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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門》,從親身經曆到虛構現實
張博
(法國巴黎索邦大學文學博士,主要從事20世紀法國文學研究)
引言
《窄門》自1909年正式發表以來,已經過去了一個多世紀。自從海派作家穆木天1928年將其首次譯成漢語以來,也已經過去了九十多年。在此期間,多有譯界名家在此一試身手。而一代文豪卞之琳先生,更是對《窄門》愛不釋手,對這部紀德的名作進行過細致的翻譯和解讀。他在《窄門》的初版序言中自陳:“我這本譯稿,1937年夏天,開始在雁蕩山的靈峰寺,結束在全麵抗戰爆發後的幾天,在上海法租界。”[1]在戰爭的陰雲乃至於隆隆槍炮聲中完成這部名篇的翻譯工作,並且感歎“這本小說裏的悲劇的光芒,倒難道——不是為了場麵的漂亮,而是為了正麵的價值——不能叫演悲劇的世界有所醒悟,而特別叫我們演慘劇的更有所激發嗎?”[2]這一有力的提問,在作品與時代之間構建起強烈的關聯,使得這對遙遠法蘭西青年男女之間的愛情悲劇,似乎與中華民族洶湧悲壯的近代史發生了疊合,穿越沉澱的時光,依然擲地有聲,振聾發聵。卞之琳的《窄門》譯本1947年正式出版,1980年代又進行了重新修訂。在新版序言中,他又舊事重提:
四十年前,我在上海為這個譯本寫序,有鑒於當時當地的形勢,發了以偏概全的感慨,說我們的世界是演不了悲劇,隻能演慘劇的世界。我一九四九年春從英國回到北平,目擊祖國大陸即將全麵解放,自己的感官當然也大有改變。誰想得到又經過十七年的曲折,來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廣大人民所受的元氣挫折、心靈創傷,恢複不易,社會上舊的後遺症未盡,又加了新的並發症?我為大局的近景和遠景慶幸之餘,又感到四十年前類似而不同性質的一點杞憂。我現在不免激賞紀德在這部小說裏表現的認真精神,不限於愛情的範圍或層次。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天堂與地獄,我們也就不該有我們自己的道德、自己的理想嗎?盡管本質上不同於西方資產階級以及封建貴族階級的“德行”觀念之類,在好的方麵,彼此還有一脈相通處、長遠契合處,總還是說得過去吧?[3]
卞之琳先生的這段話,似是一點從《窄門》延伸開去的人生體會,但其實卻涉及閱讀一部文學作品的根本方式:如何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處境中閱讀同一部作品,提出的問題與回答是否可以或應該有所差別?筆者認為,真正偉大的文學作品,都是從具體時空中誕生的朝向超時空與非時空的呼喚。換句話說,作品一方麵是作者在一時一地的具體情境中創作出來的,另一方麵卻又可以不斷突破時代、地域、語言、人群的限製,令作者無法想象的廣大讀者理解和感動。作品的意義,也將在新的語境中不斷變化和生長。文學批評的真正能量,也恰恰建築於“具體時空”與“超時空\/非時空”之間的張力之上。這就涉及兩方麵的根本問題:第一,作品創作時的具體時空究竟是什麼,作者的創作心態究竟為何?第二,在當下的語境中,讀者可以如何理解這部作品,並對他們的人生產生意義?關於第二個問題,沒有任何人有資格對讀者如何理解作品加以規定,自由的閱讀,恰恰是文學的本質之一。作為研究者,我們僅能給出自己的感悟以供讀者參考。而對於第一個問題,研究者卻可以通過文獻材料的梳理,給出一些相對客觀的論據。本文的目的,就是把讀者帶回百年前紀德書寫《窄門》的那個時空之中,在現實與虛構之間,感受紀德這位一代文豪強有力的筆觸。
《窄門》的自傳性
《窄門》的成書過程緩慢而艱難。紀德大約在1894年就已經萌生了寫作《窄門》的想法,直到1904年才真正動筆撰寫初稿,之後又在1906年和1907年先後兩次進行了近乎重寫的大改,幾乎可謂三易其稿。直到1909年最終出版前夜,紀德依然在對小說進行修改,抽掉了第八章開頭傑羅姆的一段獨白。在紀德的日記中,我們可以讀到以下片段:
昨天,我給科波念了《窄門》寫成的部分。我很不滿意,我所能作的評語等下麵再寫。差一點我就付之一炬。科波的見解很高明,他從我給他讀的部分裏,看出這無非是一件更好東西的初稿。這若是在前幾年,要念的自以為已經完美(或者近乎完美)的篇章,其實還不成樣子,我準得灰心喪氣。沒有神仙一般的耐心,就什麼也創作不出來。(1905年7月10日)[4]
我遲疑再三,最後才鼓起勇氣念《窄門》。首先稿子還極不完善,頭兩章有幾處尚未定型,有幾分模糊,總之念得相當沉悶……這本書,我寫起來極為艱難的地方,他們聽起來也相當艱澀。在時間上,它同我們今天所想、所感和所需錯位了。無所謂,我不能不寫。而我從這次有點失麵子的考驗中走出來,並沒有氣餒,而是更加堅定了。(1907年11月19日)[5]
從這些既哀怨又不失堅定的自白之中,可以看到紀德寫作《窄門》的艱辛。也正是在這個漫長的寫作過程中,紀德決定大量引入其個人的生活經驗,以此作為對小說內容的支撐。如果對紀德的生平略作了解,我們就會知道,他父親早逝,他的母親有一個一輩子與她生活在一起的單身女伴(安娜·夏克勒頓),他母親的隆多家族在諾曼底擁有一塊產業,他出生於毛裏求斯的舅媽與別人私奔,他娶了自己的表姐(瑪德萊娜·紀德)為妻,他有一個擅寫情色文學作品的密友(皮埃爾·路伊斯)……這一切似乎都可以在《窄門》中找到各自的對應:弗洛拉·阿斯布爾頓、封格斯瑪爾、露希爾·布科蘭、阿莉莎·布科蘭、阿貝爾·沃蒂埃。甚至傑羅姆與阿莉莎的往來信件,有一些段落直接摘抄自紀德與瑪德萊娜的通信。尤其是傑羅姆與阿莉莎的疏遠,其中的經驗與感悟直接取自現實生活中瑪德萊娜一度對紀德的回避。從這些細節來看,《窄門》似乎具有濃重的自傳小說色彩,似乎是紀德對其現實生活的某種轉述。
更隱秘也更有趣的細節還有,紀德在《窄門》的扉頁上留下了這樣一行題詞:“à M.A.G”(“致M.A.G”)。這行題詞,在法國各種版本的《窄門》中均有呈現,在國內卻似乎無人破解,出版時不是原樣保留但不作注解,就是一刪了之。而這亦情有可原。遍查紀德的親朋好友,並沒有任何人名可以縮寫為“M.A.G”,與之最接近的便是紀德的表姐和妻子瑪德萊娜·紀德,但中間的“A”字母又所指為何呢?不過,隻要在法語文獻中進行一番研究就可以知道,這個“M.A.G”,其實是“Madelaine André Gide”,也就是“瑪德萊娜·安德烈·紀德”,即“瑪德萊娜·紀德”與“安德烈·紀德”的合寫。這個“A”,恰恰是紀德自己的名字“安德烈”。換句話說,紀德把《窄門》這部作品獻給了他的妻子和他自己。這個細節是否可以證明,在紀德、瑪德萊娜與傑羅姆、阿莉莎之間,存在明顯的對應關係呢?
經驗片段一:結尾
關於紀德在《窄門》中對其現實經驗的運用,讓我們首先看看他本人如何描述。在文學自傳《如果種子不死》中,紀德這樣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