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春風得意，三管齊下尋找共產黨●東征受阻，共產黨打通密談渠道●日本國尚處“小康”階段，不想擴大戰爭●好事多磨，十幾輪密談，隻談出一則猶如雞肋的“參考消息”●蔣介石：軍隊保留三千，師以上領袖一律解職出洋●毛澤東：決意以戰爭求和平，政治解決國共衝突遂成棄兒。
一
1935年深秋，不足萬人的紅一方麵軍進入陝北，遠離了中國的心髒地區，已不再對蔣介石的統治構成嚴重的威脅。蔣介石決定改變對共產黨的策略，把軍事上進攻紅軍的任務交給西北地區張學良、楊虎城、閻錫山、馬鴻逵和馬步芳這些非嫡係軍閥完成，準備謀求政治上迫使共產黨簽訂城下之盟的可能性。這一年裏，蔣介石的“安內”工作可以說碩果累累，把共產黨逐出江西後，中心地區已再無異己勢力，通過對紅軍的圍追，他又乘機控製了在過去許多年裏一直鞭長莫及的西南數省。
若幹年後，史學家把這一時期看成是蔣介石事業的巔峰。當然，相當多的大陸史學家是不作這種評判的，在他們的筆下，這個時候的蔣介石的形象比他1927年搞“4·12”政變時更加反動，更加猙獰，他的法西斯獨裁者稱號的後麵，又多了個賣國賊的稱號，因為他放著日本人不打，卻拿起刀槍屠殺自己的同宗兄弟。這種充滿道德義憤的評判，可以理解，也很容易被多數人認同。然而，誰都不能否認，這種沾染了太多情緒的評判，存在著誤讀謎宮一樣的曆史的危險。起碼，諳熟曆史的學者們應該承認，評價活生生的天才的政治領袖，得與失的尺度要比是與非的尺度重要得多。陳立夫在《參加抗戰準備工作回憶》一文中，曾對臭名昭著的《塘沽協定》、《秦土協定》、《何梅協定》進行辯護，稱這是“應付及遲緩日軍的侵略，借以爭取時間”，“我政府日夜準備尚感不給，忍辱負重以爭取時間，既不能以準備作戰之事實告國人，又不能輕易作孤注一擲，以求一時平抑國人之憤怒，正如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因為中日戰爭的結局是中國取勝，陳立夫把這些辱國喪權的條約當成苦肉計，就有了可以自圓其說的內在邏輯。那麼，到底該怎樣評價1935年發生在中國這些事件呢，或許答案就存在蔣介石心裏。他的肚子裏盛的或許是苦水。必須指出，蔣介石能獲得1935年底的成就，並不是曆史對他情有獨鍾。他走的也是一條荊棘叢生的道路，路的兩旁也是累累白骨。國父孫中山仙逝時留給他的不過是當時並不強大的一支軍隊，在黨內，他的職務甚至比同時是共產黨員的毛澤東還要低。十年時間裏，他依靠智慧作基礎的陽謀和陰謀，依靠比鋼鐵還要硬的意誌，踩出步步血痕，才登上了權力的塔頂。北伐剛剛結束，他在黨內鬥爭中失敗，被迫下野。複出後便開始吞並和征服群雄的戰爭。張學良易幟，蔣桂戰爭，蔣馮閻戰爭之後，他用三年時間終於把心腹之患共產黨驅趕到了偏遠的西北，國家終於有個統一的模樣了；這時候，他不得不考慮“禦侮”問題了。
在1935年秋天的蔣介石眼裏，共產黨已無力量與他全麵抗衡，按照已經解決地方異己勢力的經驗，他決定尋找共產黨。
然而，在尋找共產黨和解之前，他決定再作一些準備工作。華北五省已將淪於日本人之手，被迫武裝抗日不能不加以考慮。如要抗日，必須尋求蘇聯人在軍事上的大力支持。
11月中旬的一個陰雨霏霏的下午，蔣介石約見了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這次短暫的秘密會晤，蔣介石表明如下兩個希望：第一，希望中日開戰時，蘇聯能給予直接的幫助，在不損害日蘇關係的前提下，能否與蘇聯簽訂一個軍事協定或互助條約；第二，希望蘇聯能促進中國在他的領導下的統一，以蘇聯在共產主義社會中領袖的地位對中共和紅軍施加影響，迫使中共最終服從中央政府的統率。
從政治智慧的角度加以考察，蔣介石此舉可謂一石三鳥。綜觀蔣介石的整個政治生涯，不難發現，他在利用外在力量上有著超乎尋常的敏感，直到十五年後他到台灣小島偏安，他才認真考慮了這種操作的得與失。蔣介石的這種政治才能太職業化了，太清晰了，太理智了，以至於他無法獲得百發百中的成績。1927年夏天，他被桂係所逼，通電下野，正是在這個時候，他弄明白了“關係”，對於一個職業政治家的重要性。這年9月，他重遊青年時求學的去處日本國，開始嚐試這種辦法。他成功了，在日本做成了兩件事，一是求得宋老太太對他和宋家三小姐美齡的婚事的默許，一是得到了日本方麵助他統一中國的承諾。
然而，這一次蘇聯對他送去的秋波卻視而不見。大約過了五天，鮑格莫洛夫以標準的外交辭令婉拒了蔣介石的要求：中蘇兩國締結條約的時機尚未成熟，共產國際隻是個鬆散的組織機構，沒有實際的權力。曆史沒有留下蔣介石得到這個結果時的任何直接反應。可以確信的一點是：他並沒有懷疑這種國與國間等價交換關係的真理性。整個抗日戰爭乃至解放戰爭期間，他一直很注意這個世界大國的臉色。這似乎不能算作蔣介石個人的局限。或許蔣介石認為蘇聯沒有回報他的秋波，隻是覺得他這一頭砝碼太輕罷了。隻能這麼推測。因為翻遍全世界的史書，找不出任何無私的、純粹的援助，有的隻是國與國之間相互利用的潑墨畫卷，特別在這種戰爭紛紜的非常時期。或許在和平成為主旋律的時期，國家與國家間會發生純潔得叫人心疼的友誼，比如一個國家向另一個國家奉送受到自然災害時的慰問品。這一次接觸，無論是蘇聯還是蔣介石，都談不上有什麼可以視作道德規範的高尚動機。
但是，如果把這個插曲視作蔣介石的一次挫折，足以使他中止和平解決國共衝突的設想，就大錯而特錯了。這樣認為，太低估了蔣介石的度量和承受力了。中國隻剩下這麼一個反對派了，用什麼辦法使它臣服，對於任何一個統治者，都是一個無法抗拒的誘惑。
1935年12月上旬，中國政府駐蘇武官鄧文儀回國述職。鄧文儀向蔣介石遞交了一份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在共產國際七大上的發言摘要。蔣介石在這份摘要裏讀出了這樣的新消息：中共願意同國內各個黨派團體在“抗日反蔣”的基礎上結成統一戰線。對照四個月前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的抗日宣言，蔣介石發現中共也要改變政策了。
《蔣總統秘錄》一書裏，沒有記載蔣介石對“抗日反蔣”口號的感受，事實證明蔣介石沒有過細地注意王明講話的用詞。聖誕節後，蔣介石在官邸召見了鄧文儀。
因鄧文儀官職卑微，蔣介石不可能與他談天說地，單刀直入地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你馬上返回莫斯科，去見王明，問一問政治解決他們的可能性。”
鄧文儀領了旨意告辭，在客廳門口又被蔣介石叫住了。蔣介石把玩著手中的日本茶具，良久不語。鄧文儀垂手而立，等待訓示。終於，蔣介石站了起來，卻仍沒說話，背著手踱了一會兒，背著鄧文儀說道：“日本給我們的時間已經不多。現在要抗日，非首先集中八十個師不可，否則必受日本人先發製人的打擊。如今，這八十個師卻被紅軍牽製住了。你去告訴王明，國共軍隊停戰之日，即為中國與日本宣戰之時。合作的前提是統一指揮，如他們能取得蘇聯的援助，一切都好說。”
鄧文儀在南京過了元旦，匆匆趕回莫斯科。
蔣介石執意要和共產黨聯係上，當然不會僅僅依靠一個鄧文儀。在鄧文儀回國前，蔣介石已讓陳立夫設法去找共產黨了。過了元旦，蔣介石見到年輕的國母宋慶齡，適度地表示了政治解決國共關係的意向，並感歎說客的缺乏。宋慶齡向這位年長的妹夫投去疑惑的一瞥後，答應在這個問題上可以幫蔣的忙。
至此，蔣介石開通了三個渠道，向共產黨拋去了政治解決兩黨衝突的繡球。
我們不應忘記蔣先生政治解決的底牌：共產黨必須承認蔣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權威。
否則，……
讓我們看看共產黨在1935年底麵臨的現實吧。
一年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共產黨和紅軍被迫放棄慘淡經營多年的所有南方根據地向比較偏遠的、接近抗日前線的西北地區轉移。經過一年多的艱苦跋涉，第一方麵軍所剩不足萬人在黨中央的率領下進入劉誌丹等人開辟的陝北根據地。這裏並不是世外桃源，在不到兩個月時間裏，國民黨東北軍、西北軍已對紅軍發動三次大規模的軍事進剿。共產黨和紅軍仍處在生死攸關的緊要關頭。張國燾違抗中共中央的屢次訓令和電令率部南下後，紅軍實際上已經分裂了。11月底，中共中央已確定了靠近外蒙求生存的方針。“北上抗日”和“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這兩個目標，眼下隻能通過彎彎曲徑才能逼近它們了。
12月1日，毛澤東複電張聞天指出：“目前不宜即向寧夏，根本方針應是南征與東討。關於紅軍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針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不同意是時間與路線問題。第一，紅軍目前必須增加一萬人，在四個月內，我們必須依據陝北蘇區，用空前的努力達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與綏遠的道路。這是利用戰爭、用發展、用不使陝北蘇區同我們脫離，與外蒙靠近。”12月5日，毛澤東分別致函國民黨第十七路軍總指揮楊虎城、總參議杜斌丞，策動十七路軍反蔣抗日，並希望楊、杜二人諒解紅軍前一段殲沈克師一個團的事情。
同是12月5日，張國燾致電中共中央稱：“此間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文件，並和你們發生聯係。你們應稱北方局、陝北政府和北路軍。”
從這些電文和信函中不難看出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麵軍步履維艱的困窘。靠近外蒙，是為了在危難的時候不至腹背受敵遭聚殲，萬一在蒙古兵敗，尚可學馬占山進入蘇聯，以備東山再起。推遲時間，是深感兵力不足，恐難打通靠近外蒙的道路。選擇走山西和綏遠，是為了爭得民心，因為誰都知道，寧夏那時並沒有日本人，華北事變後，日軍侵占的是長城一線，走山西、綏遠，可以高揚抗日的大旗，出師有名。和正在與自己交戰的西北軍、東北軍聯係，是為了利用敵陣營內部的矛盾，尋求生存下去的另外的可能性。張國燾的電文如雪後之霜，真正把毛澤東、張聞天他們逼向了絕路。張國燾已撕破了三個月前兩河口會議上溫情脈脈、彬彬有禮的麵具，赤裸裸地要取而代之了。張國燾口發狂言，依靠的是實力！這時，紅四方麵軍尚存近四萬人，難怪張國燾要求坐第一把交椅了。7月中旬，張國燾已經讓中共中央委曲求全一次了。當時擔任中央隊秘書長的劉英為我們留下了張聞天同毛澤東討論如何滿足張國燾在組織上提出要求的寫真：
毛主席說：“張國燾是個實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給他一個相當的位置，一、四方麵軍很難合成一股繩。”毛主席分析，張國燾想當軍委主席，這個職務現在由朱總司令擔任，他沒法取代。但隻當副主席，同恩來、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聞天跟毛主席說：“我這個總書記的位置讓給他好了。”毛主席說：“不行。他要抓軍權，你給他做總書記，他說不定還不滿意，但真讓他坐上這個寶座，可又麻煩了。”考慮來考慮去，毛主席說：“讓他當總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盡量滿足他的要求，但軍權又不能讓他全抓去。同擔任總政委的恩來商量，恩來一點也不計較個人地位，覺得這麼安排好，表示讚同。
然而，毛澤東還是低估了張國燾的野心以及這顆野心的硬度和重量。9月9日，張國燾密電陳昌浩，令陳率右路軍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如果不是這封密電送交時陳昌浩正在會上作報告，如果葉劍英沒有立即去向毛澤東報告，不堪設想的後果會把曆史完全變成另外的樣子。
12月17日，瓦窯堡會議並沒討論張國燾的問題。12月21日，毛澤東並張聞天致電彭德懷轉林彪，答複林彪對戰略問題的意見，要林彪放棄到陝南打遊擊的觀點，並要林彪到中央呆一個時期。表麵上，在毛澤東等人的眼裏，改變一個高級將領在戰略問題上的不同看法，要比張國燾另立中央還要重要。又過了三十二天，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才通過了《關於張國燾同誌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這個決定雖然指出張國燾成立第二“中央”無異於自絕黨，自絕中國革命，但卻隻是電令張立即取消他的“中央”，重申並公布了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決定，並沒給張國燾什麼處分。“俄界決定”中有這樣一段話值得重視：“中央同張國燾作過許多鬥爭，想了許多辦法與他接近，糾正其軍閥主義傾向，但沒有結果。對於張國燾，要盡可能做工作，爭取他。最後作組織結論是必要的，但不應馬上作。”
究竟是什麼力量能使張國燾犯了彌天大錯而能暫時逃脫黨紀的嚴懲呢？隻能是尚在他手中控製著的紅四方麵軍的幾萬人。
實力再一次顯示出了它在政治和經濟的搏殺中毋庸置疑的權威。
為了增加實力，黨紀對張國燾網開一麵；為了增加實力，取得信譽，紅一方麵軍決定進行成敗可能參半的跨河東征；為了東征後尚有退路，中共中央決定派李克農前去與張學良談判。
隻是在這個時候，在陝北團結一致共度難關的中共領導人還沒有一個願意放棄自己與蔣介石敵對的立場。1936年2月22日，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發給與張學良談判的李克農的訓令中還出現有這樣的字樣：處處把張學良與蔣介石分開，求得互不侵犯協定的訂立；堅持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堅持抗日討賣國賊不可分離；如張提出取消蘇維埃，則克農提出取消南京政府。
賣國賊者，蔣介石先生也。蔣介石這一段演說尚在陝北共產黨領導人的耳邊回響：“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還沒到最緊要的關頭嗎？北中國已差不多全部淪喪了！這不是賣國的老調又是什麼？他們沒有人會想到政治解決的繡球會由蔣先生本人拋出來，因為長征途中的血腥氣還沒散盡呢！因為每天都有紅軍倒在中國人的槍口下長眠不醒。
因此，在1936年的前半年，陝北的共產黨領導人盡管十分希望政治解決，在行動上卻更積極地和國民黨前線將領發生聯係。
二
1936年元月上旬，駐蘇聯武官鄧文儀返回莫斯科。他未及洗去征塵，立即俯案寫信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秘書處，請他們轉達王明，要求見上一麵。
兩方反目為仇已近十年了，鄧文儀采取這種“自由戀愛”的方式要求見王明，自然不會有什麼結果。不少政治家，終生都在非此即彼的明晰的選擇中度過，一旦選擇完結，他們會毫不猶豫地投入新的計劃。在常態的政治運轉程序中，他們翻來覆去的偏執的政治主張隻能為曆史增加一種新鮮的和聲，但一旦在偶然的機會裏他們的聲音成為了曆史交響的主旋律，血流成河、一片瓦礫的悲劇就被創造出來了，他們也借助這悲劇在曆史人物誌的大書裏取得一席較醒目的地位。王明就是一位唱過主旋律的政治家。至少，他的“左傾”冒險主義是促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長征的主要原因。1935年底的王明，像一隻知道江水已暖的鴨子，最早叫出了春的聲音。秋天裏，他組織撰寫了《八一宣言》之後，經過一兩個月的脫胎變骨，又組織撰寫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有可能嗎？》、《國難聲中國共第二次合作的推測》等文章，公開刊登在共產國際辦的雜誌上。王明以他的絕頂聰明和超常的敏感，再次取得了政治家的成功，第二次國共關係合作史的首頁上留下了他不容隨便省略的大名。
然而，他卻拒絕了鄧文儀。是葉公好龍？還是因為他多疑的天性造成了這種猶豫？很可能兩者兼而有之。因為在他以後的步履中，隻要沒患重感冒，很容易嗅到機會主義的味道。
鄧文儀是領了聖旨前來找共產黨的，自然不會淺嚐輒止。大約在元月9日前後，他找到了胡秋原，請胡代為說項。胡秋原是原十九路軍流亡將領設在香港的中華民族革命同盟駐莫斯科的代表。這個組織也在倡導抗日反蔣，與共產黨的主張相符，同時，十九路軍的將領原來都是蔣介石的部下，胡秋原也就具備了當紅娘的資格——了解雙方的底細。王明同意與鄧文儀見麵，但決定先以潘漢年出麵談。這是談判的規格問題，不再表明王明的個性。王明是領袖級別的人物，鄧文儀不過是個小小的武官，第一回合王明就出來，豈不是顯得共產黨太急不可耐了嗎？見麵時間定在元月13日晚，地點在“紅娘”胡秋原家裏。
按照約定的時間，後來成為國共和談共產黨一方最早的正式代表潘漢年出現在胡秋原的寓所。鄧文儀早在那裏等候了。趁潘漢年脫外套取帽子解圍巾的空擋，鄧文儀仔細打量了這個對手：很年輕，相貌英俊，有一雙招風大耳，兩眼雙眉的略略不對稱透著一種說不出來的怪味道。太嫩了一點，鄧文儀這麼想著，心裏略略存了輕視之意。且慢！那薄薄的雙唇抿在一起了，兩個微微上翹的嘴角已有幾縷嘲諷泄出，鄧文儀不由得坐直了身子，他在想，談判不就是靠的一張嘴嗎？
潘漢年剛一落座，隨即單刀直入：“我受王明同誌委托來談國共聯合抗日救國問題，請問先生是私人資格，或正式代表南京當局？”
鄧文儀也不兜圈子，如實答道：“我這次來莫斯科，是受蔣先生之囑來找王明同誌討論彼此聯合抗日問題。此前，我們在南京、上海等地尋找一個禮拜毫無結果。後來又想去四川或陝北直接和紅軍談判，但怕事先毫無接洽，進不去，隻好作罷。王明的演講和共產國際雜誌上的文章，蔣先生已經讀過。我這次來，可以代替蔣先生和你們談合作的初步問題，具體合作條件，雙方自然還要請示。”
潘漢年問得更直接了：“在全國同胞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今天，貴黨和南京政府有什麼明確的表示？”
鄧文儀答道：“蔣先生已在高級幹部會上提出全國共同抗日的主張，得到一致擁護，可以說，聯合抗日的原則已定了下來。如今，國內隻有我們和你們兩個力量，如像1925年那樣的合作，肯定有辦法。蔣先生說，你我雙方停戰之日，便是對日宣戰之時。所以，早日談妥就能早日抗日。”
潘漢年步步緊逼：“合作條件如何？”
“統一指揮，努力取得蘇聯的援助。”
潘漢年眸子裏的亮光暗了下去。統一指揮，雖沒主語，但絕對不是共產黨指揮國民黨。共產黨如今仍提“抗日反蔣”的口號，無論如何也不會立即承認蔣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權威。幾天後，王明在見鄧文儀時，明確表示反對國民黨方麵提出的統一形式，堅持共產黨仍堅持著的平等合作共同組織國防政府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