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洋教的危害，中國人民逐漸加深認識，並予以揭露。1898年8月3日，四川大足縣餘棟臣發布告示，指出：“今洋人者，海船通商，耶穌傳教，奪小民農桑衣食之計，廢大聖君臣父子之倫，以洋煙毒中土，以淫巧蕩人心。”“由是煽惑我民心，奸淫我婦女，侮慢我朝廷，把持我官府，占據我都城，巧取我銀錢；小兒嗜如菜果，國債重如丘山”，強割疆土，“自古夷狄之橫，未有如今日者！”這如泣的訴說，如吼的譴責，真是扣人心弦！誰是鐵石心腸，能無動於衷呢？當他宣布“爰起義師，誓雪國恥”，“以剪國仇，以繼聖教，以除民害，以洗沉冤”《中外日報》1898年9月19日。的時候，四麵八方的人潮水般地湧來，掀起了大規模的反洋教起義，發泄與侵略者不共戴天的仇恨，討還洋教欠下的血債。
當時，中國人民已經本能地覺察到外敵入侵是中國貧窮落後的根源。湖南流傳的周漢歌謠這樣寫道：“中華素稱禮義邦，國泰民安都尊敬。自從鬼子到中華，富強害得成貧困。不獨通商傳教人，假名遊曆數不盡。甲想奪我築路權，乙想礦產齊吞並。”最後得出“鬼子心比虎狼凶”的結論《湖南曆史資料》1958年第4期。。寥寥數語把西方列強用傳教、商品輸出、資本輸出交替運用，互相配合的內在聯係，以及害得中國國困民窮的原因揭示得一清二楚，甚至可以說，解決了現在少數人還時常迷糊、糾纏不清的問題。
盡管洋教士有船堅炮利的軍隊庇護，中國人民對戰勝敵人是充滿信心的。署名《徐五屠夫刊布》的揭帖，痛斥了遇敵膽怯的懦夫思想，指出：“獨不思豬越重洋數萬裏而來，通計乞食糟糠於中國者不滿萬……極算之要不滿百萬。中國一州縣莫不百餘二百萬人，人強哉，抑豬強哉？人應怯豬，抑豬應怯人哉？”揭帖號召老百姓個個英勇殺敵，“饒豬不是好漢，好漢斷不饒豬”《教務教案檔》第5輯，第1324頁。樸實的語言對於醫治恐洋症是一服良藥，同時又能鼓舞中國人民反洋教鬥爭的士氣。
至於怎樣“滅洋”，以小生產者為主體的反洋教的各個階層都是模糊不清，提不出切實可行的戰略戰術。反洋教鬥爭從零打碎敲的打教堂殺教士，發展到有組織的起義，最後轉化成義和團運動那樣的民族戰爭，規模由小到大。即使像大規模的義和團運動，對敵良策也不過是毀教堂、攻使館、“挑鐵道，把線砍，旋再毀壞大輪船”《拳匪紀事》第2卷。。就整個反洋教鬥爭來說，時起時伏，旋聚旋散，帶有明顯的“流寇主義”特點。這樣，他們僅憑勇敢與船堅炮利、訓練有素的侵略者作戰，其結局是可想而知的。同時，他們還帶有籠統排外主義的傾向，“洋夷入境，不問有無情弊，立即格殺，毋令遺遁”；“凡堂內人等，無論入教未入教，一並剪除”。《湖南士民公傳》，英國國家檔案局，F、O，228/957。這樣也不利於分化瓦解敵人。當時，“他們不認識帝國主義，卻認識了洋人。洋人在他們的認識中便是帝國主義的代表”《李大釗選集》，第566頁。。反洋教鬥爭中的“滅洋”思想，立足於抵製侵略、救亡圖存，是不容置疑的。
洋教踏上中國的領土並四處流傳已有幾百年的曆史了，客觀地說，洋教士的傳教活動傳播了西方的文化，這種文化既有大量毒素和糟粕，也有不少比以孔孟之道為主體的中國封建文化優秀進步的因素，對中國封建文化是一種挑戰和衝擊，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中國文化吸取西方文化的養料而發展自己。但這種非主觀的幫助卻又要中國士民及其政府付出很大的代價，許多傳教士的侵略性行動，嚴重地損害了中國士民與政府的現實利益，這勢必引起反抗，導致一次又一次的反洋教鬥爭。由於洋教的背後是比封建主義文化先進的資本主義文化，是比封建主義生產關係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是比中國實力強大得多的西方列強，這就注定了中國反洋教鬥爭必然失敗的命運。
反洋教鬥爭已經過去近一百年了，這樣的曆史不會重演，但它在近代史上留下了血淚斑斑的一頁。
(與趙書剛合寫，原載《求索》雜誌1989年第2期。)
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是抗戰勝利的關鍵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都在紀念這個重大的曆史性勝利。戰後70年過去了，世界局麵發生了巨大變化，特別是東方大國中國，站起來了，富起來了，強起來了，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實體，正在向著現代化的目標高歌猛進。但是，對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高速發展，境外、海外不是所有的人都願意看到，並為之高興的。對現實的看法不一樣，往往同對曆史的看法不同連在一起。就拿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來說，獲勝的關鍵因素是什麼？誰是中流砥柱？事實本來很清楚，但是，人們由於立場不同，角度不同，方法不同，對曆史的認知和結論也就不一樣。
其實，曆史早已經證明，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是抗戰勝利的關鍵。70年過去了，透過曆史的煙雲，今天可以對此看得更清楚，結論更堅定。人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麵來客觀地判斷。
首先，是中國共產黨人最先及時舉起抗日大旗，最早開展抗日遊擊戰爭，積極參與並推動全國的其他抗日活動。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後，中共中央9月20日即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9月22日作出《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9月30日發表《為日帝國主義強占東三省第二次宣言》。這些宣言和決議，揭露了日本的侵略罪行，號召全國民眾起來趕走日本侵略者，爭取民族的解放與獨立。1932年4月，中國共產黨建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發布《對日戰爭宣言》，正式對日宣戰。中共滿洲省委根據中央的指示，組織民眾，建立遊擊隊，開展遊擊戰爭。1933年，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一二六指示信”，首次提出在東北組織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到1933年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地遊擊隊發展成為東北抗戰的主力。1932年“一·二八”事變時，中國共產黨積極支援十九路軍抗日，發出宣言和綱領，通過上海黨組織動員群眾支援前線。1933年5月起，中國共產黨與馮玉祥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合作抗日，以張家口為中心，掀起聲勢浩大的抗日熱潮。1933年10月，中國共產黨與李濟深的福建人民政府聯合抗日，共同簽訂《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1934年7月，中國共產黨組建北上抗日先遣隊，積極準備北上抗戰。到1937年秋，東北抗日聯軍已經發展到11個軍、3萬餘人，開辟了吉東、北滿、東南滿三大遊擊區，同日偽軍進行了幾千次戰鬥，狠狠打擊了日本侵略者，支援和鼓舞了全國的抗日救亡運動。中國共產黨關於全民族團結抗戰的宣言和勇當先鋒的抗日行動，為全國民眾做出了榜樣，帶領和激勵中華兒女奮起抗戰，用血肉築起我們新的長城！
其次，是中國共產黨人最先提出並始終堅持全麵抗戰路線和持久戰的方針，發揮了思想領導作用。
日本法西斯1937年擴大的侵華戰爭，野心很大，企圖把中國完全變成它們的殖民地，揚言“三個月滅亡中國”。而當時，日本的國力遠遠大於中國，中國麵臨亡國滅種的威脅。國內流行“恐日病”、“亡國論”，國民黨沒有信心，許多民眾沒有信心。怎麼辦？敢不敢打這場戰爭？怎樣才能打贏這場戰爭？沒有理論指導不行，不給全國人民指出方向不行，不提出正確的戰爭路徑不行。是中國共產黨提出全民抗戰的戰略思想，主張實行全國軍事總動員，全國人民總動員，把抗日戰爭發展成全民族的抗戰，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全麵抗戰爆發後，毛澤東在延安高瞻遠矚，在窯洞奮筆疾書，寫出了光輝著作《論持久戰》，分析了中日雙方的特點，係統地闡述了抗日戰爭必須經過戰略防禦、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明確指出“亡國論”是錯誤的，“速勝論”是不可能的，隻能選擇持久戰，最終勝利必然屬於中國人民。這樣，就使全民族認清了抗日戰爭的性質和發展進程，從而樹立起了必勝的信心。信心產生壓倒敵人的氣概，而絕不被敵人所屈服。信心產生無窮的力量，不打敗敵人不罷休。因此，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旗幟，信心的旗幟，是全民族抗戰力量的組織者、凝聚者。
第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武裝力量，始終堅持抗戰，殲滅了敵人的大量有生力量，給日偽軍以沉重打擊。
全麵抗戰開始後，中國共產黨積極開辟敵後戰場，發展敵後遊擊戰，有力地配合了正麵戰場，逐漸成為抗戰的中堅力量。中國共產黨廣泛發動民眾參戰，組織水上雁翎隊、鐵道遊擊隊等，通過地道戰、地雷戰、麻雀戰等形式，給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擊。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成為主戰場。與正麵戰場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策應，抗擊著約60%的侵華日軍和95%的偽軍，減輕了國民黨正麵戰場的壓力，促使國民黨抗戰到底。
對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民同日本侵略者的浴血奮戰，為抗戰做出的重大犧牲和發揮的巨大作用，曾做過日本首相、身為大將的阿部信行在1940年寫道：立足於四川盆地的重慶政府，對於日本來說已不足為慮，但是共產黨的力量卻延伸到中國四百餘州，一舉手一投足都極為深刻地影響到中國的命運，無論何時都主張對日抗戰，阻擋了日本將中國殖民地化的“進路”，是“東亞新秩序”的頭號敵人。在阿部信行看來，重慶國民黨政府已不足為慮，共產黨才是日本的勁敵。1944年1月15日，日本的《朝日新聞》發表文章承認：“華北軍發表昭和十八年（1943）度綜合戰果，充分說明了過去以重慶軍為對手的華北軍，在今天他完全轉變為以‘掃共’戰為中心的事實。”“敵大半為中共軍，在交戰回數一萬五千次中，和中共黨軍的作戰占七成五，即一萬一千四百三十次；在交戰的二百萬敵兵力中，半數以上都是中共的黨軍。”僅在1943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平均每天和敵人交戰達40次以上，和日本軍隊作戰次數最多的是中共軍隊。日本侵略者對共產黨與國民黨的評價，從反麵說明了共產黨是抗戰時期的中流砥柱。
史實很清楚，中國共產黨發動的平型關戰鬥、百團大戰等著名戰役戰鬥，取得了重大勝利，有力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戰信心。整個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在華北、華中建立了遼闊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從東北到華南，一直到海南島，建立了廣闊的抗日遊擊根據地。領導抗日軍民對敵作戰125萬次，消滅日偽軍1714萬人，其中日軍527萬人，繳獲各種槍支694萬餘支，各種炮1800餘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空前發展。共產黨員發展到120多萬人，人民軍隊發展到120餘萬人，民兵發展到260萬人，抗日民主根據地麵積達到近100萬平方公裏，人口近1億人。
第四，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最困難的時候不動搖，不妥協，作為砥柱中流，以最大的耐心和誠意保住統一戰線，使抗戰堅持到底。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蔣介石置全國人民的抗日熱情於不顧，對日軍的侵略不抵抗，致使東北大片國土很快淪喪。直到1936年12月，仍然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命令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第十七路軍圍剿剛到西北不久的共產黨和紅軍，並且到西安督戰。這不僅激起了西北人民的抗議，也激起了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將士的義憤，導致後來爆發西安事變，扣押蔣介石，要求其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共產黨出於民族大義，不顧血海深仇，主導和平處理西安事變，從而建立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8年10月，中國抗戰逐漸進入相持階段後，日本方麵加大了對國民黨的政治誘降，國民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議長汪精衛投敵叛國，國民黨內部妥協退讓傾向日趨嚴重。在這個中華民族處於存亡絕續的危急關頭，中國共產黨明確提出堅持抗戰、反對妥協，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方針，擊退了逆流。全麵抗戰期間，國民黨先後發起三次反共高潮，人民軍隊給予了堅決的反擊，挫敗了國民黨製造的反共摩擦。中國共產黨始終以民族利益為重，堅持把中日矛盾放在首位，製定了“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策略和方針，始終堅持抗日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人以自己富於犧牲精神的愛國主義、不怕流血犧牲的模範行動，支撐起全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成為奪取抗戰勝利的民族先鋒。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樹立了英勇抗戰的楷模。湧現了八路軍的“狼牙山五壯士”、新四軍的“劉老莊連”、東北抗聯的“八女投江”等英雄群體，楊靖宇、趙尚誌、左權、彭雪楓等英雄個人，他們的抗戰精神驚天地泣鬼神。從白山黑水、長城內外，到大江南北、珠江兩岸，中國共產黨人譜寫了無數英雄史詩。
經過14年抗戰，打敗了日本侵略者，宣告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徹底失敗，宣告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後勝利。抗戰勝利後，迫使日本歸還甲午戰爭以後從中國竊取的東北、台灣、澎湖列島等神聖領土，捍衛了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徹底洗刷了近代以來抗擊外來侵略屢戰屢敗的民族恥辱。在抗日戰爭勝利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人民繼續奮鬥，推翻了腐朽的蔣家王朝，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並進而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古老的中國鳳凰涅槃、浴火重生，人民大眾掌握了自己的命運，開啟了民族複興的新征程。
反思曆史，不難看出，近代以後中國人民曆次反侵略戰爭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政治統治集團的腐朽無能和民族內部軟弱渙散。但是中國共產黨徹底改變了這種局麵。我們永遠不能忘記，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國人民抗戰勝利的關鍵，中國共產黨是拯救中華、振興中華的核心力量。
（原載《成都日報》2015年7月8日第6版，發表時小有壓縮。）
中國抗戰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貢獻
今年是中國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蘇聯(含白俄羅斯)反法西斯戰爭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的日子。回首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是東方的主要戰場，蘇聯是歐洲的主要戰場，中蘇兩國人民為戰勝法西斯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做出了重大貢獻。蘇聯犧牲了2700萬人以上，幾乎每個家庭都有傷亡；中國傷亡了3500多萬人，占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傷亡人數總和的三分之一，中國殲滅日軍150多萬人。中蘇兩國人民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的貢獻，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
中國的貢獻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麵來認識。
一、中國抗戰迫使日本放棄“北進”方針
19世紀末，日本就謀劃吞並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然後北進戰勝蘇聯、南進戰勝美國，最後實現取得世界霸權的戰略目標。
日本占領中國東北後，屯駐重兵，在與蘇聯的邊界線上修築了號稱“東方馬其諾防線”的要塞群，矛頭直指蘇聯。1938年和1939年，日本關東軍在與蘇聯交界地區製造“張鼓峰事件”和“諾門罕事件”，兩次挑起大規模軍事衝突。盡管日軍進攻被挫敗，但蘇聯明顯感到來自日本的威脅，不得不分出一部分主力部隊駐守遠東防備日本。
日軍占據中國東北後，先後遇到抗日義勇軍、抗日聯軍的大規模抵抗和頑強鬥爭。中國人民率先舉起反法西斯戰爭的旗幟，打響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第一槍，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日本關東軍不得不分出相當多的兵力來對付中國的抵抗運動。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後，日軍進一步遇到了中國全民族的抵抗，被中國軍民開展的持久戰死死拖住，使其陷入長期戰爭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日本也就不敢把關東軍投入到對蘇作戰的戰場。日軍參謀總長杉山元看得很清楚，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現在正用於中國，(北進)實際上辦不到”，“所以，以暫不介入(蘇德戰爭)為宜”。
得到這一情報後，蘇聯終於消除了兩線作戰的顧慮，把數十萬防備日本的軍隊從東線調往西線，集中力量對德作戰，從而保證了衛國戰爭的勝利，並在打敗德國後轉兵東進，參加對日寇的最後一戰。對中國在東方戰場牽製、打擊日軍，使日本不敢進攻蘇聯，蘇聯人民十分感念。蘇聯元帥崔可夫說過：“在我們最艱苦的戰爭年代裏日本也沒有進攻蘇聯，卻把中國淹沒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觀事實的人都不能不考慮到這一明顯而無可辯駁的事實。”
俄羅斯《獨立報》在幾天前即8月26日發表了題為“遠東不為人知的戰爭——中國是蘇聯的第二戰線”，作者是俄羅斯人民友誼大學尤裏·塔夫羅夫斯基教授，他在文中指出：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日軍有約210萬人，其中約140萬人在中國戰場，40萬人在太平洋戰場。中國抵抗的日軍人數是以美國為首的盟國對抗日軍人數的3倍。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後二戰太平洋戰區最終成型。此時約三分之二的日本陸軍被牽製在中國。”由於中國的牽製，日軍“原定於1941年8月29日進攻蘇聯遠東地區的計劃也沒有實施”，“如果蘇聯兩麵受敵，戰爭過程將變成什麼樣，光是想想就可怕。之所以沒有發生這種情況，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中國戰場。”尤裏·塔夫羅夫斯基教授的分析，客觀地說明了中國軍隊對蘇德戰場的援助，做出的巨大貢獻。
二、中國抗戰阻滯了日本“南進”擴張
德國法西斯入侵波蘭、閃擊西歐取得成功後，氣焰囂張，咄咄逼人，英法美等國不得不將戰略重點轉向歐洲，東南亞及西南太平洋地區於是成為防禦的薄弱環節。這為日本南進發動太平洋戰爭提供了良機，於是“南進論”在日本迅速活躍起來。
但是，要想“南進”擴張，日本必須盡快結束與中國的戰爭。然而，正麵戰場的曆次會戰依然激烈，八路軍也在敵後發起了淩厲的百團大戰。大量日軍被牽製在中國戰場，根本無法在持久戰的泥潭中拔出腳來，征服中國希望渺茫。
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畑俊六認為，中日戰爭已經5年了，“僅僅一個中國，日本的力量就很勉強”，如果“現又兩麵作戰，情況將會越來越困難”。日本近衛首相認為：4年多的中日戰爭使日本國力消耗，在中國問題還未解決的情況下南進是難以忍受的。他作為南進方針的主要決策者，主張應該先解決中國問題，否則前景堪憂。因此，在日本政府決定對美國開戰之前，他提出辭職。
由此可見，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中國抗日戰場打擊和牽製著日本陸軍主力和海軍部分兵力，使日本遲遲不敢發動太平洋戰爭，使得美英軍隊能夠在太平洋戰場集中兵力，穩住陣腳，進而轉入反攻。
三、中國戰區有力地配合了太平洋戰場
日本襲擊珍珠港得手後，戰線擴大到太平洋。日本南進的初戰雖然取得勝利，但繼續擴大戰果的目標難以達到，還是因為中國戰場牽製、抗擊著日本陸軍主力。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單獨抵抗日寇的中國在得到同盟軍援助的同時，也承擔了更多的國際義務。根據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建議，盟國成立聯合作戰的戰區，中國戰區便是其中之一。中國戰區轄整個中國、中南半島及泰國，麵對的日本中國派遣軍是實力強大的戰略集團，包括第6方麵軍、華北方麵軍以及兩個獨立野戰集團軍和一個空軍集團軍，總人數達100萬。而駐紮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一直保持70萬左右，隨時可以過來增援。這一格局凸顯了中國抗戰在太平洋戰場乃至東西方兩個戰場中的重要地位。
由於中國戰區的頑強抵抗，日本陸軍能夠投入太平洋戰場的隻有10個師團，不及中國戰場的1/3。而日本在太平洋戰場上盡管投入海軍的主要力量，但由於缺少陸軍配合無法取得優勢，在瓜島爭奪戰中，日軍一敗塗地，陣亡24萬餘人，是美軍的15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無法從中國戰場抽調陸軍主力予以補充。
當時，中國一方麵自身承受巨大的軍事壓力，另一方麵從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全局考慮，派出遠征軍協助同盟國作戰，尤其是兩次滇緬作戰，中國軍隊以犧牲13萬人的巨大代價，延緩了印緬戰局惡化，有力地支援了太平洋戰場的盟軍。
由於中國戰場與太平洋戰場互相配合、互相呼應、互相支持，加速了戰局向戰略反攻方向的轉化。中國的持久戰不但為蘇、美、英等反法西斯國家贏得了寶貴的戰爭準備時間，而且為保證同盟國實施“先歐後亞”大戰略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軍隊有力地支援了美、英與日本作戰，最終粉碎了日本與德、意法西斯東西對進、稱霸全球的戰略圖謀。美國總統羅斯福曾說過：“我們也忘不了中國人民在7年多的長時間裏，怎樣頂住了日本人的野蠻進攻和在亞洲大陸廣大地區牽製住大量的敵軍。”“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塌了”，局麵難以想象。
四、中國積極倡導和推動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建立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是一場國際性戰爭，建立廣泛的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是勝利的保證。中國為此做了長期的努力。當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擴大到全球範圍時，中國主動加強與蘇、美、英、法等同盟國的戰略協調。中國除了為盟軍修建機場、建立無線電通信網、提供大量的鎢、錫、桐油等戰略物資外，還做了大量其他工作。一是積極倡導和推動簽署《聯合國家宣言》，形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加快了戰爭勝利進程。二是大力支持亞洲國家的抗日鬥爭。大量朝鮮革命者和愛國誌士在中國加入抗日武裝。韓國流亡政府也在中國得到支持。得到支持的還有亞洲其他國家。三是積極參與創建聯合國，推動戰後世界和平。中國提出的保障會員國的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和平解決爭端以及民族自決等建議，被寫入《聯合國憲章》。中國成為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
曆史事實清楚地告訴人們：中國抗日戰爭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
(本文係筆者在2015年9月4日中國與白俄羅斯紀念二戰勝利70周年高層論壇上的主題發言。)
近現代中國對外關係的變化發展
1840年的鴉片戰爭迄今已150年了。這150年前後，中國與外國(主要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經曆了三個階段：閉關鎖國、以天朝自居，視外國為蠻夷，奉行華夷政策；鴉片戰爭失敗後，被迫與帝國列強簽訂了一個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淪為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中國人民尋求獨立富強之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逐步與世界各國建立新的外交關係。
一、閉關自守的封建帝國日趨衰落，卻自尊自大，要求富強的資本帝國臣服。鴉片戰爭的失敗標誌著傳統的華夷政策的徹底破產。
1.鴉片戰爭前夕中國與外國的關係。
中國封建社會2000多年，閉關自守，向以“天朝”自居，視周邊民族為歲歲向“天朝”進貢的“未開化的夷狄”。1644年清兵進關占領北京，經過康熙盛世，自尊自大思想愈益膨脹，狂妄地認為外國商人皆來自蠻夷小國，強令臣服於“高於萬邦”的天朝。
清政府不願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也有客觀原因，就是處於原始積累階段的資本帝國，往往是海盜與商人一身二任，他們打著貿易的幌子，幹著海盜式的暴力掠奪。為了維護天朝體統，防止海盜商人滋事，乾隆於1757年把康熙時開放的五個海關封了四個，隻留下廣州一關對外通商，並對外商的商務活動、居留期限和場所以及活動範圍和方式做了帶有歧視性的、苛刻而煩瑣的規定。
正是在這個時期，世界形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英國產業革命後，生產發展更加迅速，其工業產品占了世界總產量的一半，成了資本主義世界的頭號強國，狂熱地要求擴大殖民地，開拓新市場。而清王朝在乾隆末年已由盛轉衰，江河日下，成了弱者。清王朝的閉關政策，當帝國侵略時有一定的抵禦作用，但是消極的，不成功的。雙方力量對比愈來愈懸殊，清王朝在經濟、軍事方麵都無法與西方抗衡，大門又怎麼關得住呢？用商品打不開，就用非經濟手段——兵艦和大炮轟開。
2.鴉片戰爭是對中國國情和國力的一次大檢查，傳統的華夷政策徹底破產。
19世紀初，英帝國主義不能用商品打開中國的大門，悍然發動了可恥的侵略戰爭。自命天朝上國的清統治者，在強大的侵略者麵前，仍沿襲封建社會對待周邊不肯臣服的弱小民族那樣，實行恩威並濟、剿撫兼施的兩手政策，最初的反應則是憤怒的圍剿。兩江總督裕謙的奏折很有代表性。他說：“從來外夷，非畏威不知懷德，故馭夷必先剿而後撫。”“我朝二百年來，聲威遠震，四夷臣服，曠古未有，況英夷不過奸商，其所糾合，不過販煙之匪類。”在這種盲目自大思想的指導下，他們對英軍的實力也做出完全錯誤的判斷。清軍的圍剿也好，反攻也好，都因力量懸殊而失敗。清政府與英帝國作了幾番較量後，剿撫雙雙失利，檢驗了中國的國情與國力，也暴露出中國封建社會的各種弊端和弱點。
3.戰爭失敗，天朝觀念開始動搖，中國淪為半殖民地。清政府對外交往中喪失了平等地位，墮落為帝國主義在中國實行殖民統治的工具。
清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開放五個通商口岸，賠償巨款和割讓香港等。此時清統治者的天朝觀念有所動搖，但未破滅，幻想“以夏變夷”，“以德使之懷”。從曆史上看，中國多次發生過這種情況，外族侵入，到頭來反被中原同化。鴉片戰爭後，武的方麵敗了，少數人夢想決戰於“文”。這種盲目自信最終也像肥皂泡一樣破滅了。過去周邊民族經濟文化落後，單憑武力隻能稱雄一時，逐漸被中原先進的經濟文化所同化。然而19世紀清帝國以落後的封建經濟和文化，怎敵得過先進的資本主義經濟和文化(主要指科技教育等)?
鴉片戰爭後，中國的大門隻開了一條縫，帝王和官僚們又回到皇宮、官府裏過著奢靡的生活，廣大農民仍被禁錮在自然經濟的田園裏，無力購買資本帝國的工業品。曆史是無情的。資本帝國趁中國內部危機進行更大的訛詐，要求中國打開更多的大門，享受更多的特權，於是挑起第二次鴉片戰爭，迫使中國簽訂了一係列不平等條約。中國經濟被掠奪、政治被控製，處於被侮辱、被損害、被宰割的悲慘境地，帝國主義者劃出的大片租界成了“國中之國”，中國在這裏連形式上的主權也喪失了。自此之後，清統治者的天朝觀念徹底崩潰，不但不再敢以傲慢姿態對待“蠻夷”，而且連平等地位也沒有了，自尊變成自卑。
二、中華民族反對帝國列強侵略，爭取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力爭奪回失去的平等地位，在新的基礎上與外國重建外交關係。鴉片戰爭的失敗，引起中國人的震驚和思索。愛國的誌士仁人開始探索富強之路，曆程坎坷，途滿荊棘，從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109年，對中國人來說，是屈辱的109年，是探索的109年，也是反侵略、爭獨立、一步步走向勝利的109年。
1.愛國的仁人誌士疾呼“睜眼看世界”，“師夷長技以製夷”，中國向國際社會邁出第一步。
鴉片戰爭的失敗，使一些愛國誌士迫切要求了解西方以“解惑”，疾呼“睜眼看世界”。在林則徐命人編輯《四州誌》出版後，魏源的《海國圖誌》、徐繼佘的《瀛寰誌略》、梁廷相的《夷氛聞記》、蕭令裕的《英吉利記》相繼問世。但這時魏源等人隻看到西方帝國列強的一些表麵現象，認為“夷之長技有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還沒有來得及從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諸方麵深入探尋中國落後的根源。不過從鄙視蠻夷到承認外國有長處，必須向外國學習，這在當時卻是一個質的變化，是從封閉走向開放的起點。可惜的是，中國邁向國際社會的步伐，很艱難，很緩慢。魏源等人的呐喊沒有喚醒睡獅，中國仍在昏睡之中。原因之一是，清政府長期閉關自守，昏庸腐敗。正像費正清所說：清朝的“根本弱點是思想和體製方麵的，也就是對外國的現實一貫無知，並且存心不去考慮這一現實。”清王朝簽訂《南京條約》後，雨過天晴，天朝依舊，魏源等人微弱的呼喊淹沒在皇帝聖明的頌歌之中。其二，封建社會自然經濟低水平的“豐衣足食”，是閉關政策的經濟基礎，閉關政策反過來又強化了自然經濟，遏製中外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封住中國人民與外部世界的聯係，壓得廣大群眾麻木不仁，不思變革，抵製變革。其三，重農輕商、重義輕利的傳統觀念和習慣勢力束縛著中國人的頭腦，片麵強調“以禮治國”、“蘊利生孽”，鄙視經商營利，不重視發展社會生產力。甚至認為西方科學技術為“奇技淫巧”，向西方學習是“異端邪說”。其四，封建的科舉製度，重內輕外，不講“海外事勢夷情”，重文輕技，不講科學技術和經營之道，使青少年整天埋在故紙堆中，頂禮膜拜兩千多年前的“四書”“五經”，或成為封建帝製的犧牲品，或成為封建帝製的衛道士，魏源等人的改革呼聲應者寥寥。其五，帝國列強發動的侵略戰爭，造成巨大災難，傷害了中國人的感情，少數人向西方學習的理性要求被絕大多數人的仇恨情感所壓抑。在現實生活中，這五個因素交織在一起，長期拖著中國前進的腳步，製約著中國走向世界，難以成為世界富強國家的平等一員。
2.資產階級改良派主張變法維新，把愛國與學習西方統一起來，把自身改革放在首位，為國家的獨立富強創造條件。
1851年1月，洪秀全在廣西金田村起義，並於1853年3月19日攻下南京。清王朝處於十分危急的時刻，則以一係列喪權辱國的條約換取帝國列強的援助，鎮壓了太平天國運動。這使得清統治者更加看清洋槍洋炮的厲害。曾國藩說：“目前資夷力以助剿濟運，得紓一時之憂，將來師夷智以造船製炮，尤可期永遠之利。”此後，李鴻章、張之洞等辦洋務，開軍工廠，興洋學堂，造船造炮，是中國向近代化走出的實際一步。但是他們“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套，隻是在衰朽的封建老人手上多了幾支洋槍洋炮，改變不了它虛弱的本質。1884—1885年的中法戰爭，特別是1895年的中日甲午之戰，洋務派辛苦經營幾十年的北洋海軍全軍覆沒，宣告洋務運動的破產，證明此路不通。
這時清政府正處於帝國列強瓜分中國和勞動人民造反的兩重危機中，一些接受過資本主義西學的人認識到，隻有洋槍洋炮，中國仍不能擺脫貧窮落後的麵貌，隻有改革腐敗的官僚製度，才能從危機中走出來，與列強處於平等地位。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批評洋務派造船炮、修鐵路、煉鐵、織布，隻抓了“枝葉”，“非其根本”，根本的是改變清朝的官製，學習西方的“法度政令”。在康梁的勸說下，1898年6月11日光緒發布“明定國是”詔，實行變法，但壽命隻有短短的103天，就被掌握軍政大權的慈禧太後鎮壓下去。證明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道路也走不通。
百日維新雖失敗，變法圖強的思想卻已深入人心。中國人特別是年輕的中國人在封建文化與資本主義文化的對比中，進一步從理論上認識中國的落後，燃燒起愛國、救國的革命熱情，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做了準備。
3.孫中山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建立共和國，結束兩千年的封建專製製度，但勝利果實又落入封建軍閥手中，中國仍被帝國列強所控製。
雖然戊戌變法失敗了，但維新思想卻得到了傳播。到20世紀初大有一日千裏之勢。孫中山1905年組織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同盟會，他們認為要使中國擺脫帝國列強的宰割，必須首先用暴力推翻腐敗專製的清王朝，從而打擊站在它背後的帝國主義。同年10月孫中山第一次提出三民主義，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民主共和國，這是比康梁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先進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綱領，迅速獲得進步人士特別是青年學生的擁護。
孫中山1911年12月29日當選為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他曾幻想革命成功後埋頭建設，登上富強之域，在就任大總統的誓詞中表示今後將是“民國卓立於世界，為列邦所公認。”但他萬萬沒有料到，南京臨時政府兩次呼籲帝國列強予以承認，但列強都置之不理，還拒絕給予財政援助。原來帝國列強支持的是甘當馴服工具的袁世凱，結果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被這個竊國大盜所篡奪，孫中山隻做了三個月的臨時大總統。12年後他總結這段曆史的經驗教訓時指出，革命派與反革命專製階級謀妥協，“實間接與帝國主義相調和。遂為革命第一次失敗之根源”。雖然由於雙方力量懸殊，沒有實現建立一個能與帝國列強平等相處的獨立富強國家的願望，但在鬥爭中他認清了封建勢力之頑固，喚醒廣大中國人民群眾與封建軍閥做不妥協的鬥爭，則預示著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鬥爭進入一個曆史新階段。
4.封建軍閥割據，帝國列強加緊宰割，中國國際地位降至最低點，激發了五四運動，偉大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開始。
袁世凱竊據總統寶座後，對內依靠封建勢力，對外依附帝國列強，先是從英、法、德、日、俄五國借來奴役性的政治貸款，後又以“中國積弱已久，無力抵禦外侮”為由，接受日本獨占中國的“二一條”，充分暴露出他賣國賊的真麵目，激起全國人民的討袁浪潮，他的皇帝美夢也隻延續83天，1916年6月5日憂鬱而亡。
袁世凱死後，中國陷入軍閥割據的混戰局麵，各路軍閥後麵分別站立著各自的帝國主子。正是帝國列強支持的軍閥混戰，使中國人民陷入更深的苦難，同時激發起更加高漲的反帝反封建鬥爭。
辛亥革命的失敗，標誌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路也行不通，中國人民丟掉了對列強的幻想，開始走上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新征程，1919年的五四運動爆發了。五四運動是“外爭主權、內懲國賊”的愛國運動，又是新舊思想的大論戰。五四運動前後，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找到了馬克思主義，突破了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樊籬，認識到不反對帝國主義，就不可能反對封建主義，從而把反封建鬥爭與反帝鬥爭結合在一起，揭開中國近代史的新篇章：新民主主義革命。
三、中國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趕走帝國主義侵略勢力，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專製政權，建立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贏得真正的獨立，與西方國家處於平等地位。中國對外關係沿著正確方向發展。
1.經過109年的鬥爭，帝國主義侵略勢力被趕出中國大陸，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中國共產黨自成立的第一天起就高舉著反帝反封建的大旗，為一個獨立、富強、民主的新中國而奮鬥。1924年孫中山重新解釋三民主義，改組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不久取得北伐戰爭的勝利。又是在中國人民取得勝利的時刻，帝國列強為了維護在華利益尋找新的代理人，這個代理人就是蔣介石，他依附帝國主義篡奪了北伐戰爭的勝利果實，同時成了新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1931年日本侵占我東三省後，他竟實行“不抵抗主義”，奉送大好河山。日本帝國主義得寸進尺，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軍鐵蹄蹂躪大半個中國，也正是蔣介石和日本帝國主義聯合上的這一課，更大地激起中國人民的仇恨，打敗了日本鬼子，又用三年多一點的時間打敗了用美國坦克和大炮裝備起來的800萬蔣軍，終於把一切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全部趕出中國，一個獨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了。
2.新中國奉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同一切願意平等待我的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堅決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孤立、封鎖和武裝挑釁做鬥爭，維護國家的獨立、主權和尊嚴。
在全國解放前夕，毛澤東主席就莊嚴宣告：“應當采取有步驟地徹底地摧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控製權的方針”，這包括不承認過去賣國政府所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統製對外貿易、改革海關製度，等等，對於“普通外僑，則保護其合法利益。”同時毛澤東還堅定地表示：“我們是願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但是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隻要一天它們不改變敵視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以合法的地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當天，《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又正式宣告：“凡願遵守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都願與之建立外交關係。”果然，一些西方國家不願以平等態度對待我們，采取孤立、封鎖的政策，甚至進行武裝挑釁。我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對西方國家做具體分析，區別對待，禮尚往來，不亢不卑，耐心等待，對敢於向我挑釁的國家就堅定地予以回擊，又注意有理、有利、有節。周恩來總理在1953年12月31日明確提出：“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徹底拋棄自尊自大、盲目排外和崇洋媚外、妥協投降這兩種錯誤的路線。這樣我國逐漸與世界139個國家建立了平等的外交關係，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和友誼，實現了中國人民100多年來夢寐以求的目標。
3.近10多年，我國實行改革開放，國際地位空前提高，與外國關係進入曆史上最好時期。但是，反對“和平演變”的鬥爭仍需繼續，不可放鬆警惕。
毛澤東、周恩來製定了正確的外交政策，隻是由於國內外各種因素的幹擾，我國在這方麵又走了一段彎路。“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黨中央糾正了極左路線，實行改革開放，使我國與外國的關係重新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鄧小平同誌科學地總結了這方麵的曆史經驗，他說：“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中國在曆史上落後，就是因為閉關自守”，“把中國搞得貧窮落後，愚昧無知”。“建國以後，人家封鎖我們，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也還是閉關自守……總之，三十幾年的經驗是，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行的，發展不起來。”這十多年來，我國人民集中精力搞經濟建設，與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建立了貿易往來和科學技術交流，吸引外資和外國的技術力量，學習國外先進的管理經驗，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就，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麵都進入了中國曆史上最好的時期，國力增強，國際地位隨之提高。
當今世界的政治形勢和經濟形勢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第三世界國家正在興起，我國經過40年的建設也站穩了腳跟。但是由於過去109年間，我國被帝國列強榨取太多，枯瘦如柴，底子太薄，在經濟方麵與先進的工業國家相比，還有較大的差距，再加上我們工作中的失誤，社會主義優越性沒有充分顯示出來。今後隻要更加開放，在結合中國實際學習西方國家一切對我有用的東西的同時，防止一切消極的東西腐蝕我們隊伍中的意誌薄弱者，防止杜勒斯推行的“和平演變”，做好這兩手，我們就可以更好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更加強大的物質基礎上與西方國家平等相處。
四、幾點結論
第一，自力更生、奮發圖強是與外國建立平等關係的決定性因素。
帝國主義的侵略是非正義的，給中國人民造成奇恥大辱和深重災難，是大壞事。但是，它又是一種挑戰，隻要我們能夠正確認識和迎接這種挑戰，壞事也會變成好事。關鍵在於內因。這150年的曆史證明，對待帝國主義的侵略，清王朝和袁世凱不是應戰，而是屈膝投降；資產階級改良派、民主派則寄希望於帝國列強的“協助”、“提攜親愛”，那是一種幻想，達不到獨立富強的目的，壞事仍不能變成好事。義和團盲目排外，必然事與願違。唯一正確的辦法是中國人民自力更生，奮發圖強。中國共產黨從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不向帝國主義乞求，不抱任何幻想，主要的是“培養力量”，依靠被帝國主義野蠻罪行激怒的四億五千萬中國人民，把人民組織起來與腐朽的封建勢力和它背後的帝國主義做針鋒相對的鬥爭，經過千辛萬苦，用幾千萬人的寶貴生命，換來了中國的獨立。這樣的獨立有堅實的基礎，是任何力量也打不垮的，是真正的獨立，與外國的關係是真正平等的。
第二，政治上獲得獨立後，要集中力量發展經濟，力爭與西方國家在經濟上也處於平等地位，以進一步鞏固和加強政治上的獨立。
帝國主義侵略我們，是因為我們落後。落後就要挨打，挨了打，還要賠償巨款，任憑帝國列強的無情掠奪和殘酷剝削，像一座大山壓在身上，經濟不能發展，使我們民愈貧，國愈弱。越貧弱，越挨打，形成惡性循環。新中國成立後，政治獨立為發展經濟提供了保證；經濟繁榮了，又可以鞏固和加強政治上的獨立自主，二者互為前提，互為保證。今天我們要特別強調經濟是基礎，我國外交工作最終的決定因素是國內的經濟建設。弱國無外交可言。
第三，當今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我國實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方針是最佳的選擇。
今天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特別是70年代以來，科學技術發展迅速，世界各國的距離仿佛變小了，經濟上各有優勢，又互相依賴，互為補充，不積極參與國際大市場的合作與競爭，就不可能進行必要的交換，更不可能及時獲得最新的科技成果和管理經驗，仍會拉大差距，處於落後地位。因此，我們要發展經濟，建成富強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必須堅定不移地實行開放的政策，不受國內外各種因素的幹擾，既要防止在不利的情況下回到閉關自守的老路，又要反對在順利情況下犯“全盤西化”的錯誤，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堅持實事求是的方針，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克服一切消極因素。鄧小平同誌多次強調黨的十三大概括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為兩個基本點的方針是正確的，是實現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最佳選擇。
第四，我們是新型的社會主義國家，在與世界各國交往時，必須建立新型的國家關係，建立國際新秩序。
一百多年來，我國深受強國欺淩弱國、富國剝削窮國之苦。我國獲得獨立後，是社會主義的新型國家，深感當今世界應該建立一種新型的國家關係，建立國際新秩序。周恩來總理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建立新型國家關係和國際新秩序的基礎。鄧小平同誌對此做了深刻的闡述，他說：“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團政治’方式，‘勢力範圍’方式，都會帶來矛盾，激化國際局勢。總結國際關係的實踐，最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正是在這五項原則的基礎上，我國還先後提出堅決支持亞非拉人民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的鬥爭，大力加強與第三世界國家團結合作、互相支持的方針，並多次宣告中國是一個大國，永遠不稱霸，主張在國際事務中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和國際經濟新秩序。
我們重視曆史，更重視未來。回顧曆史，總結曆史經驗教訓，是為了防止曆史悲劇的重演，做好今天的工作，爭取更加美好的未來。我們重溫這150年對外關係變化發展的曆史，其目的正在於此。
(與李友濱合寫，原載《湖南社會科學》1991年第1期。)
新中國史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戴逸教授訪問記
年初一個晴朗的下午，我走訪了中國史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名譽所長、著名史學家戴逸教授。請他就新中國史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等問題談點看法。戴教授精神飽滿，欣然應允，侃侃而談。下麵就是我們之間的問答。
周：戴教授，首先請您對40年來新中國曆史科學作一簡略的回顧，它取得了哪些成績？為什麼能取得這些成績？
戴：40年來成績很大，無論是史學隊伍的發展，學術成果的獲得，還是學術活動的開展，都是令人高興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取得了在曆史學領域的指導地位。40年來的成績都是在馬列主義指導下取得的。解放前老一輩史學家中已有人致力於用馬列主義指導研究曆史，如李大釗、郭沫若、吳玉章、範文瀾、翦伯讚、呂振羽、侯外廬等人，但隻是少數人。解放後全國學馬列，史學界普遍接受馬列主義，自覺地運用馬列主義，曆史科學麵貌煥然一新，發生了飛躍。這是40年來最主要的成績。
是否用馬列主義指導研究曆史，效果很不一樣。當然，不用馬列指導，史學家也能做出貢獻，有的甚至做出高水平的貢獻，老一代的如王國維、陳寅恪、梁啟超等，現在在港台或外國的史學家，有的也是很有造詣、很有成績的。但是，如果運用馬列主義指導，那麼在曆史觀上，在研究的目的、選題、方法上，就有很大區別，就會在史學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就。馬列主義是科學的銳利的思想武器，運用這一武器來研究曆史，使曆史學成為一門科學，能用來揭示曆史發展的規律，給人以智慧和力量。在研究中就能更準確地抓住曆史本質，不被現象迷惑，使自己的頭腦更清楚，更有分析判斷能力。
總之，40年來最大的成績是馬列主義取得了指導地位，馬列主義給新中國曆史科學帶來了強大生命力。40年曆史發展證明馬列主義的正確性，在馬列主義指導下曆史科學將有廣闊的前途。
周：請您談談40年來曆史科學的具體成果。
戴：從中國古代史來說，各個斷代、各個專題以及人物、事件出了一大批水平較高內容豐富的著作。特別是中國近現代史，提到了重要地位。解放前，近現代史排不上號。而現在，中國近現代史成為熱點，我們已擁有一支強大的近現代史研究隊伍，出版了很多著作和資料。再從世界史來說，除了通史以外，國別史、地區史、專門史大大加強，還開辟了中外比較研究等一些新的研究領域。考古學也有很大發展。中國地下文物是十分豐富的，40年來，有許多重大的考古發現。考古學的成就使它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此外，曆史學還開辟了若幹新的研究領域，最近幾年比較活躍的有文化史、社會史、人口史、邊疆史，等等。從研究力量的分布來看，各地區、各單位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重點，如北京大學的魏晉南北朝史、宋史，北京師大、華東師大的史學史，中國人民大學的黨史、清史，南京大學的元史、太平天國史，複旦大學的曆史地理、曆史文化，南開大學的明清史、世界史，武漢大學的唐史、吐魯番敦煌學，中山大學、華中師大的辛亥革命史，山東大學的義和團史，等等。其他各地區、各單位也各有側重點，形成全國性的研究網絡，分工合作。各個斷代史、專門史都有自己的研究會，這些研究會在組織學術活動、協調研究項目、交流學術成果、促進人才成長等方麵，做了很多工作。由於大家的勤奮，史學界可謂連年豐收，成果喜人。僅以1988年為例，曆史書出版700多種（包括著作、史料、譯著），發表的史學論文近7000篇。這與解放初相比，不知翻了多少番。拿近代史來說，50年代時，每年發表的所有近代史文章我都能找來全部看完，現在不行了，一個史學工作者連他本專業領域的文章都看不完。
就史學隊伍來講，已達到幾萬人，分為五支隊伍。第一支是社科院係統，包括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還有地方各省市社科院的曆史所。第二支是全國高校的史學教研人員，這支隊伍人員最多。第三支是黨校係統，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校。第四支是軍事院校。第五支是文化出版機構，包括博物館、檔案館、圖書館、文史館、史誌辦、出版社和報刊編輯部。從陣地看，50年代隻有幾家刊物發史學文章，現在可多了，有《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國史研究》《清史研究》《世界史研究》，以及《曆史教學》《史學月刊》，還有幾家動態刊物，各大學學報也發表史學文章。從學術活動講，“文革”前很少開全國性史學討論會，現在經常開，1988年較大的全國性與國際性的曆史學學術會議有65次之多，與港台和國外的學術交流也很頻繁。
應該指出，在史學迅速發展的同時，也存在問題。近幾年最大的問題是否定祖國曆史，否定民族文化，曆史虛無主義和民族虛無主義傾向嚴重，歪曲和詆毀祖國曆史，不重視曆史科學。所以中央提出要弘揚民族優秀文化，包括加強對曆史的研究，用曆史作武器教育群眾和青年，發揚愛國主義精神，增強民族自信、自尊、自強的意識，加強民族凝聚力，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的曆史地位和光明前途。這是非常必要的。
周：有人認為曆史是過時的東西，人們在創造新生活時不必去翻尋曆史的陳年老賬。這種看法顯然是對曆史科學的社會功能缺乏認識。您能談談這個問題嗎？
戴：任何一門學科都要與現實發生關係，都要滿足現實的需要，都要為現實服務。不食人間煙火，對現實不發生關係，不發揮作用，這樣的學科不會有生命力，必定會萎縮凋亡，失去自身存在的價值。所以每門學科都會按照自身特點，用這種方式或那種方式為現實服務。曆史作為一門有悠久傳統的基礎學科，也不例外。但它與應用科學不一樣，不像某些自然科學或工程技術，能直接用到生產上去，直接創造物質財富。
曆史科學的基本功能是揭示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啟發人們的智慧，提高文化素質，塑造美好的心靈與人格。它雖然以過去作為研究對象，但和現實密切相關。因為現實深深紮根於曆史的土壤之中，要真正理解現實，改造現實，必須理解過去，必須追根溯源，探討客觀事物過去的存在形式，這樣才能很好地把握事物的實質，而不被現象所迷惑。曆史規律的光輝可以照亮過去和現在。過去和現在又是不能割斷的曆史長河。追溯過去是為了認識今天和設計未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忘記了自己的過去，必然也要失去今天和未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曆史科學的社會功能是十分顯著的，而且是長期起作用的，不可缺少。它是我們了解國情的重要途徑，進行戰略決策的重要依據，也是提高人們文化素質，陶冶情操，增強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意識，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所必需。國情是在曆史中形成的。如果不理解自己的曆史，不了解自己民族和國家的過去，就不會對自己的民族和國家產生強烈的感情。越了解它，感情越深厚。
這裏，我還要強調一下進行近代史教育的重要性。這是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不可缺少的課程。過去150年的曆史非常重要。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被蹂躪，人民受苦難。多少誌士仁人為了拯救國家而流血犧牲，經過長期艱苦的鬥爭，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勝利，建立了社會主義新中國。我們應該教育群眾，特別是要使青少年懂得這段艱苦鬥爭的曆史，珍惜來之不易的勝利成果，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麵，專心致誌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曆史學界應大力宣傳近代史，使之家喻戶曉。在人民中增強愛國主義思想，建立社會主義必勝的信念，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周：您認為目前曆史科學發展的困難和障礙是什麼？
戴：有兩方麵。一方麵是思想上的障礙。受曆史虛無主義的影響，輕視曆史，否定曆史，曆史學科失去吸引力。曆史著作出版難，曆史專業招生難，分配難，很多青年不願學習曆史、研究曆史。“曆史無用論”相當流行。我隻能說這種觀點是急功近利、目光短淺的，並沒有真正認識曆史科學在人類生活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麵是物質上的困難。曆史教學和科研人員生活待遇菲薄，研究條件差，經費少。一個博士生，讀書22年，曆經22年“寒窗”，畢業才掙105元工資，連一個人的生活也很難維持，腦體倒掛相當嚴重。當然，這種情況不限於曆史學科，在其他學科也同樣存在。
盡管條件差，工作艱苦，我們這支曆史科學隊伍卻是很好的隊伍。大家對自己的專業抱著濃厚的興趣，有強烈的事業心、責任感和獻身精神，在自己的崗位上發奮努力，兢兢業業，做出了值得稱道的成績。對於存在的思想和物質方麵的障礙與困難，一方麵要靠改革不合理的分配製度，一方麵要靠加強思想教育，二者結合起來解決。作為曆史工作者自身，則要考慮怎樣奮發努力、攀登科學高峰，怎樣不斷提高馬列主義水平，怎樣改善自己的知識結構與研究方法，怎樣選擇具有現實意義和科學意義的研究課題，促進馬列主義曆史科學的繁榮發展。
周：本世紀最後10年曆史科學發展的前景如何？怎樣使它更健康地發展？
戴：經過40年的發展，史學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我們也走過了坎坷的道路，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史學界成了重災區。從改革開放10多年來看，史學以前所未有的步伐前進，跟其他戰線情況相類似，甚至超過了其他某些戰線的發展，完全改變了十年動亂中那種曆史顛倒、萬馬齊喑的政治局麵。盡管現在和今後還會有各種各樣的困難和問題，但是我對今後10年曆史科學發展的前景是樂觀的，充滿著信心。相信今後10年必定會取得更大的成績。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隨著黨和政府對文化科學知識的日益重視，不合理的體製將得到改革，加上隨著經濟的發展，政府對文化科學的投入、對曆史科學的投入，會不斷增多，史學工作者的教學與研究條件、生活待遇會逐步得到改善。
為了使曆史科學更健康地發展，史學研究要加強計劃性。應對我國曆史學科全麵摸底，搞清隊伍的構成、教學和科研條件、已有的成果、課題的設置、國家精神文明建設的需要，在這個基礎上規劃10年內的工作任務，明確指導思想，調動全國力量，分工合作，協調努力，形成許多有特色的研究中心，完善全國的研究網絡，開辟有意義的新領域、新專題，製定5年和10年的國家重點項目。對那些重點項目、空白環節、對四化有重大意義的課題，要集中力量攻關。現在應減少那些講義式的、比較籠統粗糙的研究項目，提倡質量第一。科學研究不能停留在編講義的水平上。今後10年應提倡深入具體研究，提倡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礎上進行科學概括，寫出高水平的學術著作和論文，充分發揮曆史科學的認識功能、教育功能，加強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曆史唯物主義的教育。當前特別要幫助人們從曆史的角度認識中國為什麼走上社會主義道路，認清曆史發展的大趨勢，確立社會主義必勝的堅定信念。
總之，在未來的10年裏，曆史學會有更大發展，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做出更大的貢獻。
周：未來的10年裏史學理論估計也會有一個大的發展。在過去的幾年裏，雖然在介紹、引進西方史學理論，並用這些理論促進我國史學研究方麵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是也有人企圖用西方理論，用係統論之類的自然科學理論來代替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唯物主義理論，造成了某些混亂。
戴：的確如此。近幾年來，一些人對西方各種史學流派，他們的方法，進行介紹，這對打開我們的眼界，有好處。有些觀點、方法，的確可供我們借鑒。有些則是錯誤的、曆史唯心主義的貨色，我們是不能接受的。還有些隻是適合他們西方國家的情況，適合他們的研究條件，而並不適合我們的情況。也有些理論是從自然科學中總結出來的，對自然科學來講，是適用的，但要推廣到社會科學領域，推廣到史學領域，就必須排除一些因素，注意前提條件，因為兩個學科並不一樣，研究的方法也不能一樣，有部分適用，很多不適用，絕不能全部搬用。對這些理論需要介紹，但要用批判的眼光，分析的眼光。馬克思主義是開放係統，人類文明的所有優秀成果，都會被她吸收，她並不排斥自然科學的成果。任何一門學科，如果是封閉的，它就會停滯，以至凋亡。馬克思主義是開放的，發展的，是要不斷吸收新東西的。介紹、引進、借鑒西方一些正確有用的史學理論是必要的，但不能無批判地全盤照搬照抄，更不能以此來代替或取消馬克思主義，否則就走到邪路上去了。今後的介紹、引進工作還是要做，但要加強討論，注意消化，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我看過一些書，名為著，實為譯、編，不倫不類，粗製濫造。著就是著，譯就是譯，應分清楚。總之，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絕不是盲目排斥其他學派。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中的許多學派都曾經創造或正在創造出科學成果，形成正確的理論，我們就要取其精華。誰的手裏有真理，我們就向他學習，目的是用來豐富和發展馬列主義，使之不斷地前進，而不是取消馬列主義。
周：社會上有部分人曾經有誤解，以為我們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不搞改革開放；講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是不要馬克思主義以外的一切東西。這種誤解正在消除。試想想，如果我們封閉起來，閉目塞聽，這本身就違反馬克思主義。在改革開放的今天，我們更是積極吸取一切對我有利的東西，為建設社會主義服務，為發展馬克思主義服務。當然，我們必須對當代西方學術理論思潮堅持有吸收、有排斥、有借鑒、有批判的方針，絕不能搞“全盤西化”。
戴：現代西方有些學術流派確有其長處。如計量史學，在現代計算機發達的條件下獲得了長足的進展。馬克思寫《資本論》，也用了計量方法。現在西方學者把它形成一種有體係的方法，把它和現代信息科學結合起來是有貢獻的。計量方法用得好，在中國史學中也能起作用。但我們要注意計量史學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和適用範圍，切忌亂用亂套。
周：新中國40年來曆史科學取得了很大成績，但也走了些彎路，您看看有哪些經驗教訓值得總結，今後應當引以為戒呢？
戴：在50年代，我們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不一定高，但對馬克思主義堅定信仰，無太多懷疑，堅信她確實是真理，是我們研究史學的銳利武器，因而是滿懷信心的。當時的缺點，就在於我們比較教條式的，因為水平不高，往往套用一些詞句，出現過“貼標簽”式的現象。60年代後半期和70年代上半期，這10年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馬克思主義受到來自“左”的方麵的打擊。“左”的東西披著馬列主義外衣，革命口號喊得很響，一下子認不出真麵目。“四人幫”把史學應用到政治上來，利用史學為其篡黨奪權服務，這是對史學的蹂躪，敗壞了史學聲譽。後來的儒法鬥爭、批《水滸》批宋江、批林批孔批周公，都跟史學聯係在一起。這10年，史學表麵上很熱鬧，顯得很重要，實際上是被糟蹋得不像樣子。“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史學界撥亂反正，恢複實事求是的路線，恢複馬克思主義的權威地位。改革開放10年來，史學界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又受到另一方麵的幹擾，從西方引進了形形色色的理論，一些青年人缺乏分辨能力，追求新穎，追求時髦，競相搬用，排擠馬克思主義，以致出現民族虛無主義、曆史虛無主義。電視片《河殤》就反映了這種錯誤傾向。它把曆史與文化結合在一起，利用曆史文化方式傳播他們的思想觀點，否定中國的民族文化。當然，中國傳統文化並不是一切都好，的確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應批判繼承。全盤繼承不對，但不能反過來說都不好，連人種也不行，喪失了自信，喪失了自尊，喪失了勇氣，這是很危險的。這樣一種心態，怎麼能奮發圖強，建設我們的精神文明？怎麼能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曆次鬥爭中可以看出，史學作用很大，可用來鼓勵民族自信，也可用來摧毀民族自信，正麵作用、反麵作用都很大。在這個問題上如果不明辨是非，就要出大毛病，這也是一條重要的經驗教訓。曆史與現實息息相關，將40年回想一下，每次大的政治鬥爭，曆史學都要上場。1989年政治風波前的這次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河殤》就出籠了。蘇聯這幾年，一些人從否定斯大林到否定列寧，否定十月革命，進而否定整個蘇共曆史，帶來了嚴重後果，也是從曆史入手的。國外的事實也告訴我們，所有政治鬥爭，都要利用曆史學。馬克思主義不占領史學陣地，資產階級就要占領；即使馬克思主義占領了，它也要進行滲透、爭奪；一旦它占領，就要破壞安定團結，破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我們務必保持清醒的頭腦。
周：在過去的年代裏，戴先生在史學研究、特別是近代史研究方麵做出了較大成績。現在雖然年逾花甲，仍筆耕不已。在本世紀最後10年裏，不知您個人有什麼計劃？
戴：我現在是會議太多，活動太多，研究時間很少，也不像中青年人那樣精力充沛，想係統深入地研究一些問題，但力不從心，這是一個苦惱。從我內心來講，願在有生之年，多做點工作。清代曆史離我們很近，與現實生活密切相關，跟現實關係最大。現實中的許多問題，如要弄清楚，都要追根溯源，涉及清代。如經濟問題，外交問題，邊界問題，都與清代分不開。解放前，研究清史極少，“文化大革命”前也是非常薄弱。清史研究在“文化大革命”後的十幾年發展起來，是史學中發展較快的一個分支，但整個清代的研究還是不夠。清代曆史的資料很多，問題很多，需要沉下去長時期地鑽研。我自己的研究重點放在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鴉片戰爭前這一段，世界當時發生了驚天動地的變化，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產業革命，啟蒙運動，世界資本主義大發展。而當時的中國處於什麼狀況？是封建的康熙、雍正、乾隆盛世。把當時的中國與世界作一比較研究，認識中國在近代以前的社會狀況，找出中國在近代落後挨打的根源，這樣的一個課題，從學術意義、現實意義上來講，都有價值。我想在這方麵做點研究工作。
周：謝謝戴先生的談話。祝願戴先生在自己的領域取得可喜成績。未來的10年史學大有用武之地，相信整個史學界將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出不可替代的貢獻。
（原載《求是》雜誌1991年第8期，《新華文摘》1991年第6期轉載。）
談談我黨領導人對史學的重視與運用
史學是一門古老的學科，又是一門常講常新的學科。它在資政育人方麵有著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作用。我黨曆代領導人都很重視史學的社會功能，號召人們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努力學習和運用曆史知識，提高自身的素質，借鑒曆史的經驗教訓，幹好本職工作。我黨曆代領導人都十分注意運用曆史知識來指導革命和建設，保證革命和建設取得勝利。
先說毛澤東。毛澤東青少年時起就偏愛曆史，他有著淵博的曆史知識，很高的曆史修養，他用幾十年時間通讀了二十四史，而《資治通鑒》，則讀了十七遍。許多重要的人物傳記、事件，他反複圈閱，做了大量批注。他的諸多講話、文章、詩詞，飽含曆史典故，充滿了曆史智慧。他認為一個政黨要取得勝利，有三個必要條件，即具備革命理論、曆史知識、了解現實。他一生實踐中的成功決策，無不借鑒了曆史的經驗教訓。井岡山革命時期，他堅持工農武裝割據，建立穩固的根據地，就是總結了曆史上某些農民起義犯流寇主義的錯誤。1944年，抗戰勝利前夕，適值甲申年李自成失敗300年。毛澤東非常重視郭沫若寫的《甲申三百年祭》，把它作為整風文件，要求全黨領導幹部認真學習，以避免重蹈“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的覆轍。1949年上半年，蔣介石集團為挽救垮台的命運，提出劃江而治的方案，企圖阻止人民解放軍打過長江，有朝一日卷土重來。此時國際上兄弟黨裏也有領導人建議中國共產黨劃江而治。毛澤東斷然拒絕，指揮“百萬雄師過大江”，並告誡全黨“不可沽名學霸王”，避免了使革命半途而廢的曆史悲劇。在進京前夕的西柏坡會議上，毛澤東指出，奪取全國勝利，這隻是萬裏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後的路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號召全黨繼續保持艱苦奮鬥、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他把進京執政比作“進京趕考”，一定要考好，絕不能退回來，絕不當李自成。由於借鑒了曆史的教訓，從而頭腦清醒，措施得力，避免了重蹈李自成“打江山18年，坐江山18天”的覆轍。
鄧小平作為我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對曆史也是重視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錯誤批判，下放到江西4年的日子裏，潛心研究了二十四史，從中汲取曆史的智慧。第二次複出後，立即大刀闊斧地整頓，挽救瀕臨崩潰的國民經濟。第三次複出後，他幾次提到學曆史。他說：“了解自己的曆史很重要”，“我們要用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要懂得些中國曆史，這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精神動力。”《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06、358頁。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他提出了應該結束“以階級鬥爭為綱”，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他提出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方針，指出：一個民族、一個政黨，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從教條出發，其生機就會窒息，是很危險的。這是在對曆史經驗教訓做了科學總結以後提出的至理名言。80年代初，社會上出現了一股企圖全盤否定毛澤東的思潮。鄧小平及時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明確表示毛澤東的旗幟不能丟，這與我們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並不矛盾。從而避免了類似蘇聯全盤否定斯大林造成的混亂局麵。鄧小平還根據國際共運的最新經驗，強調堅持改革開放，“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路線100年不動搖。他立足現實，尊重曆史，提出了“一國兩製”的構想，成功地解決了香港、澳門的回歸問題，為和平統一祖國，為世界上解決同類問題，找到了一個新辦法。他還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這些無不凝聚了曆史的智慧。
作為第三代領導集體核心的江澤民同誌，也十分重視曆史的學習與運用。90年代初，他給當時國家教委領導人寫信，強調學習曆史，特別是學習中國近現代史，要好好抓抓這一工作。1996年6月21日，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75周年座談會上，江澤民發表了“努力建設高素質的幹部隊伍”的講話，號召各級領導幹部要加強學習，並著重地談了學習曆史的問題。他說：“我們中華民族以曆史悠久而著稱於世。我們黨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過程中，一貫重視曆史經驗的借鑒和運用。……一個民族如果忘記了自己的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現在和正確地走向未來。我們的老一輩革命家，不但具有很高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豐富的實踐經驗，而且具有淵博的曆史知識，希望我們的各級領導幹部，認真地讀一點曆史，首先要了解中國的曆史。……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今天的中國是曆史的中國的發展，作為當代中國的領導幹部，如果不了解中國的曆史，特別是中國的近代史、現代史和我們黨的曆史，就不可能認識和把握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繼承和發揚我們黨在長期鬥爭中形成的光榮傳統，也就不能勝任領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職責。”《人民日報》1996年6月24日第3版。
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正努力推進現代化建設，一手抓物質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認識到反腐敗的必要性、重要性、緊迫性，對那些觸犯黨紀國法的領導幹部，不斷加大懲處的力度，努力保持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力爭跳出曆史的“周期律”，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不斷推向前進。這些決策，無不借鑒了曆史的經驗教訓，無不閃耀著曆史智慧的光輝。
（原載中共湖北省委《政策》1997年第7期。）
盛世修史傳承文明
——訪《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戴逸教授
求是雜誌社記者周溯源李孝純
記者：戴逸教授，首先祝賀您榮膺《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請您談談編纂《清史》的意義，也就是說，為什麼要編纂一部《清史》呢?
戴逸：這可以從幾點來說明。第一，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非常重視。新中國誕生以後，董必武同誌曾建議纂修清史，得到了毛主席的讚同。上個世紀50年代末，周恩來總理委托吳晗同誌考慮纂修清史的規劃，後在三年困難時期暫行擱置。1965年秋，周總理又委托中宣部周揚同誌負責組成了以郭影秋為首的七人清史編纂委員會，並在中國人民大學建立清史研究機構，因不久發生了“文化大革命”，修史計劃夭折。十年動亂結束後，鄧小平同誌批轉一封建議纂修清史的信件，學術界又曾籌議纂修清史，並初步擬訂了編纂規劃。但當時正處於撥亂反正之際，百廢待舉，難以顧及此事，故此議又被擱置，可見，纂修清史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殷切期望，也是幾代史學家不懈努力的奮鬥目標。
第二，我國有優良的修史傳統。中國的曆史記錄是連續不斷的，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一個朝代滅亡之後，新的朝代即為前朝修史。我國有“正史”之名的紀傳體史書共二十五部，係統詳細地記錄了自五帝以來數千年的中國史。這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載體，是人們了解曆史、研究我們國家和民族發展沿革的全書，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智慧寶庫。江澤民同誌曾經說過，中華民族曆來重視治史，世界幾大文明，隻有中華文明沒有中斷地延續下來，這同我們這個民族始終注重治史有著直接的關係。以史為鑒，資政育人，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應有之義。
第三，清史與現實生活緊密聯係、息息相關。清朝自滿族入關至宣統遜位，統治中國長達268年，是我國曆史上一個重要朝代，對我國近現代社會的發展有很大影響。清朝曆史時間跨度長，內容豐富，史料繁多，與現實接近。當代麵臨的許多重大問題，如經濟建設、政治改革、文化發展、中外交往、人口、宗教、邊疆、生態、城市化、地區發展不平衡等問題，都要追溯到清代才能了解根由。編纂一部翔實的高水平的清史，是了解祖國曆史、總結曆史經驗教訓、正確認識中國國情、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需要，同時也是教育青年、激發人民群眾的愛國熱情、培育與弘揚偉大的民族精神、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的需要。
第四，纂修清史，也是因為《清史稿》問題百出、訛誤甚多。因二十四史至《明史》而終，北洋政府於1914年開設清史館，為清朝修史，但因戰爭頻繁，政權更迭，經費拮據，造成該書倉促殺青。這本書有一定的資料價值，但問題很多。修撰者大多是清朝遺老，他們站在清朝的立場來取舍褒貶，許多問題的記載失實，貶抑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以至於後來國民政府將它列為禁書。此後，台灣當局對《清史稿》做了一些修補，但限於人力、財力及史料，再修清史工作始終未能啟動。
記者：在您看來，我國現在具備了纂修清史的條件嗎?
戴逸：已經具備了修清史的條件。改革開放20多年，我國的經濟建設蓬勃發展，綜合國力大大增強，國家有這個財力來支持。特別是50多年來，清史研究取得重大進展，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結合的清史研究隊伍，且在不斷擴大，研究水平在不斷提高，大批清史資料已被整理出版。黨中央、國務院十分重視這項工作。2002年8月，江澤民同誌、胡錦濤同誌、朱鎔基同誌、李嵐清同誌都批準了建議纂修清史的報告。2002年11月，成立了由14個部委組成的清史編纂領導小組，2002年12月12日成立了編纂委員會，標誌著這項工程正式啟動。
記者：您作為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對編纂清史有哪些構想?
戴逸：纂修《清史》是新世紀一項標誌性文化工程。在纂修過程中，我們一定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在重大理論問題與是非問題上講政治，講原則，實事求是，還曆史以本來麵目。堅持繼承與創新的統一，既尊重曆史事實，又要反映時代精神；既要繼承前人研究成果，又要勇於進行學術創新；既要講清中國的曆史發展，又要聯係世界曆史的發展。要以史實為依據，去偽存真，去粗取精，避免主觀臆斷。最終要使《清史》成為一部觀點鮮明、內容充實、史料豐富、文筆生動的高水平的史書，做到思想性、學術性與科學性較完美的統一，使《清史》成為經得起曆史檢驗的傳世佳作。在修史過程中，同時培養一批優秀的中青年清史專家。
記者：您認為纂修高質量的清史有哪些困難?
戴逸：纂修一部高質量的《清史》，困難很多。纂修清史是一項規模宏大、艱難複雜的係統工程，需要經曆很長的時間，需要投入很大的人力、財力，任何個人或單位都沒有獨立承擔這項宏偉工程的能力，這就要由中央政府出麵組織，需要中央領導的大力支持。
清朝曆史時間跨度長，涵蓋的領域廣，有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法律、科技、藝術、宗教、民俗，等等，除了發動清史專家參與外，還要邀請其他領域的專家學者參與，充分發揮各種專業職能部門的作用。
清史資料浩如煙海。50年來整理了一大部分，但還有相當一部分沒有整理。許多檔案因時間過長，已經揭不開頁碼了，急需搶救，因此僅僅搜集資料就已是一項大工程了，這就需要社會各界的支持。
記者：目前，社會上有些人認為纂修清史是“不急之務”，您怎麼看?
戴逸：對這種事情有不同看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不讚成這種說法。固然現在應該集中精力搞經濟建設，但同時也不應該輕視文化建設。在經濟建設方麵，國家上了那麼多的工程，如三峽工程、南水北調工程、西電東送工程、青藏鐵路工程等，文化上怎麼就不能上一個大工程?隻搞經濟工程，不搞文化工程，怎麼能落實兩個文明一起抓的戰略?不搞文化工程，怎麼能提高國民素質?怎麼能全麵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所以要請新聞輿論界宣傳好這一工程，使人們認識到這一工程的重大意義，從而理解、支持這個工程。
記者：您作為編纂委員會主任，打算如何保證這部書的質量呢?
戴逸：為了能夠確保纂修成一部高質量的《清史》，首先是堅持唯物史觀，另外，我打算抓好幾個關鍵性環節。一是挑選好人才，隻有挑選到高水平的專家學者，才能挑得起重任。二是把項目落實到人，實行責任製。三是集思廣益，集體討論體例、框架結構等問題。四是寫好樣稿，作為範例。五是中期檢查，嚴格把關，一經發現質量問題，趕緊換人。最後由評審委員會進行鑒定驗收。
作為編纂委員會主任，我深感責任重大。麵對百年不遇的文化工程，我有喜有憂，最關心的是質量問題，最擔心的也是質量問題。因此，廣大專家學者要發揚科學、嚴謹、求真、務實的作風，力戒浮躁，要耐得住寂寞，全神貫注、盡心盡力做好工作。我相信，有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有社會各界的鼎力支持，有廣大史學專家學者團結協作、艱苦勞動，這項宏偉的文化工程一定能夠順利實施，圓滿完成。
（原載《求是》雜誌2003年第11期。）
開拓20世紀中國史研究
——評《二十世紀中國史綱》
20世紀，在人類曆史發展的長河中，是翻天覆地、風雲變幻的偉大時代。其鬥爭之激烈、變化之迅猛，較之曆史上任何一個世紀都更為引人注目，令人驚心動魄。而我們中國，變化之頻繁、劇烈，起伏之大，更超過了曆史上任何一個世紀和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本世紀的第二個年代初，中國人民推翻了腐朽反動的滿清王朝，從而結束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帝製；到本世紀中葉，又進而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經過40多年的努力，國家日臻強大，人民走向富裕。從本世紀初一個任人宰割、受盡欺淩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到成為一個獨立、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個變化太大了！20世紀的中國實在值得好好總結！20世紀的中國人民奮鬥史實在值得大書特書！那麼，是否要等到1999年才來總結和書寫呢？非也！現在就可以總結，就可以探討書寫。通過這世紀末的回眸，總結經驗，增長智慧，激發愛國主義熱情，堅定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信心，滿懷豪情地邁向21世紀，是很有必要的。最近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紀中國史綱》(60餘萬字)，就是這樣的一部力作。該書由著名史學家丁守和先生主編，陳文桂、郭德宏、唐寶林、魯振祥等有成就的史學研究者共同撰寫，曆經數度寒暑，幾易其稿，對20世紀的中國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嚴肅的剖析，科學的總結，向讀者奉獻出這部書，是令人高興，值得品味的。
這本書的第一個特點是全麵、係統，提綱挈領，脈絡分明，既涵蓋了方方麵麵，又突出了重點，講清了基本線索、主要事件，使讀者對20世紀中國史有一個完整準確的了解。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各方麵，都占有一定的比例，特別是思想文化內容，論述翔實中肯，有聲有色，為同類書所少見。例如，書中對30年代中國現代化問題的討論之回顧，讀起來很有吸引力。1933年7月，《申報月刊》利用創刊一周年的機會，出版“中國現代化特輯”，刊登26篇論文，從各方麵討論中國現代化問題。關於中國現代化困難、障礙和先決條件，大致有三種意見：一是明確指出中國現代化的困難和障礙來自帝國主義的侵略剝削和國內封建勢力的束縛，因此，實現現代化的前提條件就是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在中國的統治。二是認為“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人先自侮乃至外侮”，中國之實業不振，係由“自身種種原因所造成”，補救之法，當然要從克服自身之弱點做起。諸如利源未浚、地力未盡、技術幼稚、方法陳舊、管理不善、資金缺乏、運輸阻滯、產品粗劣、政治腐敗，等等，認為應該由改善這些狀況做起。三是強調教育的作用，認為“中華民族本是教育程度不足的人民”，而現在又“都不知道把精神文明建築在物質文明之上”，隻強調“物質救國”，這是不全麵的。挽救的方法，當然隻有從發展教育入手。
關於現代化方式即道路問題，不少人主張社會主義，也有不少人主張經過非資本主義路線進入社會主義，或主張兼采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所長，或主張實行“受限製的資本主義”，還有人明確主張資本主義。
讚同社會主義方式的人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確實認為中國應走社會主義的發展經濟的道路。他們從當時全球性的經濟恐慌中看到了資本主義的末路，又從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看到了希望，指出“隻有在社會主義製度下，生產與分配才能合理的處置”，“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所遭遇的嚴重經濟恐慌，我們不能重複”。另一種主張社會主義方式的人，是把社會主義隻單純理解為“統製經濟”或“計劃經濟”，斷言可以“於不破壞社會秩序之範圍內，推進社會主義式的‘中國現代化’”，可以不對現製度進行批判和分析，而著力於研究推進統製經濟的具體步驟和方法。
“非資本主義路線”的主張是，中國社會為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的國家，既不需要歐美式的資本主義化，目前也不需要社會主義革命，它所需要的是“由廣大被壓迫群眾自動地聯合起來組織起來，創造非資本主義的勝利的條件”，一麵憑借廣泛的政治力量，掃除封建剝削，消滅帝國主義的經濟政治支配；一麵確立進步的經濟政策來改造渙散的小農經濟，“經過相當的發展以後，再開始從各經濟部門轉變為社會主義經濟”。有人稱這是一種“特殊形式的現代化”。
主張資本主義方式的人認為，“經濟進步有一定之程序”，中國為一貧苦之國家，第一步要設法增加富力；而“獲得為人類本性”，“財富之增加，非實行個人主義，殆無由達其目的也。”所以，“欲使中國現代化，以采用私人資本主義為宜”。
關於現代化所用資金來源問題，除個別論者主張“孤軍奮鬥”、“完全采用國民資本”外，絕大多數人都認為應該利用外資，“國民資本及外國資本，要同時兼用”，但必須是“利用外資”，而不能“被外資所利用”。
《申報月刊》所發起的這次討論，雖然僅限於知識界，但仍具有重要意義。它把體現世界潮流的現代化問題突出地提到中國人民麵前，並且提出不少有價值的意見，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現代思想界的一大進步。當初的這一爭論，值得我們今天回味、總結、深化。
人們不會忘記，1935年前的文化思想界展開的“本位文化”和“全盤西化”之爭，也是很有意思的。它是“五四”以來中西文化論戰的繼續與深化，也是中國現代化問題討論的進一步發展。該書對此也設了專門章節來論述。
1935年1月，上海、南京、北平的十名教授發表了《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認為建設中國文化，既不該“複古”，也不該“模仿”英美、蘇俄、意德，因為“中國是中國”，“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宣言提出的文化建設的總原則是：“不守舊；不盲從；根據中國本位，采取批評態度，應用科學方法來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這篇宣言引起很大反響。從東西文化關係角度激烈反對十教授“本位文化”論的，是“西化”派胡適和“全盤西化”論者陳序經等。胡適揭露了十教授宣言的複古本質。他說：“‘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正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最新式的化裝出現”；“他們筆下盡管宣言‘不守舊’，其實還是他們的保守心理在那裏作怪。他們的宣言也正是今日一般反動空氣的一種最時髦的表現。”不過，是把“複古”主張、保守心理“托庇於折中調和的煙幕彈之下”。陳序經主張“全盤西化”的理由是其一，文化本身“是一種係統”，“分開不得”；其二，“西洋文化，是現代的一種趨勢”，它包含了世界各國文化的“好處”；而中國文化，自漢以後就“遲滯不前”，“為采納西洋文化的障礙”；其三，“文化的本身，是整個人類的共有共享的東西”，“文化亡，不見得民族也隨之而亡”；其四，中國文化樣樣不如西洋文化。
不少反對“本位文化”論的人，同時也反對“全盤西化”論。如吳景超反駁陳序經的文化“係統”論，指出“文化本身上是分開不得”的說法，隻含有一部分真理，火車與車軌、男女同校與社交公開，這是分不開的；但“我們采納了西洋電燈，是否便非采納西洋的跳舞不可呢？采納了西洋的科學，是否便非采納西洋的基督教不可呢？”張熙若也闡明了同樣的道理，現代工業與現代科學、現代資本主義與現代勞工問題，這些是分不開的；但又有許多部分是可以分得開的，“日本人完全吸收了西洋的科學，同時又保存他們自己的大和魂。蘇俄采取了西歐和美國的生產工具，同時又拒絕它們的資本主義。”張熙若進一步以具體事例駁斥了西洋什麼都比中國好的“洋迷”思想等。
通過討論，許多人都認識到，無論對中國文化還是對西方文化，都應采取分析的態度，既不能無條件地保存中國固有文化，也不能全盤接受西方文化，都主張在兼采中西文化優點的基礎上，創造一種有中國民族特征的新文化；不少人還主張以現代化代替西化，並對中國現代化的努力方向提出意見，包括：發展自然科學、促進現代工業、提倡現代學術、養成科學化的思想方法等。
說這部書內容全麵，還在於它把視角伸向社會生活方麵，用一定篇幅反映了20世紀初人們衣食住行的變化，娛樂消閑方式的變化。還有聚族而居的大家庭的分解，小家庭的出現，使得中國舊有的家庭成員關係得到簡化，相互間的依存關係鬆弛，從而便利了個人的發展。而近代社會生活的變遷，在許多方麵與先進人士的宣傳和提倡有關。如維新派宣傳民權，主張“開民智、新民德、鼓民力”，進行啟蒙教育，反對陳規陋習，成立不纏足會。革命派對社會生活的變化更加重視，並且把移風易俗看作是改鑄“國魂”的重要手段之一，熱烈提倡“剪辮易服”，男女平權，改良婚姻製度，反對蓄婢納妾，買賣婚姻，發展女子教育和服務事業，廢除三跪九叩之禮，等等。這方麵內容的論述，形象地再現了曆史進步的真實過程，有立體感，增強了可讀性，突破了過去史學著作過分政治化的模式。略嫌不足的是，社會生活內容所占比例還小了一些。
設立專章介紹台灣省的情況，而且比較客觀平實，這是迄今為止同類著作中所未見的，因而也是該書內容全麵的一個表現。
史學著作忌諱隻見材料，不見觀點，隻有史，沒有論，隻有軀殼，沒有靈魂，或者倒過來，材料很少，觀點成堆，無根基，放空炮。而該書成功地避免了這兩大忌諱，做到了論從史出，史論結合，全書充滿辯證思維，以分析見長，既講了“是什麼”，又講了“為什麼”，總結出了曆史經驗教訓，給人以啟發開導。這可以說是該書的第二大特點。略舉幾例說明。
例一，對義和團的評價。該書在第45頁指出:義和團運動失敗後，曆代統治者，以及有些貴族紳士和資產階級學者，都誇大義和團愚昧落後和排外的傾向，這是極不公正的。義和團運動的偉大曆史功績首先在於高度表現了中國人民反抗侵略、英勇不屈的鬥爭精神，最後粉碎了列強瓜分中國、滅亡中國的圖謀。至於運動的缺點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後代先進的中國人，及時地從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訓，在探索新的救國道路時，更加重視學習西方文明，特別是西方的科學與民主，從而加快了中國現代化的曆程。一個偉大的民族不僅應該從成功的事件中學習曆史經驗，而且善於從失敗的事件中學習曆史經驗。這是評價義和團運動的正確態度。
例二，對《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評價。一方麵指出它的不完善，同時肯定它的曆史作用。盡管還不夠完善，但在中國曆史上是從來沒有的事，較之封建君主專製製度，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它開創了中國民主政治的新局麵，使民主共和的觀念進入人心，為以後的獨裁者準備了一個緊箍咒。雖然這些原則和製度由於以後統治者的破壞都未能實行，但正是在這種破壞中暴露出他們獨裁者的嘴臉，一個一個被唾棄，曆史也由此不斷地前進(第115頁)。
例三，對梁漱溟、晏陽初的評價。該書認為，梁漱溟、晏陽初的鄉村建設和平民教育理論，有一定合理成分，如梁重視農村問題，重視發展農業；晏重視教育，把辦教育看作是比開金礦、煤礦更重要的開發“腦礦”的工作等。鄉建派在各地的實驗，對發展農村教育和推廣農業技術等，也做出了一定貢獻。但是他們不敢正視中國的社會現實，不承認階級區分與階級鬥爭，梁漱溟還反對共產黨的土地革命，因而不可能改變中國的社會現狀，也不可能達到救治中國的目的(第389—390頁)。
例四，對反右鬥爭的評價。在1957年的整風運動中，事實上有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立場、敵視和反抗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企圖扭轉整風的正確方向。為了排除整風運動的幹擾，對極少數右派分子的進攻予以回擊，對他們散布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進行批判是必要的。但是，右派分子畢竟隻有極少數人，同他們的矛盾並沒有成為當時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反擊少數右派分子，並不需要發動一次全國性的政治運動，應該是問題發生在什麼範圍，就在什麼範圍解決，是什麼性質，就按什麼性質處理。但是由於當時黨對社會主義社會在一定範圍內存在的階級鬥爭的特點和規律還缺乏全麵的深刻的認識，由於廣大黨員和幹部過去習慣於用對敵鬥爭的眼光觀察問題，處理矛盾，也由於黨的領導在一連串勝利麵前產生了驕傲自滿情緒，聽不得不同意見，以致把許多群眾的善意批評，當成敵對勢力的惡意攻擊，從而對當時的形勢做了過於嚴重的估計，開展了一場大規模的反右鬥爭。反右鬥爭高潮過後，各單位對右派分子的定案工作又嚴重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擴大了打擊麵。據統計，全國被定為右派分子的共55萬多人，其中絕大部分屬於錯劃。這些人不僅遭到嚴重的批判鬥爭，而且大都受到嚴厲的組織處分。這些錯案一直延續了20多年，許多人因此長期受到摧殘，甚至含冤死去。這不但是他們個人的不幸，也是整個國家的重大損失。這些經驗教訓值得深刻記取(第628—631頁)。
這部書的第三個特點是敢講真話，弘揚了我國史學“直筆”的優良傳統，貫徹了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學風。作為一部信史，不但要求史料真實可靠，而且要求史論坦率真誠，不虛美，不隱惡，充滿正氣。在這方麵該書的表現是鮮明的。
章士釗先生資曆深，素為人們敬重。該書肯定了他在辛亥革命和反袁鬥爭中曾起過的積極作用，同時也用相當篇幅批評了他任教育總長時維護北洋軍閥的統治，鎮壓學生運動，迫害新文化運動主將魯迅，提倡尊孔讀經，恢複科舉製度，與封建勢力劃不清界限，反對學習西方文明，更反對馬克思主義和工農運動等錯誤。
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發動內戰，美國的支持當然起了重要作用，蘇聯的影響又如何呢？該書也做了分析。指出：社會主義蘇聯的存在及其維持世界和平的努力，對中國人民革命事業起著支持作用，對美國在中國的行動起著限製作用，進入東北的蘇聯紅軍，在一定程度上掩護了人民革命力量的發展。但是，蘇聯對中共存有偏見並估計過低，而對國民黨則估計過高，所以它一再向美國和蔣介石表示，蘇聯隻承認並支持國民黨政府這個“唯一合法的政府”，希望中國以蔣介石為“領袖”實現“統一”。在關於《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照會中，蘇聯政府聲明：它“同意予中國以道義上與軍需品及其它物資之援助，此項援助當完全供給中國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蘇聯這種隻支持國民黨政府的態度，對美國“扶蔣反共”和蔣介石獨裁內戰政策起了鼓勵作用(第523頁)。該書對這個問題沒有人雲亦雲，能夠做出如此高於一般著作水平的論斷，一方麵得力於作者勇於正視曆史，一方麵得力於作者挖掘文獻資料，充分地占有了曆史材料。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共領導曾設想進行15年或20年新民主主義建設，然後逐步實行和完成社會主義改造。而在全國土地改革完成後，為避免新的階級分化，於是提出“趁熱打鐵”，從1953年開始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改變了原來的設想，並批評了劉少奇等提出的頗為適合中國國情的“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意見。前幾年有的著作在談到這個問題時，認為社會主義改造三個五年計劃，加上恢複時期3年，共18年，因而具體步驟雖然變了，而預定要用的時間仍大體相同。這顯然是把兩個過程並為一個過程，前一個過程15至20年，後一過程即實行和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當時未講具體時間，但絕不會是一年兩年，將兩者合並為一，恐怕未必妥當。本書提出“改變了原來的設想”，看來比較符合實際。
在改革開放的起步階段，中國共產黨曾分期分批地進行了整黨，對這次整黨的效果如何評價？該書認為，從1983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起，到1987年上半年結束。經過3年半時間的整黨工作，全黨在思想、作風、紀律、組織四個方麵，都有了進步。但是，由於對黨內不正之風的狀況及其影響估計不足，忽視和放鬆了對不正之風的問題的糾正，致使糾正的措施不夠得力，整黨工作的進展不平衡，不少單位走了過場(第747頁)。這個批評直率而尖銳。
在經濟體製改革全麵展開和經濟建設飛速發展的階段，是否隻有成績沒有失誤呢？否！該書用相當篇幅做了論述，沒有諱言失誤，並對這些失誤做了分析總結。比如在研究和推進改革時，對國情、國力缺乏全麵深刻的認識，思想上和行動上都有些急於求成；在改革統得過多、管得過死的經濟體製的過程中，忽視了必要的適當集中；在強調微觀搞活的同時，忽視了綜合平衡和加強宏觀調控，法製建設以及必要的管理工作也有些跟不上；各項改革措施的銜接配套不夠好，有的甚至互相矛盾，未能收到預期的效果。由於出現了上述問題和失誤，同時由於在抓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上存在“一手硬、一手軟”的狀況，結果造成通貨膨脹，物價上漲過多；分配不公，收入差別較大；黨內腐敗現象滋長，社會上的不良風氣蔓延的現象，引起了廣大幹部和群眾的不滿。在經濟建設中，由於經濟形勢一年比一年好，對形勢的估計過於樂觀，又產生了要求過急的現象，有的領導人不顧實際地強調盡快“翻番”，致使許多地區和單位盲目攀比發展速度和片麵追求高指標。與此同時，許多工作部門沒有跟上，如對有效控製社會總需求增長有時注意不夠，對提高經濟效益特別是產品質量缺乏有力的措施和有效的監督，在著重增強企業活力時加強和改善宏觀管理的措施未能及時跟上，等等，從而導致了經濟過熱現象的出現。特別是1984年第4季度以後，出現了追求超高速發展的現象，固定資產投資和消費基金增長過猛，貨幣發行過多，進口控製不嚴，經濟生活中產生了某些不穩定的因素，農業生產從1985年起開始滑坡，糧食、棉花明顯減產。所幸的是，這些失誤為黨和政府較快察覺，不斷調整政策，克服失誤，終於使改革開放順利發展，使國民經濟不斷躍上新台階。當前，我們正在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而努力，隨著改革的深入，開放的擴大，會不斷出現新的矛盾，遇到新的問題，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避免重走過去的彎路，提高改革的質量。因此，該書對這些最新曆史經驗的總結，無疑有其現實意義。
“大躍進”運動是共和國曆史上布滿陰影的一頁。回顧這一段曆史，可以使我們深深地感受到認識國情的重要，從實際出發的重要，切不可犯急性病。當時廣大幹部和群眾，包括黨的領導人，為浪漫主義情調所籠罩，嚴重忽視了由於經濟文化落後所決定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艱巨性和長期性，仿佛隻要有了群眾的熱情和幹勁，就會不受任何條件的製約，可以為所欲為了。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趕超速度越來越快，目標越來越高。如當年5月，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即提出：我國7年趕上英國，再加8年或者10年趕上美國。6月又說：3年超過英國，10年超過美國，有充分把握。這些不切實際的要求，成為“大躍進”追求的直接目標，大躍進的結果，使我們交上了一筆沉重的學費。
持續10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共和國家的曆史發展過程中，是“左”傾錯誤占統治地位時間最長、危害最大的時期，是各種社會矛盾以尖銳形式充分暴露的時期，因而也是經驗教訓最為沉重的時期。該書設專章回顧了這一段痛史，嚴格遵循了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精神。
“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和各族人民遭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國家政權受到一定程度地削弱，大批幹部和群眾受到不同程度地迫害，民主和法製被踐踏，全國陷入嚴重的政治危機。10年間國民收入損失約5000億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科學文化事業遭到嚴重摧殘，教育質量普遍下降，文盲大量增加，科學技術水平同世界先進國家的差距拉得更大，曆史文化遺產遭到巨大破壞。“文化大革命”期間，形而上學猖獗，唯心主義盛行，封建主義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活躍起來，無政府主義、派性泛濫開來。“文化大革命”不是社會進步，而是一場浩劫。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對於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負有主要的、直接的責任。但是，毛澤東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他追求“純潔”的、“完善”的社會主義，自以為是開辟一條社會主義新道路，而實際上卻被束縛在一些脫離實際的抽象的觀念和公式中。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堅持“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也製止和糾正過一些具體錯誤，保護過一些黨的領導幹部和黨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負責幹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領導崗位。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國共產黨沒有被摧毀並且還能維護統一，各級政府和人民解放軍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我國社會主義的根基仍然保存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在進行，並且在國際上發揮重要影響，這都同毛澤東的重大作用分不開。
在“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中，我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麵所存在的弱點、缺陷和弊端充分暴露，並以尖銳的形式表現出來。這就從反麵給廣大幹部群眾留下難以忘懷的深刻印象，促使人們進行深入的思考。恩格斯說：“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方麵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錯誤的後果中學習來得快。”中共以自身的力量結束了“文化大革命”，並以鄭重、認真的態度，科學地總結了經驗教訓，停止“以階級鬥爭為綱”，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開創了曆史新局麵，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上闊步前進，獲得了偉大的曆史補償。
從1978—1990年，國民收入從3010億元增長到14300億元，工業總產值從4237億元增長到23851億元，農業總產值從1397億元增長到7662億元。1979—1990年的12年中，分別平均每年增長84%、12%、61%。與其他大國相比，發展速度是最快的。
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人民生活得到了明顯的提高。從1978－1990年，居民消費水平從175元上升到713元，其中農民從132元上升到539元，非農業居民從383元上升到1448元，除少數地區外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有的地區還在向小康水平過渡。特別是改革開放的實行，打破了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體製格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逐步建立，增強了經濟的活力，為以後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如果我們勝利實現第二步以及第三步戰略目標，不僅會使我國的社會主義更加堅強有力，我們偉大的祖國更加生機勃勃，逐步前進，還給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提供了經驗，“向人類表明，社會主義是必由之路，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鄧小平同誌重要談話》，第23頁。。當讀完這本《二十世紀中國史綱》，合上最後一頁，展望21世紀的時候，中國人民必然會產生這樣的信念。
一本60萬字的著作，能把近100年的風雲變幻的中國史寫得這樣清楚，是不容易的。當然，也有一些可商榷之處。例如全書的篇幅安排，民主革命的部分詳細一些，占2／3的篇幅，社會主義革命的部分簡略一些，占1／3的篇幅，後麵顯得少了一點。書中不乏獨到的見解，與同類書比有所突破，但總的說來，突破得還不算多。同其他集體寫作的著作一樣，因為成於眾手，故各個部分寫得不平衡，風格有異，水平不一。該書思想文化內容較多，寫得也很精彩，如果在這個部分裏把理論指導作用的重要性寫出來，可能給讀者以更深刻的啟發。遵義會議前，中共之所以屢犯“左”右傾錯誤，其根源在於理論錯了；遵義會議後之所以節節勝利，由於毛澤東的理論正確。社會主義時期犯“文化大革命”這樣大的錯誤，在於“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誤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能夠出現改革開放、經濟快速發展的大好局麵，應該歸功於“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歸功於鄧小平同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切不可輕視理論的作用。到本世紀末還有5年，相信到那時該書再版時，一定會得到改進、充實、升華。
（原載《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6期。)
正確地了解過去、認識現在、把握未來
——就《中國近現代史綱要》出版
訪沙健孫、李文海、程中原、田居儉
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重點教材的《中國近現代史綱要》(以下簡稱《綱要》)，已於今年2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這部全國高校本科生公共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材，今年春季進入各高校的課堂。為深入了解該書的意義、特色，更好地學習、使用這本書，我們采訪了《綱要》編寫課題組首席專家沙健孫，中國近現代史學專家李文海、程中原、田居儉。
明確的指導思想高標準的寫作追求
記者：請沙健孫教授介紹一下《綱要》編寫的有關情況。
沙健孫(北京大學教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教授、全國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在高等學校普遍開設中國近現代史的課程，是以胡錦濤同誌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做出的決定。《綱要》的編寫被納入了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編寫工作是在中宣部、教育部的領導下進行的。為了使《綱要》能夠成為適合大學生要求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材，在編寫工作中，編寫組的全體同誌注意把握了以下兩個原則：
第一，全麵、準確地把握和落實中央關於開設《綱要》課程的基本要求。本課程主要講授“中國近代以來抵禦外來侵略、爭取民族獨立、推翻反動統治、實現人民解放的曆史，幫助學生了解國史、國情，深刻領會曆史和人民怎樣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我們要通過對近現代史的敘述和分析，幫助大學生“了解國史、國情”，懂得“三個選擇”的必要性和正確性。
第二，從大學生的實際出發，適應大學生對《綱要》課程學習的要求。在校大學生在中學階段已經比較係統地學過中國近現代曆史，他們對有關的曆史事實、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已有一個基本的了解。但是，他們對曆史發展的脈絡還不能完整地把握；對曆史發展的規律性和主要經驗，尚不能準確地理解；對與“三個選擇”有關的曆史情況，還缺少深入的了解，並存在著若幹困惑。根據這種情況，我們既要注意避免與中學課程的簡單重複，又要注意彌補大學生對近現代史把握方麵的不足之處，使他們能在原來所學近現代史知識的基礎上大大提高一步。
基於以上兩個原則，我們創新了教材編寫的體例。《綱要》將整個近現代史分作相互銜接的三個大階段，每個階段的曆史采取綜合論述和專題論述相結合的寫法。全書共分為上、中、下三編。上編：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前夜(1840—1919)；中編：從五四運動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1919—1949)；下編：從新中國成立到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1949—2006)。每編下設綜述，分別講述各個時期的社會經濟結構、政治狀況、階級關係；麵臨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各種社會力量的基本政治主張和建國方案及其曆史命運。通過各編綜述，幫助學生了解各個時期中國的基本國情，把握這個時期的曆史脈絡、曆史發展的基本規律。每編除綜述外，設若幹專題。專題共十章，主要圍繞著曆史和人民怎樣做出“三個選擇”這個中心來確定。對專題的敘述和論述，是為了幫助學生對有關的重大曆史問題、重要的曆史經驗獲得比較深入的了解。
記者：在《綱要》的編寫過程中，各位專家特別注意了哪幾個問題?
沙健孫：第一，突出主題、主線。黨的十五大對近百年來的中國曆史進行過全麵的回顧和總結。十五大報告指出：“鴉片戰爭後，中國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中華民族麵對著兩大曆史任務：一個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一個是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務是為後一任務掃清障礙，創造必要的前提。”為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與“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兩大曆史任務而鬥爭，這就是中國近現代曆史的主題。根據十五大報告的概括，我們認為中國的近現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質來說，就是一代又一代的仁人誌士和人民群眾為救亡圖存、實現中華民族的複興而英勇奮鬥、艱苦探索的曆史；尤其是全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偉大的艱苦的鬥爭，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贏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曆史；經過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把一個極度貧弱的舊中國逐步變成一個初步繁榮昌盛、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曆史。這就是中國近現代曆史的主題、主線。我們突出了這個主題、主線。
第二，聯係實際，加強針對性。在論述近現代史的基本問題時，我們注意聯係社會上流行的有關思潮(如鼓吹“告別革命”之類的曆史虛無主義思潮)，聯係大學生經常關注或感到困惑的重大問題(如帝國主義的入侵究竟給中國帶來了什麼?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為什麼在中國行不通?怎樣科學評價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曆史?如何正確看待革命和建設中的失誤?等等)，說明有關的曆史情況，著重從正麵講清道理，以期起到釋疑、解惑、明理的作用。
第三，點、線、麵結合，開闊視野，加強比較。為了使教材的內容豐富，說服力強，我們力求做到：一、以世界曆史的眼光審視中國近現代史，注意聯係時代特征、國際格局和世界大勢論說中國問題。二、除政治史外，加強對各個時期的經濟、文化發展情況的反映。三、通過比較研究(包括各種社會力量的政治主張、建國方案的比較，各種社會思潮的比較等)，來說明與“三個選擇”有關的問題。
第四，史論結合，於敘事中寓論斷。《綱要》注意結合近現代曆史的發展，著力闡明近現代中國曆史的發展規律，總結這個時期曆史的基本經驗，突出理論性。盡可能讓曆史事實來說話，做到“於序(敘)事中寓論斷”
顧炎武：《日知錄》。。
特色鮮明精品讀本
記者：《綱要》主要有哪些特色呢?
程中原(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當代中國史研究》主編)：《綱要》為大學生提供了一本好教材，為廣大讀者提供了一本精品讀物。通讀之後，我感到有三個顯著特點。
第一，較好地體現了曆史與邏輯相統一、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要求，稱得上是一部信史。全書結構完整，重點突出；脈絡清楚，有條不紊；史實準確，分析辯證；視野開闊，評價得當。例如，《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曆史性成就》這一節，從經濟、政治、文化、外交四個方麵來講成就，用了四個“從……到……”：第一，從爭取經濟獨立到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第二，從贏得政治獨立到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第三，從發展新民主主義文化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第四，從打破封鎖到全方位對外開放。概括力很強，有曆史進程，有發展變化，敘述評論都很貼切，因而很有力量。再如，從1953年開始，中國為何選擇社會主義道路，也就是20世紀50年代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問題。教材以曆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以經濟為根本，從四個方麵做具體的辯證的分析，指出：國營經濟相對強大，有所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力量弱小，發展困難；主要是由於國家工業化的需要，對個體農業進行改造十分緊迫；新中國成立後長期受帝國主義封鎖、遏製的國際環境。這就有力地回答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這個十分重要而頗難回答的問題。教材編寫者能夠抓住重要問題，進行曆史的辯證的分析，做出有說服力的回答，足以解惑釋疑，令人信服，這是成功之處。
第二，理直氣壯講成就，實事求是講挫折。本書對一些有爭議的問題做出了明確的回答，對一些敏感的問題不回避，講得客觀公允，很有分寸，使人感到這是一部對曆史負責的而不是遮遮掩掩的曆史。不能無視成就和光榮。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近60年的曆史，就其本質和主流來說，是勝利前進的曆史，是輝煌的曆史。中國走上了一條成功之路。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和經驗。例如第十章第五節講《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就》，從十個方麵對此進行概括，內容非常充實，給人一種如數家珍、說不盡道不完的感覺。書中對總路線、大躍進，對南寧會議、八大二次會議等的辯證分析，也很精當；指出毛澤東在這一時期所犯錯誤的複雜原因，同時客觀介紹了毛澤東為糾“左”所做的努力，寫得客觀、充分。
第三，寫出了重要曆史人物的作用，對他們的功過是非進行了實事求是的評價，較好地體現了人從事出、論從史出的原則。以孫中山為例。在《辛亥革命與君主專製製度的終結》這一章中，教材通過敘述辛亥革命從醞釀、發動到推翻帝製、肇建共和直至失敗的全過程，對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的曆史功績做了充分的肯定，對他的學說做了扼要而又全麵的介紹，對他領導的辛亥革命終至失敗的原因和教訓做了深入的分析。在書中，讀者可以了解三民主義學說的要義，知道它的革命意義和積極影響，同時又知道它的不足和因此帶來的消極影響。這樣曆史具體而又客觀辯證的分析評價，在學生心目中形成的20世紀偉人孫中山的形象是高大、真實的。
田居儉(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在這部教材中，近代史上為救亡圖存做出貢獻的仁人誌士，群眾鬥爭的領袖人物，都留下了名字和事跡。即使是洋務派，在分析他們失敗的原因時也沒有忘記適當地肯定他們的曆史作用。書中提到五四時期和中國共產黨初創階段的重要人物，有30多人。不僅評述了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蔡和森、陳望道、李漢俊、李達、蘇兆征、彭湃等人的功績，而且也沒有諱言以後釘在了恥辱柱上的張國燾以及陳公博、周佛海的名字。對於中國近現代史上的重要人物，這部教材均能采取曆史主義的態度，是值得稱道的。
李文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史學會會長)：總之，《綱要》指導思想明確，主題鮮明，主線突出；在編寫體例上有所創新；有較強的現實針對性，文字清晰簡明，分量適中，是一部思想性、學術性、可讀性結合得較好的高校教材，是敘述中國近現代發展曆程的一部信史。
讓曆史告訴未來
記者：我們黨曆來十分重視學習、研究曆史，一再強調要對人民群眾特別是領導幹部、青少年學生進行曆史教育。請各位談談這本書出版的意義。
李文海：該書不僅適用於高校政治理論課教學，而且適合廣大幹部、群眾閱讀。相信這部書會在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的進程中，在資政育人、全麵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發揮積極作用。同時，對國外學者深入研究中國近現代史，也會產生重大影響。
田居儉：自人類用勞動和智慧創造了曆史以後，曆史就成為資政育人的必修課。實踐一再證明：曆史對人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增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乃至經世濟民、治國安邦，都有不可低估的重大作用。正如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所說：“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所以，曆代有識之士，莫不倡導曆史學習和曆史教育。
以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經常號召和督促全黨通過曆史學習，豐富曆史智慧，總結和運用曆史經驗，推動各項事業不斷向前發展。2003年11月24日，胡錦濤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的講話中再次強調：“浩瀚而寶貴的曆史知識既是人類總結昨天的記錄，又是人類把握今天、創造明天的向導。一部人類文明史就是人類不斷在以往曆史的基礎上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的曆史。中華民族曆來就有治史、學史、用史的傳統。我們黨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進程中，一貫重視曆史經驗的借鑒和運用。在新形勢下，我們要更加重視學習曆史知識，更加注重用中國曆史特別是中國革命史來教育黨員和人民。”
李文海：提出用曆史“教育黨員和人民”，首先應當想到青年，因為青年是國家的希望，是創造美好明天的棟梁，是肩負未來社會重任的中堅力量。不論他們現在學的是什麼專業，也不論他們將來從事什麼工作，都會遇到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等各種矛盾。要解決好這些矛盾，離不開了解過去、“把握今天、創造明天的向導”。這個向導，就是寫滿“中國的靈魂”(魯迅語)的曆史，特別是近現代史。曆史向每個中國人提供了大是大非問題的答案：創造了五千年輝煌曆史、為人類文明發展做出過巨大貢獻的中華民族，為什麼在近代落後了?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重壓下的中國人民，為什麼能站立起來再創輝煌?中國人民為什麼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道路?當代青年隻有弄清了這些問題，才能做一個頭腦清醒、意誌堅強、開拓創新的中國人，自覺地擔負起時代賦予的使命，堅定地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做出應有的貢獻。
記者：在高校開設《綱要》課程，應當達到什麼目的呢?
沙健孫：主要是為了讓大學生認識近現代中國社會發展和革命發展的曆史進程及其內在的規律性，做到前麵所說的“兩個了解”和懂得“三個選擇”的必要性和正確性。具體說來，應當達到以下的目的與要求：
一、了解外國資本—帝國主義入侵中國及其與中國封建勢力相結合給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苦難，了解近代以來中國麵臨的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這兩項曆史任務；懂得必須首先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製度，爭得民族獨立、人民解放，才能為集中力量進行現代化建設開辟道路，認識革命的必要性、正義性、進步性；自覺地繼承和發揚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傳統和革命傳統，進一步增強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二、了解近代以來中國的先進分子和人民群眾為救亡圖存而進行艱苦探索、頑強奮鬥的曆程及其經驗教訓；注意比較地主買辦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政黨的政治方案，懂得舊民主主義革命讓位給新民主主義革命、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的原因；認識曆史和人民怎樣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進一步增強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和接受馬克思主義指導的自覺性。
三、聯係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國內外環境，了解中國人民走上以共產黨為領導力量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曆史必然性；了解實行改革開放和搞好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意義，聯係社會主義改造以後中國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巨大成就，懂得中國選擇社會主義的正確性；進一步樹立“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隻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的信念，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
四、緊密結合中國近現代的曆史實際，通過對有關曆史進程、事件和人物的分析，提高運用科學的曆史觀和方法論分析和評價曆史問題、辨別曆史是非和社會發展方向的能力。
記者：謝謝各位專家接受我們的采訪!
（原載《求是》雜誌2007年第10期。）
世紀回眸益人心智
——讀《二十世紀中國史綱》
當我們剛剛步入21世紀，便讀到了記錄中國20世紀曆史的巨著《二十世紀中國史綱》(120萬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作者金衝及，生於1930年，是20世紀大部分曆史的親曆者、新中國的建設者。他從事史學工作60餘年，是著名專家。此書是他多年研究的結晶，集大成之作。
該書一上市就引起了國內外的關注，不單因為它是第一部完整的20世紀中國史，首要的它是一部信史。作者弘揚了從司馬遷起就踐行的優良史學傳統，追求“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實錄曆史。從該書中可見，在19世紀初中國是如何地被瓜分豆剖，中國人民是如何地遭受屈辱而又艱辛地求索；如何經曆辛亥革命、北伐戰爭的希望與失望；中國共產黨誕生後，中國的麵貌如何逐步地改變；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如何的波瀾壯闊；新中國的誕生如何徹底地改變了中國及中國人民的命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如何的高歌猛進、挫折失誤，如何糾正失誤從而發展得更好……
要寫成信史，一個難點在於能否肯定曾經的敵人的曆史功績，能否承認並批評自己的錯誤。該書在這點上有明顯突破。例如，對抗戰時期的國民黨正麵戰場，給予了較大篇幅的描述，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對新中國成立後“左”的錯誤，諸如反右擴大化、大躍進失誤、困難時期大量饑民死亡、“文革”十年動亂等，並不避諱，而是客觀地分析，嚴肅地反省，提煉出史鑒，表現出作者的史德、立場、感情和眼力。
要寫成信史，另一個要素是史料。史料必須全麵、權威、可靠。該書在這方麵優勝同儕。首先由於作者長期擔任中央文獻研究室的領導職務，便於了解中央領導人的內部講話、文稿、批示、信函，熟悉黨和國家的重要文獻，還能看到諸如毛澤東晚年談話記錄、毛遠新筆記、張玉鳳回憶錄未刊稿等帶有內幕色彩的資料。其次，作者及時跟蹤搜羅了近年來新解密的檔案、日記，新出版的回憶錄、有價值的論著等。如《蔣介石日記》、台北出版的《蔣中正總統檔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蔣緯國口述自傳》、《陳誠先生回憶錄》等。近年來大陸出版的《毛澤東年譜》《鄧小平年譜》，彭德懷、薄一波、李維漢、楊尚昆、胡喬木、黃克誠、聶榮臻、徐向前、薛暮橋等一大批回憶錄，均在參考運用之列。寫抗美援朝，則參考了美國人的《艾奇遜回憶錄》、《麥克阿瑟回憶錄》、《杜魯門回憶錄》、李奇微的《朝鮮戰爭》等。寫中美建交，參考了《尼克鬆回憶錄》、基辛格的《白宮歲月》等。據統計，全書共引用690多種參考資料，引文注釋達2300多條。依據當事人提供的第一手資料，綜合曆史檔案、文獻和多家論著，作者得以走進曆史的深處，而不是停留在曆史的表麵，得以由此及彼、由表及裏、去粗取精、去偽存真，避免訛誤，使筆下的曆史庶幾接近真相。
該書的另一亮點是益人心智，給人以信心和力量。該書不僅記敘了曆史，而且分析了曆史，揭示出若幹規律，讓人看清這100年的路是怎樣走過來的，哪一步對？哪一步錯？經驗何在？教訓何在？從而也就明白未來的路該怎麼走。曆史證明，要使積貧積弱的中國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必須有一個能夠正確把握航向的革命政黨，充當引路人。這個政黨有正確的路線與綱領，能夠指引革命走向勝利。這個黨作為先鋒隊，有著崇高的理想與鐵的紀律，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聯係，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人一道奮鬥，彙成偉大的力量。曆史同時證明：“在中國這樣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裏，能夠把如此眾多的各民族人民凝聚成萬眾一心的力量，朝著一個正確堅定的方向團結奮進，而不是各行其是，更不是四分五裂，隻有中國共產黨。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很難想象中國會在20世紀這短短的一百年裏，發生如此驚天動地的變化。這是一部20世紀中國曆史得出的結論，是曆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金衝及：《二十世紀中國史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8頁。
20世紀給人的啟示很多，這一條最重要。
（原載《求是》雜誌2010年第22期。)
新的世紀新的“曆史”
——張豈之主編《中國曆史》評介
當新千年的帷幕剛剛拉開、新世紀的朝陽照耀神州大地之際，高等教育出版社推出了六卷本《中國曆史》。該書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麵向21世紀教學內容和課程體係改革計劃”的研究成果，是“麵向21世紀課程教材”和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國家級重點教材。該書由著名曆史學家張豈之先生主編，集合了數十名史學專家，曆時七個春秋，數易其稿，精心撰著的。該書是按高校教材的標準寫作的，從主編追求的目標和實際達到的質量來看，該書是成功的。
作為大學曆史教材，應該是內容全麵、豐富，史料可靠、可信，論述平實、公允、極具分寸感，文字明白、曉暢、可讀性強。該書做到了這一點，也是它有別於以往教材的第一個特點。
該書總計六卷300多萬字，上起遠古，下迄當代，是一部迄今為止內容最全、下限最近的大學中國通史教材。就含量來講，遠遠超過錢穆的《國史大綱》、郭沫若的《中國史稿》、翦伯讚的《中國史綱要》等書。該書體現了重大改革，克服了以往同類教材描述曆史事件的局限，並在體例上有所創新。在寫法上把朝代更替和曆史事件相結合，從而使曆史發展的脈絡分明；把製度與人物活動相結合，既敘事又記人，使曆史活起來，避免了過去教材中不見人物的缺陷；把文化與社會生活相結合，使曆史的畫麵豐富多彩；把握了曆史重要內容的前後關係，做到了前後呼應；全書的敘述都是基於準確的材料，依據學術界所公認的科學成果，從而保證了該書的學術價值。
該書力圖比較完整、全麵地反映曆史本來麵貌，同時突出重點，其內容囊括了七個方麵：(1)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曆史進程，一體多元、多元一體的基本格局。(2)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重要活動。(3)曆代國家行政製度、施政方式與措施、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消長以及處理經驗。(4)曆代關於農業、工商業的基本政策、管理方式和實際效果。(5)曆代國家的人才培養、教育體製以及官吏選拔製度。(6)曆代民族關係、對外關係的處理及經驗。(7)曆代文化思想和社會生活狀況。
由於內容豐富，篇幅就必然要大一些。大學本科生在校期間讀完這套教材有困難，但可以挑著讀一些主要部分和自己感興趣的章節，文科的碩士、博士研究生可以多看一些內容。對於講授中國曆史的教師則可用它作為參考書，方便自己寫出教案。它還可以供廣大社會科學工作者、黨政幹部研究參閱。總之，該書立足高校，而麵向社會，具有廣泛的用途。
曆史在發展，曆史研究也應該與時俱進。這種與時俱進，不僅表現在對當代史的記錄上，也應該表現在用新的眼光、新的觀點和方法重新認識古代史和近代史，不斷校正過去的偏頗，改變過去的膚淺和片麵，彌補過去的盲點或缺陷。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跟蹤、消化史學研究的新成果。而該書正是這樣做的，因而構成了它的第二個特點：吸取了近年來史學研究的新成果，反映了史學研究的最新動態和最高水準。
長期以來，史學界習慣於把中國近代史的時限界定為1840年鴉片戰爭至1919年五四運動，而把1919年五四運動至中華民國終結的時限作為中國現代史，這種曆史時期的劃分及由此而來的分設中國近代史與中國現代史課程的模式一直沿用至今。但是，對這種曆史時期的劃分從20世紀50年代起就有爭議。20多年後，史學界深入討論了這個問題。有的論者強調應以生產方式的改變為標誌劃分曆史時期，1919年的五四運動沒有改變中國社會的性質，直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因此中國近代史的下限應為1949年。目前，這種觀點已為學術界所認同。該書的晚清民國卷正是按照這種思路與認識，客觀、準確地記敘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發生、發展及其消亡的曆史軌跡。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的推動下，我國出版了一大批經過改寫的中國近代史和現代史教材，發表和出版了大量的論文和專著。這些新教材和論著，開辟了一些新領域，特別是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思想史和城市史等專門史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與此同時，海外出版的晚清史、民國史或中國近現代史等著作和教材也不斷推陳出新，提出了若幹值得重視的新成果。該書的《晚清民國卷》《中華人民共和國卷》吸取了他們中的精華，給人以新穎、鮮活、厚實的印象。例如，分析國民黨政權垮台的自身原因，前些年提出了“結構性的政治腐敗”這一新命題。該書采納了這一提法，並用作小節的標題，然後分列了“三民主義信仰危機”、“國民黨的自我解體”、“權力運作無序化”等表現。
我國史學素有論從史出、史論結合的傳統。《史記》中有多處“太史公曰”，《資治通鑒》中有多處“臣光曰”，這些“曰”就是“論”，是作者的分析和斷語，使後人讀史時不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獲得教益。而這套《中國曆史》，繼承了這一優良傳統，書中常有議論出現，要言不煩，入木三分，恰到好處，給人以啟迪和教益，從而構成了該書的第三個特點。
例如，關於太平天國失敗的原因，該書從“領導集團的腐化”這一麵做了論析：“定都天京和太平軍西征的輝煌戰績，使太平天國領導人產生了嚴重的驕傲自滿情緒，他們被勝利衝昏了頭腦。天京的繁華使他們普遍滋長了貪圖享樂不求進取的腐化思想，熱衷於追求個人的權勢和地位，並製訂森嚴的等級製度和煩瑣的服飾製度與禮儀製度以炫耀其權勢與地位。建都不久就大興土木，建設諸王府邸……天王深居宮殿由數十名妃子侍養，隻有諸王才能和他見麵。東王和其他諸王亦熱衷於追逐女色和奢侈生活。他們與部屬間的關係逐漸惡化。諸王之間更是‘彼此暌隔，猜忌日生’，而幾乎丟光了起義初期那種生死與共和‘寢食必俱，情同骨肉’的樸實作風。他們‘為繁華迷惑，養尊處優，專務於聲色貨利”，“進而發展成彼此爭權奪利、內部矛盾重重，終至自相殘殺而走向敗亡的結局。”這個分析是實事求是的，有利於總結興亡的教訓和認識社會發展規律，同過去某些教科書在這個問題上的粉飾或回避，無疑是一大進步。
再如，對後期國民黨的分析，也是鞭辟入裏的：“抗戰結束前，相當一部分人加入國民黨是出於信仰，希望以三民主義救中國。那麼在戰後，湧入國民黨的人，更多的是看到了權力和利益相通而不受監督製衡的緣故。國民黨不再是信仰與理想的群體而是趨炎附勢的所在和藏汙納穢之處。最為關鍵的是，錯誤的內戰決策，無法獲得士兵的普遍認同，以至於官兵不知為何而戰、戰至何時，造成了普遍性的士氣低落，厭戰、避戰心理嚴重。即使國民黨嫡係部隊也是如此，這樣的軍隊又豈有不敗之理?意識形態的失信，使國民黨失去了道德，失去了動員民眾實現既定目標的功能，失去了維係組織內部凝集力的精神紐帶，它也隻能走向分崩離析的下場。”
該書的史論水平由上麵數例可見一斑。
江澤民總書記今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要“不斷深化對共產黨執政的規律、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對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的認識”。作為曆史教科書，有責任將這些客觀規律準確、生動地告訴青年一代。可以說，《中國曆史》這套書也較好地發揮了這一功能。
總之，張豈之先生主編的這套曆史教材，優點、特點很多，筆者僅就自己感覺強烈的談以上三點。願這套書盡快走進大學課堂，走向廣大史學愛好者的書齋，在新世紀發揮其資政育人的作用。
（原載《南通師範學院學報》2001年第4期，署名：邱實。)
魏晉的“清談”之風
魏晉時期在地主階級內部彌漫著一種社會風氣——“清談”。“清談”也叫“清言”或“玄言”，開始於魏何晏、夏侯玄、王弼等，到晉代王衍時，清談之風大盛，當時的士族大夫、達官貴人、名士學者，大多摒棄世務，以清談為榮。
清談家們以出身門第、容貌儀止和虛無玄遠的“清談”相標榜，往往采取二人或多人聚而論辯的方式，談論有沒有鬼神，人為什麼會做夢，心與聲的關係，才性的同異，世界的本原是“無”還是“有”，等等。這些討論遠離世俗事物，探求抽象的義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統治階級內部不同政治集團與派別之間，在政治和哲學思想方麵的分歧和鬥爭。
但是，清談大多內容空洞，隻表現清談者的思維敏捷，語言犀利，擅長辭令。如許詢因不服王循的談術，乘士人在會稽西寺集會清談之時，前去找王循辯論，以決優劣。二人各執一理相辯，王循理屈，然後“許複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複疏，王複屈”。可見這種清談雙方並無固定主張，隻是在機敏和辭令上分高低、決勝負，並不反映主張的優劣。
清談術高明與否，關係到社會上的名聲、地位以及仕途的發展，於是乎士大夫對其子弟從小就進行清談技能的訓練。
出身士族的王衍，擅長清談，竟至於當上了宰相。當上宰相後，仍然“口不論世事”，繼續清談，所論義理，隨時更改，時人稱為“口中雌黃”。當劉淵舉兵南侵時，他率軍禦敵，被劉淵的大將石勒抓住，當了俘虜，被殺前夕，他才明白，清談誤事，清談誤國，不勝悲歎：“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但為時已晚。
唐朝韓愈提出“文以載道”，明朝顧炎武提倡“文須有益於天下”，明清一大批思想家均呼籲“經邦濟世”、“學以致用”，反對議而不行，都可看作是對“清談”的批判。
（原載《中國青年報·星期刊》1986年6月22日第6版。）
“株連”的另一麵——“蔭庇”
提起“株連”，人們都知道這是封建社會的一種殘酷的刑罰，而且很自然地使人聯想到“文化大革命”時期種種駭人聽聞的株連冤獄。但是，人們在譴責株連的時候，是否注意批評其另一麵——“蔭庇”或“沾光”呢？在封建時代，一人當官，很多人跟著沾光；一旦這個官垮台了，很多人又跟著受株連，真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這就是封建社會生活百態之一斑。
其實，在中國封建時代裏，通過科舉正途上去的官員，一般受過儒家的“仁政”、“忠君愛民”、“愛民如子”等思想的熏陶浸染，初當官時，未必不想做一個清官，受人愛戴，青史留名。且不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範仲淹，為了變革弊政即使“破家沉族，也在所不辭”的張居正，也不說剛正不阿的包拯，“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林則徐，即使是一些七品芝麻官，或許也有“當官不與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的襟懷。但是到頭來大多數官員不受百姓歡迎，原因何在呢？除了封建官僚製度本身腐朽，官吏自己有特權思想等之外，他們的家屬、親友要求蔭庇、沾光的圍攻，實際上不也是一步步把他們往貪官汙吏的泥坑裏推嗎？
株連刑罰是人們反對的，而株連的另一麵——蔭庇，也是為人民大眾所痛恨的。因此社會主義製度既廢除株連，也反對蔭庇。但是特權思想、蔭庇觀念並不因為社會主義製度的確立而銷聲匿跡，卻有可能殘存於一些人的頭腦中。一旦有了適當的氣候，它就複活起來，從而敗壞黨風和社會風氣。例如，某些黨員、領導幹部利用手中的權力和工作條件，為其配偶、子女、親友在升學、就業、入黨、提幹、住房、農轉非以及涉外工作等方麵，損公肥私、損人利己，謀取製度規定以外的權利和方便。據報上披露，某縣的領導幹部千方百計為自己的子女親屬安排舒適的工作，群眾說這個縣是“政府大院親套親，公安局裏是子弟兵”。有的幹部，其子女不滿十歲，分房時也要另給一套，而這些“娃娃戶”還要比那些三代同堂的中年、老年技術人員優先。這類思想行為是與社會主義原則、與我們共產黨人的宗旨不相容的，群眾憤恨這些以權謀私的現象是理所當然的了。我們分析其原因，不難發現，首先是因為以權謀私者本人丟掉了共產主義理想，丟掉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於是那流傳了幾千年的封建特權思想的病毒在他們身上複活了，成天“一想自己二想家，三想親友幹點啥”。其次，以權謀私者的親友和家屬也有若幹責任。據了解，有的幹部剛剛上台，想沾光的人很快就來了，你不答應，他們說你“沒板眼”，“比不上別人有能耐”，“六親不認”，等等。有的幹部開始可能還抵擋一陣子，鬧多了也就漸漸軟了，怕落下親友的埋怨，於是置原則於不顧，以權謀私，逐一辦去。本來我們共產黨人是為人民服務的，幹部手中的權力是“共有財產”，“不是私有財產”。按理，我們幹部的家屬和親友應該督促幹部廉潔奉公，當好人民的公仆，而不是相反。那些吵著沾光的家屬和親友是否想過，以權謀私既害了幹部本人，到頭來還會害自己的。
我們已從法律上廢除了株連，我們正在進一步從製度上禁止株連的另一麵——蔭庇或沾光。最近，黨中央關於幹部製度上一係列新的規定便是鏟除蔭庇、禁止沾光的重要措施，它對於保證我們幹部隊伍的純潔，促進黨風和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肯定大有裨益。
（原載《新長征》1986年第6期。）
南京大屠殺五十周年感懷
1937年12月，日軍侵占南京，對中國人民進行了長達六周的血腥大屠殺。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調查報告：中國軍民被集體槍殺和活埋的有19萬多人，零散被殺居民僅收埋的屍體就有15萬多具。至今來讀當時的報紙和有關記錄，仍令人毛骨悚然。
日寇的暴行激起了中國人民的義怒，國人空前地覺醒起來，經過連續8年多的抗戰，中國人民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第一次洗刷了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上百年所受的奇恥大辱。然而，我們付出的代價是高昂的。敵軍鐵蹄踐踏了大半個中國的錦繡河山，人民生命犧牲多達2000萬，財產損失約1000億美元。
50年過去了，世界發生了滄桑巨變，近年卻有人隨意曲解曆史，隨意設想曆史。說當初如不抗日，今天中國早就到處是鬆下電視，早就現代化了。換言之，當初不該抗日，當亡國奴也能實現現代化，享受現代化。曆史果真能如此麼？那麼試問：當今世界上的現代化國家，有哪個是在當亡國奴的情況下實現現代化的呢？有哪個國家是靠別人的施舍走向現代化的呢？
三十多年的經濟建設，我們已基本解決了十億人民的溫飽問題。我們的國力大大增強了。我們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分量已今非昔比了。但是，我們尚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的生產力水平和經濟實力，與發達國家比還有很大一段距離。我們的年國民生產總值隻有3000多億美元，比不上加拿大、意大利，比不上英國與法國，而西德是我們的2倍，日本是我們的4倍，美國是我們的12倍！看看這些數字，我們的心情就不能平靜，危機感和責任感便油然而生。
屈辱的曆史已經過去了，現實在我們手裏，未來在我們手裏！堅持改革開放，加速改革，抓住機會，早日實現現代化，迎接世界的挑戰是我們這一代和下幾代中國人的責任。在新的歲月裏，中華民族不再是靠血肉之軀築成萬裏長城，而是用自己的現代化做世界和平的堅強堡壘，做世界霸權主義者不可逾越的屏障！
（原載《中國青年報》1987年12月20日第6版。）
勝利的啟迪
在慶祝中國人民抗戰勝利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我們可以總結很多經驗教訓，但我以為最重要的一條是要壯大正義者的力量。因為正義要靠實力來保衛，國家利益、人民利益要靠實力來保衛。
戰爭是實力的較量。二戰發動之初，德國之所以敢對波蘭動手，日本敢對中國下手，在於他們的國家實力、軍事實力暫時強大，具備優勢。德國依仗強大，藐視一切，橫掃歐洲如卷席。打入蘇聯後，蘇軍節節後退，德軍步步進逼，一度逼近莫斯科，使蘇聯處於危急狀態。日本自恃國力雄厚、軍事先進，早就有吞並中國和朝鮮的野心。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入中國東北，6年後又全麵侵華，蹂躪中國山河、奴役屠殺中國人民前後長達14年之久!他們之所以橫行無忌，靠的是國家實力和軍事實力，被侵略國家和人民之所以備受欺淩，就因為實力暫時落後。戰爭後期之所以轉敗為勝，也是因為侵略者實力空虛了，被侵略者實力雄厚起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聯合起來了，最後將他們擊敗。曆史告訴人們：國家要不被侵略，人民要不被奴役，正義要不被踐踏，必須壯大自己的綜合實力和軍事實力，必須壯大正義者的力量。正義一方的實力強大了，方能使軍國主義者有所敬畏，有所害怕，有所忌憚，不敢輕舉妄動，從而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經過戰後70年的發展，世界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總體形勢由戰爭與革命時代進入到和平與發展時代，但戰爭與革命的因素仍然存在，隨時可能發生事變。據記載，近5000年來，全世界共發生過14萬餘起戰爭，年均28起。1992年爆發30起，1993年又爆發34起。“槍炮一響，黃金萬兩”。每次戰爭都給人類的生命財產帶來重大損失，給文明成果造成嚴重破壞。時至今日，各國儲備的軍火總威力能毀滅地球多次，核武器超過25000件，TNT當量攤到每個人頭上高達3噸。美國前總統肯尼迪曾經說過:“人在自己血肉之軀的手中，握有足以消滅一切形式的人類貧困和一切形式的人類生命的力量。”窮兵黷武者大有人在，強權主義者大有人在，爭奪領土、資源、市場、利潤、霸權的鬥爭隨處可見，戰爭陰雲無時不在空中飄蕩，隨時可能變成腥風血雨，向人間襲來。對此大局，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和高度的警惕。
為什麼會是這個局麵？因為國家之間存在共同利益，也存在利益之爭。利益爭端是人類的普遍矛盾。家庭也在所難免，如兄弟之間、夫妻之間也會有財產糾紛。一個國家內部，也有不同階層、不同群體的利益之爭，國與國之間更不可能例外。農田麵積是按畝計算的，而國土麵積是按寸計算的。“祖國的好山河寸土不讓！”邊疆領土之爭，社會製度不同的國家之間不會讓步，社會製度相同的國家之間，也不會讓步。例如，日本、韓國均是資本主義國家，因獨島的歸屬存在對立的分歧，互不相讓。俄羅斯與日本亦是一樣，存在北方四島的領土之爭。社會製度不同的日本、菲律賓、印度也有領土之爭。利益分歧，可能在和平共處等五項基本原則的框架內友好解決，也可能產生爭端，爭端也可能訴諸武力。
如何保衛我們的國土不被割占？如何保衛我們的人民不被侵略奴役？如何保衛人類的正義不被蹂躪？最重要的是抓緊壯大國家實力、軍事實力、正義之力！
國家實力應是綜合國力。既包括硬實力，也包括軟實力。硬實力應該包括先進的工業體係，雄厚的農業基礎，先進的科學技術，先進的陸海空的交通運輸設備，先進的以互聯網為龍頭的信息技術設備，先進的軍事裝備，能打仗、打勝仗的強大軍隊，充足的後勤保障、能源保障，等等。軟實力則是國民的普遍素質較高，普遍受過係統的學校教育，相當多的一部分人受過高等教育，國家大力發展先進文化，倡導並踐行先進的核心價值觀，社會正氣浩然，向往高尚。國家對外奉行和平共處等五項基本原則，對內實行以人為本、科學發展、依法治國的國策，從而內有凝聚力，外有競爭力。一旦發生國際衝突，我們就可以處於道義的製高點，得道多助，立於有利地位，依靠人民，打敗侵略者。
國家綜合國力強大了，我國在世界上就有地位，有話語權，有影響力，就能為構建合理的國際秩序發揮作用，就能成為霸權主義不可逾越的障礙，有效地阻止世界霸權、地方霸權，就能為引領人類文明健康發展發揮作用。
在新的曆史時期，我們麵臨新的挑戰，肩負新的責任，故絕不可懈怠。要警鍾長鳴，加快發展，盡快壯大我們的綜合實力。
（原載《經濟日報》2015年8月15日第五版。）
汲取曆史智慧提高領導水平
一、《資政史鑒》的由來
公元1084年，中國曆史上的一部史學巨著《資治通鑒》誕生了。當時的皇帝宋神宗認為此書“有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欣然賜書名為《資治通鑒》，並親自寫了一篇序言。《資治通鑒》一經問世，便對中國曆代帝王將相、文人學士、官吏子民產生了莫大的影響。人們評價它的作用：“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鑒》，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製，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鑒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新注資治通鑒》序，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資治通鑒》已影響了中國曆史近千年，無疑還將繼續影響下去。
公元1998年，一部與《資治通鑒》名字相近的總結概括曆史經驗的曆史著作《資政史鑒》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書10卷，分：為政卷、理財卷、謀略卷、用人卷、革新卷、修身卷、處世卷、治事卷、清廉卷和教訓卷，每卷160萬字左右，全書總計1600餘萬字，由數百名社會科學工作者曆經六載，集體編撰而成。編撰者們均係具有高中級職稱的從事史學、政治學、領導科學等方麵的研究人員或教學人員，來自於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黨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求是》雜誌等單位。
為什麼要編撰這麼一個大部頭的書呢？一句話：總結曆史遺產，豐富領導科學，增強幹部素質，提高領導水平。
領導科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自80年代中期開始在我國興起。每年陸續有新的論文、論著發表、出版。這些論文、論著，有介紹國外的，有研究中國的。十多年來，這方麵的書已出了數十部，論文則成百上千。有的書已為讀者熟悉，諸如《治策通鑒》《從政方略》《古鏡百鑒》《國史鏡鑒》，等等，人人握靈蛇之珠，家家抱荊山之玉，推陳出新，各有千秋。這些論文、著作的發表、出版，無疑豐富、繁榮了我國的領導科學，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我國廣大幹部的需要和渴求。但它們大多篇幅不長，或則幾十萬字，百多萬字，至長者也不過幾百萬字。取材也是側重於某個或幾個方麵，尚未涵蓋領導科學的所有主要方麵。特別是對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中領導科學的發掘整理，還很不充分，還有很大的餘地，有許多工作可做。那麼，可不可以出一部大而全的書呢？它從二十六史，從經史子集以及有關的書中，廣泛選取與為政有關的史料，編譯成白話，分門別類，供領導幹部學習、借鑒，以滿足廣大幹部不斷增長的需要呢？本書的主編、顧問、編委和作者們就是這樣考慮和追求的。曆經六個寒暑的辛勤勞動，通力合作，並在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熱誠幫助下，終於使這部大書得以問世。
二、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領導經驗
我們之所以編著《資政史鑒》，因為我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傳統文化中的領導學部分，有不少精華，有批判繼承的價值。
人類社會自從有了政治活動以後，就開始逐步積累從政經驗，有人就開始研究政治藝術，探討領導科學。領導活動雖然是主觀活動，但它又有客觀的一麵，為政有道，治國有方，安邦有法。我國是有五千年曆史的文明古國，有文字可考的曆史就有三千多年。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像黃河一樣源遠流長，從遙遠的上古奔騰而來，滔滔汩汩，不止不息。黃河的中華文明與尼羅河的古埃及文明，兩河的巴比倫文明，恒河的古印度文明，並稱世界四大古文明。但是，古埃及、巴比倫、古印度文明早已中斷，唯獨中華文明如養育它的黃河一樣，奔流不斷，一往無前。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無與倫比的。這麼悠久的曆史，這麼燦爛的文化，其中無疑包含了我們的祖先在政壇上積累的大量經驗、領導藝術，這些從政經驗和領導藝術中的優秀成分，閃爍著人類理性的光芒，凝結著人類智慧的精華。
眾所周知，中華民族的曆史上曾出現過許多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理論家、史學家、哲學家、文學家、軍事家，有許多傑出的帝王將相在曆史舞台上扮演過重要的角色。正是他們，在我們中華民族的生命群山中，聳起了一座又一座的高峰；在廣袤的神州大地上，奔湧出一溪又一溪的思想清泉；在專製和愚昧造成的漫漫黑夜裏，亮起了一盞又一盞的智慧明燈。他們為了生存發展，為了“修、齊、治、平”，程度不同地做過可歌可泣的拚搏。他們麵對迷離混沌的大千世界，熙熙攘攘的人間社會，變幻頻仍的人生禍福，周而複始的戰亂和平，在那裏嘔心瀝血，上下求索，探尋著那數不清的“為什麼”，提出了一個又一個的假設與命題，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學派與體係，企圖“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用以解釋世界，改造世界。他們批判“苛政猛於虎”的剝削製度，指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喊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呼聲，發現了“功者自功，禍者自禍”、“天人不相預”、“君猶舟也，民猶水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等客觀規律，提出了“製天命而用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積極主張，揭示了名實關係、分合關係、形神關係、知行關係、動靜關係的辯證法，高揚起“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革新旗幟，到近代則從西方請來了“德先生”、“賽先生”……這些認識，在中華民族的思想史上放射出一次又一次的燦爛光芒。中國在幾百年以前一直居於世界的領先地位，曾經在許多領域登上過當時的科學高峰，與他們的這些理性認識和成功實踐無疑是分不開的。
領導活動是藝術，也是科學。不能設想，在數千年的曆史進程中，治理這麼大的國家，而且多次出現盛世的局麵，如果沒有一些適應當時生產力的發展，符合曆史規律的政策和策略，沒有一批明君、賢相、誌士仁人對國家的盡心治理，勵精圖治，而能夠創造如此輝煌的曆史文明。所以，對我國古代的領導科學，應該肯定有精華部分，對這些精華部分應加以總結，並且批判繼承。
首先，古代思想家認識到領導活動是一門科學，必須遵其“道”方能成功。早在戰國時代，荀況就已看到了這一點。他說：君主擁有最高權力，但僅憑權力並不能使天下自行安定，“安之者必將道也”。也就是說，必須實行正確的治國之道。有道才能興邦，無道必然亡國。南宋學者葉適進一步解釋了為什麼不能單憑權勢治國的道理。他說：權勢隻能強迫人服從於一時，道義才能令人心服。所以，“人君必以其道服天下，而不以名位臨天下。”以符合道義的方式運用權勢，才能長治久安。
其次，關於民本主義，這是我國古代社會重要的社會學說之一，閃耀著理性的光輝。這種學說認為，民眾是國家或社會的根本和決定力量，統治者要重視民眾的作用和利益，尊重民眾的意誌和人格。民本思想，主張“重民”、“利民”、“富民”、“愛民”、“恤民”。民本主義在我國有較長的發展曆史，其思想淵源甚早，遠在殷周之際就出現了這種思想的萌芽。到了春秋末期，著名思想家季梁、史嚚等人明確指出，決定人的命運和國家的興亡，是人不是神。“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不重視人而重視神，國家必然滅亡。這在當時天命論占統治地位並主宰人的思想的時代，無疑是一次思想突破。老子和孔子也都受了這種思潮的影響，他們對民的重要作用也多有論述。
重民思想的進一步發展，便是民本思想的提出。在曆史上最早明確提出民本思想的，是戰國時代的著名思想家孟軻。他大膽指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孟子·盡心下》，朱熹：《四書集注》，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79頁。他甚至說，君王無道，民可以弑君。
戰國末期的荀子，繼承發展了民本思想，他用水比民、舟比君的比喻來說明民眾的作用。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真正有力量的是民眾。他提醒國君要充分認識這一問題，處理好君與民的關係。他還提出藏富於民的主張，認為隻有民富了才有國家的富強。後來的韓非、呂不韋對這一思想有進一步的發揮。
到了漢代，民本主義又有新的發展。漢初著名思想家賈誼，為了鞏固漢朝的統治，總結了秦亡的曆史教訓，寫了一部包括《過秦論》在內的《新書》。在《新書》中，民本思想得到了新的闡揚。他說：“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宋明以後，民本思想繼續發展，北宋著名思想家哲學家張載說：“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正蒙·乾稱篇》，《張載集》，中華書局1978年版，第62頁。程顥、程頤認為：“民惟邦本”，“為政之道，以順民心為本，以厚民生為本，以安而不擾為本”。
《代呂公著應詔上神宗皇帝書》，程顥、程頤：《二程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531頁。這類民本思想，宋代的司馬光、朱熹，明代的張居正莫不認同，都有論述。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唐甄等人，都對民本思想有所發展。到近代之後，又有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進一步發展成近代的民主思想。康有為寫出了《大同書》，孫中山提出了“三民主義”，將它引向了“民為邦本，吏為公仆”的理想大同世界。
第三，關於治民之術，古代也有許多精辟的見解。在專製製度下，君主權力高於一切，人民處於無權的地位，但這並不等於說統治者可以為所欲為而不受任何懲罰。四千年間，皇冠落地，王朝傾覆，屢見不鮮。於是，不少政治家和思想家不同程度地認識到，民眾的力量不可等閑視之，治民之術大有講究，例如大思想家荀子，他用三種形象化的比喻說明君民關係：一比人民像拉車的馬，統治者是坐在車上的人，馬安靜地走，車子平穩前進；馬驚恐暴怒，車子和人都會粉身碎骨。二比人民是江河湖泊的水，統治者是水上的船，風平浪靜，船安穩地在水上航行；狂風巨浪，船會埋葬於驚濤駭浪之中。三比人民是鳥，統治者是樹，鳥選擇樹，樹不能選擇鳥，樹好鳥來，樹壞鳥去。
先秦各家的治國方略，都涉及采取何種措施以保持政權的穩定。如孔、墨主張愛民、利民，孟子要統治者將心比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孟子·梁惠王上》，朱熹注：《四書集注》，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頁。
設身處地地替人民群眾考慮，才有利於統治者的統治。《呂氏春秋·順民》中認為“順民心，功名成”，劉向《說苑·政理》中指出“治理之道，愛民而已”，《貞觀政要·君道》中說“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等等，都是頗有見地的。
第四，關於用人之方，古代也有很多精彩的言論和成功的做法，值得借鑒。
曆代君主是通過官吏去治理人民的，這樣，就產生一個用人問題。我國古代，人治主義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所謂“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是其代表性的觀點。認為君主隻要選擇好官吏，安撫好民眾，就可以治理好國家。唐太宗說；“至安之本，惟在得人”；清雍正皇帝說：“治天下惟以用人為本，其餘皆枝葉事耳。”由於重人治，所以對用人之道也就特別講究，做了許多探討，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曆代用人之方無非是如何發現、識別、使用、培養人才。人才的標準不外乎“德才兼備”，“德”是對統治階級忠誠，“才”是具有管理國家的才能。
孔子、墨子、孟子、荀子、諸葛亮等，都對用人的問題做過探討，留下了精彩的論述。
第五，關於中華民族精神問題。
中華民族延續五千年，必然有其精神支柱，精神力量。上古文獻《周易》裏有兩句很重要的話，一句是“自強不息”，一句是“厚德載物”。原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意思是說：天體、日月、星辰，晝夜運行，今天太陽從東方出來，明天太陽也一定從東方出來，太陽不會懶惰，永恒運動，許多行星也是這樣，那麼，人就應自強不息，永遠前進，努力向上，絕不停止。自強不息觀點是中華民族五千年來延續發展的思想基礎，是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這是一個方麵。另一方麵，“厚德載物”，大地包容萬物，兼容並蓄，什麼東西在地麵上都可生長，那麼，人就應胸懷廣大，無所不容。這些思想觀點，反映在民族關係上格外明顯。一方麵，中華民族是堅強不屈的，不向任何外來勢力屈服，堅決捍衛民族獨立；另一方麵，主張國與國之間的和平共處，反對擴張主義，人不犯我，我亦不犯人，互相保持和平，“協和萬邦”。一個是奮鬥精神，一個是兼容精神。這兩點一直指導、鼓舞著中華民族向前發展，可視為中華民族精神的主要表現。
傳統文化中還有許多許多的優秀成分，在此前言中就不必一一列舉了。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對促進世界文明的發展曾產生過重大作用，得到了西方有識人士的高度評價和認同。就以孔子的國家管理學說為例，當其傳入歐洲以後，曾經成為歐洲資產階級革命推翻中世紀歐洲封建製度的思想武器之一。在法國，百科全書派（以狄德羅為代表）把孔子的治國理論、管理思想作為無神論和唯物論來接受。在德國，古典哲學學派（以康德、費希特、黑格爾、費爾巴哈為代表）則把孔子的思想作為辯證法和觀念論來接受。尤其是在法國，許多資產階級的進步思想家為孔子的治國理論所傾倒，重農學派的鼻祖魁奈十分推崇孔夫子，致使他本人被認為是“歐洲的孔夫子”。1789年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後，在1795年的法國憲法中，就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寫進了憲法。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曾說：中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倫理道德和治國經驗方麵，堪稱首屈一指”。他甚至提出了“全盤中國化”以拯救當時歐洲的社會危機。直到近代和現代，孔子的思想在日本、韓國、新加坡等亞洲國家裏仍受到無上的尊崇。許多有識之士指出，亞洲四小龍的崛起，與它們重視運用儒家思想不無關係。
毋庸諱言，傳統文化是曆史的產物，它必然有其曆史特點，有其曆史局限性，也就是說，有它的糟粕，有過時的成分。我們今天來研究、介紹、總結它，絕不是不加分析地和盤托出，連那些糟粕、那些過時的成分也要人們借鑒。而是批判繼承那些優秀的成分，那些有現代價值的成分。在我國曆史上，有些著作是名副其實的不朽之作，例如《論語》《孟子》《荀子》《老子》《莊子》《孫子兵法》，等等，它們世代相傳，令人百讀不厭。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隻要人類存在，它們的智慧之光就永遠不會熄滅，它們照耀著人類的過去，也照耀著人類的現在和未來。因為它們含有絕對真理的顆粒，具有超越時空的價值，無論社會怎樣發展，隻要人們正確地運用它，它就會給人們帶來效益。
三、領導幹部必須讀史知史，增強曆史的眼光
我們之所以編著《資政史鑒》，因為我們主張讀史知史，增強曆史的眼光。
曆史，是一門基礎學科，又是一門古老而有活力的學科，一門永遠沒有句號的學科，一門常講常新的學科。它是人類經曆的記錄，成長的記錄，進步的記錄。“讀史使人明智”。人們要更好地認識今天，就得正確地了解昨天與前天。曆史是人們的必修課。史學的鑒往知來、資政育人的社會功能，很早就為人們所重視。孔子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就是說，曆代社會的因革都有規律可循，從夏、商、周的變化情況，可以推知後世的演變趨向。清人龔自珍說：“欲知大道，必先為史。”
《尊史》，《龔自珍全集》上，中華書局1959年版,笫81頁。
魯迅說：“我們看曆史，能夠據過去以推知未來”；“讀史，就愈可以覺悟中國改革之不可緩了。”章太炎說：“夫讀史之效，在發揚祖德，鞏固國本，不讀史，則不知前人創業之艱難，後人守成之不易，愛國之心，何由而起?”他還說：“不讀史，則無從愛其國家。”梁啟超認為史學是“國民之明鏡”、“愛國心之源泉”。
《新史學》，《梁啟超全集》第2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36頁。他們把讀史知史視為做人和愛國的前提。自覺重視曆史的學習，是人類走向成熟的表現。正如李大釗說的那樣：“研究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個時代正在生長成熟、正在尋求聰明而且感奮的對於人生的大觀的征兆。”
李守常：《史學要論》，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145頁。他認為，這種“智力的老成”，有利於人們去創造“新世界”。今天，我們之所以繼續提倡讀史知史，增強曆史的眼光，除了前人講的道理外，還有新的緣由。
第一，這是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的基本要求。眾所周知，“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也是我黨多年來奉行的思想路線。怎樣理解“一切從實際出發”呢？如果細分一下，它應該包含兩個方麵：一是從現實的實際情況出發，二是從曆史的實際情況出發。也就是說，既要有現實的眼光，又要有曆史的眼光。馬克思、恩格斯本人就很重視曆史科學，用曆史的眼光看問題。恩格斯說：“我們根本沒有想到要懷疑或輕視‘曆史的啟示’；曆史就是我們的一切，我們比任何一個哲學學派，甚至比黑格爾，都更重視曆史。”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0頁。他們認為曆史從哪裏開始，思想進程也應從那裏開始。“黑格爾的思維方式不同於所有其他哲學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維方式有巨大的曆史感作基礎。”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頁。馬克思、恩格斯正是繼承了黑格爾的“巨大的曆史感”，研究了整個曆史，因而揭示出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我們辦事看問題，如果隻看到現實因素的一麵，而忽視了曆史因素的一麵，那麼就不全麵了，就是半截子的從實際出發，就會出現偏差。
第二，曆史與現實雖然有區別，但又緊密地聯係在一起。現實是正在展開的實際，曆史是已經過去了的實際，過去了，但它仍然存在，即曆史的存在。曆史的“因”鑄成現實的“果”，現實的“果”來源於曆史的“因”。換句話說，曆史的發展具有連續性，現實是曆史的產物，而將來又是現實的產物。曆史可以忘掉，但不能抹掉；可以不提及曆史，但不能割斷曆史。特別是曆史文化，它的演變是要經曆很長時間才能逐漸被改變的，要拋棄它不是那麼容易的，不像先進的機器引進來了便可把舊機器廢止不用。因為曆史文化已經融入民族的血液之中。現實的一麵是外在的、顯露的，曆史的一麵則是內在的、深沉的；現實的一麵比較容易看到，曆史的一麵則易被忽視。然而，人們真正了解了曆史，才能深刻地認識到他們所遇到的生活條件、社會環境為什麼是這個樣子而不是另外的樣子，以及這樣的生活條件和社會環境是怎樣形成的，怎樣被保留下來的，應當如何去改變它。所以黑格爾說：“我們之所以是我們乃是由於我們有曆史。”
《哲學史講演錄》1卷，導言，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7-8頁。
第三，曆史對現實時時發生著影響，起著製約作用，或是推力，或是阻力，或是活力，或是惰力，或是幾者兼而有之。我們中華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有四大發明，文化燦爛，這一切都是曆史，不是現實，但它對活著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起著鼓舞作用。統一中國的秦始皇，貞觀之治的唐太宗，金戈鐵馬的忽必烈，“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勇於變法的王安石、張居正，詩壇的李白、杜甫，詞苑的蘇東坡、辛棄疾，一代名相諸葛亮，民族英雄林則徐……每個中國人一想起這些“風流人物”，莫不肅然起敬，力量倍增。而當想到近代史的屈辱，想到曾被西方視為“東亞病夫”，則莫不沉痛，振興中華的責任感更加強烈。我們要搞四個現代化，但我們地大人多，商品經濟很不發達，社會生產力落後，科學文化水平尚不高，等等，這些曆史原因，使我們在四化建設中不可能不在經濟、文化、政治等方麵遇到許多特殊的問題和特殊的困難，製約我們的前進速度。我們的傳統文化中有很多精華，但也有不少糟粕。例如某些封建倫理道德觀念、門閥等級觀念、官僚主義、家長作風、因循守舊、男尊女卑、迷信鬼神巫術、迷信“八字”命運，等等。這些曆史遺留物，無不與我們今天的改革和建設發生摩擦或衝突。如果我們沒有曆史的眼光，就難以看清這一切，就不易保持理智與清醒的頭腦。
第四，多一點曆史的眼光有利於我們每個人正確對待各種困難，對待挫折或逆境，保持上進的勝利信心。司馬遷寫《史記》期間蒙受奇恥大辱的宮刑，他一度想自殺。但他回顧曆史，看到“昔西伯拘羑裏，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忿》；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2494頁。於是他振作起來，忍辱負重，繼續致力於“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事業，終於寫成了“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巨著。蒲鬆齡寫《聊齋誌異》時，就擬了這樣一副對聯激勵自己：“有誌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關終屬楚；苦心人，天不負，臥薪嚐膽，三千越甲可吞吳。”許多誌士仁人都善於從曆史上的英雄豪傑那裏汲取力量，勇於拚搏，終於幹出了可歌可泣的業績。
第五，掌握曆史知識是衡量幹部素質的重要依據之一。作為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如果缺乏曆史知識，就很難製定出符合國情的方針政策來。有位英國曆史學家寫了一本名為《曆史的功用》的書，認為文官“如果想躋入高官之列，曆史是必經之途”，因為“文官應付的行政問題，曆史能提供正確的背景”。他風趣地舉了一個例子，韓德生爵士是1937-1939年英國駐德國大使，由於他不懂德國曆史，對德國侵略的曆史一無所知，所以對希特勒發動侵略戰爭，沒有半點預感和警惕。作者嘲笑這種不懂曆史的外交官是“三流頭腦而居一等高位”。由於他曆史知識的欠缺而帶來莫大的損失。另外，希臘著名的史學家波裏比阿在其所著《曆史》中說得也很明白：“就政治生活而言，最好的教育和訓練就是要研習曆史。取鑒於前人的覆轍，是教人如何英勇豪邁地麵對困難、戰勝命運的不二法門，除此以外別無他途。”
郭聖銘：《西方史學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5頁。國學大師章太炎曾指出，袁世凱之所以落得身敗名裂的可悲下場，就是因為他不學曆史的緣故。曆史知識是提高人的聰明才智的重要教材，是訓練幹部提高政策水平、提高思維能力的重要教材。毛澤東曆來重視學習曆史，研究曆史。周恩來在《學習毛澤東》一文中指出：“毛主席開始很喜歡讀古書，現在做文章、講話常常運用曆史經驗教訓，運用得最熟練。讀古書使他的知識更廣更博。”
《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3頁。他不但對中國曆史十分熟悉，對外國曆史也很熟悉。法國前駐華大使馬納克在和毛澤東交談之後說：“毛澤東對法國十八世紀以來的曆史，對於法國革命，對於十九世紀相繼進行的革命，對於巴黎公社，都有深刻的理解。”
張貽玖：《毛澤東讀史》，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0頁。
毫無疑問，毛澤東之所以成為知識淵博、思想和文采都獨領風騷的偉人，是和他有豐富的曆史知識分不開的。
曆史中存在著豐富的智慧。曆史智慧作為曾經存在過的知識的結晶，它永遠不會“死亡”，仍有活潑的生命力：它可以使人們擁有一個較高的起點，高瞻遠矚；它可以使人們儲備大量的參照體係，彰往察來；它可以使人們從對曆代興亡盛衰與前人成敗得失的體察、理解之中，學到許多聰明才智，不重犯前人的錯誤，不重蹈前人的覆轍。一個人的頭腦裏傳統文化的精粹積累得越多，他的曆史眼光將會越深邃，實現現代化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將會越強烈，從而在現實的舞台上建功立業，實現人生的價值。
四、弘揚重視曆史借鑒的優良傳統
我們之所以編著《資政史鑒》，因為我們提倡弘揚中華民族重視曆史借鑒的優良傳統。
世界上幾乎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國家，都重視從自己的曆史中尋求值得借鑒的經驗教訓，而曆史借鑒的思想，則是每個民族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一個帶有共性的現象。中國自古以來曆代都很重視曆史借鑒。中國傳統史學“鑒前世之興衰，考古今之得失”，“究探治亂之跡，上助聖明之鑒”，自古被當作治國之學，智慧之學。中國史學思想中的曆史借鑒的思想尤其豐富、突出，這從以下幾點足以證明：
第一，中國史書之豐富、記事之係統、體例之完備、史學家之眾多，是舉世無雙的。既有民間修史，又有官方修史。從唐初開始，中央政府曆代設有修史的機構，以總結上一朝代的經驗教訓。皇皇二十六史，加上其他史書，浩如煙海，汗牛充棟。
第二，最高領導者重視曆史。漢高祖劉邦，原本讀書不多，文化不高，“馬上得天下”以後，開始重視曆史學習。他令文臣陸賈總結秦亡的經驗，每寫完一篇就念給他聽，聽到妙處，拍案叫好。他自己有時召集文臣武將討論曆史，發表見解。有一次他同大家談論為何項羽敗在他手裏，其曆史分析令眾人心悅誠服。唐太宗李世民，格外重視曆史的借鑒。他深有體會地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至於宋英宗、宋神宗，則要求並支持司馬光等人寫出了史學巨著《資治通鑒》，神宗親定書名，並賜序言。毛澤東重視曆史是盡人皆知的。他把學習曆史提到關係事業成敗的高度來認識。他曾號召一切有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在研究理論和現狀的同時要研究曆史，強調“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曆史知識，沒有對於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並指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頁。在領導革命的過程中，毛澤東是善於運用曆史借鑒的大師。例如1944年，正當進行的民族解放戰爭即將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時刻，毛澤東把郭沫若寫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推薦給全黨學習。他在《學習和時局》一文中指出：“我黨曆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誌對於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7、948頁。李自成是明末著名農民軍領袖，進入北京城後，其部將驕傲，將士不受約束，貪汙腐敗，結果，“打江山十八年，坐江山十八天”，很快遭到失敗。毛澤東號召全黨同誌牢記這個教訓，不要重蹈覆轍。1949年初，全國即將解放，毛澤東帶領中央機關進駐北京，他比作“進京趕考”，希望比李自成考得好。毛澤東曆來重視讀史，並以身作則。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是他極為喜愛的史學名著，他先後讀了17遍。有一次他麵對身邊的幹部指著《資治通鑒》說：“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也有古為今用的治國策。我們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同樣需要這些啊，芝麻開門，關鍵是要開竅。”
《張耀祠回憶毛澤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頁。毛澤東還善於用曆史人物的成敗得失教育幹部。例如1962年，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談到民主集中製時說：從前有個項羽，“不愛聽別人的意見”，而劉邦則“比較能夠采納各種不同的意見”。“劉邦同項羽打了好幾年仗，結果劉邦勝了，項羽敗了，不是偶然的。”接著他批評當時有些領導幹部“連封建時代的劉邦都不如……如果不改，最後要垮台的”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1頁。。幹部們聽了，心悅誠服，受到深刻的教育，留下難忘的印象。
鄧小平重視曆史的學習和運用也是人所共知的。他說：“了解自己的曆史很重要”，“我們要用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要懂得些中國曆史，這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精神動力。”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358頁。他要求我們“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頁。。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也很重視曆史知識的學習和運用。1996年6月21日，江澤民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75周年座談會上，發表了“努力建設高素質的幹部隊伍”的重要講話。他號召全國40多萬名縣處級和縣處級以上的幹部，幾千名高級幹部，幾百個中央委員，要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鑽研業務知識，並著重地談了學習曆史的問題。他說：“我們中華民族以曆史悠久而著稱於世。我們黨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過程中，一貫重視曆史經驗的借鑒和運用。毛澤東同誌多次要求全黨要學習曆史，他曾經講過，指導一個偉大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曆史知識，沒有對於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一個民族如果忘記了自己的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現在和正確地走向未來。我們的老一輩革命家，不但具有很高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豐富的實踐經驗，而且具有淵博的曆史知識。希望我們的各級領導幹部，認真地讀一點曆史，首先要了解中國的曆史。……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今天的中國是曆史的中國的發展，作為當代中國的領導幹部，如果不了解中國的曆史，特別是中國的近代史、現代史和我們黨的曆史，就不可能認識和把握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繼承和發揚我們黨在長期鬥爭中形成的光榮傳統，也就不能勝任領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職責。”
《人民日報》1996年6月24日第2版。此前10年，即1986年10月，當江澤民尚在上海工作時，他就很重視以史為鑒。他在一次講話中說：“為了適應今天聯係廣泛的現代大生產的複雜局麵，希望各級領導幹部結合工作實際，借鑒古今中外一些好的領導實例，深入地研究領導科學，不斷提高領導水平和領導藝術。”
《現代領導》1995年第1期第4頁。
第三代領導集體的其他成員也對借鑒曆史有不少重要論述。例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環1990年明確指出：“我們的先輩在治理國家、修養品德、成就事業等方麵，為我們留下了大量可資借鑒的寶貴經驗，他們提出的許多警句格言，至今仍然閃爍著哲理的光輝，其中有些東西一旦賦予新意，便可成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組成部分。”
《求是》1990年第10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朱鎔基認為在我國的傳統文化中有不少管理思想值得今天借鑒。1996年他在“管理科學，興國之道”一文中指出：“中國古代典籍中，涉及管理思想的不少，如《尚書·禹貢》《管子·輕重》《史記·貨殖列傳》《漢書·食貨誌》《鹽鐵論》等。那個時代的經濟思想，不一定符合現代管理思想，但是早期中國的經濟管理思想還是有可以借鑒之處的。潘承烈教授研究中國古代管理思想，演繹孫子兵法，講田忌賽馬（可以說是最早的博弈論思想），在國際論壇上很受歡迎，說明其中有些觀點也符合現代管理原則。總之，確有東西可以宣傳。”
《人民日報》1996年9月20日第1版。
第三，史學家、思想家對曆史借鑒論述得十分透徹、深刻。他們有一個優良的傳統，常以通變的思想總結曆史經驗教訓。“一闔一辟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周易·係辭》上說：“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司馬遷正是以通變的思想，總結曆史，寫出了皇皇巨著《史記》，成就了他的“一家之言”。思想家王夫之特別重視借鑒曆史，認為寫曆史就是讓後人從曆史中找到可資借鑒的東西。他說：“所貴乎史者，述往以為來者師也”；“得可以資，失亦可資，同可資，異亦可資也。故治之所資，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鑒也。”
前人還主張借鑒曆史要和分析曆史大勢聯係起來，曆史的借鑒不隻是注意到一些具體的曆史經驗教訓的價值，還要善於從曆史大勢看曆史的經驗。如漢代賈誼在《過秦論》中說：“野諺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曆史的借鑒是人們對自己過往的作為進行反思，思考其中得失，而其著眼點，是發展當代社會的各項事業。尊重曆史發展，尊重曆史傳統，也就是尊重前人的實踐，不懂得或者輕視本民族的曆史發展和曆史傳統，也就是不尊重前人的實踐。回顧曆史，是爭取新的未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溫故而知新”，這是人們熟悉的兩句話。總之，正確地總結曆史、借鑒曆史，是當代社會發展的需要，是引導我們事業前進的依據之一。
以上從幾個方麵闡述了我們編著《資政史鑒》的緣由。如今，在人民出版社的幫助下，這部1600餘萬字的大書得以問世。我們自認為這部書資料全，分類細，書名、卷名、篇名、節名、小題目名都經過了反複推敲，數次修改，擬題準確、新穎、有特點，一個題目就是一個道理、一個原則、一個智慧、一個啟迪。因為資料全，主要的、重要的、常用的故事和哲理都在其中；因為分類細，卷中分篇，篇中分節，綱目分明，查閱起來方便快捷。對引用古文的翻譯，采取意譯的方式，但又不背離原意，還加了若幹背景材料，使其故事完整，哲理講得透徹。譯文力爭做到信、達、雅，使之曉暢易讀。另外，每卷的卷首語和每篇的導讀，均係精心之作，起到了提綱挈領，總攬全卷、每篇的作用。總之，本書內容的編排、資料的選取、題目的命名、體例的確定，都考慮到了當今領導幹部的需要，使其實用、好用。
值得指出的是，本書發掘整理的畢竟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領導科學，雖然我們做了一番“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努力，但所取的未必都是“精華”，原因不外乎兩個方麵，一是受編者的學識所限，二是有些資料本身精華與糟粕混在一起，難以分離。故希望讀者在翻看和運用本書時，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注意分析和選擇。另外，需要聲明的是，我們編寫這麼一套大書，並不是用提倡“國粹”來排斥外來的進步文化，也不是以古非今，用傳統文化來取代社會主義文化，引導我們的幹部向後看，一味向古人學習，而是遵循文化發展規律，運用曆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繼承曆史遺產，古為今用，承前啟後，繼往開來。
最後，我們期待著《資政史鑒》能成為廣大幹部的案頭書。如果它能增加幹部們的曆史知識素養、增強曆史眼光、提高領導藝術，從而做好領導工作，就算我們為弘揚祖國的優秀傳統文化做了一件實事，為實現四化、振興中華盡了一份力量。那麼，我們就實現了初衷，就會感到十二分的欣慰了。
謹以此書獻給一切為振興中華造福人民而肩負重任勵精圖治的人們！
（此文為《資政史鑒》前言，周溯源與邢賁思、戴逸合寫。《資政史鑒》，10卷，1600萬字，邢賁思、戴逸總主編，周溯源副總主編，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