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 《史記》卷八一《廉頗藺相如列傳 》。
[51]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
[52] 《韓非子·難二 》。
[53] 《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
第三節
反貪賄暴斂的思想文化
在“政以賄成”的齷齪環境中，不少正直清廉、奮發有為的政治家和幾乎所有的思想家都不遺餘力地譴責貪賄淫逸、橫征暴斂的行為。他們的言論構成春秋戰國諸子學說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在百家爭鳴中，隻是在這個範疇內他們彼此之間無甚分歧，共同創造了中國早期民本主義思想文化體係。
這個思想文化體係的內容為：從理論上說明貪賄的反常理、非禮非法性；指出貪賄的禍國殃民、貪賄者破家亡身的必然性；揭露、譴責暴斂的嚴重程度及其醜惡行徑；提倡清廉勤政，樹立清高勤苦的人物典型。
一、揭露、譴責貪賄
周惠王十五年（公元前662年），流傳著有神下降到虢國莘地的消息，周王問內史過：“這是什麼現象？”內史過就借神話說現實，發了一番議論。他說國家將興，其君政治清明，德行馨香，神下降來觀察德政，布施福祥。如果國家將亡呢？
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粗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式，明神不蠲（潔），而民有遠誌。民神怨痛，無所依懷。而神亦往（降）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1]我們已知周惠王一即位就強奪大臣的田地宮室，引起反抗，被趕出京師，就明白內史過這番話是有的放矢的。
前述季文子堅持驅逐莒太子仆之事，斥責貪殘的言論頗具經典性，他說：先君周公製《周禮》，曰：“則（禮製）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蓋）賊為藏（贓），竊賄為盜，盜器為奸。主藏之名，賴奸之用，為大凶德，有常（刑）無赦。在《九刑》不忘。”
他接著說：“莒太子仆殺君父，竊寶玉，毫無孝敬忠信，缺了‘吉德’，完全是盜賊。若收留他，魯國就成了贓主，也就是‘凶德’了。所以，必須從速驅逐。”[3]齊景公的享樂貪冒最為嚴重，而晏嬰的諫諍、抨擊也最為有力，在揭露齊國的貪政方麵亦全麵而深刻。公元前522年，景公患疥疾，久而不愈。權奸們把罪責推到祝史之官身上。晏子堅決反對，尖銳地指出齊國的貪賄政治是：“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僣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加罪以報）。民人苦病，夫婦皆詛（咒）。”一番話逼得景公“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債”[4]。
晉平公時期（公元前557—公元前532年），有一次叔向去訪韓起。韓起憂貧，叔向卻賀他，說明做人不在貧富而在德行的有無。他先以欒氏一家三代的變化來說明這個問題：欒書隻有“一卒之田，其宮不備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聞名）於諸侯，諸侯親之”。其兒子欒黶，則“貪欲無藝（極），略則（棄法則）行誌，假貸居賄，宜及於難”。再下一代欒盈“改桓（欒黶）之行而修武（欒書）之德，可以免於難”。然後以郤至為喻：“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奢侈）於國。其身屍於朝，其家滅於絳。”[5]叔向舉的例子，都是指出“貪欲”“居賄”“富寵”“奢泰”的後果是滅族亡身。
公元前541年在虢地盟會時，魯叔孫豹拒賄（見前），當時嚴正表明：“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被討），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並以屋牆防衛盜賊做比喻，而行賄就是破壞社稷的盜賊了。回國之後他又向人說：“承君命以會大事，而國有罪，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苟如是，則又可以出貨而成私欲乎？”“雖死於外，而庇宗可也。”[6]這是寧死也決不能以賄賂成就他人和自己私欲的金玉之言。
孔孟老莊把貪賄暴斂比作盜賊。
孔孟的仁政學說與貪賄勢不兩立。孔子這方麵的言論雖存下來的不多，可是言簡意賅，一針見血。一次季康子憂慮盜賊多，問孔子怎麼辦，孔子說：“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7]您季氏隻要自己不貪欲，即使獎勵別人去偷竊，人家也會知恥而不去幹的。一句話就把好聚斂的季康子和盜賊擺在同一位置上。
戰國時期反貪的思想議論進一步發展。
孟子說：“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8]這是極而言之，最可怕的是無禮無學而“賊民”者時行。“賊民”就是指貪欲無厭坑害人民的官吏。
老子的學說極為反對統治者的貪欲巧詐，所謂“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一概否定政治，固然偏激，而他確實是看透了當時政治的詐偽貪欲一麵。他說：“朝甚除，田甚荒，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竽，盜竽非道也哉[9]！”把聚斂財貨的比作盜首。
莊子把國家統治者比作竊國大盜，“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智邪？”這也是極端的說法，然而是有根據的。
墨子則比喻說：“今有人於此，竊一犬一彘，則謂之不仁；竊一國一都，則以為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之黑。”[10]見怪不怪，以盜竊為常事。所謂的盜竊當然包括貪賄在其中。
韓非提出為臣吏者成為奸邪的有“八術”，其中第四術叫作“養殃”，就是迎合君主的享樂奢淫，而去“盡民力，重賦斂，順其所欲”，他們卻有自己的目的——“而樹私利（於）其間”。最後揭露賣官鬻爵之弊：不論賢與不肖、有無功勞，隻“用諸侯之（所）重，聽左右之謁。父兄大臣請爵祿於上，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為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是以吏偷官而外交，棄事而親財；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勤，有功者墮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也”[12]。賣官是戰國時期新出現的貪賄花招，是宗法分封製轉變為俸祿製提供的條件，它的惡果的確會導致亡國。
韓非又提出政治上的“十過”，其“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四曰貪愎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13]。他認為：“處官者無私，使其利必在祿。”沒有祿外的私利，才能消除官吏貪賄腐敗。他又說：“故下明愛施而務賕［納］（紋）之政，是以法令隳。尊私利以弍主威，行賕納以疑法。……故君輕乎位而法亂乎官，此謂無常之國。”而提出“有道之國”必須使“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為功”[14]。這也是第一次從理論上說明臣吏貪賄求私利對君主權力的危害，是法家學說中的精粹部分。
在《五蠹》篇裏，韓非更富邏輯性地論述行賄買官賣爵導致奸商盛行，沒有人去從事耕戰，政治淪為市道，而使國家陷於十分危險的境地。“行貨賄而襲當途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眾矣。”“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矣；奸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背）農而致尊過（於）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位高之商賈）多矣。”結果呢，“其患禦（害怕抗敵）者積於私門，盡財賂而用重人（權貴）之謁，退汗馬之勞”[15]。沒有人去打仗、生產，國家怎麼不危險？這是韓非要摒除的“五蠹乏民”種種。千載之下，猶有借鑒的價值。
戰國末年，貪賄腐敗風氣日趨嚴重。呂不韋說：“今有人於此，修身會計則可恥，臨財物資盡則為己，若此而富者，非盜則無所取。”[16]這就意味著一些人不願正當地從事職業。
至此，辯士中也出現了同流合汙的言論。蘇代在燕國說：“廉不與身俱達，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17]這是說要“進取”就顧不了“廉”和“仁義”。這是少見的反方之言，反映頹敗風氣嚴重滲透，辯士們也生了貪賄的心態，並為之張目，也是千古妙論！
戰國時期反貪的言論如此尖銳、深刻，充分反映了社會的現實狀況，絕非無病呻吟，無的放矢。由此可以推知當時社會、官府貪賄成風，乃至前代所無的買官賣爵，這類事件定是不少，隻是失之記載或是有所記載而沒有流傳下來而已。
二、揭露、抨擊淫逸暴斂
王侯貴族的驕奢淫逸，宗室官府的鋪張紛華、攬珍獵奇，必然要橫征暴斂乃至肆行掠奪。事實上春秋戰國時期，這方麵已較西周空前發展，而正直的當政者和思想文化界的揭露與抨擊也是累簡連編，引起當時人們的儆戒，多少起到一些製約作用，也給後世留下一份珍貴的文化財富。
春秋的諸侯國一般都是前儉約而後奢侈，大致到中期，奢侈鋪張伴隨暴斂一起發展。
晉國，文公時“宮室卑庳，無觀台榭”，而“今銅鞔之宮數裏”[18]，後又有虒祁之宮。故叔向說晉國弄得“庶民罷（疲）敝，而宮室滋侈；道殣（路上死人）相望，而女富益尤。民聞公命，如逃寇仇”[19]。師曠借流傳“石言”之事，指出“今宮室崇侈，民力凋盡，怨瀆並作，莫保其性”[20]。到這個時候，晉國的卿大夫也起來貪利而聚斂，欒氏、範氏、中行氏均如此，前述叔向賀韓起之貧時已列舉欒氏三代的變化，而中行氏“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門如鬧市，惟利是視”[21]。
楚國建造章華台，還要召集諸侯同來慶祝落成，又廣收四方逃亡的奴隸看門守衛，弄得“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治）之，數年乃成”。這是伍舉回答靈王誇耀章華台如何富麗時所說的。他又說：“若於目觀則美，縮（索）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厚）而瘠民也，胡美之焉！”民瘠君肥，勢必民人離散，諸侯叛離了。[22]到春秋後期，楚國的令尹、司馬等也熱衷聚斂。令尹子常（囊瓦）是出名的一個。一次他問大夫鬥且“蓄貨聚馬”之事，鬥且當時未答，回頭對他弟弟說，楚將亡吧！或者令尹將完蛋。“令尹問蓄貨積實，如餓豺狼焉！”他認為：“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並舉令尹子文的廉與子常的貪加以對比，說明“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空）也，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厚），死無日矣！”繼續指斥此時子常作為楚王的輔佐，卻在諸侯間沒有好名聲，“民之羸餒，日已甚矣。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依）。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蓄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23]說蓄聚和蓄怨是成正比的發展，真是至理名言。
一個偏僻的吳國，在闔閭時，“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而到夫差時，則是“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禦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仇，而用之日新”[24]。楚人說他“好罷（疲）民力，以成私好”。他又放縱過錯而拒諫。“夫差先自敗也，焉能敗人！”[25]致使吳國終被越國滅了。
齊景公的暴斂，在諸侯中可謂一個典型。大概也因有晏嬰的諫諍不懈，記載就很集中。晏子出使晉國，同叔向談論“季世”之政時，把齊公室與興起的陳氏對比，並將之概括為：“陳氏厚施而公室厚斂”，已經達到“民三其力，二人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踴貴”[26]的地步。
此後十七年，因景公疥疾不愈而歸罪於祝史之官，晏子痛數齊國淫欲與暴斂的狀況：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僻違，縱欲厭私。高台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即僻違），不恤後人。暴虐縱淫，肆行非度，無所還（顧）忌，不思謗瀆，不憚鬼神。神怒民怨，無悛（改）於心。
像這樣的局麵，即使祝史為之祈禱，那也不過是“蓋（掩蓋）失數美（擺好）”，“矯誣”和“求媚”罷了！接著他列舉公室專斷山林澤藪直到海濱的生產之利的措施，再加上貴族、地方官吏和關卡的巧取豪奪，弄得“民人苦病，夫婦皆詛（咒）”。“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一頓批評，使景公不得不當即表示改正。[27]晏子經常與景公爭論，都以戒貪賄暴斂為主題。他直言不諱地指出景公“使民若不勝，藉斂若不得；厚取於民而薄其施，多求於諸侯而輕其禮；府藏朽蠹而禮悖於諸侯，菽粟深藏而怨積於百姓”。他不惜反複敷陳，痛快淋漓而後已。當回答景公“和民親下”之問時，他則正麵提示：“使邇臣無求嬖焉，無以嗜欲貧其家，無親讒人傷其心，家不外求而足。”要求景公“儉於藉斂，節於資財”，“關市省征，山林陂澤不專其利”[28]。
在春秋前期，魯國對宮室有“丹楹刻角”之舉，受到當時人們的非議。孔子後來批評早年臧文仲“不仁者三，不智者三”。其中有“廢六關，妾織蒲”和“作虛器”，涉及聚斂之嫌。“廢”又作“置”字，是設置六關以征稅；“妾織蒲”，對卿大夫之家來說，是與民爭利，古為一禁；“作虛器”指私蓄大龜並作室以居。[29]故孔子說：“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棁，何如其智也？”蔡即大龜。讓大龜居住在一間屋中，屋內有雕刻山形花紋的鬥拱和畫水藻紋的梁上短柱。[30]這自然屬於奢侈之類。
到春秋後期，季氏當政，重於聚斂，在哀公十一年“用田賦”，即在以前“初稅畝”（宣公十五年）之上再對農田征軍賦，等於增加一倍賦稅（百分之二十）。[31]季康子派冉有去征求孔子的意見。孔子不答，然後私下對冉有說：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指成公元年“作丘甲”所定一丘出賦之數）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32]但季康子還是專斷地實行“田賦”。
對此，孔子還是堅持批判。後來，他一再說：“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他對冉求十分憤慨，說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33]再則對季康子患盜之問說：“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見前）冉求終究是孔門高足，不違師教。一次，哀公說，年荒，用度不足，行“徹法”也不抵事。冉求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34]指明國君以百姓為本，隻要百姓富足，國君又有何不足呢？反之，亦然。
以前，孟獻子（蔑）說過當官的有不能聚斂、與民爭利的規定：“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35]“畜馬乘”指士人初晉為大夫者，“伐冰之家”指卿大夫，“百乘之家”指有采地的大貴族。分等級限製經營產業。他把聚斂之臣視為盜臣。
戰國時期持續揭露、譴責暴斂貪利的行徑。
《老子》告誡統治者雲：“我無事而民自足，我無欲而民自樸。”（第五十七章）又說：“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生之厚[36]，是以輕死。”（第七十五章）再說：“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孰能損有餘以奉天下？惟有道者。”（第七十七章）指出聚斂是違反天道，是無道的。這些語言簡要而切中要害。
孟子對此也發表了一係列的言論。《孟子》一書，開宗明義就告誡梁惠王：如果國君一味地考慮“何以利吾國”，大夫們說“何以利吾家”，士庶人說“何以利吾身”，那就是“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37]這是指不正當的“利”。他尖銳地譴責這樣的王者：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38]隻顧自己富足而使人民餓死，等於帶領野獸來吃人，還談得上做人民的父母官？
孟子曾對魯穆公說道：“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慢上而殘下也。”[39]這就是個“率獸食人”者。
有人說，實行什一稅，去掉關市之征，好是好，但得等到來年實行吧！孟子給予辛辣的諷刺：這好比有人偷鄰居的雞，被人反對，他卻說，可以減少，由一天偷一雞而改為一月偷一雞，等待來年才完全改正。[40]孟子痛斥關卡的苛征，他說：“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41]由防禁暴行變為暴行者，這種轉化多麼可怕，反映了此時官府敗壞的程度。
當時製度有三種稅征：布縷、粟米、力役。孟子說：“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餓死），用其三而父子離。”[42]足見當時壓在人民身上的賦稅是十分沉重的。
不僅限於揭露、譴責暴斂，孟子還提出消除這種狀況的理想，他規勸齊宣王恢複文王治岐時實行的王政（《梁惠王下》），回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天下大同”境界（《梁惠王上》），他建議梁惠王“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然後人們都講道德，就可用棍棒打敗秦楚的堅甲利兵（同前）。他提出的仁政項目（《公孫醜上》）和提出實行的井田製（《滕文公上》）都包括反聚斂、薄賦稅的內容。
《墨子》一書也反複指責當時社會上的“淫暴寇亂盜賊”，說統治者“厚（作）［措］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辭過》）。
《呂氏春秋》講到一則故事：衛嗣君（公）欲重稅以聚粟，而人民很不安。他說這些老百姓“甚愚矣”！這征斂的糧食是為人民的，他們自藏糧食和把糧食藏到國庫，有什麼需要選擇的呢？（《審應覽》）大概這並非笑話，因為戰國時加重征斂已是常事。不過衛君所謂的“民愚”，倒不如說是他本人“利令智昏”。
韓非揭露“八奸”之一的“養殃”（見前）透露了當時官吏們“盡民力以美宮室台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是為了“娛其主而亂其心”，他們自己也便“樹私其間”，這即是“上下交征利”的一種。韓非還指出：“上暗無度則官擅為，官擅為故俸重無前，俸重無前則征多，征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故而提出“任事者毋重，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祿。故民尊爵而重祿”，“則國治”。[43]三、樹立清廉勤政的典型在揭露、譴責貪賄聚斂的同時，人們也注意正麵弘揚正氣，倡導清廉勤政（包括忠貞節儉）的品質，樹立人物典型。這裏既上溯往古如大禹、伯夷、叔齊等，也表彰時賢如魯國季文子、楚國的令尹子文、齊國的晏嬰等。
魯國季文子（行父）在那次驅逐莒太子仆時便曆舉遠古的“八元”“八凱”十六名“才子”的德行，與“四凶”加以對比。
孔子歌頌大禹的勤政節儉，說禹沒有一點兒缺失可以非議，“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44]。
孔子把伯夷、叔齊與齊景公加以對比，清濁分明。他說：“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45]又稱讚夷、齊為“古之賢人也！”“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孔子自己也是“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46]。因此，他一再稱讚好學、求仁的顏淵：“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47]孔子還表明：“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
後來的孟子繼承了這一思想，說“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視惡聲”，“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忍，不忍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誌”[48]。
孔孟本人絕對不貪，都是清廉者，上述孔子生活如此，孟子的清心寡欲也如此。孟子說：“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49]楚國的令尹子文（鬭穀於菟）的廉政勤政亦為人們所盛讚，後人鬭且說：“昔令鬭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進）子文。至於今令尹秩之（為常秩）。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複（返）。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空）也，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厚），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50]所以，孔門也經常給予評說。子張雲：“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孔子說這就是“忠啊”！[51]魯國季文子在季氏族中是勤政節儉出名的一個，他輔佐宣、成、襄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52]生前，有一次仲孫它以他的節儉為吝嗇，不愛華美而有失體麵。季文子卻說，對於華美，“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粗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不敢。人之父兄食粗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指輔佐之職）乎！且吾聞：以德榮為華，不聞以妾與馬”。事後，他又把仲孫它的話告訴其父仲孫蔑，仲孫蔑就把兒子（它）囚禁七日。從此仲孫它也讓妾穿粗衣，讓馬食狗尾草。文子聽見了就說：“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53]這說明季文子不僅本身節儉忠貞，也幫助、獎勵他人這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