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公那裏，天命或天的意誌是可知的，通過民情洞悉天命。“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
《尚書·康誥》。意思是天威並非誠實可信，而民情卻總是可見的。周公告誡道，治理國家要像醫治疾病一樣，謹慎從事，上天是否真誠地佑助你，要在民情中體現出來。由於民情能夠反映天命，因此，周公把天命看成是社會政治的一麵鏡子。“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
《尚書·酒誥》。把天命作為可認知的認識客體，並且係天命於人事。這是中國古代天命觀的一個進步。孔子在評論周代社會的特征時說：“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
《禮記·表記》，《禮記集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周公強調天命與人事的結合，主張從人事中去觀察天命，實際上是虛於天命，重在人事，既不否認天命的存在，又不人為地把天命神秘化。周公實現了由“殷人尊神”到“周人尊禮”的轉變
《禮記·表記》，《禮記集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對後世有很大影響。
孔子是講天命的。孔子說他“五十而知天命”
《論語》，《四書集注·論語集注》，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頁。
。孔子認為天有人格、有意誌，是自然和社會的最高主宰者。有一次孔子遭到匡人的圍困，生命危險他也不緊張，他說：“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論語》，《四書集注·論語集注》，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頁。這就是說，天如果真讓文化毀滅（孔子以文王的文化繼承人自居），我就不該做文化的繼承人；天如果不是要文化毀滅，匡人能把我怎麼樣！這也就是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論語》，《四書集注·論語集注》，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頁。。一個人的死生、富貴早已由天或命預先決定了，不是本人努力或他人幹預可以改變得了的。孔子認為天命有絕對的權威，不可抗拒，於是提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論語》，《四書集注·論語集注》，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88頁。孔子還認為天有意誌，和地上的人君一樣，能決定社會的治亂，文化的興亡。孔子雖然在政治活動中屢遭挫折，“知其不可而為之”，並不一定是強調人的作用，貶低天的作用，也許恰恰相反，他堅信自己的行為是符合天命的，是按天命辦事的，所以才不計成敗，他相信事之成敗最終決定權不在人而在“天”。
孟子也是“天命”的主張者。他說，國君傳位給下一代國君，不是出於私人的意思，而是“天與之”，“天”並不需要當麵講話，而是“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參見《孟子》，朱熹《四書集注·孟子集注》，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20頁。。孟子還宣稱，天為了培養一個偉大人物，必先給他安排一個艱苦鍛煉的機會：“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參見《孟子》，朱熹《四書集注·孟子集注》，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59頁。孟子把人們看來無能為力的那些現象，都歸之於“天命”，“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參見《孟子》，朱熹《四書集注·孟子集注》，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22頁。，他認為，天命是最後的決定者。
莊子不相信天有意誌、神有能動作用，但他卻是一個宿命論者。他說：“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莊子》，轉引自許嘉璐主編《諸子集成》中冊，廣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頁。又說：“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莊子》，轉引自許嘉璐主編《諸子集成》中冊，廣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頁。他把人力所無可奈何的、自然和社會的力量看成是“命”。他還說：“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
《莊子》，轉引自許嘉璐主編《諸子集成》中冊，廣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頁。在莊子看來，“命”（冥冥中決定一切的主宰者）是定數難逃的。寒暑、死生、饑渴這些自然現象和由階級壓迫造成的窮達、貴賤、毀譽等社會現象都是人力無法改變的。“命”是人們無法駕馭、無法理解的主宰者。因此莊子主張“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
《莊子》，轉引自許嘉璐主編《諸子集成》中冊，廣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頁。，不要以人的有目的活動去對抗自然的命運，不要以得之自然的天性去殉名。荀子認為莊子是“蔽於天而不知人”
《荀子·解放》。，到了漢代，董仲舒進一步宣揚，“天”是主宰者。他宣稱天是有人格、有意誌、至高無上的神，自然界日月星辰的運行，寒暑四時的更替，國家的治亂興衰，都是神的意誌的表現。皇帝秉承天命統治人民，而人民隻有接受統治者的統治。董仲舒認為，“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
參見董仲舒《春秋繁露》，《四部備要》第54冊，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82頁。，“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
參見董仲舒《春秋繁露》，《四部備要》第54冊，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85頁。。“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複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
董仲舒：《舉賢良對策》，《漢書·董仲舒傳》，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913頁。
人之為人，“本於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
參見董仲舒《春秋繁露》，《四部備要》第54冊、第65冊。，“天執其道，為萬物主”
參見董仲舒《春秋繁露》，《四部備要》第54冊、第65冊。。天是有目的有意識產生萬物和人類的主宰。在董仲舒看來，天不僅是自然和人類社會的創造者，而且天給人類設立一個執掌最高權力的“君主”，皇帝有代天行賞施罰的至上權威。他認為王者承天意以行事，“天以天下予堯舜，堯舜受命於天而王天下”
參見董仲舒《春秋繁露》，《四部備要》第54冊、第65冊。。“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號為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
參見董仲舒《春秋繁露》，《四部備要》第54冊、第65冊。他在《順命》篇中進一步講：“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妾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
參見董仲舒《春秋繁露》，第85頁。他認為，“天令之謂命”
參見董仲舒《舉賢良對策》，載《漢書·董仲舒傳》，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913頁。。
東漢唯物主義思想家王充，反對天人感應的唯心主義說法，企圖給社會現象以唯物主義解釋。但他不了解人的社會本質，用自然界的規律來直接說明社會現象發生的原因，不由自主地又陷入了命定論。他說，人“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人生性命當富貴者，初稟自然之氣，養育長大，富貴之命效矣！”
參見王充《論衡》，《四部備要》，第54冊，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0頁。他認為，人在自然界和社會麵前都是無能為力的，隻能聽從命運的安排。他說：“自王公逮庶人，聖賢及下愚，凡有首目之類，含血之屬，莫不有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故命貴，從賤地自達；命賤，從富位自危。故夫富貴若有神助，貧賤若有鬼禍。”
參見王充《論衡》，《四部備要》，第54冊，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0頁。王充看到“時”、“遇”、“幸”、“偶”等偶然機會對於一些人的地位、財產的升降有很大關係，而這些偶然機會降臨到人們頭上，當事者無法抗拒。他認為，這些偶然因素也是命中注定的，“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
參見王充《論衡》，《四部備要》，第54冊，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0頁。。同是賢人，在同一個時代呂望遇文王當了宰相，箕子遇商紂則做了奴隸；魯哀公隻是一個平凡的人，但當了國君，孔子、顏回那樣的聖賢卻遭受貧賤或夭折。
魏晉南北朝時有一篇文章叫《力命》，明確宣揚天命的合理性，旨在告誡人們要服服帖帖地順從天命的安排，論證門閥士族地主階級的特權不可動搖。該文否定“力”的作用，誇大“命”的權威，文中有一段繪聲繪色的對話：“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
參見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史》第2冊，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44頁。有的人厚於德而薄於命，有的人厚於命而薄於德，命中所定，無法改變。總之，決定人們現狀的是“命”而不是“力”。所以，門閥士族能夠養尊處優，享受富貴而又心安理得，因為不是“力”所能獲得的，也不是“力”所能推翻的。而貧窮同樣是命裏注定的，不該怨，怨也無用。
北宋司馬光也是“天”、“命”的信奉者，宣揚天命觀。他說，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皆係於天
參見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71，上海商務印書館常熟瞿氏藏宋紹興本，第519頁。；認為“得失有命”、“成功則天”
參見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71，第540頁。。他在《易說》裏進一步發揮其天命思想，說：“蘭生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故有美而含之，以俟命也。”“故修己以俟命者，君子之誌也。”
司馬光：《易論》卷3，《卦說》。他把當今不遇其時，歸之於天意，但還等待機會，盼望未來有好運的降臨。他斷言天是有意誌的主宰：“天者，萬物之父也。”
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71，第537頁。違背天命的人，天能夠懲罰他；順從天命的人，天能夠獎賞他。人們必須修己，順天之命。據此道理，聖人必須效法天，順從天命而治理國家，他說：“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製禮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貳；此人道之大倫也。”
《資治通鑒》卷291，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9511頁。
北宋理學家張載認為“神”是宇宙推移、萬物發展變化的根本動力，也是治亂興衰的主宰者。“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
張載：《易說·係辭上》。“神則主乎動，故天下之動，皆神為之也。”
張載：《易說·係辭上》。“成吾身者，天之神也。”
張載：《正蒙》，載王夫之《張子正蒙注》，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中華諸子寶藏編撰委員會編：《諸子集成》續編2，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頁。“虛明照鑒，神之明也。”“神”不但具有產生萬物的作用，而且還能支配人的命運，並有洞察一切的能力。張載還進一步把“神”神秘化：“神不可致思，聖位天德不可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張載：《正蒙》，載王夫之《張子正蒙注》，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中華諸子寶藏編撰委員會編：《諸子集成》續編2，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頁。在張載眼中，神是不可認識、捉摸不定的神秘力量。
參見侯外廬、邱漢生、張豈之主編《宋明理學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8-99頁。神的威力很大，“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
參見張載《正蒙》，載王夫之《張子正蒙注》，第180頁。，“地物也，天神也，物無逾神之理”
參見張載《正蒙》，載王夫之《張子正蒙注》，第162頁。。
把治亂興衰的決定力量歸之為“神、天、天命”，是中國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最早的認識。產生這種認識的根源首先是人們的自然科學知識貧乏，解釋不了自然現象背後的物質運動原因。其次是人們的社會科學知識貧乏，解釋不了社會現象背後的政治和經濟原因。統治者為了給自己的權力披上神秘而又合法的外衣，也不得不借助於“神、天、天命”作為理論依據，以蒙騙、麻痹民眾，並求得自身的心靈安慰。這便是天命論產生的曆史根源和階級根源。
二人事
社會的治亂興衰取決於人，自古以來就有這種觀點。在最早的文獻《尚書》裏，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說法，把民眾的力量和人事的作用提到了至關重要的地位。春秋時期，出現了一批對西周以來宗教迷信思想進行批判的學者，他們認為盲目地信賴鬼神是荒謬的，是人支配鬼神，鬼神不能支配人。他們說：“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左傳》莊公三十二年。人們在實踐中逐漸認識到吉凶禍福是人造成的，與“天”無關。公元前645年（周襄王七年），宋國出現了隕石和“六益鳥退飛”的罕見現象，有人認為這可能是人事吉凶的預兆。但是周內史叔興斷定，這隻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吉凶由人”
參見《左傳》僖公十六年。。魯國的閔子騫也說：“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
春秋時期比孔子稍後的墨子，堅決反對“天命”思想，認為天命思想是錯誤的，其理由有三：第一，它沒有曆史的根據。墨子說：“上觀於聖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在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
《墨子·非命》。曆史經驗證明：天下的治亂興衰在於人事而不在於天命。第二，墨子指出：“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眾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
《墨子·非命》。自古至今，自有生民以來，從未見過“命”的形體，從未聽過“命”的聲音，人的直接經驗證明：天命不存在。第三，墨子論證說，“王公大人”早朝晚退，聽獄治政，而不敢怠倦，是因為他們認識到“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
《墨子·非命》。。如果他們相信有天命，必然不會勤於聽獄治政。同理，農夫早出晚歸，努力耕種，而不敢怠倦，是因為他們相信隻有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才可以生產糧棉瓜菜，過上溫飽的生活。人們“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好壞都由天命注定，結果就會造成官吏不盡職盡責，農夫不努力生產，最終導致社會的動亂和人民的貧困
《墨子·非命》。
。墨子認為，富與貧、貴與賤、壽與夭，都非命所定，可以用人力變更。在理論上，他強調“尚力”，提出用“力”來對抗“命”，相信沒有命中注定的富貴貧賤，主張“非命”，認為在現實社會中起決定作用的是強力。但由於小生產者的軟弱和局限，墨子最終仍然幻想有一個靠山，那就是有意誌的天。此外，他還相信鬼神，把所謂天和鬼的利益跟百姓的利益相提並論。
荀子主張天人相分，社會治亂興衰決定於人事。他認為“天”就是自然或自然界。他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輟廣”；“天有常道”，“地有常數”
參見《荀子·天論》。。自然界及其規律的存在不受人的好惡所決定，不以社會上政治清濁為轉移。荀子叫人不要安命聽天，道理很簡單，因為天不能決定人的吉凶禍福。他說：“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隻要努力生產而又儉約，天就不能使人貧困。相反，如果“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
參見《荀子·天論》。。荀子還運用自然規律和曆史事例批判當時流行的治亂興衰由天定的唯心觀點。他指出：日月星辰運行，春播夏長，秋收冬藏；生物依賴土地生存等自然現象和生產活動，在禹的時候和桀的時候沒有兩樣。而“禹以治，桀以亂”
參見《荀子·天論》。，可見社會治亂與天、與時、與地都沒有關係。荀子進一步指出，自然界發生的一些怪異現象，也不為奇。有些怪異現象，如星墜、木鳴、日蝕、月蝕等，都是天地、陰陽矛盾運動的表現，和人事活動沒有關係。如果社會上政治清明，這些現象即使一齊出現，也沒有什麼可怕的；如果政治昏暗，這些現象即使一樣也不發生，對社會亦不會有什麼裨益。因此，在荀子看來，可怕的並不是自然界的怪異現象，而是“人祅”。例如農業生產的破壞、政治的昏暗、倫常秩序的混亂，都是“人祅”。這三祅如果發生，就會危及國家政權的鞏固和社會的安定。
參見《荀子·天論》。
荀子看到了自然界的存在及其運行規律不以人的主觀意誌為轉移，堅信人類可以用主觀努力去改變自然，給自身造福。因而提出了光輝的“製天命而用之”
參見《荀子·天論》。人定勝天的思想。他說：“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製之！從天而頌之，孰與製天命而用之！”與其尊崇天而仰慕它，不如把天看作一種物來控製它；與其順從天而歌頌它，不如掌握它的變化規律來利用它。荀子還強調了一個著名觀點：“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荀子·天論》。這就明確道出了民眾對治亂興衰的決定作用。
西漢史學家司馬遷，認為決定人類命運的，首先是人類自己，而不是天和鬼神的力量。他指出：“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必有妖孽，賢人隱，亂臣貴”；“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
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990頁。他把本來具有迷信思想的說法加以改造，指出“禎祥”不是什麼祥瑞、符命的出現，而是“君子用而小人退”的政治清明的現象；“妖孽”也不是妖魔鬼怪，而是“賢人隱，亂臣貴”的政治昏暗現象。司馬遷寫史時盡可能地用人事來說明人事，避免用“天道”來解釋。他駁斥了所謂“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說法，指出伯夷、叔齊，積仁潔行，卻是餓死；顏淵好學知禮，反而早夭；盜蹠橫行天下，竟以壽終。如果天能賞善罰惡，為何竟有這樣大的差別？
參見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2124頁。《史記》記載項羽失敗時，敘述項羽自稱“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司馬遷則不以為然，指出項羽的失敗是他自己在政治、軍事和策略上犯了重大錯誤，“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並非“天意”。而項羽“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參見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338頁。！在記敘蒙恬被秦二世賜死時，蒙恬認為是他築長城、修弛道時塹山湮穀，犯下“絕地脈”罪過的報應。司馬遷予以駁斥，指出蒙恬身為名將，沒有勸秦王實行“仁政”、“德治”，讓百姓休養生息，而一味阿意興功，結果使自己遭到誅戮，怎能說是“絕地脈”之罪引起的報應呢？
參見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338頁。
東漢光武帝劉秀崇尚讖緯迷信，以此作為他奪權和鞏固統治的思想工具。桓譚曾多次上疏激烈反對，指出，讖緯是“奇怪虛誕之事”，而非“仁義正道”，無益於為政治國。雖然讖緯的預言也有巧合之時，但不足憑信。他親身經曆過王莽統治的曆史，對王莽靠符命起家非常清楚。他說，王莽喜好卜筮，信奉鬼神，但社會並不安定，由於他“為政不善”，導致“見叛天下”，最後天下人都反對他。當敗局已定，他還跑到南郊“叩頭請命”，乞求上天的哀憐、援助。當起義軍打入宮中，亂箭如雨時，他逃跑到漸台，“尚抱其符命書”不放，結果被起義軍斬頭切舌。符命並沒有挽救他覆滅的命運。王莽失敗於政治錯誤，不是什麼天意。桓譚還對災異迷信進行了批評。他指出：“災異變怪者，天下所常有，無世而不然。”但是，怪異現象並非任何時候都會給人們帶來災難。如果“逢明主、賢臣、智士、仁人”能夠“修德、善政、省職、慎引以應之”，就可能使“咎殃消亡而禍轉為福”
參見桓譚《新論·譴非篇》。。就是說，災難的根源在於君主不明，臣之不賢，士之不智，人之不仁。桓譚指出，統治者把自己的一切活動都歸之於神的啟示，把自己的一切罪惡過錯都歸之於神對人民的懲罰，這是為自己開脫責任，蒙騙民眾。桓譚的思想鋒芒揭穿了統治者編造的謊言，因此遭到了攻擊，被劉秀斥為“非聖無法”
參見範曄《後漢書·桓譚傳》，中華書局1999年版。幾乎丟掉性命。
東漢仲長統生長在黃巾農民大起義時代，對漢末腐朽的社會政治有切身的感受。他反對傳統的唯心主義“天命”說，強調重視人的主觀努力，提出了“人事為本，天道為末”的唯物主義思想。他說：明君賢臣之“所以威震四海，布德生民，建功立業，流名百世者，唯人事之盡耳，無天道之學焉”
《群書治要》。。他認為那些隻知天道而無人謀的人，是卜卦算命借鬼神而騙人的，是一群被人們看不起的愚民；隻迷信天道而放棄人事的人，是頑愚不化的糊塗蟲，亡國滅族的敗家子。在他看來，當時的社會危機，完全是由於人事不好。統治者如果不注重改善人事，一味迷信天道，必定有害。他指出，如果君主任用的官吏，不是私親，就是寵幸喜愛的人，不是漂亮的小白臉，就是專工拍馬的人，跟自己意見相同的視為好人，意見不同的視為壞人，高興時就隨意獎賞，惱怒時就亂施刑罰，玩弄美女，忘掉百姓，這種國君，即使一年四季定時到五帝的祭壇去祭祀，卜筮用的蓍草龜殼堆滿廟中，祭祀用的牛羊擺滿廟裏的碑亭，也是無法挽救失敗亂亡的。“從此言之，人事為本，天道為末。”
《群書治要》。他繼而指出：靠自己行善，不依靠天道的是第一等明君；對於自己能否行善還有懷疑，希望借天道來幫助自己的是第二等國君；完全不知道依靠自己，隻求助於上天保佑的是最下等的昏君
《群書治要》。。
唐代史學家劉知幾，也是主張國家的治亂興衰決定於人的努力。他在名著《史通》中，對祥瑞符命迷信思想做了有力批判。他指出，所謂祥瑞事件原來隻是曆史上千年一遇的極個別現象，但愈到後來愈多。這是臣下投合君主的喜好，故意編造出來討君主歡心的，君主的道德越差，國家的政治越壞，祥瑞就編造得越多。例如漢代桓、靈兩帝的政治最混亂，然而他們的祥瑞卻比盛時的文、景時代還多。再如曹魏和司馬氏的政治已經夠壞了，五胡十六國的劉淵、劉曜和石勒，其殘暴甚於曹氏和司馬氏，而他們的祥瑞卻比曹氏、司馬氏兩朝還要加倍。但是史官“真偽莫分，是非無別”，將這些迷信的祥瑞、符命記錄下來，是荒謬的
見劉知幾《史通》，轉引自趙侶甫《史通新校注》，重慶出版社1990年版。
。
劉知幾還指出，即使有祥瑞、符命，而真正對國家的興衰治亂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人的主觀努力。毫無疑問，司馬遷是一位敢於懷疑天道有知的進步史學家，但是司馬遷的無神論卻有不徹底的地方。他在論《魏世家》興亡時說：“太史公曰：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餘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徒，曷益乎？”劉知幾對司馬遷並不迷信盲從，對這段議論毫不客氣地予以駁斥，認為司馬遷沒有重視人的主觀努力，帶有“天命論”的色彩。指出：“夫論成敗者，固當以人事為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例如，“秦之滅也，由胡亥之無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假使胡亥、周幽王“才若桓、文，德同湯、武”，就不會亡國了。按此推理，魏國滅亡當然也是國君的失誤，“安得於魏無譏者哉？”劉知幾認為，即使有所謂關於國家興亡的預言，如果有了德才俱優的君主，國家的命運並非不可改變，將亡的國家仍可得救。國之興亡不決定於符命和預言，人的努力起決定作用。他還指出：“夫推命而論興滅，委運而忘褒貶，以之垂誡，不其惑乎？”如果把一切諉之於天命，既不能科學地說明曆史的真正發展，也不能從曆史中得到有益的經驗教訓。唐玄宗時的李笙、宋代的李覯也都論述了天道自然變化與人事社會治亂的關係，強調人的主觀能力起決定作用，認為“吉凶由人”。社會的治亂，人事的吉凶，不是由鬼神天命決定的，而是由人決定的。
關於治亂興衰取決於神、天、天命的種種唯心主義的認識，那是曆史的局限，過去由於自然科學的落後，加上剝削階級蓄意為自己辯護，所以是不可避免的階段。關於治亂興衰取決於“道”、“理”、“勢”、“氣”、“數”、“世”的認識，取決於“人事”的認識，是唯物主義的認識。這說明中國古代思想家、政治家認識到了人類社會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並不依賴於人的意誌而獨立存在，要治理好國家，必須認識這些規律。但人類社會發展離不開人的活動與參與，所以人事又起重要作用，有時甚至起決定作用。認識、把握、遵循客觀的道、理、數、勢是正確發揮人的主觀努力的前提，是深入認識引起動亂衰亡的具體原因，從而製定治國思路的前提。這裏麵既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認為社會之道就是自然之道，認識了自然之道就認識了社會之道，按天道治人世，董仲舒是這類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這裏麵又有“天人相分”的思想，認為“天人不相預”，主張“製天命而用之”、“人定勝天”，荀子是這類思想的傑出代表。
（原載《史學月刊》2005年第12期。）
我國古代曆代王朝動亂衰亡的規律性
縱觀曆史，中國古代盛極而衰,衰而複振，治亂興衰，周而複始，呈現出一定的周期性。雖然每個朝代、每個政權興衰的具體原因千差萬別，但客觀地看，仍然有規律可循。如同司馬光說的那樣：“治亂之道，古今一貫”，“治亂之源，古今同體”。考查古代思想家、政治家關於治亂興衰的思考論述，驗之於古代社會的曆史事實，筆者認為，影響政權治亂興衰的，不外乎兩大基本矛盾：一個是統治階級與勞動人民的矛盾，一個是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
這兩大矛盾相互影響，相互交織，相互作用。如果統治階級沒有處理好與勞動人民的矛盾，統治者則不能按舊的方式繼續統治下去，被統治者也不能按舊的方式繼續生活下去，於是，就會引起勞動人民的起義造反，帶來戰亂，兵連禍結，社會動蕩不已。如果舊王朝力量強大，可能暫時將起義鎮壓下去；如果農民起義軍力量強大，就可能推翻舊王朝。如果統治階級沒有處理好內部的矛盾，也會引起朝廷的動蕩，以致整個社會的動亂，帶來舊王朝的崩潰，新王朝的誕生。統治階級與勞動人民之間的矛盾是表現為平穩、緩和、非對抗狀態，還是表現為緊張、尖銳、對抗狀態，取決於統治階級的治國思路，取決於統治階級如何處理與勞動人民的利益關係。如果統治階級嚴刑苛法，剝削過度，就會使勞動人民無法承受，導致矛盾激化，轉為尖銳的對抗；如果統治階級與民休息，輕徭薄賦，勞動人民就能安居樂業，順從統治，矛盾緩和。而統治階級采取什麼治國思路，是否尊重勞動人民的利益，又取決於最高統治集團對執政規律的認識，以及對自己貪欲的約束，對吏治的整頓。商亡周興，秦亡漢興，隋亡唐興，都從一反一正兩個方麵證明了這個規律。商朝末帝、秦朝二世、隋朝末代，其最高統治集團莫不凶殘暴虐，貪得無厭，極盡奢靡，酒池肉林，醉生夢死。勞動人民創造的財富被榨盡，連起碼的溫飽都不能維持，生命財產也得不到保障。代之而起的周朝、西漢、唐朝，初期的統治者一般都能總結前朝覆亡的教訓，從親身經曆中認識到“君舟民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親身感受到民眾造反的巨大力量，因而能夠保持清醒的頭腦，約束、克製自己的享樂欲望，采取安民、利民、養民、富民的措施，緩和與勞動人民的矛盾，力爭社會的和諧穩定，以求長治久安，國祚永延。但是，這種穩定的局麵，甚至是某種“盛世”(諸如成康之治、開皇之治、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盛世)，隨著時間的推移，因後來統治者的昏聵殘暴，而逐漸被破壞。他們為滿足自己的享樂，不惜橫征暴斂，加重民眾的賦稅負擔；大興土木，加重民眾的徭役負擔；好大喜功，征戰不已，加重民眾的兵役負擔。由於上層的腐敗，又導致綱紀廢弛，中下層官吏競相貪汙受賄，豪強地主大肆兼並土地，導致民不聊生，逼上梁山，隻好拚個你死我活。
無數史實證明，一切弊政的產生，大多源於統治者貪圖享樂、奢侈無度。統治者追求享樂奢侈，加重對人民的剝削，民力不堪，民心不服，於是用嚴刑苛法逼之，逼之則導致矛盾激化。秦二世就是一個典型。二世即位後，對近臣宦官趙高說：“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誌之所樂……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趙高投其所好，獻計道：“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惟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問：“為之奈何？”趙高說：“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奸謀塞，群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誌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照此計施行，將自己的親兄弟姐妹二十多人全部殺害，財物沒收，被株連者不可勝數。此後“法令誅罰，日益刻深。”“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結果是“群臣人人自危，欲叛者眾”參見呂思勉《秦漢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3頁。。由上可見，弊政、暴政是如何產生的。
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曆朝都有，表現為爭權奪利，特別是圍繞皇位的繼承，牽連進眾多的皇後皇妃、太子王子、文臣武將、宦官外戚。他們鉤心鬥角，玩弄陰謀，往往兵戎相見，骨肉相殘，有你無我，不共戴天。不論是皇家內部的鬥爭，還是宦官與外戚的鬥爭，抑或是中央政府與地方諸侯、藩鎮的鬥爭，他們為了爭奪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對抗起來，彼此仇恨並不亞於起義時期官府與農民軍的仇恨。皇室內部及其統治階級內部為爭奪剝削人民的權力而廝殺，傷害的往往不僅是統治者自身，還殃及大量平民，犧牲眾多無辜。如西漢初期的“吳楚七國之亂”，東漢時期宦官與外戚的鬥爭，唐朝後期的藩鎮割據，不勝枚舉。東漢王朝經曆七十多年後，大權就落在外戚手中。東漢王朝共有十四帝，除了光武、明、章前三個皇帝是成年登基外，其餘都是幼小即位，最小不滿周歲，最大不過十七歲，而且大多是即將成年就夭折。為何偏偏這些皇帝都是短命鬼呢？原因在於外戚掌控著他們的命運。外戚為了控製朝政，存心要立幼小無知的皇帝，一旦皇帝長大成人不聽話，就要設法將他弄死。例如，年僅八歲的質帝，對外戚大將軍梁冀專權不滿，當著群臣的麵，隻說了一句：“此跋扈將軍也。”梁冀聽後，“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鴆酒，加煮餅，帝即日崩”參見呂思勉《秦漢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06頁。。質帝當皇帝不過半年便一命嗚呼。然後更立十五歲的桓帝，梁冀繼續控製朝政。梁冀“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已，不得有所親豫，恒不平，恐言泄，不敢謀奪之”。梁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後、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後來桓帝誅滅梁氏家族時，“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參見呂思勉《秦漢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09頁。。範曄在《後漢書》中指出：“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後，莫不定策帷簾，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範曄：《後漢書》卷10上，《皇後紀》，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266頁。外戚專權壓製幼小皇帝，皇帝長大後又往往重用自己親近的宦官打擊外戚。外戚、宦官輪流專權，又與官僚士族產生矛盾與衝突，進而衍生“黨錮之禍”。所以，東漢朝中後期一直處於動亂之中。
西晉統治集團幾乎集中了封建剝削階級的所有惡習和特性，他們見權力必爭，以殺取勝，愈殺愈烈，導致了史稱“八王之亂”的大混戰。這場混戰長達十六年之久，外加連年天災，迫使人民大量流亡，總計流民達三十萬戶，占西晉總戶數的1/12強。“八王之亂”又引起流民起義。統治階級內部矛盾與統治階級同勞動人民的矛盾交織在一起，又給北方少數民族貴族以可乘之機，攻滅了西晉，北方陷入十六國的分裂局麵，把人民推入苦難的深淵。
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還表現為這一集團與另一集團的兼並戰爭。例如，“春秋無義戰”。當時諸侯們為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侵占更多的土地和民眾，為爭當霸主，不斷發動戰爭，驅使本國民眾當炮灰。據記載，齊吞掉了三十個小國及一些部落；楚滅掉了四十餘國及一些部落；晉滅掉了二十餘國，征服了四十餘國；秦滅掉了二十餘國；等等。這些戰爭一方麵有利於民族走向統一；另一方麵又造成社會的大動亂，造成民眾的苦難與犧牲。孟子批評這些諸侯，“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認為他們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參見《孟子·離婁上》，朱熹：《四書集注·孟子集注》，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96頁。。
曆史事實告訴人們，統治階級與勞動人民的矛盾，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往往交織在一起，相互作用。例如秦朝末年，由於民眾的不滿和反抗日益增多，危及秦王朝的統治，於是引發了丞相李斯和近臣宦官趙高之間的矛盾，李斯因讒言被腰斬。趙高指鹿為馬，獨斷專行，惡化了他與眾大臣的關係。上層的分裂加速了秦王朝的崩潰，最後都逃不脫悲慘的下場。再如隋煬帝，開運河，修龍船，建離宮別館，三征高麗，弄得天怒人怨，社會矛盾趨於白熱化。廣大民眾極度厭惡無休止的兵役、徭役，爆發了以王薄為首的農民起義，當農民起義軍迅速發展，規模強大後，誘發了隋王朝統治集團內部的公開分裂。對隋王朝統治早就不滿的世家豪族趁機起兵反隋。大貴族楊素的兒子、禮部尚書楊玄感，在黎陽發動兵變，企圖利用全國的造反形勢，推翻隋朝，取而代之。後來雖然因兵敗自殺，但大大削弱了隋王朝的統治基礎，又大大鼓舞了農民起義軍的發展，“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百姓從亂者如歸市”，“敗而複聚，其勢益盛”。參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182，《隋紀六》，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683、5687頁。在農民起義的連續打擊下，隋王朝搖搖欲墜。此時，煬帝派駐太原的留守李淵，起兵反隋，迅速發展。煬帝企圖從江都東遷丹陽(今江蘇南京市)，力保江東，負隅頑抗，但是，朝廷內貴族官僚又出現分裂，一批禁軍頭目紛紛逃離，煬帝成為孤家寡人。最後，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等一夥人在江都發動政變，縊死了煬帝，投奔李淵。強大的隋朝就是在兩重矛盾的夾擊下短命而亡的。其間，兩大矛盾相互推動，交織作用。
在中國古代社會，還有一大矛盾，即民族矛盾，也就是中原民族與周邊少數民族之間的矛盾。從夏商朝開始，以華夏民族為主體的中原地區與周邊少數民族地區，由相對封閉到逐漸交往，中原的先進文化影響了四夷，四夷的發展強大既擴大了與中原的交流，也時而威脅中原的安寧。當中原地區強大時，邊務糾紛較少；當中原陷入分裂、割據、戰亂狀態，周邊少數民族地區就可能“趁火打劫”，促使中原政權的衰亡，如宋代。民族矛盾是隨國內矛盾的變化而變化，也就是說，“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參見《孟子·離婁上》，朱熹：《四書集注·孟子集注》，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93頁。。隻要統治階級處理好了與勞動人民的矛盾，同時處理好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國內政通人和，民族矛盾對中央政權的威脅就不大，即使有外敵侵犯，也能同仇敵愾，抵禦外侮。正如張居正在《陳六事疏》中說的那樣：“《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自古雖極治之時，不能無夷狄、盜賊之患。唯百姓安樂，家給人足，則雖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無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亂，民不聊生，然後夷狄盜賊，乘之而起。”張居正：《陳六事疏》，載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第1集，荊楚書社1987年版，第7頁。所以，歸根結底，決定治亂興衰的還是上述兩大基本矛盾。
奪取政權最大的危險來自於敵人。中原逐鹿，刀光劍影，你死我活，九死一生，勝負並無定數，稍一不慎，就會葬身沙場。鞏固政權，最大的危險來自於自身。如果貪圖享樂，怠於政事，養尊處優，脫離群眾，驕奢淫逸，榨盡民膏，最終必將為人民所唾棄。奪取政權需要一批人倒下為代價，倒下的可能是英雄、烈士；鞏固政權也需要一批人倒下，倒下的應是貪官汙吏、害群之馬。如果不能及時清除他們，社會的公平正義就不能維護，矛盾就會激化，下場便是動亂衰亡。
中國古代社會之所以跳不出“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治亂興衰、周而複始的周期律，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它是專製社會，是人治社會，缺乏民主與法製。在這種人治的體製下，如果能遇上一個好皇帝，好皇帝又能起用一批有德行、有才華的文臣武將，處理好同人民群眾的利益關係，輕徭薄賦；處理好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關係，防止大的腐敗和窩裏鬥；沒有大的災害和戰爭，政策沒有大的失誤，這樣也能使少數王朝創造盛世，一度輝煌。但是，這種盛世總是難以持久，不久就走向衰落，走向動亂與敗亡，進入新的輪回。
（原載《今日中國論壇》2007年第7期。)
中國古代王朝動亂衰亡的體製探秘
本文所說的中國古代王朝，不隻是指大的朝代，也包括大的朝代中的小王朝。所說的動亂，不是貶義詞，而是中性詞，指國家因宮廷政變、諸侯割據、農民戰爭、民族戰爭等原因引起的動蕩、戰亂，這些動蕩、戰亂影響社會的正常生產與生活，破壞社會財富和民眾的生命安全。曆史上每個王朝動亂衰亡的具體原因千差萬別，在這裏筆者隻就體製方麵的原因做些探討，分析專製王朝存在的幾種不可克服的矛盾，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第一，腐敗的官僚體製與要求官吏清廉的矛盾。
曆代君主大都知道，要治好民，必須治好官，而吏治的好與壞，即在於官吏是否勤與廉。在勤與廉二者之間，廉又居首位。因為在自然經濟的小生產狀態下，靠天吃飯，國家管理社會經濟、發展生產的職能很簡單，因此官吏能否廉政，做到“無為而治”，是第一位的事。一旦吏治腐敗，社會就免不了動亂。但是，無論是奴隸製社會還是封建製社會，都是專製社會。在這種專製的官僚體製下，各級官吏的思想是“為民父母”，而不是“民為父母”，是“牧民”，而不是“養民”。“千裏來做官，為的吃和穿”；“當官不發財，請我也不來”。這些曆代相傳的民諺，反映的理念就是把當官作為一種謀生的職業，發財的手段。當官就是為了發財，當小官發小財，當大官發大財。雖然儒家的教科書也要求各級官吏要有愛民之心，要施仁政，要奉公守法，但是，由於沒有民主監督，法律監督又是從上至下的，不是雙向的、平等的，這樣，當官者就不僅僅滿足於吃飯穿衣、養家糊口，不僅僅滿足於領取俸祿，還要謀取俸祿之外的灰色收入、黑色收入、不規範收入，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因為手中的權力提供了這種條件與方便，權力就是資本。權力越大，資本越大。這樣，必然導致社會的上層首先腐敗，上行則下效，繼而下層的腐敗隨之出現；而下層的腐敗又回過頭來推動、加劇了中上層的腐敗。那些以反暴政、反不平、反腐敗而造反起家的英雄豪傑、農民領袖，一旦他們掌握了政權，也很快被權力所腐蝕，丟掉了當初的革命理想，放棄了對公平公正的追求，欣賞起特權來，以自己的特權代替被推翻者的特權，以自己的腐敗代替被推翻者的腐敗，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例如，第一次農民大起義的領袖陳勝，當他是長工時，曾經動情地對夥伴們表示：“苟富貴，毋相忘！”而當他當上張楚王不久，就嫌棄當年的窮兄弟。
參見司馬遷《陳涉世家》，《史記》卷48，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1567、1574、1575頁。“平等、平均”口號叫得最響的中國近代史上的太平天國起義，建都天京以後，那些農民領袖們也不由自主地搞起封建特權來。革命尚未成功，前方將士仍在浴血奮戰，天國的高層內部卻爭權奪利，殺得血流成河。
專製體製使君主以及最高統治集團獲利最大。這又帶來一個新的矛盾，即君主以及最高統治集團揮霍無度與要求中基層官吏清廉的矛盾。君主以“天子”身份君臨天下，“朕即國家”，君主占有天下財富、揮霍無度是“合理合法”的。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詩經·小雅·北山》，《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463頁。，講的就是這個道理。當然，有些開國君主、部分大臣，在建國初期或許尚能節儉，如漢文帝、漢景帝、隋文帝、唐太宗等。但到了第二代、第三代，越往後就越難保持節儉的傳統，急不可耐地追求享樂了。也有的早年勵精圖治，到晚年卻奢侈糜爛，如唐玄宗。至於那些諸侯、封疆大吏、文臣武將、各級命官，則是一個個的“萬戶侯”、“千戶侯”，合法享受封地采邑，魚肉百姓。層層效仿，最後發展到“無官不貪，無吏不汙”的腐敗局麵。就像《紅樓夢》裏描寫的那樣，柳湘蓮說偌大一個賈府，除了門前的兩隻石獅子是幹淨的，其餘都是肮髒的。然而，那兩隻石獅子，又何嚐是幹淨的呢？同樣是從老百姓那裏剝削掠奪來的。商紂王造“酒池肉林”，淫逸無度。秦始皇不僅追求生前的極度享樂，造阿房宮，還追求死後的榮華富貴，修驪山陵，動用數以百萬計的勞力。為求長生不老，他聽信方士徐福之言，竟強選3000童男童女，到東海尋仙丹。西漢末年的元帝，耽於聲色，從皇帝到貴戚大臣，競相奢侈，揮金如土。皇家養的廄馬將近萬匹，天天食粟。漢成帝為了給自己修建陵墓，“重增賦斂，征發如雨”，造成“公家無一年之蓄，百姓無旬日之儲”。
班固：《漢書·穀永傳》，中華書局2000年版，2572頁。東漢桓帝時，因統治集團的揮霍享樂，最後到了“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
範曄：《後漢書·陳蕃列傳》，中華書局2000年版，1461頁。的地步。漢靈帝為了彌補由於追求聲色犬馬生活帶來的財政虧空，竟不惜在西院賣官鬻爵。隋煬帝窮奢極侈，“驅天下以從（同縱）欲，罄萬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苑是飾，台榭是崇，徭役無時，幹戈不戢”
吳兢：《貞觀政要·君道》，中國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6頁。。以致黃河上下，千裏無煙；江淮之間，滿目荒涼。他為了能乘船到江都（今江蘇揚州）遊玩，動用全國民力修大運河，製造了數層樓房高的龍船和數萬艘等級不同的遊船，調集船工纖夫即達十萬人以上。動身時後宮、百官隨行，大小船隻魚貫二百餘裏，每到一處，下令周圍五百裏以內的民眾和官府貢獻土產、食物。不管耗費多少民生國力，不管造成多少家庭妻離子散、傾家蕩產，他全不在乎。後來李密在聲討隋煬帝的檄文中，憤怒地指出：“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
皇帝為了鞏固自己的獨裁地位，不僅常常用重賞厚賜以結臣下的歡心，而且還有意規勸、鼓勵臣下多置田產，安於享樂，以銷蝕、泯滅臣下可能奪權的野心。例如，漢高祖對相國蕭何大量強行賤買民田宅表示出優容安慰，對在禦道上攔駕上書抗議蕭何霸道行為的數千人一笑付之。
參見《漢書》卷39《蕭何曹參傳》，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1557頁。至於宋太祖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表現最為典型。有一天，宋太祖對握有將兵大權的親友兼大臣石守信等人說：“人生駒過隙耳！不如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君臣之間，無所猜疑，不亦善乎？”眾大臣皆拜謝，第二天石守信等人“皆稱病，乞解兵柄，帝從之，皆以散官就第，賞賚甚厚”。
參見脫脫等《宋史》石守信傳，《宋史》卷250，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7286頁。
被人稱道的“康乾盛世”，其中的乾隆皇帝素以反腐懲貪而著名。但他特別喜歡出巡。在位60餘年，總計出巡150次之多，平均每年出巡超過兩次。為何出巡？照他的話說，是“察民瘼，備邊防，合內外之心，成鞏固之業，習勞苦之役，懲宴安之懷”。其中的“察民瘼”、“成鞏固之業”就含有查訪吏治民情、反腐懲貪的內容。他在位時懲治了許多貪官汙吏，著名的就有十大案。諸如南河虧空案、兩淮鹽引案、甘肅捐監冒賑案，等等。其中甘肅捐監冒賑案，56名貪汙犯一律處死，無一赦免。但是，貪贓枉法並未禁住。何以如此？這與乾隆皇帝本人帶頭聚斂、揮霍無度有直接關係。例如，他為慶祝自己的八十大壽，令官員捐獻“養廉銀”，這等於是公開的索賄和強占！他晚年檢查自己：“惟六次南巡，勞民傷財，作無益害有益。”每次下江南，隨行王公大臣和扈從人員竟達兩千五百餘名，往返行程六千裏，行宮三十餘處，六次共花掉銀子兩千多萬兩。真是“皇帝出朝，地動山搖”！被他寵信、在他身邊弄權的和珅，仿效皇帝，也斂財無度，成為全國最大的貪汙犯。到嘉慶帝懲治和珅罪時，和珅家已占地八千頃，有當鋪、銀號、古玩鋪一百三十座，私自藏金三萬餘兩，銀三百餘萬兩
《和珅傳》，《清史稿》第35冊，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10756—10757頁。。據估計，財產總值折銀2億2300萬兩，相當於乾隆五十六年（1791）國家財政總收入4359萬兩的五倍！因而有“和珅跌倒，嘉慶吃飽”之說。而和珅的家仆則學和珅，也巧取豪奪，有的家產達二十多萬兩銀子，有的占田六百餘頃。層層官吏，上行下效。特別是那些世家大族，占有大量財富。西晉時富豪石崇與貴戚王愷競奢鬥富，令世人瞠目。王愷用紫絲布作步障四十裏，石崇則用錦緞作步障五十裏；王愷向石崇炫耀武帝送來的二尺珊瑚，石崇不屑一顧，將之擊碎，命仆人取來六七枚三四尺高的珊瑚，讓王愷隨便挑選。《紅樓夢》中描寫的賈史王薛四大家族，令人驚歎：“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阿房宮，三百裏，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請來金陵王。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
曹雪芹、高鶚：《紅樓夢》第4回，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59—60頁。雖然這是藝術中的誇張描寫，但反映的卻是社會生活的本質。
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反貪手段以嚴酷著名，但是明朝早、中、後期的幾位大貪官，其劣跡仍是令人觸目驚心。英宗時大宦官王振，專權達七年之久，結黨營私，賣官鬻爵，收受賄賂，還走私軍用物資。明景帝“籍其家，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他珍無算”
張廷玉等撰：《明史》卷304，《宦官傳·王振》，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5204—5205頁。。嘉靖皇帝時的權相嚴嵩，倒台後被抄家，物資清單上記載：黃金13171兩6錢5分，純金器皿3185件，重11033兩3錢1分，金嵌珠寶器皿共367件，重1802兩7錢2分，有價值連城的古今名畫達3201軸卷冊等
參見《天水冰山錄》。。明朝末期人稱九千九百歲的大宦官魏忠賢，勾結熹宗皇帝的乳母客氏，左右朝廷，招權納賄，盜竊庫藏。後被崇禎皇帝扳倒，抄家追贓，僅銀元寶就達七百萬錠之多
褚人獲：《堅瓠廣集》卷4“劉魏合轍”。。
明朝還有一個奇特現象，就是那些主張改革弊政、嚴懲貪汙的改革派，自身也有貪汙劣跡。他們一麵高喊反貪，一麵自己卻在貪汙。例如，徐階、高拱、張居正都是較有遠見的改革派，但自身問題也不少。內閣首輔徐階“大治產業，黷貨無厭，越數千裏開鋪店於京師，其子攬侵起解錢糧，財貨將等於內帑，勢焰熏灼於天下”
高拱：《高文襄公文集》卷26。。徐階罷官回鄉後，在蘇鬆地區侵占掠奪土地達二十四萬畝，佃戶數萬人。他每年僅在華亭一地就收租一萬三千石，斂銀九千八百兩
於慎行：《穀山筆鏖》卷4。。高拱“初持清操，後其門生、親串頗以賄聞”，他還曾經把世宗西苑裏的器具竊出
張廷玉等：《明史》卷213，《宦官傳·王振》，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3759—3760頁。。張居正在遼王被廢之後，竟將其府第占為己有。先後任湖廣巡撫的汪道昆、趙賢等人為了巴結他，動用公款為他營造私第，他竟不辭而受。據史載，張居正自守孝奪情重返政壇後，以權謀私變本加厲，“其所黜陟，多由愛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賄賂”
張廷玉等：《明史》卷213，《張居正傳》，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3766頁。。張居正不僅受賄，而且行賄。從其行賄之大，可知其受賄之多。大宦官馮保是他的政治盟友、靠山，為感謝這位恩人，並鞏固自己的權位，張居正讓其子送給馮保名琴七張，夜明珠九顆，珍珠簾五副，金三萬兩，銀十萬兩，“其它珍玩尤多”
佚名：《天水冰山錄》附錄《籍設張居正數》。。而張居正在做官前，家中僅有田數十畝，是不可能有金銀的，按照明史專家王春瑜推算，張居正當了內閣首輔後，雖然官居一品，月俸也不過八十七石米，哪怕將他一生的官俸加在一起，總和也隻能折銀兩萬餘兩。毫無疑問，他送給馮保如此多的金銀財寶，決非正道而來
參見王春瑜主編《中國反貪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頁。。張居正死後被抄家時，查出家產折價約金銀1958萬兩，另有良田八萬餘頃
佚名：《天山冰水錄》附錄《籍設張居正數》。。
明朝末代號稱“節儉”的崇禎皇帝，仍然養宮女近九千人，宦官增至萬人，每年僅宮內脂粉費耗銀就達四十萬兩，鞋料費五萬兩
謝國禎：《南明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頁。。
清朝末年的慈禧太後，為了慶賀自己的六十大壽，竟然在外患日蹙的情況下，挪用海軍造軍艦的八百萬兩銀子，重建頤和園。導致後來甲午海戰、抗擊八國聯軍等一係列戰事的失敗。
君主在性方麵的特權，尤為突出。據記載，周代王者除立後外，還設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禦，秦朝增至七個級別，到漢武帝則增至十個級別，到漢元帝時再增為十五個級別。多數君主淫逸無度，除了“三宮六院七十二妃”，還廣選天下美女以充後宮，致使後宮佳麗，成千上萬。晉武帝稱帝後不久，再次下詔廣選天下美女入宮，供其淫樂。滅掉吳國之後，又將吳主孫皓的五千宮女悉數並入自己的後宮，致使他的宮女多達萬人。晉武帝每次退朝至後宮，竟不知所適，便乘羊車任意遊蕩，羊車停在哪裏，就在那裏宴飲就寢。聰明的宮女設法用鹽水和新鮮的竹葉誘引羊車，以求得到君主的寵幸。隋煬帝時，後宮美女竟達四萬多人。武則天做了皇帝後，在占有男寵方麵，也要與男皇帝比高低，據說她占有男寵多名，以求得心理之平衡。
南宋大臣楊萬裏審視官場的腐敗後得出結論：“馭吏之難，莫難於禁贓吏……大吏不正而責小吏，法略於上而詳於下，天下之不服固也。”
楊萬裏：《誠齋集》卷88，《馭吏上》。楊萬裏的話可謂一語中的。
官僚體製是腐敗的，卻要求各級官吏做到清廉，是不可能的；以君主為首的最高統治集團，貪汙腐化，揮霍無度，卻要求中下層官吏做到清廉，同樣不可能。因此，吏治隻能是一天比一天壞下去，愈到後來，愈呈加速度之勢，不但貪汙受賄，而且敲詐勒索，由提心吊膽、偷偷摸摸到肆無忌憚、明火執仗，一旦發展到民眾不能忍受的那一天，動亂也就必然出現。
第二，需要人才與人才受壓抑的矛盾，需要任賢使能與任人唯親的矛盾。
要治理好國家，無疑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人才，人才興，國家興。即便有完善的法律，徒法不足以自行，還得靠各級官吏去執行。社會本不缺少人才，民眾中有很多可造之才、可用之才，“人皆可以為堯、舜”
《孟子·告子下》，朱熹：《四書集注·孟子集注》，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50頁。，但是專製製度下的官僚體製壓抑了人才。自從產生國家以後，禪讓改為世襲，權力的分割、國家的治理，完全是皇室一家一族之事，他人不得染指。君主偶爾選擇幾個賢才，也不過是作為輔佐之臣，參謀參謀，顧問顧問，僅此而已。一般來說，平民進不了統治者的圈子。夏朝自啟以後，至商周均實行世卿製。世卿製是建築在宗法製基礎上的製度，其特點是官員由王任命，官職世代相襲。諸侯國的官員由諸侯國君任命，官職世襲。公卿大夫死後，嫡長子繼承其爵位、官職、采邑。各級官位被大小貴族世襲壟斷，大夫以上的官員，基本上不存在選拔問題，先天的血緣關係已經決定。世卿製在春秋戰國時期受到了衝擊和否定。兩漢時期的選官製度是察舉和征辟，與考試相結合，伴以比較嚴格的選舉法令，如果政治清明，政府還是可以選拔一些有真才實學的優秀人才。漢武帝正式確立察舉製，在他統治時期，湧現出一大批有所成就的政治家、軍事家、理財家、科學家和文學家。毫無疑問，這種選官製度起了作用。宰相公孫弘、政治家晁錯、思想家董仲舒，都是通過察舉脫穎而出的。但是，到東漢後期就變形了，走樣了，在薦主與被薦人之間形成一種名為“門生故吏”的特殊政治關係。被薦人靠走權貴的門路爬上去，爬上去後再對薦主報恩。於是培植私人勢力成為目的，至於所薦者是否真是人才則不管了。因而出現了“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
《抱樸子·外篇·審舉》，《諸子集成》5，中華書局1954年版，第127頁。的現象。到了魏晉時期，隨著士族勢力的興起，出現了門閥士族政治。曹丕正式稱帝後，為了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接受吏部尚書陳群的建議，實行“九品官人之法”（即“九品中正製”），在各州、郡設置由“著姓士族”擔任的大、小中正官員，掌管選舉，評定品級，作為政府選拔官吏的根據。聲稱是以德才為標準，但因評判權掌握在世家大族手中，官場用人門閥化就成為理所當然的趨勢。“九品中正製”從法律上肯定了世家豪族憑借門第世代為官的特權。所謂“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氏族為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
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列傳第124回，《柳衝傳》，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4355頁。。其結果隻能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
房玄齡等撰：《晉書》卷45，《劉毅傳》，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839頁。，“平流進取，坐至公卿。”
蕭子顯撰：《南齊書》卷23，《王儉傳》，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292頁。隻要門第高，即使畏馬如虎的人也可以當將軍，提筆不善詩文的人也可以做宰相。例如，孫吳統治集團是由南下的淮泗大族和江南的土著大族組成的，權力即為他們所控製。僅吳郡陸氏一家，就有二相、五侯、十多名將軍。任郡守縣令者，全是吳郡顧、陸、朱、張四姓子弟。蜀漢政府的情況也不例外。到了西晉，局麵越來越糟，“台閣選舉，塗塞耳目，九品訪人，唯問中正。故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則當塗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則蓽門蓬戶之俊，安得不有陸沉者哉！”
房玄齡等撰：《晉書》卷48，《段灼傳》，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889頁。當然，世族中也不乏德才兼備者、才華超群者，勝任其職；寒門中也會有少量幸運者被薦舉，但總的來說，九品中正製與世卿製無實質差別。再到後來，出現了科舉製。隋朝首創，唐代定製，兩宋逐漸完善，明清達到頂峰。對比起前幾者，科舉製的確是一個巨大進步。在考試麵前人人平等，在分數麵前人人平等，使得平民出身的子弟也有機會通過科舉之路進入統治者隊伍，“布衣卿相”也不乏其例。這些精英之才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官吏結構，增添政府的活力，提高執政能力，擴大執政基礎。科舉製給廣大士人以希望和出路，盡管對多數人來說仍然是渺茫的，可望而不可即，但畢竟是存在的，可以畫餅充饑，望梅止渴，相當一部分人亦能夢想成真。
但是，貌似公平、公正、唯才是舉的科舉製度，也難以培養、選拔真正合格的人才，值得民眾信賴的官吏，以滿足管理社會的需要。
首先是選才的範圍狹小，隻在少數人中選拔人才。因為隻有少數富家子弟才能入學讀書，才能支持“十年寒窗”所需的大筆費用。廣大窮苦農民的子弟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雖然他們當中許多人天賦很高，資質優秀，也隻能望學興歎，自認命苦，無緣選拔入仕。
其次，考試的內容和方法不當。隋代科舉，相當於察舉製中的策問應答。唐代進士科自高宗永隆二年（681）起，開始確立了帖經、試雜文和對時務策三場考試的格局。宋代進士科主要考經義和時務策。到了明代，則以八股取士，開始走向僵化、衰落。縱觀科舉考試，起初還是有一些鮮活內容，但愈到後來愈不行了，主要內容無非是“四書”、“五經”，子曰詩雲那一套，空談性理，偏重於道德說教，沒有科技，沒有經濟，沒有實業，沒有管理，學的是脫離社會管理、脫離發展民生經濟的“理論”，學非所用，用非所學。考試禁錮人的思維。固定的格式，固定的答案，唯上、唯書，無創造性可言。唐代的“帖經”，即填空，屬於死記硬背。最煊赫的進士科考試，也隻是重視詩賦，能顯示考生的文才，但不是經世之道。八股文考試，具有嚴格的框架程式，內容則限製為“代聖賢立言”，不許有自己的獨立見解。科舉考試把讀書人引向歧途，那些醉心於科舉仕途的讀書人，“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因為對國計民生不熱心、不了解、不研究，也就很難掌握經邦濟世的真學問。費正清認為，中國“在思想領域裏，從十三世紀到十九世紀理學盛行的一段時間內，朱熹的教導主張誠意在於‘格物’（考察事物），之後就可以進而了解自身。但‘格物’這個詞的意思並非指科學觀察，而是指研究人事。中國人治學一直以社會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為中心，而不是研究人如何征服自然”
［美］費正清：《美國與中國》第4版，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57頁。。考生心裏都明白，考試不過是做官的“敲門磚”，一旦官做上去了，磚頭也就丟到一邊去了。用這種考試內容、考試方法“格式化”出來的人才，大多學會了因循守舊，開口詩雲，閉口子曰，在上司麵前奉行“多磕頭，少說話”的信條，唯唯諾諾，戰戰兢兢，解決不了社會矛盾，發展不了經濟，應對不了危機。
其三，雖然是考試得了科名，但官職到手還得等待，走門路。有的士子候補到六十多歲，還輪不上一官半職。“烏紗帽”的予奪仍在朝廷吏部手中。好不容易熬到一個職位，走馬上任後，首先感謝的是上司。要保官位，靠上司；要提拔晉升，靠上司；出了問題找庇護，還是靠上司。歸根結底，權力是上司給的，哪怕是智商再低的官員，也知道最基本的邏輯是對上負責，其次才考慮對下負責。“對上負責”也不一定是對整個朝廷負責，對國家負責，對政府負責，而隻需對頂頭上司負責，對他那個“小圈子”負責。隻要討好了上司和“小圈子”，對下不負責也不會影響自己的前程。在這種思維指導下，在這種體製導向下，管理社會的官吏隊伍究竟能有多大興趣為百姓辦事？究竟能集中多少心思和精力建功立業？這樣的官僚隊伍，會做“官”，不一定會辦事。
其四，一部分人隻求做官，不求辦事。在中國人心目中，“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高”，高在何處呢？無非是能做官，做官就能發財。讀書人首先看中的是“學也，祿在其中矣”
《論語·衛靈公》，朱熹：《四書集注·論語集注》，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頁。，“勞心者治人”
《孟子·滕文公上》，朱熹：《四書集注·孟子集注》，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73頁。，害怕、躲避的是“耕也，餒在其中矣”
《論語·衛靈公》，朱熹：《四書集注·論語集注》，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頁。,“勞力者治於人”
《孟子·滕文公上》，朱熹：《四書集注·孟子集注》，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73頁。。民諺流傳的人生“四喜”之一是“金榜題名時”，“四悲”之一是“下第舉人心”。有些人之所以能“頭懸梁，錐刺股”，之所以能“十年寒窗”苦讀坐冷板凳，追求的是“金榜高中”，“一舉成名天下知”，向往的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朝看遍長安花”。儒家教導的是“學好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科名可作敲門磚，能夠換來官與祿。腦子裏的潛意識是“封妻蔭子”，“衣錦還鄉”，“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即便是“三年清知府”，也能有個“十萬雪花銀”。民間流傳的據說是出自宋真宗之手的《勸學詩》，十分誘人地寫道：“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房不用架高梁，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隨人，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誌，六經勤向窗前讀。”士子們雖然青壯年時也不乏“治國、平天下”的壯誌，也許曾有過“立德、立功、立言、立節”
魏源：《默觚·學篇八》，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中華諸子寶藏編撰委員會編：《諸子集成》續編9，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頁。四不朽的追求，但步入官場後，卻經受不住權力的腐蝕，抵製不住金錢美色的誘惑，逃避不了潛規則的掣肘，克製不了人性貪欲的糾纏，特別是能夠不受民眾的監督和製約，於是習慣於養尊處優，作威作福，“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這樣就自覺不自覺地日漸走向腐敗。至於履行職責，為民辦事，就隻好看良心和覺悟了。
其五，買官賣官是普遍現象。在封建社會，官吏是委任而非選舉，即使是科舉及第，最終還需委任才能當官。委任製給買官賣官的行為帶來了便利。據史載，東漢靈帝劉宏是較早公開賣官的皇帝。光和元年(178)，他開西邸（即西園）賣官鬻爵。上起公卿，下至郎吏，地方守令，均標價而售。二千石（郡守級官員）二千萬錢，四百石（縣長級官員）四百萬錢，關內侯五百萬錢。要求出任地方縣令者，隨該縣肥瘠而價格有所差別。家產富裕者先交款，家底薄一時交不起者可賒欠，上任後加倍償還。三公九卿等朝廷高官不便公開出售，則通過身邊親信私下交易，公千萬錢，卿五百萬錢。為擴大財源，一官上任不久，新官接踵而至，有的地方竟至於一月更官數次。西晉時，武帝司馬炎也是公開賣官，所得之款，盡入皇帝私庫，供其花天酒地，揮霍奢靡。他享有姬妾近萬人。南北朝時的北魏，宣武帝時的吏部尚書元暉，亦是“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官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聚斂無極，百姓患之”
魏收：《魏書》卷15，《常山王遵附暉傳》，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253頁。。北齊到了後期，因“人力既殫，帑藏空竭”，於是皇上“乃賜諸佞幸賣官，或得郡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無官不賣，“於是州郡職司，多出富商大賈，競為貪縱，人不聊生”。
李百藥：《北齊書》卷8，《後主、幼主紀》，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76頁。唐中宗時，韋後大樹私黨，賣官鬻爵，貪汙受賄。中宗與韋後的女兒安樂公主，“恃寵驕恣，賣官鬻獄，勢傾朝野。或自為製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從之，竟不視也。”
《資治通鑒》卷208，“中宗神龍二年十二月”，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6608頁。一時間，皇後、公主和他們所信任的人，組成了一個小集團，專門出售官吏委任狀，牟取暴利。唐朝玄宗時的楊國忠，亦是賣官高手。他自侍禦史至宰相，身兼四十餘職，掌握了中央選任官吏的人事大權。他一手遮天，每次選用官吏，完全憑他和幾位親信的好惡，根據所用人的賄賂請托。到唐懿宗時，買官賣官已是司空見慣，家常便飯。據史書記載：“自鹹通之後，上自宰輔以及方鎮，下至牧伯縣令，皆以賄取。”南宋寧宗時韓侂胄掌權，社會上賄賂盛行，公執宰執、台諫之門，亦習以為常。韓侂胄的親信陳自強（曆任樞密院參知政事、右丞相），性極貪鄙，公開納賄賣官。各地官員寄給他的信，信封上須注明某物若幹並獻，無“並”字的信則不拆閱；人有仕途幹進，必先議價而後定；又縱子弟親戚收受賄賂。到了理宗統治時期，外戚賈似道當權，他與黨羽亦公開賣官，官員的補缺或升遷改秩，明碼標價，交相貿易。明末崇禎皇帝元年(1628)，吏科給事中韓一良上奏，揭露吏部官員的貪贓和腐敗，他寫道：“臣所聞見，督撫也，非五六千金不得；道府之美缺，非二三千金不得；以至州縣並佐貳之求缺，各有定價；舉監及吏承之優選，俱以賄成，而吏部之始進可知也。至科道亦專以此得之，館選亦然。”
談遷：《國榷》卷89。
以上所述隻是幾個典型而已，其他賣官的皇帝、朝臣，難以一一列舉。既然皇帝和朝臣可以賣官，那麼，地方長官當然也可以賣官了。這樣一來，曆朝曆代買官賣官成為普遍現象也就不難理解了。
除了“猶抱琵琶半遮麵”的買官賣官之外，封建社會還有公開的、堂而皇之的捐納政策，即政府以授予官職（虛銜或實職）取得捐款，以補財政開支之不足。這是比較“體麵”的賣官鬻爵。秦始皇因飛蝗成災，下詔凡百姓繳粟千石的拜爵一級；漢文帝接受晁錯務農貴粟建議，下詔準許民眾繳粟贖罪或給予爵位。捐納始此。以後曆代封建政府常因賑災、籌餉、邊防或興辦工程等事，用捐納取得經費的來源。捐款人在納資或粟後，即可得官位或褒獎。清朝初年屢用捐納籌措餉銀。從鹹豐帝開始，廣開捐例，京官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台以下，均可捐納，使本已十分龐大的官僚隊伍更加膨脹。到清末出現了成千上萬的候補官員，一個個等得急不可耐。據《申報》1906年的一份調查顯示，已在吏部注冊的候補官員達2574多萬人，而當時正式在編官員卻隻有4萬人左右。由於競爭激烈，候補官員不得不重金行賄以謀取一個官職。捐納盛行，官職變成商品，致使一些無德無才、腐敗昏聵的人也能夠進入官吏隊伍，有的甚至占據要津，而真正清正廉潔、德才兼備的人才則被擠到了一邊，無以發揮效忠國民的才幹。
當然，在那些用錢買官者中，肯定不乏“修齊治平”的有誌之士，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和價值，為了謀得一個幹事的平台，不得已而為之，但相當多的買官者恐怕首先考慮的是如何撈取外快，收回成本，還要增值，中飽私囊，盡快成為富翁。清人陸隴其指出：許多捐官者“原係白丁，捐納得官，其心惟思撈其本錢，何知有皇上之百姓”
陸隴其：《漁嚐外集》卷一。。因為官是用錢買來的，敲詐百姓似乎更順理成章，理直氣壯。至於儒家的君臣大義，對不起，顧不了那麼多了。這一點中外買官者有其共性。例如，在中世紀的法國，“貴族可以用金錢購買，議員也可以用金錢購買，他們把貴族、議員的頭銜一買到手，就想以擁護統治特權、反對任何改革來一本萬利地收回其所支付了的代價。”
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0頁。如此這般，腐敗也就在所難免了。
貪官汙吏們對於那些講原則，妨礙自己營私舞弊、貪汙腐敗的清官耿介之士，則要設法排擠和打擊，必欲除之而後快。不能除之者，也要設法把他拉下水，使其同流合汙。而那些清官耿介之士，開始尚能抵擋一陣子，但幾個回合下來，遍體鱗傷，除了極少數能夠堅持到底以外，大多數招架不住，免不了心灰意冷，倍感“四海變秋氣，一室難為春”
龔自珍：《丁亥》，《龔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85頁。，大廈將傾，獨木難支，要麼主動辭官不做，要麼被擊敗踢出去，要麼接受“招安”，握手言歡，彼此彼此。至於像孔子踐行的“知其不可而為之”那樣，像孟子提倡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孟子·滕文公》，朱熹：《四書集注·孟子集注》，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79頁。那樣，像曹植提倡的“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曹植：《白馬篇》，周溯源主編：《曆代憂國憂民詩選》，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頁。那樣，像範仲淹提倡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範仲淹：《嶽陽樓記》，《範文正公集》卷七，四部叢刊初編集部，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江南圖書館藏明翻元刊本，第57頁。那樣，像王安石提倡的“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王荊公年譜考略節要附存》卷2。那樣，像於謙提倡的“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於謙：《石灰吟》，林寒選注：《於謙詩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頁。那樣，像鄭板橋提倡的“咬定青山不放鬆”，“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鄭板橋：《竹石》，《鄭板橋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68頁。那樣，像林則徐提倡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林則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周溯源主編：《曆代憂國憂民詩選》，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50頁。那樣，畢竟是鳳毛麟角。翻開二十四史，真正有名有姓、名副其實的有名清官屈指可數，有據可查的也不過幾十位，真是寥若晨星，其原因即在如此。
除了察舉製、九品中正製、科舉製以外，還有保舉製、蔭子製的選官方式。保舉製是由具有相當級別或資格的官員，向用人機構或有用人權的人推薦人選，使被推薦者得以任職。這種方式當然可以讓伯樂式的人物保舉出一些傑出人才，但也為有錢有勢、善於鑽營者開了方便之門，導致出現保舉的所謂人才，“評事不讀律，博士不尋章；麵糊存撫使，眯目勝神童”。而那些一無金錢、二無背景的在野賢才，在慨歎“空有篇章傳海內，更無親貴在朝中”之餘，增添了對社會不公的失望與憤恨。至於蔭子製，則是具有一定品級和爵位的官員，為其子孫補選官位的方式。它不以德選，不因才授，完全是一種特權製度。這種沒有競爭的壟斷製，隻能導致官員素質的退化。
由此可見，在這種官僚體製下，儒家倡導的“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流於口號，幾乎是一種自我標榜，實際上培養、選拔的並非執政良才，官吏也不是為民辦事的公仆。
清朝思想家、史學家龔自珍對封建君主專製摧抑人才的原因做了分析。他在《古史鉤沉論一》中指出，統治者仇視天下之士，為了壟斷高踞於萬民之上的統治地位，必須去除士人的廉恥之心。獨裁者對官吏的頤指氣使、任意斥責和處罰，一方麵使他們失去人格和尊嚴，另一方麵使他們無所適從，不敢有所作為。“左顧則罰俸至，右顧則降級至，左右顧則革職至。”
龔自珍：《明良論四》，王佩諍校：《龔自珍全集》，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35頁。於是，隻能規規矩矩，看上頭的臉色行事，不敢越雷池半步，不敢負責，更談不上發揮創造性。獨裁者的“一人為剛”，造成了眾官吏的“萬夫為柔”，普遍患有“軟骨病”。在費正清看來，因為“惟命是從則比較安全，這就易於扼殺下層的主動性”
［美］費正清：《美國與中國》第4版，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83頁。。
古代專製製度是家天下，既然是家天下，就必然依著血統，依著“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的繼統法進行統治。選拔官吏當然是一要親，二要忠，第三方是德與才。而在專製統治者眼中的德，最重要的標準還是忠。這樣就免不了出現一些“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的現象，出現一些“黃鍾毀棄，瓦釜雷鳴”的現象。像李白這樣的絕代天才，雖然自信“天生我才必有用”，但也感歎“行路難”：“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拔劍四顧心茫然”。雖然一度被選入朝廷，頗為自負地放歌：“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但也隻是讓他當個文學侍臣，發揮不了治國理政的才華。他最後心灰意冷，不願“摧眉折腰事權貴”，遂轉向享樂與消沉，“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但願長醉不願醒”。
劉逸生主編、馬裏千選注：《李白詩選》，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53、199、55、48頁。李白的詩反映了一部分人才的心態。
即使如此，曆代統治者仍不遺餘力地網絡人才。完善科舉製度就是一個重要途徑。一次，唐太宗微服臨駕端門，看見新取的進士魚貫而入，喜不自禁，以為“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然而有人對此諷刺道：“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
王定保：《唐摭言》卷1“散序進士”條。那些皓首窮經、背駝腰弓的舉人們，熬過殿試這一層，銳氣已經耗得差不多了。即便是中了進士，也沒有多少經邦濟世的真本領和精力。李白就看不起走科舉之道而熬白了頭的士子。他在《嘲魯儒》一詩中寫道：“魯叟談《五經》，白發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煙霧。”
劉逸生主編、馬裏千選注：《李白詩選》，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9頁。嘲笑迂腐的魯儒，不務實際，整天搬弄五經章句，死鑽牛角尖，對經國濟世的方略，卻茫然無知，如墜五裏霧中。李白的詩雖然誇張了一點，有些偏激，但也的確指出了科舉製的弊端，對人才的壓抑與摧殘，對民族生機與創造力的壓抑與摧殘，其結果必然是阻礙統治集團執政能力的提高。明代吳敬梓的諷刺小說《儒林外史》，全景式地形象地反映了科舉製度對士子的毒害。像範進中舉前後的表現，真令人啼笑皆非，不勝悲愴！
任人唯親的組織路線，是私有製家天下的必然派生物。自古道“一朝天子一朝臣”，“朝中有人好做官”，“朝中無人莫做官”，就說明這是一個普遍現象。漢高祖死後，惠帝即位，但呂後卻大權獨攬，毒死趙王如意，殘害戚夫人，致使惠帝憂鬱病死。呂後遂臨朝稱製，分封諸呂子侄為王侯，拔擢親信，排斥功臣，諸呂勢力，迅速坐大。呂後病危時，命其侄呂產任相國，呂祿任上將軍，分掌南軍與北軍，以鞏固呂氏權力。直到呂後病逝，因諸呂陰謀作亂，方才被大臣周勃、陳平等所翦滅。唐朝武則天，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大肆翦除異己，打擊政敵，並濫殺一些被她懷疑的大臣。唐初的元老重臣如長孫無忌、褚遂良、於誌寧、裴炎及程務挺等人，多數被誅殺，少數被貶逐；李氏皇室及宗室諸王，也幾乎相繼被殺戮殆盡；另有“海內名士”三十六家，也以謀反的名義而被族誅。為抬高武氏一族的社會地位，抑製舊門閥士族及李唐皇族，改《貞觀氏族誌》為《姓氏錄》，把武家列為第一等。她臨朝稱製後，重用武氏宗室武承嗣、武三思、武攸緒、武攸寧等人，並大封武氏宗人為王。對此，駱賓王在《討武曌檄》中憤怒地寫道：“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203，《唐紀十九》，“則天後光宅元年”，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6424頁。唐玄宗時，因楊貴妃得寵，楊家勢力如日中天。楊貴妃的母親、姐姐皆封國夫人，叔、從兄皆為卿。特別是楊貴妃從祖兄楊國忠，由金吾衛兵曹參軍累遷至監察禦史、禦史中丞，與李林甫相勾結，連起大獄，誅逐重臣，飛揚跋扈。李林甫死後，代為右相兼吏部尚書，先後兼領四十餘使，封衛國公。與其妹虢國、韓國、秦國三夫人及其兄楊銛五家，豪富至極，勝過王侯。他們結黨營私，賄賂公行，選任官吏均於私第暗定。任人唯親，達於極致。一時間，諸楊勢傾天下。以至於白居易在《長恨歌》中寫道：“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顧學頡、周汝昌選注：《白居易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頁。
在這種任人唯親的體製下，致使許多有才華的人感到仕進無門，遂轉向消極悲觀。信奉孔子講的“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
《論語·泰伯》，朱熹：《四書集注·論語集注》，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頁。，“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論語·憲問》，朱熹：《四書集注·論語集注》，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頁。，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如諸葛亮說的隻求“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前出師表》，《諸葛亮集》，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5頁。，過著躬耕隴畝的生活。也有的抱著“當官做儒家，不當官做道家”的人生觀，息影林泉，過著“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李華選注：《陶淵明詩文選·飲酒（其二）》，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7頁。的隱居生活。有的實現不了“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實現不了現實價值，便轉而追求曆史價值，著書立說，藏之深山，傳諸後世。如王符、王船山、李贄，等等。有的則由失望轉為消極，坐視現狀日趨崩潰，等待看“好戲”。有的看不慣現實政治的黑暗，不願同流合汙，辭官不做，或不肯出山。有的秉性清高，不願為“五鬥米折腰”，不願“摧眉折腰事權貴”，亦不肯出山，或辭官不做。有的則由失望轉為憤世嫉俗，認為“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這裏斷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讓給醜惡來開墾，看他造出個什麼世界”！
聞一多：《死水》，周溯源主編：《曆代憂國憂民詩選》，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74頁。不與當世合作。有的則由失望轉為憤怒，走上反抗的道路。如唐代黃巢，長安科舉落第後，賦《菊花》詩言誌：“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
謝天佑、簡修煒：《中國農民戰爭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1頁。科舉的落第使他萌生了反唐的決心。他把反動腐朽的封建勢力視為即將凋謝的“百花”，把自己比作淩霜傲放的秋菊。他設想將來總有一天能帶領千軍萬馬衝進長安城，推翻唐天子，把貪官汙吏、豪強劣紳統統踏倒在地，建立一個人民安樂、社會均平、弊絕風清的新世界。後來他發動了農民大起義，號稱“衝天太保均平大將軍”，與唐王朝進行了長達十年的戰爭，數萬大軍轉戰黃河、長江、珠江流域的廣大地區，一度占領了都城長安，起義士兵頭戴黃巾，宛如當年他落第後言誌詩中所寫的菊花那樣，開遍了長安城。起義軍殲滅了大量官軍，殺了大批地主、豪紳、官吏，唐王朝從此一蹶不振，日漸衰亡。近代史上的太平天國起義領袖洪秀全，也是在連續幾次科舉失敗後，決心走上反清奪權道路的。每次農民大起義，都有大批失意文人參加進來，彙成摧垮舊王朝的革命洪流。“刑天舞幹戚，猛誌固常在”
李華選注：《陶淵明詩文選·讀山海經（其三）》，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頁。，科舉道路實現不了功名富貴，則企圖通過革命造反的手段來實現。
總之，任人唯親的用人原則，對權力的世襲和壟斷，不能保證由最優秀的人才治國，不能及時淘汰不合格者，不利於保護誌士仁人建功立業，不利於激勵人才的競爭成長。需要人才卻又壓抑人才、需要選賢任能卻又任人唯親，二者成為不可克服的矛盾，最終使人才的整體素質下降，執政能力下降，政風民風變壞，使大量的人才浪費，使大量的人才走向現實政權的對立麵，使本來可以創造財富、推動社會健康發展的力量，卻成為破壞社會秩序、打亂曆史正常發展的力量，使一個又一個的專製王朝走向崩潰，使社會的再進步付出慘重的代價。
第三，乾綱獨斷的家長製與求諫納諫、廣開言路、集思廣益的矛盾。
無論是奴隸製社會，還是封建社會，都是高度集權的社會。君主乾綱獨斷，是國家政治生活中具有決定性的因素。君主一言以興邦，一言以喪邦，君主的一個舉動、一個決策，都關係到國家的治亂興衰，有時一言之差，也會帶來嚴重的後果。君主以“天子”自居，“天子自聖明”，“君為臣綱”，自信而又自負，很難采納臣下的建議，更難接受臣下的批評。但天下之大，政務之繁，問題之複雜，決策之困難，僅靠君主一人的智慧和精力來做出明斷，又的確是困難的，並且常常由於君主的專斷和昏庸，造成決策失誤，舉措失當，政局不穩，乃至王朝傾覆。這使得統治階級不得不尋求補救辦法，於是設諫官以糾正君主的闕失，設禦史機關以糾察百官。周公總結夏商興亡的教訓時，就提到進諫納諫和監察的問題。他說：“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鑒），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於時！”
《尚書·酒誥》，《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07頁。所以周禮規定設師保以“諫王惡”。後來的《管子·形勢解》也說：“諫者，所以安主也。……主惡諫則不安。”
《管子·形勢解》，戴望：《管子校正》，《諸子集成》5，1954年，第329頁。秦漢設禦史大夫、諫議大夫等官，負責監察和諫議，隋唐以後設禦史台、諫垣、諫院、給事中、都察院等，發展了諫議和監察製度。諫官和朝臣可以直接上言反映情況。但並非每個君主都有自知之明，都能理解舜提出的“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的道理，都能有唐太宗的明智見識：“夫以天下之廣，豈可獨斷一人之慮？”
劉昫等撰：《太宗本紀》，《舊唐書》卷3，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27頁。
作為君主，是納諫還是拒諫，是責己還是罪人，會帶來截然相反的結果。《左傳》莊公十一年記魯國大臣臧文仲說：“禹、湯罪己，其興也浡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據說，夏禹、商湯都能虛心納諫，有錯誤便下詔罪己，勇於擔責，國家因此勃然興盛；而夏桀、商紂不但拒諫，而且諉罪於人，殺害忠良，政權於是迅速敗亡。二者的結果迥然不同。商湯罪己的事例，《尚書·湯誓》中有記載。商湯滅夏後，不敢驕傲自滿，仍然謙虛謹慎。他對臣民說：“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這表明他是一個嚴於自責、有政治責任感的政治家。
自古以來，因不聽諫議、堵塞言路、剛愎自用，不知“罪己”，隻知“罪人”，隻願意聽臣下對自己歌功頌德、阿諛逢迎，不願意了解真實下情，甚至偏聽讒言，殺害敢於直言進諫的良臣，導致失敗垮台的君主屢見不鮮。例如在夏代，較早的有太康，他繼承王位之後，“遊畋棄民”，常常獵於洛水之北，荒於政事。其弟五人陪同，怨其不返，於是以大禹之訓作歌勸誡，指出他“屍位逸豫，盤遊無度”，有違祖訓，提醒他“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尚書·五子之歌》，《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56頁。這就是《五子之歌》中的懇切諷諫。但太康置之不理，導致失國。夏桀是一個暴君，《史記·殷本紀》記載他指著太陽大喊：“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自認為“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隻有太陽亡了，他才會亡。《尚書》說他“弗克庸德，慢神虐民”，“滅德作威”，
《尚書·湯誥》，《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62頁。不用賢良，不恤百姓，殺忠諫大臣關龍逢，最後走上了滅亡的道路。殷紂王也是一個暴君，曾狂妄地宣稱：“我生不有命在天乎！”他雖有本事，能文能武，能言善辯，卻聽不進諫議，“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
司馬遷：《史記》卷48，《殷本紀》，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76頁。他暴虐無道，“淫亂不止”，微子屢諫不聽，隻好逃走；箕子諫阻不聽，便佯狂為奴，但未能避禍，終遭囚禁；比幹強諫，卻被剜心剖腹。紂王獨行其是，拒諫飾非，最後落得自焚國亡的可悲下場。後來的秦王朝，之所以短命而亡，西漢政論家賈誼認為，除了“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激化了社會矛盾以外，秦二世不納忠言也是一個重要原因。賈誼指出，當時秦朝“多忌諱之禁”，正直的大臣“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鉗口而不言”；“自君卿以下至於眾庶，人懷自危之心”；“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
賈誼：《過秦論》，《史記·秦始皇本紀》附，《史記》卷6，第196、201頁。陳勝、吳廣起義後，關東各地群起響應。朝廷派去的官吏回來後如實上報，秦二世大怒，竟將其下獄。隨後派去的官吏再也不敢說實話，謊稱起義者隻是小股群盜，均已撲滅。秦二世聽後大喜，死到臨頭尚自欺。
隋煬帝也是一個剛愎自用的暴君。他公開宣稱“我性不喜人諫”
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鑒》卷182，《隋紀六》，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684頁。，一些忠心進諫的大臣輕則罷官，重則被殺。太常卿高熲“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自蒙寄任，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為己任”，“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海內富庶”，由於諫煬帝不可耽於玩樂，背地裏說了一句“近來朝廷殊無綱紀”，就被處死。
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鑒》卷180，《隋紀四》，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633頁。那些善於逢迎的小人則乘機而上，受到信用。禦史大夫裴蘊和內史侍郎虞世基欺上瞞下，報喜不報憂，“四方告變，不為奏聞”，
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鑒》卷183，《隋紀七》，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715頁。等到農民起義的烈火燃遍全國時，不可一世的隋煬帝被身邊的近臣所縊殺。明崇禎皇帝，亦因不聽勸諫，不恤民生，殺諫官以掩己過，最後落得個自縊身死的可悲下場。
對於貪圖享樂、無視民生的君主，諫其節儉，是危險的；對於昏庸顢頇、卻又自負的君主，建言獻策，是很難被接受的；對於確有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君主，諫其過失，是很難使他理解信服的。所以，諫官難當，諫言難講。要達到使君主接受自己諫爭的目的，一要君主開明，二要講究進諫藝術。要格外注意被諫者的性格特點，格外注意用語的分寸，語氣的輕重，角度的偏正。要善於順諫，善於諷諫，如師曠的《論五墨墨》，鄒忌諷齊王納諫，觸龍說趙太後，李斯的《諫逐客書》，賈誼的《過秦論》，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魏徵的《諫太宗十思疏》《十漸不克終疏》，等等，這些都是成功的範例。當然，也有用強諫、死諫的方式表達自己的主張。特別是批評君主的過失，這最易使君主動怒。即使是唐太宗這樣的明君，也是不能輕易拂逆的。有一次魏徵在朝廷上批評他的過失，其心也忠，其情也切，其理也直，而他卻接受不了，拂袖而去，憤憤然，回到家中對長孫皇後講，總有一天要殺掉這個鄉巴佬！後經長孫皇後的開導才息怒。如果不是長孫皇後賢惠救駕，一代名臣魏徵的性命就危險了。太史公司馬遷為戰敗被俘的李陵設身處地地辯解了幾句，竟不為漢武帝所容，毫不留情地將他打入大牢，最後遭受士大夫最為屈辱的宮刑。東漢光武帝劉秀，在建武三十年(54)拒絕了司空張純等人請他到泰山封禪的建議，並下詔書說：“（朕）即位三十年，百姓怒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明確宣布：今後各州縣，凡是遠道來祝壽，說一些虛偽的讚美話，“必髡，令屯田。”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44，《漢紀三十六》，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422頁。即是說處以髡刑，讓他去屯田。可見此時他還是清醒的。但是，僅僅過了兩年，他又相信讖緯了，到泰山搞了封禪活動。回來後，凡事先問讖緯，迷信至極。給事中桓譚上書勸諫，他卻大怒：“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桓譚叩頭流血良久，才免於一死，貶為六安郡丞，病死在赴任的路上。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44，《漢紀三十六》，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427—1428頁。韓愈晚年“欲為聖明除弊事”，“一封朝奏九重天”，上了《諫迎佛骨表》，卻觸怒了信佛的憲宗皇帝，決意將他殺掉，後經眾大臣求情，雖免於一死，卻“夕貶潮州路八千”，
韓愈：《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劉益生主編：《韓愈詩選》，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4頁。將他打發到僻遠的潮州當刺使。明代清官海瑞，忠心耿耿，憂國憂民，上書嘉靖皇帝進行諫爭，竟然同時買好了棺材，做了死的準備。由於進諫，得罪君主或權臣而遭迫害甚至殺戮的諫臣不計其數，代有所聞，史不絕書。可見在乾綱獨斷的體製下進諫，何其難也！又何其險也！
曆史上由於君主不能很好地求諫納諫，因自己的失誤不罪己反而罪人，究竟造成多少失誤，帶來多少動亂，是難以數計的。諫議製度如此重要，為什麼君主們不能很好地實行呢？南宋光宗紹熙二年(1191)，擔任起居舍人的黃裳在一封奏章中做了分析。他上奏道：“自古人君不能從諫者，其蔽有三：一曰私心，二曰勝心，三曰忿心。事苟不出於公，而以己見執之，謂之私心；私心生，則以諫者為病，而求以勝之；勝心生，則以諫者為仇，而求以逐之。因私而生勝，因勝而生忿，忿心生，則事有不得其理者焉。……宜因事靜察，使心無所係，則聞台諫之言無不悅，而無欲勝之心，待台諫之心無不誠，而無加忿之意矣。”
脫脫等：《宋史》卷393，《黃裳傳》，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9453頁。根子在於是君主專製社會，不是民主社會，是家長製管理，不是民主管理，要君主克服私心、勝心、忿心，是很難做到的；能做到一時，做不到長久；能做到開始，做不到結尾。當然，由於君主開明，很好地求諫納諫，廣開言路，集思廣益，因而帶來決策正確、社會穩定發展的例子也不少。但是，總的來講，乾綱獨斷的家長製與求諫納諫存在著難以克服的矛盾，這就使正確執政需要的集思廣益、決策科學得不到保障。
乾綱獨斷的另一個表現是，以君主之是非為是非，以聖人之是非為是非，文人學子隻能詮釋經書，做考證，講義理，做八股文，不可標新立異，離經叛道。韓愈曾無可奈何地感歎：“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一代文豪尚且如此，一般文人學子就更不敢亂發議論了。因此，中國古代除了春秋戰國時期出現過“百家爭鳴”的盛況外，以後似乎再也沒有出現過這種局麵。自漢以後，儒家一花獨秀，萬馬齊喑。孔孟之道按照封建統治階級的需要不斷被改造，禁錮了思想，壓製了創新。奸佞小人，可以望文生義，吹毛求疵，陷害正人君子；昏官奸臣，可以牽強附會，深文周納，打壓忠良之士。一次又一次的文字獄，使文人不寒而栗，因而也不敢解放思想，不敢創新。不願因言獲罪，求榮取辱，毀其仕途，更不願因自己的多言禍及妻小與家族。“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
龔自珍：《詠史》，王佩諍校：《龔自珍全集》，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471頁。，“口將言而囁嚅，足將行而趑趄”（想講話不敢動嘴，想走路不敢邁腿），成為大多數文人的心態和狀態。如此等等，嚴重地壓抑了民族的創新活力，因而社會隻能在舊的框架內輪回，跳不出“周期率”。
第四，從庶民到君主需要安全保障卻又沒有法律保障的矛盾。
在中國古代專製政體條件下，普通庶民是“蟻民”、“草民”，是被壓迫、被剝削的對象，處於被奴役的地位。他們的財產隨時可能被征調、剝奪，沒有保障；他們的人身自由隨時可能因徭役、戰爭而被剝奪，沒有保障；他們的生命安全，亦因各種勞役和戰爭而隨時可能喪生，沒有保障。無論是在戰亂時期，抑或是在和平時期，經常出現“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缺少幸福感，亦無安定感，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民間流傳的“孟薑女哭長城”、“望夫石”的故事，流傳的“無向遼東浪死歌”等，便是典型的寫照。總之，在古代專製的條件下，老百姓命如紙薄，天災可以使之死，盜賊可以使之死，徭役可以使之死，戰亂可以使之死，貪官汙吏的敲詐勒索可以使之死，流氓惡棍的橫行霸道可以使之死，生存權、基本人權得不到保障，隻能是聽天由命。
那麼，處於權力金字塔頂端、掌握全國臣民生殺予奪大權的帝王們，他們自己的權位和生命有安全保障嗎？同樣沒有。韶華、亞方、嚴德榮、吳夢起、孫寶鏞、郎享伯等幾位文史專家，做過專門研究，編寫了一套《腥風血雨話宮廷》群眾出版社1995年出版。，該書中的統計材料可以印證本文的這個觀點，下麵的部分數據即引自該書。
據史料記載，如果從西周武王算起，到清朝溥儀垮台，也就是從公元前1134年到公元1911年，共3045年，共84代王朝，曆經了882個在位帝王。在位帝王平均壽命隻有417歲，可以說是短命的。有288個不得善終，即被殺死、縊死、餓死或毒死，占在位帝王的326%。其中有4個王朝百分之百的帝王被殺，有25個王朝50%以上的帝王被殺。在被殺帝王中，有18個未成年帝王，占被殺帝王的74%。有的皇帝隻當半年、一個月、甚至6天就被殺了。而且這些被殺帝王基本上是死於宮廷政變的奪權鬥爭，沒有一位是被農民起義軍殺掉的，隻有一位皇帝是在農民起義軍大兵壓境時，上吊自殺的，他就是明朝末年的崇禎皇帝。這個比例小到可以忽略不計。
與皇權密切相關的王子們，命運怎樣呢？被殺者更多。雖然權力的運行機製是世襲製，是皇帝指定接班人，立嫡立長，有規矩可循，但因王子太多，帝王本人又因情況複雜而舉棋不定。每當要立太子時矛盾便激化起來，皇後與皇妃之間，王子與王子之間，依附於皇子、皇妃的大臣之間，形成各種派係。各種派係之間明爭暗鬥，鬧得不可開交。或是由於猜忌多疑，或是由於實際威脅，於是出現父殺子，子弑父，兄殺弟，弟殺兄，叔侄相殺，甚至祖孫相殺的局麵，骨肉之間，不共戴天，有你無我，有我無你。秦二世胡亥掌權後，矯詔太子扶蘇賜死，同時殺掉了秦公子22人，公主10人。漢初呂氏家族被殺後，代王劉恒被立為帝，他即位後，對同父異母的弟弟淮南王劉長，既不請嚴師管教，又不選賢相輔佐，而一味嬌縱，致使淮南王走向專橫跋扈，最後蓄意謀反。文帝劉恒采用流徙的辦法懲罰他，使劉長死於流徙的途中，死後追諡為厲王。後來民間流傳一首民謠，描述漢室王子之間的鬥爭：“一尺布，尚可縫；一鬥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司馬遷：《史記》卷118，《淮南衡山列傳》，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2344—2345頁。也就是說，一尺布尚可縫而共衣，一鬥粟尚可舂而共食，況以天下之廣兄弟而不能相容。南北朝時的劉宋元嘉年間，宋文帝為防止其弟彭越王劉義康不利於太子劉劭順利接替皇位，先殺其黨羽劉湛等人，再殺掉義康。但他萬萬沒有想到太子卻搶奪皇位，竟率兵入宮弑父。劉劭在殺死父皇之後，又連殺了一批執政大臣。正當劉劭鬧得天昏地暗的時候，其弟江州刺史劉駿則乘機帶兵攻入京城，將劉劭殺死，自稱皇帝，是為宋孝武帝。宋孝武帝在位的十年裏，眾多的宗王被他誅殺大半。當時有民謠對此諷刺道：“遙望建康城，小江逆流縈，前見子殺父，後見弟殺兄。”
魏收：《魏書·島夷傳》，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1450頁。
隋文帝楊堅曾經很自信地對大臣們說：前代的天子娶了許多妃嬪，生的兒子有嫡有庶，紛爭不已，於是就發生了一些廢立的變故，甚至於亡國。寡人沒有侍妾，五個兒子是同一個母親生的，可以說是完完全全的“真兄弟”，絕不會有爭勢奪位的憂慮。但後來的事實與他的想象正相反。他的次子楊廣先是設計使他廢了太子楊勇，自己取而代之，後來又弑父自立，並假傳文帝的聖旨，將廢太子楊勇縊死。楊勇的八個兒子全被毒殺，為防止他們化為厲鬼報複，埋時將屍體頭部朝下，使鬼神鑽不出地麵。登上皇位後，又相繼害死了四弟楊秀及其七個兒子，逼反了五弟楊諒，楊諒兵敗後被幽殺。三弟要不是早先病死，也肯定逃不過楊廣的毒手。
到了唐代，開創“貞觀之治”的太宗李世民，通過玄武門事變，殺掉親兄弟而登台。開創“開元盛世”的玄宗李隆基，殺掉過自己的三個兒子。後趙皇帝石虎的5個兒子和38個孫子，均被石虎的養孫冉閔殺害。金太宗完顏晟子孫70多人，全部被完顏亮殺害。據不完全統計，有據可查的就有500多位王子死於非命，其中90%以上死於皇族之間的權力爭鬥。
與帝王、王子命運攸關的皇妃，她們的一切更無保障，死於非命的難以數計。首先是因為曆代的皇妃多得數不清，其次是古代社會不把婦女當人看待，死一個嬪妃微不足道，不值得記載。二十五史中記錄的117名非正常死亡的曆代皇妃，不過是實際死亡的少數代表而已，絕大部分沒有記錄下來。我國古代婦女本來是不參政的，但皇妃們一旦卷入權力的旋渦，和立太子、當太後聯係起來，便身不由己了，要麼被殺，要麼殺人，大多成了犧牲品、殉葬品。
那麼在帝王身邊侍候、為帝王效力的文臣武將，其權位和生命有保障麼？同樣沒有任何保障。自古道：“蜚（同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司馬遷：《史記》卷41，《越王勾踐世家》，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1426頁。；“敵國滅，謀臣亡”。一旦天下坐定，功臣的厄運就要來臨。“伴君如伴虎。”每位重臣的頭上都懸著一把達摩克利斯劍，隨時都有可能掉下來砍掉自己的腦袋。昨日是功臣，今天可能成罪人，“朝承恩，暮賜死”。中國古代因權位之爭以及其他原因被處罰、被誅殺的重臣，成千上萬，不可勝數。據統計，西漢時期曆代的朝廷重臣（含丞相、相國、大司徒、大司馬等）總數153人，48人被免，占313%；17人被殺，占111%。東漢時期曆朝的太尉、司徒、司空共計200任，被免官、罷官、下獄的有88任，占44%，被殺者15任，占75%。明朝朱元璋時期，受封功臣總數139人，被殺76人，占547%。古代史上大規模地殺害重臣的有數十起。公元169年，東漢二次黨錮之禍，李膺等黨人100多人被殺，受誣陷而死、徙、廢、禁者達六七百人；公元835年，唐朝甘露之變，李訓、鄭注等謀誅宦官，事泄被殺，受株連者千餘人；公元1380年，明代胡惟庸案，以謀反罪殺胡惟庸，誅其黨3萬餘人；十三年之後，又出了個藍玉案，殺藍玉，並誅其黨近2萬人。很長一段時間，朝廷上下充滿恐怖，人人自危，“時京官每旦入朝，必與妻子訣，及暮無事，則相慶以為又活一日”。
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卷32，《明祖晚年去嚴刑》，王樹民：《二十二史劄記校證》，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744頁。其實，不僅僅是明朝初期如此，在幾千年的專製曆史上，經常出現這樣的局麵。
以上史實證明，在沒有民主與法治的專製條件下，所有人的安全都是沒有保障的。君與臣可以共患難，但難以同富貴。帝王擔心大臣政變篡權，大臣害怕帝王動怒責罰；君主害怕民眾起義造反，民眾害怕君主昏庸殘暴。相互猜忌，相互防範。沒有法律保護庶民的安全和人權，也就沒有法律保護帝王、王子、皇妃、重臣的安全和人權。社會沒有真正的強者能保一生無虞，能保世代無虞。權位越高者，越不安寧，所謂“高處不勝寒”。社會充滿不可測因素。朝秦暮楚，世態炎涼。昨天還門庭若市，今天卻門可羅雀；今天是大老爺，明天成階下囚。在位時可能平安無事，離職後可能被清算懲罰；活在時可能矛盾隱忍不發，去世後可能被反攻倒算，掘墓鞭屍，口誅筆伐，殃及家族後人，雖蓋棺不能論定。人人都無法預測自己的命運，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處於封建社會末世的清代作家曹雪芹，親身體驗了由鍾鳴鼎食的富貴之家，到遭人白眼的破落之戶的滄桑劇變，反思千古曆史，審視嚴酷現實，嘔心瀝血，在《紅樓夢》中對專製社會這種充滿變數的人生現象進行了藝術概括：
喜榮華正好，恨無常又到；
一場歡喜忽悲辛。歎人世，終難定。
曹雪芹、高鶚：《紅樓夢》，第5回，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85、88頁。
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正歎他人命不長，哪知自己歸來喪？訓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梁。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煙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杠；
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曹雪芹、高鶚：《紅樓夢》，第1回，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8頁。
當年康有為勸光緒帝變法，說如不變專製為立憲，別說當不了皇帝，連做“長安布衣”都不可得！後來的事實印證了康有為的預見。在專製社會裏，由於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以致像諸葛亮這樣的超人智者，都不敢輕易涉足政治，不敢保證一生無虞，寧肯“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諸葛亮：《前出師表》，《諸葛亮集》，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5頁。。專製政體的這一弊端最為致命。它壓抑國民的主動性、積極性，戕害國民的創造力、生命力，摧殘民族的活力與生機，使社會總是處於動蕩之中，徘徊不前，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做出許多無謂的犧牲。常常因為一場動亂、一場戰爭，把已有的文明成果變成廢墟，使田地荒蕪，人口銳減，哀鴻遍野，一切又得從零開始。這也是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一個重要原因。
導致古代專製王朝動亂衰亡，在上述的四個矛盾中，第一個矛盾即腐敗是最主要的，其他的三個矛盾是腐敗的外化與延伸。為什麼出現腐敗？因為對權力沒有監督和製約；為什麼沒有監督和製約？因為是專製和人治，缺乏民主與法製。事情的邏輯似乎就是這麼簡明，這麼樸素。在這種人治的體製下，如果能遇上一個好皇帝，好皇帝又能起用一批有德行、有才華的文臣武將，處理好同人民群眾的利益關係，輕徭薄賦；處理好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利關係，防止大的腐敗和窩裏鬥；沒有大的災害和戰爭，政策沒有大的失誤，這樣也能使少數王朝創造盛世，一度輝煌。但是，這種盛世總是難以持久，不久就走向衰落，走向動亂與敗亡，將盛世辛辛苦苦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一點財富毀於一旦。由於最高權力的絕對化和世襲製，又很難出現一個好皇帝。即便是百年一遇出現了一個好皇帝，這個好皇帝也難以做到慎終。唐玄宗便是一個代表。
幾千年來雖然許多思想家、政治家，尋找救治社會弊病的良方，設計諸多避免動亂衰亡的方案，提出種種長治久安的思路，但是，都未能走出人治的體製。雖然有少數思想家看到了君主專製是禍根，甚至在一千多年前就提出了“無君論”，有過民主的設想，但畢竟未能成為朝野的共識，未能成為主流思想，未能成為政治體製改革、政治文明建設的戰略目標。倒是儒家“內聖外王”的人治思路，一直占據主導地位，成為代複一代不懈追求的理想。說到底是體製的原因在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在漫長的專製社會裏，之所以有那麼多的官吏無所作為，有那麼多的官吏自覺不自覺地走向人民群眾的反麵，成為禍國殃民的貪官汙吏，成為農民起義的刀下鬼，在實質上他們是做了專製體製的犧牲品、殉葬品，就連那些富有悲劇色彩的帝王將相本人，以及諸多皇後王妃、太子王子、皇親國戚，也是這種體製的犧牲品。他們相同的悲劇，一而再、再而三地證明了專製政體的弊端。他們在權力的鬥爭中，之所以不講友情、親情、愛情，六親不認，甚至喪失人性，是專製體製使然。表麵上是人在犯錯誤、犯罪，實質上是體製在犯錯誤、犯罪，是體製這隻“看不見的手”在指揮著人們自覺不自覺地複製著錯誤和罪惡！這種悲劇不僅僅是這些犧牲者個人的悲劇，而且是時代的悲劇，曆史的悲劇，民族的悲劇，歸根結底是人類的悲劇！
毛澤東當年在延安窯洞同黃炎培談話時，思接千載，視通萬裏，鑒於曆史的經驗教訓，英明地指出：要想跳出“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根本途徑是改變專製體製，讓人民監督政府，實行民主與法治。
(原載《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2期，《新華文摘》2010年第17期轉載。)
論曆史評價與道德評價
人們認識社會發展的曆史進程，對重大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品評成敗得失、汲取曆史的經驗教訓，往往通過曆史評價與道德評價來實現。什麼是曆史評價？什麼是道德評價？在史學研究中如何運用和處理好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對此是如何闡述的呢？本文擬就此並結合史學研究中的一些問題略陳管見，歡迎爭鳴。
一
對人類曆史發展過程及其人和事進行曆史評價，並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發明。早在人類進入到階級和國家社會之初，人們就已經開始進行曆史評價。在奴隸社會，統治階級稱勞動階級為“小人”、“畜民”；封建史家稱農民起義英雄為“盜賊”、“流寇”；在近代，資產階級史學家為了論證資本主義製度的曆史合理性，認為中世紀是曆史進程的中斷，是“黑暗的中世紀”，而資本主義則是人類曆史發展的“絕對的最後的形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12頁。。隨著曆史的發展，文明的進化，人類不斷加強對自己的反思，因而對曆史評價的認識愈益深化。曆史上的曆史評價，雖然不乏一些合理的、可供批判繼承的思想內核，但錯誤居多，充斥著大量非科學、甚至是反動的評價。馬克思主義曆史評價理論的偉大功績正在於，批判地繼承了舊曆史評價中一切合理的思想材料，汲取了人類認識史上關於曆史評價的智慧，改造了在唯心史觀支配下的曆史評價理論、方法及其價值體係，建立了唯物辯證法的曆史評價理論體係與科學方法。概言之，這一理論體係和科學方法有如下幾方麵內容：
第一，曆史活動中的主體，是受曆史條件製約的主體，他們隻能從當時當地的條件出發，進行曆史活動；曆史過程中的事物，是具體的曆史因素造成的。因此，評價曆史發展的來龍去脈，評價曆史發展過程中的主體活動，評價曆史過程中的每一事物或事件，都應該“用曆史的態度”，“曆史地”對待它們，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馬克思主義一個基本的曆史觀點是，人們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曆史，總是從既定的生產方式出發，“在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77頁。進行曆史活動。因此，馬克思主義的曆史評價總“是以一定時期的物質經濟生活條件來說明一切曆史事變和觀念，一切政治、哲學和宗教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37頁。。在曆史研究中，馬克思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中世紀生產方式的比較為例，反對把它“當作一般範疇來考察”，而主張“從一定的曆史形式”和“特殊的曆史形式”來考察，即從曆史條件出發，進行具體的曆史研究；否則，“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見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96頁。
既然曆史的發展與主體活動是有條件的，是具體的，因此，馬克思主義的曆史評價，就是嚴格地從曆史條件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恩格斯曾經批評過舊唯物主義的缺陷是，在認識曆史問題時，如同采用對自然界的“非曆史的觀點”一樣，“缺乏對事物的曆史觀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25頁。因此，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主張，研究任何曆史問題，都應該如同研究統治階級及其思想那樣，“把個人和曆史環境”《列寧選集》第1卷，第673頁。緊密地結合起來，進行具體分析。列寧指出，“馬克思主義要求我們一定要用曆史的態度來考察鬥爭形式問題，脫離具體的曆史環境來提這個問題，就等於不懂辯證唯物主義的起碼要求”《列寧選集》第2卷，第857頁。；還說，“馬克思辯證法要求對每一特殊的曆史情況進行具體的分析”，“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曆史範圍之內。”《列寧選集》第2卷，第512頁。
第二，曆史的發展變化，曆史事件的形成與消失，曆史主體的創造，都受製於曆史本身的普遍聯係。這種聯係表現為，從縱向說，有前後發展關係，先後繼承關係；就橫向說，有事物之間、曆史主體之間的相互影響，互滲關係；就曆史發展的環境來說，有內因與外因之間的聯係。總之，曆史發展中的普遍聯係，是主體活動、曆史演進的客觀基礎。因此，科學地進行曆史評價，必須把握曆史發展的普遍聯係。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進行曆史評價時，總是嚴格地從曆史聯係出發，並以此作為建立唯物主義曆史觀的重要方法。在評價曆史主體時，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總是提示人們重視主體在社會物質生產中的相互關係，“人在積極實現自己本質的過程中創造、生產人的社會聯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47頁。，生產者借“這些社會關係”，“以互相交換其活動和參與共同生產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62頁。；在評價和判定每一社會結構的性質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總是從構成社會結構的曆史聯係出發，“每一個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曆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並且隻有從這一基礎出發，這一曆史才能得到說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37頁。；在評價曆史過程的演進時，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總是牢牢地把握它的前後之間的發展聯係。馬克思指出：“曆史不外是各個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遺留下來的材料、資金和生產力；由於這個緣故，每一代一方麵在完全改變了的條件下繼續從事先輩的活動。另一方麵又通過完全改變了的活動來改變舊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1頁。；“單是由於後來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產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經取得而被他們當做原料來為新生產服務這一事實，就形成人們的曆史中的聯係，就形成人類的曆史，這個曆史隨著人們的生產力以及人們的社會關係的愈益發展而愈益成為人類的曆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21頁。。在評價傑出曆史人物時，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總是把他放到當時人們的相互關係，當時曆史發展的前後聯係中考察。他們指出：“一個人的發展取決於和他直接進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發展；彼此發生關係的個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聯係的，後代的肉體的存在是由他們的前代決定的，後代繼承著前代積累起來的生產力和交往形式，這就決定了他們這一代的相互關係。總之，我們可以看到，發展不斷地進行著，單個人的曆史決不能脫離他以前的或者同時代的個人的曆史，而是由這種曆史決定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15頁。恩格斯在評價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盧梭、狄德羅、達蘭貝爾達的思想時，認為不能忘記前一時代英國的思想家密爾頓、艾爾傑楠·悉尼、博林布羅多和舍夫茨別，就典範地運用了這一方法。因此，馬克思主義認為，在進行曆史評價時，“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記基本的曆史聯係。”《列寧全集》第29卷，第431頁。因此，進行曆史評價，具體地分析、評論曆史中的人和事，要離開曆史發展中的普遍聯係，是不可能的。
第三，曆史的發展變化，曆史主體的活動，曆史中的普遍聯係，絕不是忽有忽無的，而表現為一個完整的過程，即有其發生、發展、消亡的相互聯係。因此，科學地進行曆史評價，必然要把曆史發展變化、曆史中主體活動和曆史事件作為一個過程來考察，總結出帶有規律性的認識。而研究者在評價這種發展過程時，馬克思主義要求用發展的觀點，站在新生事物方麵和進步的方麵進行評論。
恩格斯在批判舊唯物主義的缺陷時，認為根本地在於它“不能把世界理解為一個過程，理解為一種處在不斷的曆史發展中的物質”，譬如，在對待中世紀曆史時，由於它不能把這種曆史作為一個發展過程來考察，“就不可能有對於偉大曆史聯係的正確看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24—225頁。因此，與舊唯物主義相對立，馬克思主義從唯物辯證法出發，把人類社會的發展理解為一個自然曆史過程。馬克思說，“整個所謂世界曆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4頁。，“我的觀點是：經濟社會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曆史過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頁。由於把曆史的發展變化作為一個過程來研究，因此“要看某種現象在曆史上怎樣產生，在發展中經過了哪些主要階段，並根據它的這種發展去考察”《列寧選集》第4卷，第43頁。。正由於曆史的發展，曆史中人的作為和事件的演變體現為一個完整的過程性聯係，因此，必須詳細地占有曆史材料，對曆史過程中的曆史聯係進行具體分析，並得出帶有規律性的認識。
綜上所述，馬克思主義曆史評價的主要內容是從曆史發展的普遍聯係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把曆史的發展作為一個發展前進、上升遞進的過程來考察，揭示出寓於其中的規律性認識。馬克思主義曆史評價的要求是，站在曆史發展的上升方麵，站在曆史發展的進步性方麵，進行嚴肅的曆史評價。
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曆史評價，有其客觀依據和客觀標準，是從曆史發展本身中產生的。因此，曆史評價的標準，隻能是曆史的標準。它反對評論者僅從主觀願望出發，脫離曆史地品評人物或事件的正誤曲直；而是要求評論者站在曆史發展的立場上，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去衡量評論的對象是否順乎或代表曆史發展的前進方向，是有利或有礙於曆史的進步。當然，曆史評價是研究主體的一種認識活動，難免根據評價對象的特殊性而運用一係列具體的標準，如階級標準、道德標準，等等。但是，一切曆史評價的具體標準、特殊標準，都應該與這一總的、根本的標準相統一、相一致。譬如，從每一個階段的具體曆史出發，對人類曆史上的若幹剝削製度，馬克思主義是譴責和鞭撻的。但是，站在曆史發展的總方向上，馬克思主義又承認剝削階級產生的曆史必然性，並在一定限度內肯定其正當性和合理性，承認處於上升時期的剝削階級的曆史作用，並給予剝削製度以應有的曆史地位。在曆史評價中，馬克思主義總是把曆史標準同道德標準及其他具體標準完美地統一起來,因此，得出的結論才是科學的、徹底的和有說服力的。
二
在曆史評價的結論中，常常離不開道德評價的判斷。在史學研究中，曆史評價與道德評價總是曆史地、內在地關聯著。什麼是道德評價呢？作為史學範疇的道德評價，又該如何把握呢？
道德，是人類獨有的一種社會現象，是社會經濟關係的產物。自從道德觀產生以來，人們便自覺地或不自覺地依據善與惡、榮與辱、正義與非正義等道德標準對社會生活中的人和事進行評價。對每個人來說，道德評價同樣也是經常有用的，他總是經常地運用他所持的道德標準評判自己的作為，隻不過僅僅局限於內心反省罷了。雖然馬克思主義也用“善”與“惡”這對基本範疇來進行道德評價，但是，馬克思主義畢竟不同於資產階級以及曆史上其他一切剝削階級的善惡標準，它從唯物辯證法出發，科學地考察了道德的起源，並用唯物辯證法的陽光照亮了衡量善惡標準的殿堂，從而使人們有了進行科學道德評價的依據。概括起來說，馬克思主義的道德評價有以下內容：
第一，馬克思主義認為，符合一定道德原則和行為規範的“善”與違背一定道德原則和行為規範的“惡”，衡量它們的標準，是在具體的曆史條件下產生的。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善惡標準是曆史的產物，在原始社會，“狩獵生活條件不但決定了這些部落的世界觀，也決定了他們的道德觀念。”《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3卷，第173頁。所以，在道德評價中判斷善惡的標準，總是基於一定時代的經濟狀況，即受經濟生活條件的製約。在資本主義殖民時代，他們總把開拓生產的原料供應地和產品傾銷地的武裝侵略說成是道德的；在早期資本主義時代，他們同樣如此地把充滿血和淚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說成是道德的。因此，在馬克思主義看來，進行道德評價的標準，總是與該時代的生產方式密切相關的。恩格斯指出：“我們斷定，一切已往的道德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34頁。
第二，在階級社會裏，道德與社會階級的關係十分直接。在進行道德評價時，人們總是從自己的階級利益出發確立道德評價的善惡標準，即把對於自己及本階級利益有利的事和行為說成善的；反之，則看成是惡的。因此，在階級社會裏，人們進行道德評價的善惡標準，總是有階級立場局限的善惡標準。恩格斯指出：“如果我們看到，現代社會的三個階級即封建貴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那末我們由此隻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人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係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係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觀念。……社會直到現在還是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所以道德始終是階級的道德；它或者為統治階級的統治和利益辯護，或者當被壓迫階級變得足夠強大時，代表被壓迫者對這個統治的反抗和他們未來的利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02—103頁。古今中外，曆史地看，奴隸主和奴隸的善惡標準，地主和農民的善惡標準，資產者和無產者的善惡標準，在主要方麵總是根本對立的。
第三，馬克思主義運用唯物辯證法的科學功能，解決了使善惡標準的依據在辯證法上的一致，即主觀動機與客觀效果的對立統一。在馬克思主義看來，造成道德評價的善與惡標準，是因造成者的主觀動機與被造成者的客觀效果為依據的。一般說來，動機與效果的關係有兩種情況：一是主觀動機與客觀效果的一致性——好的動機引出好的效果，壞的動機引出壞的效果；二是動機與效果的不一致——好的動機引出壞的效果，壞的動機造成好的效果。既然在曆史活動中曆史主體的動機與行為效果是密切關係的，因此，進行道德評價，必須把主觀動機與客觀效果同樣重視起來。如果片麵強調動機，就會把主觀的東西當作客觀評判的準繩，從而導致主觀唯心主義的錯誤；如果離開客觀實踐，同時也很難準確判斷曆史活動者動機的善與惡；反之，如果片麵強調客觀效果，也會把出發於壞的動機而引出好的結果的行為誤認為是“善”，因而造成曆史認識的錯誤。因此，必須把動機與效果辯證統一起來進行評論。科學地評價曆史主體活動中的動機與效果的依據，靠曆史實踐檢驗，而不是別的什麼。曆史主體任何道德與非道德的行為，都是基於對客觀事物認識的實踐，因此，主觀動機，來源於曆史活動，反過來必須接受曆史活動的檢驗。好的動機與壞的動機，在曆史實踐中或者得到直接反映，或者得到曲折反映。從主觀設想到客觀效果的出現，是曆史主體的一個活動過程，是兩者的辯證統一。
第四，進行道德評價最根本的要看該事件的發展及其後果、該曆史主體由動機到效果的發展，是否與曆史發展的進步方向(總趨勢)相一致，是否有利於曆史的進步，簡單地說，看該評價對象對曆史進程起了促進作用，還是促退作用。這也就是曆史的標準。道德評價中一切具體的標準，都是在研究中對這一總標準的運用和體現，離開這個總標準，一切具體的標準都失去了意義和作用。善與惡，這對道德評價的基本範疇和標準，也要在這個總標準麵前接受檢驗。一般說來，符合社會曆史發展要求的作為，是與曆史發展的進步性相統一的，這種曆史活動是“善”的，反之，便是“惡”的。在這裏，我們不能把這種善惡判斷與一切剝削階級的善惡標準相混淆。因為，曆史常常是如此，——統治階級所認為的“惡”，如封建社會的農民起義，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的工人罷工等等，都是推動曆史進步的“善”；而一切剝削階級所標榜的“善”常常是阻滯曆史進步的“惡”。在剝削階級那裏，用於道德評價的善與惡，被粗暴地顛倒了；而馬克思主義的道德評價，雖然也用善與惡、正義與邪惡、公正與偏私、誠實與虛偽等道德範疇和標準評價曆史發展過程及其人和事，但它還從每一社會經濟狀況及每一時代的階級關係出發考察道德評價的這些範疇和根據；最後從總的標準——曆史的標準出發，衡量曆史主體活動與曆史事件是否符合道德。換言之，馬克思主義的道德評價則是高唱真善美的正氣歌，是以進步的道德為出發點，以社會進步、人類幸福為目的。因此它與剝削階級的道德評價有本質的區別。當然，舊時代剝削階級在它們處於上升階段時，也可能以道德評價作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和手段之一。馬克思指出，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他們可以運用當時進步的道德標準去批判中世紀的道德，但一當資本主義製度確立後，便千方百計地抵製和限製較之更為先進的無產階級的道德。因此，剝削階級總的道德評價是局限在本階級的狹隘利益之中的。
三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曆史認識領域，曆史評價與道德評價既各有側重點和基本點，又有內在聯係，是曆史地、必然地關聯在史學認識中的。譬如，在曆史評價的結論中，往往融合道德評價的判斷，而在道德評價的認識中，常常離不開曆史評價的方法。所以，曆史認識中的曆史評價與道德評價是從不同角度認識客觀曆史發展過程的兩個重要原則和方法，曆史認識的內在規定性使它們在具體的曆史研究中互相關聯、互相滲透、互相補充，從而使曆史認識得以完滿。如果片麵地運用其中一種方法，都不可能使曆史認識臻於完善，甚至會出現失誤或錯誤。在曆史認識中，曆史評價與道德評價的關聯性，根本地表現在它們所據以進行認識的價值尺度的一致，即都立足於是否有利於曆史發展進程。從這一總標準出發，研究主體必然要對曆史過程中人的作為和曆史事件的來龍去脈詳加研究，並得出肯定與否定的回答。這樣，在曆史認識中，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本質地要求把曆史評價與道德評價有機地統一起來，內在地聯係起來，而不把它看作是彼此存在於外部的東西。隻注重運用曆史評價而排斥道德評價，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評價；反之亦然。用沒有道德判斷在內的曆史評價去認識曆史過程及其人和事，曆史認識不可能完整周密，不可能得出曆史的啟示和借鑒；用非曆史的道德評價去認識曆史過程及其人和事，隻能得出抽象的沒有意義的道德判斷，同樣也不能真實地認識曆史。例如，如果用非道德的眼光去評價進入先進生產方式的國家向處於落後生產方式的國家侵略、殖民，必然會得出“侵略進步論”、“殖民有功論”的觀點；如果用非曆史的眼光去評價曆史上被剝削階級對剝削階級的反抗鬥爭這種道德行為，必然會站到反對曆史進步的抽象的道德論上去，把推動曆史進步的力量指斥為“惡”，從而與曆史上一切剝削階級的道德評價同流合汙。總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從曆史認識的內在聯係和規定性出發，要求在史學研究中把曆史評價與道德評價辯證地結合起來，進行科學的曆史認識。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不僅倡導在曆史認識中處理好曆史評價與道德評價的辯證關係，而且也是運用這種科學的認識方法評價曆史的光輝典範。例如恩格斯，他是這樣評價奴隸製的：從曆史評價角度看，他研究奴隸製度“是怎樣產生的，它為什麼存在，它在曆史上起了什麼作用”，而反對從抽象的道德出發，“用一般性的詞句痛罵奴隸製”“這些可恥的現象”，“發泄高尚的義憤”。他認為，“在當時的條件下，采用奴隸製度是一個巨大的進步。……甚至對奴隸來說，這也是一種進步”，因為奴隸製所產生的社會大分工是以後社會進步的曆史性基礎，而奴隸雖被殘酷地奴役，但卻避免了被“吃掉”的厄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220—221頁。；從道德評價出發，從具體的曆史條件和內容出發，恩格斯也認為奴隸製是一種可恥的現象，是一根“有毒的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71頁。。在奴隸製的評價中，恩格斯既同情被剝削階級的艱難處境，認為奴隸製對奴隸來說是惡的；但又從曆史的發展出發，認為這種惡是必不可少的，是一種曆史進步，因而對曆史發展來說，它又是一種善。這便是曆史評價與道德評價的完美結合和辯證統一。正是這樣，馬克思主義才科學地解說了奴隸製以及其他一切剝削製度在曆史上是怎麼回事，又恰當地說明了它們的曆史地位和作用，進行了善惡判斷。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進行曆史研究的典範意義表明，曆史評價與道德評價是曆史認識過程中不容割裂的辯證統一，從不同角度出發把他們同時運用於曆史認識中，是馬克思主義史學認識的本質要求。隻有這樣，才能達到準確地、科學地、完整地認識曆史的目的。
但是，在前幾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的時候，史學界有些人受了錯誤思潮的影響，出現了割裂曆史評價與道德評價的錯誤。例如，有人也以曆史評價相標榜，說什麼“西方近代對落後民族的殖民化是一種進步”；有的為李鴻章翻案，認為李鴻章的賣國推進了中國近代化；有的為曾國藩翻案，認為如果不是曾國藩剿滅了太平天國，中國封建社會還要輪回，等等。這些論調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關於曆史評價與道德評價辯證統一的理論，因此得出了錯誤的曆史認識。
曆史表明，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對落後國家的入侵、殖民，不能帶來該地區的發展。針對近代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馬克思指出，“印度失掉了它的舊世界而沒有獲得一個新世界，這就是使它的居民現在所遭受的災難有了一種特殊的悲慘的色彩，並且使不列顛統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傳統，同自己的全部曆史，斷絕了聯係”《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74頁。，“英國人在印度進行統治的曆史，除破壞以外恐怕就沒有別的什麼內容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70頁。，“英國資產階級看來將被迫在印度實行的一切，既不會給人民群眾帶來自由，也不會根本上改變他們的社會狀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73頁。帝國主義對落後國家的侵略、殖民，不僅不會導致社會的進步，而且還會導致社會的停滯。這還可以用中國近代史中大量的事實予以說明。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中國向英賠銀2100萬兩，而1840年前後，清中央政府的年均財政收入隻有4000萬兩，用於賠款的資金達70%；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中國賠款總額為1670萬兩；中日甲午戰爭後，中國對日賠款、贖款23億兩；八國聯軍侵華後，中國對外賠款本利共計98億兩，而其時清政府年均財政收入隻有1億兩。在近代，總計對外賠贖款項達13億兩之巨！如此貪婪的勒索，造成了清政府財政枯竭；而清政府為了應付巨額賠款和維持國家機器的運轉，便向老百姓殘酷搜刮，使社會失去了再生產的能力，造成了經濟的全麵衰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正是通過對落後國家的勒索，削弱了別人，吃肥了自己。中日甲午戰爭後，日本勒索的中國賠款加強了日本的經濟：1893—1904年即戰後十年間，日本的鐵路由2039公裏增至4000多公裏，輪船噸位由11萬噸猛增至66萬噸。日本通過對華戰爭的勒索，加強了本國的經濟實力，這一點，連侵略國裏的正直學者都坦率承認：“這筆賠款是以黃金作保證的英鎊來提取，它為日本建立金本位製打了基礎，成為日本發展經濟和國際地位提高的一個開端。但對中國來說，賠款全部要向歐美各國借貸，成為加速經濟衰退和從屬於外國的原因。”參見［日］依田善家著《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中國近代史表明，倒是帝國主義放鬆對華侵略，社會經濟才獲得較快發展。從19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出現第一批民族工業算起，到20世紀20年代止，中國民族企業積累的生產總額才26億元，僅為13億賠款的1/5。外國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起了什麼曆史作用，就顯而易見了。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1914—1918)，由於帝國主義忙於戰爭而暫時放鬆了對華侵略，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企業得到較快發展。以麵粉業為例，1914年以前，中國的麵粉業一直處於入超狀況，到1915—1921年間，卻一直處於出超狀況。《中國經濟年鑒》第11章Ⅰ。曆史雄辯地說明，帝國主義對落後國家的侵略、殖民，絕不能帶來曆史的進步。從道德評價方麵說，侵略、殖民也絕不是什麼曆史的善行。在侵略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時，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有相同的野蠻本性和醜陋的曆史表演。中日甲午戰爭期間，經過4天屠殺，中國的旅順城僅有36人幸免於日軍屠刀之下；在抗日戰爭期間，至少有2000萬中國人死於日軍炮火之中。這種罪惡行徑難道是一種曆史的善行嗎？這種罪惡勾當難道是推進被侵略國家社會發展的動力嗎？絕對不是！至於在帝國主義入侵和殖民統治的刺激下，落後國家出現了近代民族工業和近代化的努力，從馬克思主義曆史評價出發，決不應把它歸功於帝國主義的入侵、殖民方麵，而是被侵略被壓迫國家人民自救自強、報國雪恥的結果，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入侵與殖民“充當了曆史不自覺的工具”《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68頁。。因此，從馬克思主義的曆史評價與道德評價相聯係、辯證統一的觀點出發，是得不出“侵略進步”、“殖民有功”的結論的。恰恰是違背馬克思主義曆史評價與道德評價的原則，才得出了違背曆史發展的錯誤結論。至於說，翻李鴻章的賣國案、翻曾國藩的劊子手案等奇談怪論，由於它所犯認識論錯誤的性質與上述是一樣的，也就無須贅言了。總之，如果放棄馬克思主義的曆史評價與道德評價的辯證法則，很容易顛倒曆史是非，把正義的說成醜惡的，把卑下的說成高尚的，把光榮的說成恥辱的，把反動的說成進步的，等等。因此，在曆史認識中堅持曆史評價與道德評價的辯證統一，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科學地進行曆史評價和道德評價，才能為社會提供科學的曆史知識和曆史規律性認識，有助於提高全社會的文化素質，對於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有積極作用。堅持曆史評價與道德評價的辯證統一，以史為鑒，通過對曆史上真善美的肯定與頌揚，對假醜惡的譴責與鞭撻，對於鞏固社會主義的道德，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水平，有重要作用。因此，應該提倡把馬克思主義曆史評價和道德評價觀點辯證地運用於曆史研究中，抵製和批判片麵的曆史評價與片麵的道德評價及其史學觀點，盡可能減少史學認識中的失誤，不斷提高研究水平，為學術事業的發展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做出貢獻。
(與張豔國合寫，原載《東嶽論叢》1992年第3期，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曆史學》1992年第7期全文複印。)
論曆史的規律與曆史的選擇
人類社會曆史是“一個十分複雜，並充滿矛盾但畢竟是有規律的統一過程”
《列寧選集》第2版，第2卷，第586頁。。對於曆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在相當長的曆史進程中卻沒能為人們發現和認識。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唯物論的誕生最先發現了偉大的曆史運動規律，指出了：“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製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的意識。”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2頁。從此，人們對於社會曆史的種種混亂和武斷的唯心主義解釋開始“為一種極其完整嚴密的科學理論所代替”。但馬克思主義對曆史發展客觀規律的科學揭示卻一直遭到各種偏見和反馬克思主義曆史理論的歪曲非難，他們把馬克思主義關於曆史發展具有客觀規律的理論說成是“宿命論的機械曆史觀”，是反自然主義的“曆史決定論”，等等。一些資產階級的政治家、思想家對於依據曆史唯物論原理得出的人類曆史必將由私有製社會最終進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的科學論斷更是百般地詆毀。
然而，馬克思主義者從來就不是宿命論的“曆史決定論”者，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所創立的曆史唯物主義，承認社會曆史發展是有規律的。但承認這種客觀性並不是承認曆史發展的規律是一種超乎於人們現實社會曆史之上的、命定的支配力量，人們在曆史規律麵前是完全被動的。恰恰相反，曆史唯物主義是一個完整的科學體係，這個理論一方麵科學地揭示出了曆史發展基本規律的客觀性，指出，社會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當每一代人來到這個世界之時，所麵臨的生產力都是既定的，而一定性質的生產力又決定著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存在。當人與自然的矛盾運動必然地使生產力向前發展時，社會的生產關係與上層建築也必然要相應地向前發展。私有製文明取代原始共產主義的野蠻，而社會主義製度又終將取代私有製剝削製度，這都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結果，是不以任何人意誌為轉移的曆史總趨勢。
另一方麵，曆史唯物主義在闡明這種曆史客觀性時，從來也沒有否認過社會的人在社會曆史活動中的能動性，而是科學地闡述了曆史發展的客觀性與曆史創造者的社會實踐活動之間的辯證關係。社會曆史的發展與純粹自然界的發展是根本不同的，自然界的規律是盲目的自然力相互作用的結果，而“在社會曆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全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的目的的”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43頁。。所以，列寧說，是“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曆史”
《列寧選集》第2版，第2卷，第586頁。。社會是人的社會，社會曆史是人所創造的曆史，離開了人就無所謂社會，無所謂社會曆史，也無所謂曆史的規律。當馬克思主義指出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是生產力時，並沒有把生產力作為一種純粹的物的力量看待，而是十分明確地指出生產力就是人的征服自然的能力及其物化標誌。正如列寧說的，“首要的生產力就是工人、勞動者”
《列寧選集》第3卷，第843頁。。而由生產力的發展引起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變革發展也不是一個自發的自然過程。沒有一個重大的曆史事件的出現，沒有一次社會關係的大變動，沒有一種社會思潮的問世不是人們曆史創造活動的結果。恩格斯說：“人們通過每一個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覺期望的目的而創造自己的曆史，卻不管這種曆史的結局如何，而這許多按不同方向活動的願望及其對外部世界的各種各樣影響所產生的結果，就是曆史。”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43頁。因此，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正是人們在解決人與自然、人與人兩大矛盾關係的曆史活動的平均數中產生了曆史發展規律的客觀性。而客觀的規律性又反過來規定製約著人們的曆史活動。
這種曆史發展的客觀規律與人的曆史創造活動的辯證關係，決定了不論哪個國家、民族的人們是怎樣不同地在進行著自己曆史的創造活動，而整個世界都必然地要按照社會發展的總趨勢有規律地向前發展。同時，世界各國、各民族的曆史又不可能一模一樣。全國人民具體的曆史創造活動千差萬別，必然使世界之林中的每一個成員都經曆著各自不同的曆史道路，形成各不相同的曆史麵貌。不同的曆史發展道路又造成了各個國家、民族社會進步先後快慢的差異。
因此就一個國家或民族而言，在總的曆史發展趨勢的框架內，究竟采取什麼具體的道路與方式來解決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兩大基本矛盾關係，尤其在重大的曆史關頭，客觀上是存在著一種曆史的選擇的。在近代亞洲的發展史上，社會發展程度大體相當的印度、中國、日本等國家，同樣在麵臨西方殖民主義侵略時，由於各國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力量采取了不同的內外政策，結果使各國經曆了不同的曆史命運。印度淪為了英帝國的殖民地；中國保持了半獨立的狀態，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日本則通過明治維新走上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在擺脫西方殖民侵略的同時，成了亞洲一個新的殖民侵略的戰爭策源地。二次世界大戰後，一大批亞、非國家獲得了民族獨立，在這樣的重大曆史關頭，新獨立的亞、非國家都麵臨著一個選擇什麼道路，以什麼方式來發展自己國家的問題。當時中國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就麵臨著兩種命運、兩個前途的抉擇。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人民進步力量要把中國引向光明。國民黨反動派則竭力要把中國引向黑暗。在這個曆史的十字路口，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浴血奮戰，打垮了國民黨反動勢力，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接著又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跨越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建立起了社會主義製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礎上經過民主革命，走社會主義救中國的道路，這就是中國人民做出的偉大的曆史選擇。曆史存在選擇，曆史需要選擇，這也是曆史發展客觀規律的內涵之一。
曆史的選擇是曆史創造者的曆史主動性的一個重要表現。但當一個國家或民族在做出某一個重大的曆史選擇時，並不完全是某種主觀願望的結果。不同的個人與社會集團存在著不同的利益，他們的主觀願望各不相同，甚至是互相衝突的。在具體的曆史進程中任何一個人的願望都會受到任何另一個人的妨礙，而最終的結果，則是這些彼此交錯衝突的力量融合為一個總的平均數和總的合力。恩格斯說：“曆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誌的相互衝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誌，又是由於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就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曆史事變，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然而從這一事實中決不應作出結論說，這些意誌等於零。相反地，每個意誌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裏麵的。”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61-462頁。所以曆史的選擇不僅是曆史創造者主動的曆史創造活動的結果，而且是一種類似自然曆史進程的客觀結果。
曆史的選擇作為一個國家或民族對自己的曆史發展道路與方式的具體選擇，這種選擇的主體，是整個國家或民族的各種社會力量。在具體的曆史事變中，各種人物、社會階層與勢力都要求曆史按照自己的利益與願望發展。但從曆史發展的根本方向看，這其中最基本的力量則是廣大勞動人民。人類的曆史從根本上說，首先是一部生產的曆史，勞動人民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在社會發展變革的重大曆史關頭，他們又總是推動社會革命性變革的最強大的群眾基礎。他們的曆史地位決定了他們總是曆史上的進步力量，他們為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提供了最根本的原動力。這就從根本上規定了曆史選擇的基本方向。因此不論曆史呈現出怎樣的複雜性與曲折性，一些國家與民族的社會發展會出現一時的倒退與衰落，但曆史進步的潮流最終是不可抗拒的。
另一方麵還要看到，由於在私有剝削製度下，勞動人民在經濟上受剝削，政治上受壓迫，處於分散、無權的地位和思想上不覺醒的狀態。因此，他們雖是曆史選擇的基本力量，但在多數情況下卻不是做出具體的曆史選擇的主導力量，而在社會生產中，在社會政治、文化關係中占統治地位的力量往往是曆史選擇的主導力量，在具體曆史事件的勾勒中發揮著主導作用。當那些符合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社會力量，在曆史事變中發揮出主導作用時，他們做出的曆史選擇通常能夠與廣大勞動者選擇的方向相一致，從而融合為強大的進步的曆史合力，促使曆史向前發展。當資產階級領導進行反封建鬥爭時，他們做出的曆史選擇就代表了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也符合勞動人民的曆史要求與利益。英、法的資產階級大革命都極大地推動了英、法以至整個歐洲和世界曆史的進步。馬克思對此評價說：“當時資產階級的勝利意味著新社會製度的勝利，……這兩次革命不僅反映了它們本身發生地區即英法兩國的要求，而且是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當時整個世界的要求。”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21頁。相反，當那些束縛生產力發展要求的腐朽力量占據統治地位時，他們就會做出阻礙曆史進步的選擇，並將這種選擇強加於國家或民族，從而造成曆史的悲劇。這樣的曆史實例也同樣是屢見不鮮的。1840年英國殖民強盜發動罪惡的鴉片戰爭時，以一支幾千人的孤軍，萬裏涉海遠征，無論從戰爭的性質，人心的向背，還是兵力的對比，後勤補給的保障，都對中國有利。戰爭初期粵閩軍民在正確方針的指導下，就給了來犯之敵以沉重的打擊，使英軍無法得逞。但由於當時中國占統治地位的以道光皇帝為首的封建統治集團的昏庸、腐敗，“防民勝於防寇”，最終使戰爭歸於失敗，訂立了屈辱的《南京條約》，中華民族從此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因此，在一個國家或民族以一種曆史合力的形式在曆史發展的重大關頭，做出某種具體的選擇時，選擇正確就會加速社會曆史的進步，選擇錯誤就會延緩社會曆史的進步，甚至是曆史的倒退。在這裏，曆史主體的主動性有著巨大的曆史作用和不可推卸的曆史責任。
社會曆史的發展過程，是一個曆史選擇的自發與自覺的辯證統一過程，是一個人們從自發地進行曆史選擇到自覺地發揮曆史作用、承擔曆史責任的發展過程。
人們從事某種曆史活動時，總是有意識有目的的，從這個角度說是自覺的，但產生這種意識與動機的根源，人們往往並不明白，而受著某種自發力量的支配，但這種力量又如前所說來源於人與人、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之中，是人們自覺的活動中產生的自發力量。因此人們的曆史活動過程總是一個自覺與自發的辯證統一過程，是不斷地從自發地進行曆史創造活動做出曆史的選擇，向自覺地創造曆史、做出曆史選擇的方向發展的過程。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創立把社會發展的規律第一次科學地揭示在人們的麵前，為人們自覺地、正確地進行曆史的選擇提供了科學的思想武器。而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更為人們自覺地創造曆史、進行曆史的選擇開辟了現實的道路，恩格斯說：“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人們自己的社會結合一直是作為自然界和曆史強加於他們的東西而同他們相對立的，現在則變成他們自己的自由行動了。一直統治著曆史的客觀的異己力量，現在處於人們自己的控製之下了，隻是從這時起，人們才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曆史。”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23頁。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使人們第一次具有了自覺主動地運用社會發展規律，創造曆史，進行曆史選擇的社會條件。
但是，馬克思主義的創立，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隻是為人們自覺創造曆史提供了前提，奠定了基礎。這一切並不意味著人們從此必然會依據馬克思主義揭示的規律，自覺正確地進行曆史的選擇與創造。由於各個國家、民族的具體社會矛盾和國際環境的複雜、多變、曆史的自發力量依然在發生作用等原因，社會曆史仍然可能顯現曲折的發展狀況，曆史的選擇仍將是一個自發與自覺、前進與反複的辯證統一過程。因此在現實的曆史生活中要能更自覺更好地發揮曆史創造者的作用，做出正確的曆史選擇，就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與現實的曆史實踐結合起來，提高曆史創造的自覺性，推動曆史向前發展。
為此，人們在做出曆史的選擇時首先就要以是否符合絕大多數勞動人民的利益作為選擇的根本標準。
勞動人民群眾是世界文明的創造者，他們從事的腦力、體力勞動是社會最基本的實踐活動，因此，他們的利益，他們的解放，便從本質上規定了人類曆史發展的方向。隻有始終不渝地堅持為絕大多數勞動者謀利益，堅持為勞動人民群眾的解放事業而奮鬥，不論是建設還是改革都以人民為本位，才能從根本上把握曆史創造活動與選擇的正確方向。評價一切曆史活動的根本標準就是看其是否符合勞動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在當今的曆史條件下，勞動人民的利益是與社會主義事業緊密相連的。隻有社會主義才能使勞動者真正成為社會的主人，在經濟、政治、思想上獲得解放。社會主義事業就是勞動人民的解放事業，堅定地為這個事業而奮鬥，這是今天的曆史條件下，唯一正確的曆史選擇。
其次，在曆史的創造與選擇中，處於社會經濟、政治生活主導地位的社會力量，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們的曆史活動往往能在曆史的選擇中起到支配性的影響。現代社會中在經濟、政治生活中能成為這種主導力量的，一般都是代表著一定社會階級、集團利益的有綱領、有組織的政治力量——政黨。因此，有沒有一個始終堅持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有科學世界觀武裝的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對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曆史命運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有一個以馬克思主義武裝的、為人民的解放和社會主義事業不懈鬥爭的革命政黨，並始終保持著在社會生活中的主導地位，那麼它就能帶領人民群眾做出正確的曆史選擇。那麼這個國家的勞動人民的解放事業就能勝利，曆史就能沿著正確的軌道順利地前進。
相反，如果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政黨；或由於黨內外各種敵對、腐朽勢力的侵蝕、夾擊，黨喪失了領導地位，或自身發生了腐化蛻變，讓那些違背曆史發展方向的社會力量成了社會生活中的主導力量，那麼，他們就可能把自己階級、集團的利益和願望強加於社會，使那些國家的曆史發展出現曲折或倒退。因而建立一個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武裝的，理論聯係實際的，能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不圖任何私利的，能自覺防腐防變，有健全的黨內民主、監督機製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並成為能始終團結帶領廣大勞動群眾為勞動人民的解放事業而奮鬥的社會主導核心力量，這是做出正確的曆史選擇的根本保證。
其三，任何的曆史活動，尤其是重大曆史關頭的重要抉擇，都是人們有意識的活動，要從自發的進行曆史選擇進入到自覺的狀態，就必須靠先進正確的思想理論作指導。隻有以科學的理論武裝起來，把握了曆史發展的規律，才能成為曆史自覺的創造者。在當今的曆史條件下，馬克思主義無疑仍是人們創造曆史的科學指導思想。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陣地，普遍地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教育，使千百萬腦力、體力勞動者從切身的利益與實踐經驗出發接受馬克思主義，並自覺地以它為指導思想，這是當今社會的重大曆史課題，這是人們做出正確的曆史選擇的思想前提。當然，馬克思主義是活生生的科學，不是僵化的教條，它的科學的辯證的本性不容歪曲；也正是這種科學的本性又決定了馬克思主義必須隨著曆史的發展而發展，在人們新的曆史實踐中不斷總結發現曆史發展新的規律與理論。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世界觀，以它為指導思想並不等於要將人類思想寶庫中的其他財富都拒之門外。所以要能把握好曆史的規律，做出正確的曆史選擇，還必須吸收人類一切優秀的思想文化財富，為勞動人民的解放事業所用，為推動曆史前進所用。
其四，曆史的選擇絕不是一個簡單的自然過程。選擇必然是各種利益的衝突，各種力量的較量。選擇就是鬥爭。重大的曆史抉擇，通常總是一場涉及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動員社會各個階層、階級的力量進行的鬥爭。片麵、絕對地強調鬥爭與片麵、絕對地否定鬥爭都是錯誤的。曆史就是在鬥爭與聯合、鬥爭與妥協、破壞與建設的辯證統一中前進的。要自覺地做出正確的曆史選擇，作為代表社會曆史發展方向的社會力量，在這種鬥爭中就要保持清醒的頭腦，有能進行複雜的、艱苦的、長期的鬥爭的勇氣與力量。要有能團結組織廣大群眾奪取鬥爭勝利的正確策略與高超藝術。
其五，世界是個整體，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的存在與發展都是處於一定的國際環境中的。國際環境對一個國家或民族曆史的發展往往有著重大的影響。在古代如此，到近現代更是如此，西方殖民主義的入侵曾使得許多亞非國家的正常曆史進程被打斷，經曆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痛苦曆程。因此，國際環境對一個國家或民族進行的曆史選擇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條件。當今世界各個國家和民族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文化上，都更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了。國際環境對各個國家的曆史進程就有著更為重要的影響。由於世界局勢的複雜多變，充分重視國際環境的影響，已是現今進行曆史性選擇的基本要素。隻有正確認識本國、本民族在世界格局中的曆史地位，堅決地維護本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積極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有利的國際條件，努力加強同世界各國人民的團結與合作，壯大世界人民的力量，反對國際的反動勢力,才能在複雜的國際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保持曆史發展的正確方向。
正確地認識曆史的規律與曆史的選擇的辯證關係，這是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曆史科學的一個重要課題。把握好這個曆史的辯證法，就能使我們的人民更自覺地按照曆史發展的規律來做出正確的曆史選擇，更好地完成自己崇高的曆史職責。
（與吳亦明合寫，原載《山東社會科學》1992年第2期。）
洋務運動給近代中國提供了哪些新的東西
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僅關係到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關係到舊的階級分化和新的階級出現，而且對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等各個領域的變化，對後來的中國社會發展產生了多方麵的影響。怎樣看待洋務運動呢？洋務運動究竟是順應了曆史潮流，推動中國曆史的發展，因而是進步運動，還是逆潮流而動，阻礙中國曆史的發展，因而是反動運動呢？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依照馬列主義的標準：“判斷曆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曆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
《列寧全集》第2卷，第154頁。那麼，洋務運動是否為近代中國提供了新的東西呢？把它放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加以考察，答案是肯定的。下麵就其主要方麵做些論析。
一、洋務運動為近代中國提供了哪些新東西
（一）創辦近代工業
近代工業包括軍事工業和民用企業兩個方麵，洋務派是從創辦軍事工業起家的。他們懂得：“今國家講求武備，凡所有船械不自行製造，皆仰給於人，若一旦失和，各國謹守公法，不肯出售，悔之莫及。”1861年到1894年，洋務派在各地先後創辦了大約20個製造槍炮、彈藥和船艦的工廠。洋務派所辦的近代工業是“原來封建社會中沒有的現代機器工業，這不可能不促進社會經濟的變化”
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帶動生產技術的發展。為了促進軍工生產，洋務派在70年代繼而籌辦其他新式企業，在台灣、安徽、湖北、直隸等地開采煤鐵等礦產。1877年創辦的開平礦務局，規模較大，經營十餘年後，該局煤產量不僅滿足了天津市場的需要，且有剩餘可供牛莊、上海，減少了日本煤的進口量，“從此，中國兵商輪船及機器製造各局，用煤不致遠購於外國，一旦有事，庶不為敵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泄”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20卷，第33頁。。洋務派創辦的新式紡織工業與冶煉工業，是全盤購買成套機器設備興辦起來的。如蘭州織呢局，購買了德國機器4000箱，包括梳毛、漂染等全套設備。在機械製造方麵，江南製造局於1865年從美國引進的機器，不僅包括鍋爐、蒸汽車等原動機，還有大量的工作機械。另外，印刷、機製紙、火柴、自來水、煤氣、電燈、電報、榨油、釀酒、機製糖、機製卷煙等各種技術也在這一時期被一些工廠、企業先後采用。到中日甲午戰爭以前，洋務派通過引進，共興辦了19個軍工廠、11個大煤礦、2個鋼鐵廠、12個金屬礦和4個紡織廠，這些都是用近代機器設備裝備起來的；同時，還修了364裏的鐵路，創辦了近代電信事業。截至1895年，一個總長為46000裏以上的電訊網出現在中國大地上，“東北則達吉林、黑龍江俄界，西北則達甘肅、新疆，東南則達閩、粵、台灣，西南則達廣西、雲南，遍布二十二行省，……殊方萬裏，呼吸可通，洵稱便捷”
《洋務運動》（六），第446頁。。
在洋務派創辦的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的刺激與推動下，1863年到1894年民間出現的商辦工廠達74個以上。由此可見，引進西方先進技術設備，裝備了我國的第一批近代軍工、航運、采冶、電訊、紡織等生產部門，中國從此開始有了自己的近代輕、重工業。從古老的作坊手工業到采用近代機器大生產的輕、重工業的出現，不能不是中國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生產工具的變革上，洋務運動具有開創曆史紀錄的一麵。
（二）引進人才
由於中國近代科學和工業都不是在國內原有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引進的水平與國內的基礎有很大距離，這樣，僅有先進設備還不能形成生產能力，隻有技術與設備結合才能發揮效益。因此，洋務派創辦的近代工業，在引進先進設備的同時，還引進雇傭一批外國科技人才，“所望內地員匠學其器而精通其意，久之自能運用，轉相傳習，乃為經久之道”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17卷，第16頁。。江南製造局“雇傭洋匠，進退由我”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17卷，第17頁。，合我要求的，就雇傭；不合要求的，隨時解聘。福州船政局從1867年動工到1907年，先後招聘了三批“洋員”、“洋匠”共81人。這些人都受“安分守法”、“不得懶惰滋事”等合同條款的約束，純為受雇身份。他們除了承擔從外國采購機器設備和負責安裝、調試到設計製造外，還負責培訓人員，傳授技藝。這些引進的人才的確為我國帶出了一批專業人員。如福州船政局，到1874年初，中國學生即有27名可以成為執掌一方技藝的工程師，8名可充當設計部門的技術領導，14名擔任了輪機長，2名擔任了教師。
日意格：《福州船政局》庚24。1886年，該局試造的雙機鋼甲兵船，最終達到了“不用一洋員、洋匠，脫手自造”的地步。
（三）發展了工人隊伍
中國早期的產業工人，雖然在19世紀40年代就產生於外國資本在中國開辦的工業企業裏，但直到洋務運動興起前，它的人數還是很少。據統計，1860年以前，外國資本在中國開辦的企業大約15個，其中規模較大的廈門船廠，也不過有200個工人。
《中國通史參考資料·近代部分》，第498頁。洋務派以師夷自強為動力，開辦近代企業，造成了中國資產階級產生的土壤。“而資產階級即資本愈發展，無產階級即現代工人階級也在同一程度上跟著發展。”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7頁。在洋務運動35年中，中國工業無產者由“微量元素”發展壯大為約具有近10萬人的產業無產階級隊伍。當然，19世紀70年代中國商辦企業的興起也產生了一部分工人，但這些企業大都為輕工業，在造成產業大軍上是不及洋務派所創辦的重工業的。如果沒有洋務運動，中國資產階級，特別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無產階級，誕生和發展的時間可能會拖得更晚。
（四）創辦新式學校學堂
中國舊時代的教育場所主要是私塾和書院。直到洋務運動興起以前，在中國還沒有近代新式學校出現。舊的學堂不能適應洋務事業的需要。在洋務運動興起的同時，洋務派就設立了近似近代學校的同文館和上海廣方言館、粵同文館。隨後又有江南機器製造局附設的上海機器學堂(1861)，福建馬尾造船廠附設的福建船政學堂(1866)，天津的電報學堂(1879)，上海的電報學堂（1866）等。同文館於1866年又增設天算館，培養天文、算學、化學、測繪等專門人才。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湖北還辦了兩個書院，即以後的“兩湖總師範”，開設學科除中國經史外，還設有理化、財政、軍事學等課程；聘外國教習。其他，如武昌普通中學堂、方言學堂、農業學堂、女子師範學堂等林立於武昌。此外，洋務派又在全國各地興辦了一批新式學堂。1880年建立的北洋水師學堂、1885年建立的天津武備學堂、1886年建立的廣州陸師學堂、1890年建立的南京水師學堂、1893年建立的湖北自強學堂就是其中的代表。據統計，從1862年設京師同文館到1895年盛宣懷在天津創辦中西學堂，洋務派共創辦近代學堂22所。這些近代學堂的出現，是文化教育領域中前所未有的事物，它們在溝通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和學習西方近代科技方麵，打開了若幹窗口。
（五）派遣留學生
中國近代留學並非從洋務運動開始，此前已有容閎等人赴美留學，但人數極少，而且僅是民間自發的個人行動，清政府既不過問，更不支持。洋務運動興起以後，與在國內興辦學堂的同時，還有計劃地向西方國家派遣留學生。1870年曾國藩、李鴻章奏請派留學生出國，得到清廷批準，並於1872年派出首批留學幼童30名。此後又於1873年、1874年、1875年相繼派出三批留學幼童。另外，還派遣一批青年學生赴歐洲學習科學技術和接受軍事訓練。據統計，洋務運動期間共派出留學生200多名。這些留學生不但學習到了外國語言文字和近代自然科學、軍事技術以及某些社會科學知識，而且得以直接了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情況。他們當中的不少人，在以後的政治、軍事、外交和經濟文化活動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如詹天佑、嚴複、徐建寅等。
（六）翻譯西書
洋務運動興起之前，林則徐、魏源等人已有“睜開眼睛向外看”的嚐試，但對外界的了解微乎其微。洋務運動興起後，了解西方國家情況成為迫切需要，而翻譯西書，則是適應這種需要的重要途徑。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以及江南製造局的譯書館，都先後翻譯了一批西書。據統計，從1868年到1880年，共翻譯西書（主要是自然科學）162種，出版76種。以後，西方傳教士和教會，也先後翻譯出版了一些有關西方法律、政治、地理、曆史方麵的著作。許多具有維新思想的開明士大夫和後來成為維新變法骨幹的人物，都從這些西書中受到過啟發和影響。這對於近代中國文化演變所發生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七）創辦報刊
中國最早的近代報刊是由外國人創辦的。而洋務運動期間，中國近代報刊有了比較顯著的發展。1872年在廣州創辦了《羊城采新實錄》，1873年在漢口創辦了《昭文新報》，1874年在上海創辦了《彙報》，1876年在上海創辦了《新報》。這些早期的報紙，雖然還不可能與外國人辦的《申報》《新聞報》等相抗衡，但他們畢竟是中國人自己創辦的報紙。從此中國人有了自己的近代文化和社會信息傳播工具。隨著曆史發展，近代報刊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後來的維新誌士和革命誌士，都把辦報紙、辦雜誌作為宣傳維新和革命主張的有力工具。可以說近代報刊的出現，也是洋務運動帶來的新鮮事物。
二、洋務運動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影響
眾所周知，洋務運動的結局是令人沮喪的。盡管如此，洋務派改良活動的內容及其影響卻不能忽視或抹殺，因為它畢竟給近代中國帶來了以上列舉的許多新東西，在很多方麵使中國社會前進了一步，雖然這種前進是緩慢的，有時甚至是痛苦的。
近代化的資本主義大生產開始在中國確立，是由洋務運動發其端的，有些企業甚至是很有氣魄的。左宗棠主持的福州馬尾船政局規模宏大，技術先進，曾經是遠東最大的造船廠。中國第一個近代化煤礦、第一個近代化鋼鐵廠、第一個近代化織呢廠、第一個近代化紡紗廠和織布廠都是洋務派創辦的。洋務派所興辦的各種輕、重工業，在客觀上為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準備了條件。同時，洋務運動引進了許多新的技術設備，傳播了近代的科學文化和企業管理經驗，培養了一批人才。1872年李鴻章創辦輪船招商局，從洋商手中收回一部分航運權。從1886年至1911年招商局從航運中獲得的收入每年平均為二至三百萬兩。這些都是有利於中國社會向資本主義發展的。
洋務派造炮製船，進行軍事上的革新，具有兩重性，既有鎮壓農民革命的一麵，也有抵禦外侮的一麵。軍隊作為國家機器，在任何國家都有對內對外的兩種職能。說洋務派的軍事活動完全沒有防備外國侵略的一麵，並不符合曆史事實。首先，洋務派對清朝軍隊進行武器和訓練的更新，比起頑固派的“以忠信為甲胄，以禮義為幹櫓，執梃可敵堅甲利兵”的愚昧守舊態度，無論如何是個進步，在中國軍事史上也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從1865年到1895年的30年間，洋務派在各地創辦了大約20個製造槍炮、彈藥和船艦的工廠，“凡一切槍炮、輪船、軍火均能自造”
鄭觀應：《盛世危言》第3卷。。洋務派的海軍建設也是有成效的。甲午戰前，傾全國之力建立起了北洋水師、南洋水師和福建水師，特別是北洋水師，其規模居世界第四，其中定遠、鎮遠二艦的購置，給日本以很大的威懾，推遲了日本向中國發動侵略戰爭的時間。事實上，如果沒有洋務運動，就不會有左宗棠的揮戈出塞，收複新疆；就不會有馮子材的鎮南關大捷，迫使法國議和；就不會有甲午戰爭期間給日海軍以重創的黃海海戰，日本侵略就可以長驅直入。因此，洋務運動中的近代軍事工業，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禦侮”的作用。
中國近代教育製度的變更，也是從洋務運動開始的。1862年，總理衙門奏設同文館，中國從此出現了第二種教育形式，教學內容也開始改為以傳授外國語言文字和自然科學基礎知識為主，爾後各種工藝學堂、軍事學校的設立，以及留學生的派遣，動搖了傳統的科舉製度，為新學製開創了門徑，是中國教育史上的創舉。如果沒有洋務運動中創辦的新式學堂以及70年代以後大量出現的教會學校，清政府1898年明令廢書院及1903年廢科舉的措施是難以想象的。由洋務派組織的翻譯西方書籍的工作，使大量近代科學文化知識傳入中國，擴大了人們的視野，促進了思想認識上的變化。這對於後來一些有識之士在中國進行社會變革，提供了有益的經驗教訓。
有些同誌認為，洋務運動是反動的。這需要做具體分析。先從反帝來說，反帝需要一定的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洋務派興辦的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正是為了增強這兩種實力，雖然這兩種實力不為人民所有，但為中國所有，有利於中華國力的增強，事實上在日後的抵禦外侮的民族戰爭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況且在洋務派的動機中也有“師夷長技以製夷”這一麵，不單是為了鎮壓農民起義。在洋務派的頭麵人物中，既有飽受爭議的晚清重臣李鴻章，也有值得稱道的愛國將領左宗棠。在已被兩次鴉片戰爭打開了門戶的情況下，19世紀下半葉中國如果不搞洋務運動，又怎能設想腐敗顢頇的清政府在對外鬥爭中不會進一步投降賣國呢？再看反對封建主義。反封，要有新的生產力作基礎，作前提。沒有新的生產力，單有生產關係的變革，這個變革是短暫的、不徹底的、不能鞏固的，最後還得回到舊的生產關係中去。有了新的生產力，生產關係的變革才不可逆轉，水到渠成，才有立足的根基。雖然洋務派想通過洋務運動維護封建製度，但其帶來的先進生產力，不以他們的意誌為轉移而走向了他們願望的反麵。從這個意義上講，洋務運動是中國曆史發展的一個必經階段，為中國走向近代化所需要，它肩負了為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準備條件的曆史使命，做了不自覺的曆史工具。
甲午戰爭失敗後，洋務運動作為特定的曆史階段結束了，但中國人民為謀求經濟近代化和國防近代化的奮鬥並沒有結束。所以在1895年以後，不但原有的洋務工礦企業繼續保留，而且得到進一步的擴充，有些還辦得很有成效。如湖北槍炮廠在20世紀初擴充以後，“製造日多”
《端忠敏公奏稿》第3卷，第52頁。，“製度宏闊，成效昭然”
《唐庵尚書賽議》第9卷，第18頁。。福建機器局在1900年擴建後，“所製小口徑五響無煙快槍、水力機、墊快炮，與購諸外國與無殊”，而且“該局皆華人，工精費省，為各省所僅見”。
《番禺縣續誌》第20卷，第7頁。此外，又辦了好多家新的軍事工廠，如新疆機器局、江西子彈廠、山西製造局、河南機器局、北洋機器局，等等。至於民用企業和民辦工礦企業那就更多。1895—1913年間，全國新辦的工礦企業，資本在一萬元以上的共549家，資本總額達120288萬元。其中官辦、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的軍、民用企業有85家，資本總額達39476萬元。
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下），第637頁。這些均應看作是洋務運動的繼續和發展。
（原載《社會科學研究》1993年第1期，《新華文摘》1993年第4期轉載，獲1994年四川省期刊協會期刊好稿首次評比二等獎。）
中國近代反洋教鬥爭思想剖析
從鴉片戰爭開始，對世界文明曾做出傑出貢獻的中華民族，逐漸淪至受人奴役宰割的地步。西方列強恣意蹂躪她，盤剝她。洋教與鴉片、大炮結伴而行，成為一支特種部隊，扮演了侵略中國的角色。
洋教入侵的危害逐漸被中華民族認識後，便出現了蓬蓬勃勃的反洋教鬥爭。從19世紀中葉起，到義和團運動時期達到高峰，反洋教運動持續了半個世紀，發生了四百多起教案。官僚、士紳、會黨、農、工、商等各個階層的人士，都程度不同地卷入了這個洪流。其時間之久、波及範圍之大、參加人士之多，使其成為中國近代史上影響較大的運動。剖析中國近代反洋教鬥爭的思想，我們發現有如下幾種特點：
第一，思想衝突：憎惡洋教褻瀆孔孟之道，認為變人心是吞並國家的前奏。
近代傳入中國的洋教，主要是指天主教、基督教和東正教。這些洋教初次傳進中國的時候，披著溫情脈脈的麵紗。16世紀，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等人踏進中國國土，抱著小心翼翼的態度，改穿儒服、戴上儒冠、自稱是儒者。為了適應中國士大夫的自大心理，他故意“把地圖上的第一條子午線的投影位置轉移，把中國放在正中”。這樣，明朝人士“見到西洋各國與中國的距離幾乎遠得無法測量，又有重洋相隔，便不再畏懼外力來侵略”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誌》,第279頁。。也就是說，當時傳教士的行為還有所收斂，不敢明目張膽地為非作歹。
到了資本主義時代，西方宗教改變了麵貌，虛偽取代了坦率。“它已不能成為任何進步階級的意向的意識形態外衣了；它愈來愈變成統治階級專有的東西，統治階級隻把它當做使下層階級就範的統治手段。”《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52頁。洋教在中國大規模的傳播，是西方列強用大炮轟開閉關自守的清朝大門，逼簽不平等條約的產物。它在近代中國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肆無忌憚地作惡，公然為侵略張目。傳教士本身就是身著袈裟的強盜、侵略者。理所當然地受到中華民族的反對。中國士民認為，中國是文明禮儀之邦，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教者。世代恪守孔孟之道，經久不衰，是不可動搖的精神支柱。在他們眼中，洋教士誹天、誹聖、誹祖、惑世誣民，包藏禍心，足以壞人心，敗風俗，煽動百姓不辨是非，舍聖朝之正學，從洋人之邪教，與中國世代沿襲的典章製度是勢不兩立的。倘若“事禽獸之事，行鬼蜮之行，為天地所不容，王章所不恕，鄉人所不齒”《教務教案檔》第3輯。。湖南人士對世界曆史做了認真的考察，回顧了洋教流傳到印度、日本並從而兼並該國的悲狀，深切地指出：“設使彼教終得行於中華，則數千年衣冠禮儀之邦，一一化為倮蟲鯷人之域，獉獉狉狉，獸畜禽群，豈不深可痛哉！豈不深可恨哉！”《辟邪實錄》，第19頁。於是他們決心戳穿敵人的陰謀，萬眾一心抵禦侵略，洗刷當今皇上的恥辱和曆代聖賢的恥辱，堅信“外患消而內患易息，大禍除而小禍易平。去邪歸正，聖教昌明。太平之象，不難複見於目前矣”《反洋教書文揭帖選》，第81頁。。在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並存的情況下，他們毫不猶豫地把抗擊外敵入侵放在首位，表現出識大體、顧大局、關心國家危亡的精神。從原則上講，他們渴望太平和去邪歸正的願望是良好的。可惜封建社會已經江河日下，現實告訴人們，聖教絕對不會昌明，封建王朝的太平盛世也不複再現。在這個問題上，即使像江西巡撫劉坤一那樣的封疆大吏也認為“通商不過耗我之物產精華，行教則足變我之人心風俗”《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1。，與廣大人民群眾的觀點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所以，一些封建官吏、士紳盡管是動搖不定的，畢竟還同情或參與了反洋教運動。
第二，倫理差異：認為洋教鮮廉寡恥，敗壞了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
愛親敬兄、長幼有序、夫婦有別、父慈子孝，一向被中華民族看作美德。而洋教男女混雜，“不問男女，主教者，必先為淋浴”的洗禮儀式，以及挖人眼睛煎銀、攝取兒童靈魂的傳說，都足以引起公憤。1867年，河南南陽紳民譴責道：“彼教無君父之尊親，惟耶蘇之是奉，是無綱紀也。無骨肉之親愛，惟主教之是崇，是無倫常也。且已有妻女任其與主教褻淫，則廉恥喪。隻敬天主而不祀神祇祖考，則禮義亡。此等亂夷，行同禽獸，不待教而誅矣！”《教務教案檔》第2輯。一些官員也認為，洋教壞人之術，喪人廉恥，在潛移默化中與經商謀利和侵占疆土相比，更隱蔽更惡毒。義和團的表述也非常簡明，如洋教“棄倫滅理，禽獸不如”、“男女混雜，白日宣淫”《山東教案史料》，第228頁。，“男無倫，女鮮節”《拳匪紀事》第2卷。。這種傳統的倫理觀，並非以科學思想作指導，但它植根於一千多年封建中國的沃土，在億萬小生產者中有廣闊的市場，有巨大的號召力。他們堅定地表示：“寧凍饑而死，不忍為不忠不孝之事，以遺臭於天下後世。”《教務教案檔》，第1325頁。決心與洋教決裂，並將它“禮送”出境。
第三，政治矛盾：認為洋教士幹涉清朝內政，包藏著禍心。
早在1861年，總理衙門就發布了《通行傳教諭單並谘行教民犯案辦法》，規定傳教士“絲毫不得幹預地方公私事件”。但是，傳教士卻視同兒戲，我行我素。他們動不動便插手民間瑣事，使教民與百姓無理糾纏，訴訟不休。
教會成為地痞惡棍的避難所。洋教士四處宣揚“歸入其教可以不由官管”《教務教案檔》第1輯，第1017頁。，吸引人們入教。無賴之徒一旦入教，就以教堂為護身符，橫行鄉裏，損害良民。所以，當時流傳著“未入教，尚如鼠；既入教，便如虎”的說法。例如：1897年，江西永新縣教民傅成發與族人傅華裏因家務發生口角，傳教士竟要挾官府派人查辦，企圖翻十多年前的舊案，乘機強占他人屋地來建造教堂。身為縣令的閻少白雖想主持公道，而又對教民無可奈何，被逼得寫下遺書，“不惜微軀敢以屍諫”《教務教案檔》第6輯，第1024頁。。這種看來荒唐，而又千真萬確的事實，不能不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產下的怪胎。
大多數地方官員患有軟骨病，辦事仰人鼻息，遇到教士欺壓良民，“即明燭其奸，大半不肯照例懲治，或委曲將就，或故意延宕，以致被害之家怨憤莫釋，行路之人指目興歎，日積月累，漸染成風”《教務教案檔》第5輯，第1534頁。。這種保教抑民的政策，更加助長了侵略者的囂張氣焰。
天主教、基督教與佛教、伊斯蘭教同為外來宗教，而為什麼中國大規模的反洋教運動僅僅指向前者呢？根本原因在於，佛教和伊斯蘭教的信徒自為一類，不在四民之內，即所謂遊於方外。而天主教、基督教的傳教士則私設公堂、包攬詞訟、幹預政令，縱容教民欺壓百姓。即便是中國人，“一入其教，則人心但知有教主，不知有國法矣！”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第6卷。從這種意義上說，無論中國士民是否自覺地意識到，而事實上此伏彼起的反洋教運動確實在抵禦外來幹涉，捍衛祖國主權。在當時的中國，存在著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地主階級與農民兩對矛盾。中國士民始終把主攻方向對準外國侵略者，並策略性地把貪官汙吏作為洋教的走狗來反對，這完全合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情。
第四，矛盾衝突的升級：“滅洋”。
中國士民“滅洋”思想，不是簡單地產生於仇外觀念，而是根植於複雜的經濟、社會環境，是對洋傳教士罪惡活動的一種“報應”。眾所周知，鴉片是西方殖民主義者侵華的工具。它害得清朝白銀外流，國庫空虛，許多人身體衰弱，弄得清政府幾乎無禦敵之兵，無充餉之銀。馬克思曾引用他人的話，譴責鴉片貿易比販賣奴隸更惡毒。而“基督教傳教士都不反對這種貿易，他們乘坐販運鴉片的飛剪船到中國去，還從販運鴉片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他們公開宣揚“鴉片對中國人是無害的，就像酒對美國人是無害的一樣”摩利生：《馬薩諸塞州海運史》,第278頁。。1867年，傳教士竟明目張膽地在河南南陽“城內強買房宅，且謂江浙會館是其舊業。無憑無據，肆意妄為”。南陽縣紳商士民群起反對，聲稱“紳等皆有戀土之誠，自當曲盡守土之道，既已與彼教為敵於前，亦不敢避難於後，眾怒難犯,專欲難成，破釜沉舟，自有待之之法在”《教務教案檔》第2輯，第546頁。。“該夷人謀得草地之心亦甚切，兼有教處可以開挖煤窯者，尤為該夷所垂涎”《教務教案檔》第3輯，第186頁。，霸占田產，實行殘酷的剝削，以及“創立洋廠，製造洋炮”，都能引起“普天切齒”。《教務教案檔》第3輯，第895頁。洋教士還充當間諜、謀士、翻譯，甚至舉起屠刀，作戰爭販子。1885年，法國傳教士艾若望公然配合法國侵略我國，煽動雲南麗江府的教民預備糧草軍火接應，說什麼“你們奉了天主的教，都是法國的人”，要“出頭報效”，並親自率領二三百人騷亂。事實已經證明，洋教士踏上中國國土，就是肩負著殖民主義者的使命，把自己置於與中國人民敵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