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等人自然很清楚，蔣介石更不會接受這種平等，受孕的時機尚未到來。元月23日，鄧文儀拿著一張王明和潘漢年為他出據的介紹信回國複命，他被告知：你可帶此信直接入蘇區與中共中央協商具體辦法。
史料表明，這次秘密接觸在雙方都是一種不知所終的結局。從那一段時間裏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來往電報中，看不見中共中央對這件事表示任何興趣。雙方仍在兵戈相見，兵不厭詐呀！隻能作這種解釋。鄧文儀以後在國共談判的舞台上再沒扮演過任何角色，像一顆流星一樣，消逝在黎明前的黑暗裏，隻在茫茫天幕上留下淡得無法辨清的一抹印痕。
如果不是一場大雪，中共中央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1936年元月對蔣介石發出的和解信號的反應，肯定要熱烈得多。宋慶齡見過蔣介石後，立即著手與共產黨的聯係工作。她的努力較之蔣介石本人，要實際得多，周密得多，細致得多。1月中旬，宋慶齡委托董健吾帶一大包以她的名義慰問紅軍的雲南白藥及她自己電台的呼號密碼，化名周繼吾，以財政部調查員的身分趕至西安，準備入陝北蘇區。誰知天意難違，董健吾抵西安後，陝西境內普降大雪，道路中斷，他被困西安達四十餘天。
2月中旬，董健吾在西安和肩負同樣使命的張子華不期而遇。張子華受覃振和諶小岑的委托準備去陝北。
說起諶小岑，這裏必須補敘蔣介石尋找共產黨的另一條線索發生的事情。
1935年12月底，蔣介石的親信、CC係首領陳立夫也奉命尋找共產黨。“中統”消息靈通，沒幾天已通過諶小岑與中共北方局取得了聯係。1936年元旦前，中共北方局決定派周小舟及呂振羽前往南京，秘密接觸國民黨，探詢對方的真正意圖。
1936年元月，周小舟、呂振羽和諶小岑進行了多次接觸。諶小岑根據陳立夫和曾養甫的意圖擬定一個意見書，要求共產黨放棄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承認蔣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權威，幫助統一中國，以便合作抗日。周小舟的對案則特別要求國民黨首先做到以下四點：第一，立即發動抗日戰爭；第二，開放民主自由；第三，釋放政治犯；第四，恢複民眾組織與活動，保護民眾愛國運動，談判自然不會有任何進展。
諶小岑再找張子華入陝，還有這樣一種心理動因：曾養甫見周小舟年紀太輕，懷疑中共沒有誠意。是的，周小舟當時隻能算作一個小人物，幾個月後他當了毛澤東的秘書，也不能和蔣介石的親信曾養甫等人平起平坐。他們想直接找共產黨主事的人。
董健吾和張子華兩個神秘的人物為了不辱使命，商量後，前去找西北剿總代總司令張學良求助。張學良已背惡名多年，現仍被迫進行內戰，電詢南京蔣介石證實董張二人所負使命之後，立即派專機將董張兩位特使送抵延安。2月27日晚，兩人抵達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
他們都來晚了，在瓦窯堡留守的中共領袖級人物隻剩下博古一人，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等實力人物此時正在山西石樓前線指揮紅軍東征。毛澤東作為亙古至今一流詩人的代表作《沁園春·雪》已在東征途中寫就。他們出的價錢也太低了，隻是來了解共產黨“輸誠”的條件。剛剛在詞中把曆史上有作為的幾個皇帝評說一個遍，得出“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結論的毛澤東，像是一個“輸誠”的人物嗎？“輸誠”是比較書麵而又保護麵子的一個詞。它的同義詞叫投降！3月5日，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聯名致電博古等人，提出五項條件作為談判的基礎：第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第二，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第三，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禦日帝；第四，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第五，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之改革。
和蔣介石的和談底牌相比，這五項條件要顯得智慧得多、靈活得多。提抗日則順應民意；要求先抗日則顯示節操；倡自由政治與政體改革顯目光之久遠；重申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能保平等和獨立。蔣介石的底牌翻譯成大白話則是：隻要你們能聽我的招呼，別的什麼都好說。在政治的交鋒中，實力固然起決定性作用，但絕對不應低估鬥爭的藝術。藝術水準的高下，常常會改變結局。要不然，我們就無法解釋曆史上層出不窮的以弱勝強的實例。
公正地說，蔣介石這個頭並沒開好。
3月5日，董健吾已完成全部使命，在瓦窯堡已無事可做，踏上了經洛川、西安返南京的漫長道路。同月16日，張子華從紅軍東征前線趕至洛川，也假道西安回南京。陝北蘇區沒什麼珍貴的土特產回贈，兩位特使帶了林伯渠的親筆信給宋慶齡、覃振、於右任、孔祥熙。
沒有史料能夠證明，中共中央為什麼不讓董健吾帶回書麵的五項條件。這是一個疏忽？還是一種鬥爭策略？3月中下旬，蔣介石尋找共產黨的目的達到了。結果卻讓他哭笑不得，到底誰更能代表中共中央呢？董健吾隻帶回了博古口頭轉述的條件，張子華隻有林伯渠寫的信函數封。周小舟再次入南京像變魔術一樣出示了有毛澤東、彭德懷共同署名的信件。陳立夫等人研究幾日，依照多年來稱“朱、毛紅軍”推斷出周小舟可能是紅軍嫡係。但這個判斷又無法解釋這個疑點：周小舟來自天津，他怎麼會帶著由毛澤東、周恩來簽名的信函？
最後，這件事隻好請蔣介石禦斷。蔣介石看著周恩來的簽名，默思良久道：“這是真跡，周恩來寫來字，總是寫得瘦長？周字總是上瘦下肥。你們和這個周小舟談吧。”
這番話說得陳立夫等人自歎弗如，暗自驚歎蔣介石的精細。周恩來做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不過幾個月，事情又過去了十來年，而蔣介石卻能記起周恩來字跡的肥瘦，足見不同凡響了。
於是，國民黨開始高度重視與周小舟等人的商談了。
三
紅軍東征遇阻後，毛澤東才開始考慮正式與蔣接觸的問題。閻錫山不給紅軍讓路，硬衝又衝不過，接下來恐怕要遭到敵人東西夾擊，生存問題將更加突出。1936年4月9日，毛澤東、彭德懷致電張聞天指出：“目前不應發布討蔣令，而應發布告人民書與通電。在此時機發討蔣令，策略上把我們自己的最高的政治旗幟弄模糊了。我們的旗幟是討日令，在停止內戰旗幟下實行一致抗日，在討日令旗幟下實行討蔣，這是最便利於實行國內戰爭與實行討蔣的政治旗幟，中心口號是停止內戰。”
從抗日反蔣並提到在抗日的旗幟下討蔣，預示著共產黨根本政策的改變。4月9日晚，周恩來入當時還叫膚施的延安，與張學良密談八小時，次日四時出城。談判的內容是與東北軍停戰。張學良大部同意中共的主張，願與紅軍互派代表常駐，願為紅軍代辦子彈等軍需物品，主張紅軍前去經營綏遠。但又表示在未公開表明抗日前，不能不接受蔣的命令。
在這種危機四伏的關鍵點上，誰要是無條件地相信了敵方甚至旁觀者的某種承諾，誰就是政治上的白癡。這種時候隻有自救這一條出路。5月2日，紅一方麵軍西渡黃河，進入延長、延川、永坪地區休整，東征結束，擴大新兵八千人。5月18日，又發起了攻向陝甘寧三省邊界的西征戰役。戰役的目的是擴大紅軍，使自己更加接近外蒙和蘇聯。在這種情況下，陳立夫、曾養甫征得蔣介石認可後，向中共提出如下條件作為談判的基礎：第一，停戰自屬目前迫切之要求，最好陝北紅軍經寧夏趨察綏外蒙之邊境。其它遊擊隊則交國民革命軍改編。第二，國防政府應就現國民政府改組，加入抗日分子，肅清漢奸。第三，對日實行宣戰時，全國武裝抗日隊伍自當統一編製。第四，希望黨的領袖來京共負政治上之責任，並促進聯俄。
國民黨這一方案，比前一案藝術得多，也難對付得多。在他們的立場上來看，紅軍東征受挫，但實力未損，仍有返內地之實力。從各方麵收集的情報表明，日本將首先對內蒙古和外蒙古不利，讓紅軍主力開至內外蒙交界地區，一可使紅軍進一步遠離內地重要的軍事地區，繼而在日軍侵占外蒙時先與紅軍衝突，最後必導致蘇聯的幹涉，使日本無暇也無力向南進攻，此案僅此一端足見係心血所做。有著這樣一石四鳥的結果，文字上鬆動一些，在非原則的問題上作些讓步，又有何妨？讓你們去另辟疆土，免了“輸誠”之名聲，夠仁慈了吧？答應改組政府，請你們這些抗日分子加入，夠大度了吧？以你們區區幾萬人的實力想謀求一個平等的聯合政府，是不是太異想天開了？在政治的競技場上，大魚吃小魚是千古未變的鐵律，讓你們的領袖在京城占據一席之地，已經不是一分價錢一分貨的買賣了。你們起兵造反，為的不就是個榮華富貴？對日宣戰了，軍隊沒有一個統一的號令，這仗還怎麼打？我們不難從這些溫和的條文裏，聽出以上的口聲。
我們不能不在這裏感歎一聲：中國的文字太玄妙了。把這四項條件和中共的五項條件加以對照，不難發現，四項條件是針對五項條件提出的，在比較淺的意義層，國民黨方麵基本上在主要的方麵作了讓步，但詞序一變，內容稍作增刪，內涵卻完全成了另外的東西。這個東西是：最終仍要以南京為中心來統一共產黨的軍隊和政權。共產黨自然不能接受它。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信仰的是共產主義，並且認定這是徹底拯救中國的良方，他們決不會為了個人的什麼前途放棄這種終極追尋。夏明翰的《就義詩》這樣寫道：“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自有後來人。”
至少，共產黨的領袖中，有毛澤東這樣的人，他從來都沒有放棄建立一個嶄新政權的宏圖大誌。曆史的進程將證明，蔣介石在1936年，以及以後的九年，對毛澤東的內心世界所知甚少。他把毛澤東當成一個略具政治頭腦的軍閥看待，是個曆史性的誤讀。
我們來看看毛澤東是如何評價國民黨提出的四項條件的。他在1936年6月28日，通過電報對彭德懷等人說：“滿紙聯合抗日，實際拒絕我們的條件，希望我們出察綏外蒙邊境導火日蘇戰爭。”
實際上，這個時期日本國的野心正在膨脹，但他們軍國主義的準備和發展尚處在“小康”階段，占領了中國的東三省，等於吃上了四菜一湯，上上下下都沉浸在得到中國東北豐富的自然資源和肥得流油的黑土地的狂喜之中，雖然已開始垂涎中國的華北，但對攻不攻東南亞和蘇聯仍屬奢望。這時，他們對蘇聯的戰備隻是為了能專心致誌經營中國的滿洲。
盡管毛澤東看出了蔣介石“用心險惡”，但又無法不把目光集中在打通同蘇聯的通路上麵。6月29日，毛澤東再電彭德懷指出：打通蘇聯解決技術條件是今年必須的任務，可以選擇的道路一是寧夏及綏遠西，一是甘涼肅三州。西征的決心仍無改變，八個月來，紅軍的根本處境也沒根本性的變化。
在這種情況下，國共雙方的政治談判就必須向前發展了。6月下旬，周小舟再到南京，提出如下內容的對案：第一，立即發動戰爭，保衛華北收複東北失地；第二，在第一條實現的前提下，紅軍放棄軍事行動，國民黨軍同時停止對蘇區的進攻；第三，確認抗戰須有統一的領導與指揮，在前麵兩條實現後，隻要有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名稱，共產黨承認國民黨的指導地位；第四，現在無意考慮取消蘇維埃組織及紅軍的提議，但在將來戰時，共產黨讚成全中國真正民主的統一。
這樣，雙方的條件就十分接近了。經過幾天的磋商和雙方的讓步，談判代表形成了共同起草的《談話記錄草案》。草案的內容很接近共產黨的對案。國民黨方麵談判代表諶小岑當即起草了一個協定條款，希望經兩黨領導人通過後立即達成協議。這一行動傳遞出了些許談判代表當時的興奮。
且慢，不要忘記中國那個叫“好事多磨”的成語。盡管諶小岑的條款已較雙方擬定的草案偏重了己方的利益多多，國民黨上層領導仍嫌太大度，陳立夫挑燈夜戰親自修改，7月4日，正式交到周小舟、張子華手裏的文件內容，已經散發著吞並的味道了。便是這樣，國民黨還強調指出這份文件僅供中共中央參考！
雙方進行十幾輪唇槍舌戰，到頭來隻弄出一份“參考消息”！可以想見雙方談判代表當時是何等的沮喪！張子華傷心透了，根本沒有打算親自去陝北送這份文件，他到了上海，把文件交給馮雪峰，垂頭喪氣地說：“方便的時候，你交人帶去吧。”這一份文件幾乎算是泥牛入海了。周小舟帶著同樣的文件回到北方局，劉少奇看後自然不會獲得如獲至寶的感覺。這份文件在北方局靜靜躺了一個多月，周小舟啟程去陝北時，才又把它裹進自己的行李中。“參考消息”，猶如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直到8月底，中共中央才品味了一番“參考”的滋味。
在電報已經廣泛使用的1936年的中國，一份文件的傳遞需要六十來天，除了說明它輕於鴻毛外，再尋不出別的意義了。
是的，談判對國共雙方的1936年夏初，的確像個棄兒。“兩廣事變”爆發後，蔣介石在幾個月裏很可能在夢裏夢過幾次紅軍。5月28日，陳濟棠、李宗仁聯合兩廣將領發表通電，表示誓死反對日本增兵華北，要求對日宣戰，並調軍北上。6月9日，兩廣北上軍隊前鋒已抵衡州。6月22日，陳濟棠當上了兩廣方麵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抗日救國聯軍總司令，李宗仁副之。蔣介石哪裏還有工夫去管隻有幾萬兵馬的紅軍！兩次“下野”的舊事還曆曆在目。第一次“下野”，李宗仁算是主謀，陳濟棠那時還算是他的同誌。1923年至1931年這八年間，蔣介石待陳濟棠不薄，於1929年讓他控製了兩廣，成就了“南天王”的美名，陳濟棠也可以稱作蔣介石的左膀右臂，1927年向他提出“清黨”、“反共”的建議，1930年助蔣介石戰勝了馮玉祥和閻錫山。因1931年蔣介石軟禁胡漢民，陳濟棠跨入了和蔣敵對的陣營，成了逼他第二次“下野”的關鍵人物。隨後，蔣、陳的合作就沒那麼“愉快”了。同誌關係徹底消逝。1934年，陳濟棠為保存實力，曾為紅軍讓出一條生路。這兩個人都是羽毛豐滿舉足輕重的實力人物，這個時候在後院放火，醉翁之意不僅僅在日本人，而且要借抗日之名逼他第三次下野呀！他一嗅就嗅出了別樣的意味。一石三鳥！十三年後，蔣介石被桂係所逼，第三次“下野”前，曾說過這麼一番肺腑之言：“共產黨隻要我的命，李宗仁、白崇禧他們不但要我的命，還要我的錢呀！”由此可以推斷出蔣介石和地方各派係關係的實質：純粹的相互利用，蔣介石從來沒有在實力和人格魅力上完全征服他的這些合作者。綜觀蔣介石1949年以前的事業，他似乎從來沒有尋找到怎樣才能徹底折服部屬的良方，除了他對黃埔係的控製卓有成效外，盡管他成立了“軍統”、“中統”等恐怖組織威懾地方實力派領袖人物，但幾無建樹。他在這方麵的失算，是造成他在大陸失敗大悲劇的原因之一。作為一代帝王，他對中國沉澱了兩千多年的博大精深的治人之術未增添任何新鮮的、可以作為後來者加以效尤的內容。他在處理內部關係上，倒更像一個維持會長。
請看！蔣介石又故伎重演了。他一手拿槍，一手拎著盛滿黃金的盒子，背靠著日本人去處理“兩廣事變”了。7月4日，廣東空軍連人帶機飛離廣州投蔣。7月6日，兩廣地區大部分中央委員自廣州出發至南京開五屆二中全會。7月7日，陳濟棠部第二軍副軍長李漢魂通電擁蔣。7月8日，政治上已臻化境的陳濟棠的主要部將第一軍軍長餘漢謀一看機會來臨，直飛南京，從此躋身國民黨要員之列，接著，粵方鄧龍光、鄺文光等高級將領傾巢擁蔣。陳濟棠成了光杆司令。7月13日，陳濟棠被解除一切職務。五日後，他飛至香港，要求出國考察，行前表示一旦抗日炮聲響，即回國共赴國難。蔣介石終於展開了皺了一個多月的眉頭。他勝利了，卻又失敗了。勝利在於他在時隔多年後又一次親自控製了廣東，失敗在於他親手扼殺了一次抗日運動，再次失去一部分人心。
他能如此迅速平息“兩廣事變”，隻能證明對手太弱。事實證明，廣東在他眼裏，要比解決國共衝突重要得多。他在7月下旬，立即加派曾養甫為廣州市市長，令曾即日赴任。這個曾養甫，是國民黨和共產黨談判國民黨方麵的主要負責人，十天前還曾答應去蘇區與周恩來談判。曾養甫南下，害得周恩來空等了十幾日。
能查到的史料可以證明，毛澤東本人在1936年8月前，對政治解決國共衝突這件事並無多少熱情。在這段時間裏，毛澤東在幹些什麼呢？
蔣介石簽發解除陳濟棠一切職務的這一天晚上，即7月13日晚間，毛澤東步行去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外交部那幾間破舊的窯洞，看望本日剛剛到達保安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和美國醫生馬海德。斯諾後來在《複始之旅》一書中為我們留下了他和毛澤東第一次見麵時的情形：“直到吃晚飯時，毛澤東才來。他用勁和我握了握手，以平靜的語調寒暄了幾句，要我在同別人談話過後，熟悉一下周圍環境，認識方位，然後去見他。他緩步擠滿農民和士兵的街道，在暮靄中散步去了。”
第二天，毛澤東出席了歡迎斯諾和馬海德的歡迎會，並即席講話。曆史沒有留下確切的記載表明是誰提出以這樣的規格迎接一個普普通通的美國記者。但可以這麼認為，這種做法很合毛澤東的心意。他們是第一批走進陝北紅色蘇區的外國人，讓外交部出麵接待來自西方大國的新聞記者，無疑會造成一種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某種官方接觸的事實。記者會用筆說話，且有很多聽眾。主辦過《湘江評論》的毛澤東從來不乏這方麵的敏感。
毛澤東知道，在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中宣傳的重要性。抗日戰爭的八年裏，在和國民黨進行的多次宣傳戰中，他的這一思想得到了徹底的實現。此是後話，暫且不提。且看他在1936年是如何身體力行地行動的吧！
據剛剛出版的《毛澤東年譜》記載：7月15日，毛澤東發表對哥老會的宣言，“歡迎各地各山堂的哥老會山主大爺，四路好漢弟兄都派代表來或親來與我們共同商討救國大計”，隨後即會見斯諾，回答斯諾關於蘇維埃政府對外政策的提問；7月16日晚九時至次日淩晨二日時，同斯諾談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方針問題；7月18日、19日，再同斯諾談蘇維埃政府的對內政策問題；7月23日，同斯諾談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蘇聯的關係問題。在幾次徹夜長談裏，一個卓有遠識、熱愛自己國家和人民、有堅定的政治信念、對治理中國有一整套施政綱領的傑出的政治家毛澤東的形象呼之欲出。更重要的是，斯諾感覺到了毛澤東身上散發出的無法抗拒的個人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