們看到的曆史記錄裏，毛澤東一直被定位於在20世紀30年代初是遭到共產國際打擊的人，毛澤東1949年見到斯大林時，第一句話說是：“我是長期受打擊排擠的人，有話無處說……”蘇聯解體後，一些檔案解密，人們才驚訝地發現：毛澤東首次入選中央局，功勞該記到共產國際代表馬林頭上而不是陳獨秀頭上；共產國際主席布哈林是第一個對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激賞的重要人物；1933年，毛澤東在國內受到打擊時，世界各國共產黨的代表齊集克裏姆林宮，向季米特洛夫、台爾曼和毛澤東這三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旗手歡呼致敬；1934年，共產國際曾經為毛澤東印製過精美的著作選；1933年到1934年間，如果沒有共產國際的強有力的支持，毛澤東極有可能被他黨內的對手處決掉，並肯定無法參加二萬五千裏長征！難怪這樣一句感歎讓許許多多人心折：曆史就像一位16歲的少女，可以任人打扮。
然而，這並不能說明曆史永遠隻是一筆糊塗賬。曆史的真實，從來都是無言地聳立在那裏，隻接受既重視曆史事件真實又重視曆史環境和心理真實的人的觸摸。《史記》中的《鴻門宴》一節，早已進入了中學生課本，文中所記錄的事件和場景，早已被中國人當成絕對的曆史真實接受了下來。可是，它裏麵描寫的誰誰誰坐在誰誰誰的左邊，誰誰誰坐在誰誰誰的右邊，真的是曆史的真實嗎？眾所周知，西漢時紙還沒有發明，竹簡是不會記錄這些坐次細節的，何況鴻門宴發生的時候，劉邦和項羽仍在爭天下，雙方都不可能派史官在當天晚上把整個過程連夜都刻在竹板上。司馬遷在一百多年後描述這些場景時，顯然更重視了曆史環境與心理的真實。國外的史學著作，也有這樣的例子。美國的史學家威廉·曼徹斯特在他的《光榮與夢想》中，用詳細的筆墨描繪了他靠推理、想像補充後的曆史真實事件，同樣讓人心折。《史記》和《光榮與夢想》，毫無疑問都是偉大的曆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