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心勃勃的T在得意揚揚之餘覺得自己該為國家做些什麼，懷著這樣的心情，他來到了軍情六處的招聘辦公室，很快就成為一名學員。訓練課對T來講一點也不吃力，據說他照常上夜總會，有時會對人吹牛說“我會製作麻醉劑，我喝一杯威士忌也不會醉”等等。他也經常對別人說“非常喜歡這一工作，因為情報職業的穩定性和高退休金同它存在的危險性一樣具有吸引力”。
最優秀學員T在訓練結束後，立刻被派往“一線”執行任務。T的第一個行動是秘密潛入莫斯科，偵查俄導彈軍事秘密。在1991—1995年的四年中，他先後到過歐洲不少國家，並且在中東和戰火紛飛的波斯尼亞執行過極敏感的行動，包括征募當地的情報人員。
然而沒過多久，T這顆閃爍的新星突然熄滅了，他莫名其妙地被開除了。為什麼會發生這一切？原來，T在這段時間遇到兩件不幸的事，給他造成了精神創傷，使他一蹶不振。
第一件事是他曾經有一位很要好的女友，她一直希望早日同他結婚生子。但T 還想在工作上大幹一番，不願早結婚。不久他的女友被醫院診斷得了癌症。T恰在這時接到前往波斯尼亞執行任務的命令，考慮再三，選擇了工作，拋開了女友。等他半年後完成任務回來時，他聽到的消息是“她已經死了”。
另一件事發生在波斯尼亞。他在執行任務時，親眼看見走在自己身邊的一位婦女被炮彈擊中，他曾想為她做些什麼，如包紮搶救，但一點用也沒有，她當場就死了。這兩件事深深地刺激了T，所以當他回到泰晤士河西岸軍情六處的總部後，心情非常沮喪。但是他又不想把自己的不幸和想法告訴上級。總部大樓上有一露天酒吧，他經常獨自一個坐在那裏喝悶酒。同事見他老是這副借酒消愁的樣子，認為他內心矛盾，軟弱無能，甚至有什麼事情在瞞著組織。
然而，T的上級雖然也發現了他的情緒有些不對頭，但並沒有什麼反應，而是照樣分配給他一項重要任務——打入中東一個私售軍火組織，找到並去破壞他們的化學工廠。可是，就在T即將完成任務準備返回時，他接到一個通知“你的可靠性評審鑒定有疑問”，人事部門指責他經常“自我放縱，容易出錯”。
接到這樣的通知後，一開始T還以為是人事官員無事生非，也就沒有往心裏去。但是，當他1995年初返回總部大樓上班時，卻發現情況真的變了，他居然被軍情六處拒之門外。他一連三天把自己的通行卡插入大門的電子檢身器都無濟於事。
後來一個警衛走出來對他說：“你的這張通行證已經作廢了。”
T就這樣被開除了，他簡直不能相信，他認為自己每項工作都完成得很不錯，而且“隨時準備為保衛自己的國家而獻身”。後來，他似乎終於找到了自己被炒魷魚的原因——他曾對他的朋友說過，“這一切都是在我向上級指出軍情六處的一些情報手段‘不道德’後發生的”。
T絕望地回到倫敦城南的家中，他想不通自己為什麼這麼倒黴，他感到更不可思議的是，按照慣例，軍情六處對解聘人員，包括違反法律的特工都幫助找到其他工作，但唯獨對T不這樣，更不用說有“絲毫補償”。
當時他還天真地一再申訴，但得到的仍是含混不清的回答：“你一直在單獨行動，沒人可以證明，所以無法評價，沒有任何具體問題可說。”
T是軍情六處中第一位要求職業仲裁法庭（1994年成立）仲裁的官員。然而，仲裁法庭沒有站在他的一邊，而且沒有說明任何原因。T認為，這唯一的一次職業仲裁法庭的聽證“非常荒謬”，使他和律師都無法為自己辯護。據說這是因為主管軍情六處的外交大臣馬爾科姆·裏夫坎德已事先通知這個仲裁機構，“不要插手此事”，裏夫坎德同時還警告媒體“報道T的事情，就是泄露國家機密”。
在投訴無路的情況下，T不得不隱姓埋名遠走他鄉，但英國警方的追捕也開始了。為了防止情報部門殺人滅口，他處處謹慎小心。他隻是對他要好的一位朋友說：“我是一個出色的特工，他們解雇了我，我要用受訓時學到的本領好好地對付他們。”
當時情報部門向他所有朋友打聽他的去向，但是沒有人知道他在哪裏。原來他已經一個人悄悄地來到了西班牙。
西班牙海岸的德爾索爾小鎮一片淒涼，在一個風雨交加之夜，這位瘦高個子的英國人駕著一輛輕騎摩托駛進了這個幾乎被人們遺棄的小鎮。他的旅行包裏有台全功能電腦和一雙老名牌冰鞋。
在一所破舊的農舍裏，T落了腳。日複一日，T都在重複著相同的生活，從鎮上小雜貨店買份英文報紙，在潮濕的酒吧凝望大海，幾個表情憂鬱的老人從他身邊經過彼此不打招呼。偶爾他也玩玩台球，看看電視上的足球比賽。他在通往農舍的小路上偶爾徘徊一會兒都會提心吊膽，總是疑心那些追蹤的人已在那裏等候自己了。
然而，更多的時間他還是坐在電腦前，一幕幕地追憶在軍情六處工作時，他的頂頭上司是如何耍自己的，使自己落到今天這種地步。有時他也會考慮一個問題，那就是該如何去報複。
1996年春天，T終於鼓起勇氣，通過電話把自己的遭遇向英國《星期天泰晤士報》反映了。盡管報社也認為，他的遭遇完全可以寫成一篇吸引讀者眼球的報道，但是《星期天泰晤士報》最終卻沒有勇氣公開此事。
秋去冬來，T還是那樣一直待在那個荒涼的小鎮，因為隻有這樣的地方才能夠保住自己的性命。這時他已經變得囊中羞澀，日子一天比一天難熬，於是他給報社打電話的次數更多了，他希望得到經濟賠償。因為，為了維持生計，他已經抵押借款8000英鎊。後來經報社再次向上級請示才被允許報道T的故事，但“不許把全部實情曝光”。
1996年9月14日，T通過移動電話，警告軍情六處的官員，他已經把自己當特工時所幹的一切寫成了一本書，書名就叫《我的間諜生涯》。裏麵不僅有英國秘密情報活動內容，而且有所有他認識的秘密特工的真實姓名。T說，他已將此書稿存在“另一個世界的兩部電腦裏”，這兩部機器如果哪個星期沒有定時得到T（若被捕或暗害）的秘密指令，就會把書稿通過國際互聯網絡自動發表出去。T說：“我要求重新開庭，公正審理。如果得不到重新開庭的機會，這本書將通過電子郵件發送到新聞媒介。如英國新聞協會、路透社或者是《觀察家報》等等。”
半個月後，T再次告訴英國《觀察家報》：“這本書披露了我從事的秘密工作的極為詳細的情況，包括所有官員的真實姓名。這些問題極為敏感，絕對是一枚炸彈。”“我無非是想上法庭，我已經寫信給我原來的上司，如果有公正的裁決，我將不出版此書；否則，網上的所有用戶就會知道英國的秘密。”
T還在電話裏告訴軍情六處的那些官員，已有別國情報機構的人找到他，要求他為他們幹，不過自己暫時還沒有最後決定——T的這些話當然有恐嚇的意思，但是軍情六處的官員聽了之後卻信以為真，並且在猜測是俄羅斯或者是以色列的特工在活動。他們非常緊張，擔心T會投靠敵國，馬上向政府有關部門進行了彙報。
英國政府聽到這個消息後，也顯得十分緊張。因為他們既怕T的書出版後會公開那些不能告人的內幕，又擔心某一個敵對國的情報組織派人來“搭救”他。盡管T是個小人物，但他畢竟曾是軍情六處的一名特工，掌握許多重要的機密，這些東西對英國以外的那些情報機構來說，都是夢寐以求的，而這將會威脅到英國國家的利益甚至是安全。
為此，有關當局命令軍情六處馬上采取以下措施：一、主動與T建立“熱線電話”先穩住他；二、命令為T出書的代理商馬克·盧卡斯交回書稿，中止合同；三、派人秘密前往西班牙將T逮捕回國；四、趕緊疏通英國最高法院，得到最高法院的尚方寶劍——阻止T談工作秘密，對“已經非常煩瑣”的《保密法》做進一步的充實。秘密情報局發言人說：“任何泄密都將對其他特工造成威脅，情報部門將繼續做不開庭的努力。”
1996年11月17日，英國《星期天泰晤士報》這樣報道：“秘密情報局已經成功地解決了一名前情報官員出書泄密的問題……政府一直非常擔心秘密情報局的那名‘無賴’偵探將出版《我的間諜生涯》一書和把書稿存入國際電腦網絡，以及背叛祖國的行為發生。政府唯恐1987年《反間諜者》的舊事重演。”
《星期天泰晤士報》還在報道中說，“秘密情報局局長大衛·斯佩丁證實：為了追捕他，早就成立了專門行動隊，而且可以肯定地說，T已與一個外國情報機構的特工取得了聯係。據說已經有人在西班牙見過他”。
不知《星期天泰晤士報》的這篇報道是真是假，但是從此以後，再也沒有人知道那個叫“T”的英國特工的消息，包括他的那為數不多的幾個最要好的朋友。
這就是英國情報機構某些特工人員的命運——盡管他們並不是“鼴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