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德認為，有多少相互敵對的欲望和思想，共處並存在我們身上，人有什麼權力剝奪這種思想或那種欲念存在呢？要完完全全成為真實的自我，就必須讓自身的差異和矛盾充分表現出來，絕不可以想方設法去扼殺不協調的聲音。
上帝死了，人還活著，人取代了上帝空出來的位置。這種完全獲取了自由的人，雖然不能全能，卻能以全欲來達到上帝全能的高度，才無愧於爭得的自由。因此，人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全麵把握各種各樣的生活真實，體驗各種各樣的生存形態，自由享用人間的所有食糧。
四
《梵蒂岡的地窖》第五篇第三節中，有這樣一段意味深長的情節。朱利尤斯·德·巴拉利烏爾同拉夫卡迪奧討論無動機的行為，朱利尤斯說了這樣的話：“我們偽造生活，怕的就是它不像我們當初的自畫像，這很荒謬。我們這樣做，就可能把最好的東西給歪曲了。”接著，他又問拉夫卡迪奧：“……您理解‘自由的天地’這幾個字的意思嗎？”
偽造生活，這是世人最荒謬的悲劇，因為歪曲的，可能恰恰是生活中最好的東西。朱利尤斯一旦擺脫了節製他生活的禮儀習慣，眼前呈現出真正的生活空間，一片自由的天地，他就不禁萬分驚愕。他注視那片陌生的空間，不見一塊禁止通行的標牌，也不見規定的路線，連指示方向的牌子也沒有一塊。自由的天地，就意味著可以走任何路線；既沒有地圖，也沒有向導，隻好獨自往前走，身邊沒有助手，身後更沒有牽著線團的阿裏阿德涅，必須獨自一個人去冒險。
在自由的天地中，如果隻選定一個目標，隻定一條路線，那麼也就冒一種危險，事情就簡單多了；好與壞、樂與苦各居一半概率。然而，麵對自由的天地、陌生的空間，根本不做任何選擇，或者說無一舍棄地選擇整個生活空間，無一遺漏地要走所有可能的路線，那麼，也就沒有止境地去冒層出不窮的危險了。
生活的好壞與苦樂，不可預設，也不能預知，隻能遍嚐之後才能確認，因此，紀德的一生，他創作的一生，就是不放過任何可能性，永遠探索，永遠冒險。這種不加選擇的全麵選擇，我們權且稱為全欲。
全欲就意味著全方位地體驗人生，全方位地思索探求，不惜品嚐辛酸和苦澀、失望和慘痛。
全欲，就意味著不專，不忠，不定。不專於一種欲望，不忠於一種生存形態，不定於一種自我的形象。
與這種全欲的生活姿態相呼應，紀德的文學創作也不選定一個方向，要同時朝各個方向發展，從而保留所有創作源泉，維護完全的創作自由。
紀德全方位的生活姿態，同他多方向的創作理念，就這樣形成了互動的關係。他為了充分掌握人生的全部真實，就進入生存的各種形態，不能身體力行的，就由作品的人物去延伸，替他將所能有的欲望推向極致。另一方麵，他那些迥然不同、相互矛盾的作品，寫作和發表的時間雖有先後，但大多是同時醞釀構思的。可以說，沒有後麵譴責那種追求瞬間和感官刺激的《掃羅》，就沒有前麵的《人間食糧》；而沒有前麵《背德者》中那個為了感官的享樂就背棄道德的人物，也不會有後麵《窄門》中那個壓抑正常感情的清教徒的故事。
因此，以定格、定式、定型的尺度去衡量，去評價紀德的一生和他的作品，總要陷入矛盾和迷茫之中。紀德的這座迷宮，就好像變幻莫測的大海：
沒有定型的大海……驚濤駭浪向前推湧，波濤前後相隨，輪番掀起同一處海水，卻幾乎沒有使其推移。隻有波濤的形狀在運行，海水由一道波浪湧起，隨即脫離，從不逐浪而去。每個浪頭隻在瞬間掀動同一處海水，隨即穿越而過，拋下那處海水，繼續前進。我的靈魂啊!千萬不要依戀任何一種思想!將你每個思想拋給海風吹走吧，絕不要帶進天國。
如果以主題詞的方式，從總體上描述紀德的一生及其創作，那麼用“動勢”“變勢”，也許比較貼近吧。應當說，貫穿紀德的一生及其全部作品的，正是一種動勢、一種變勢。
紀德就屬於那些不斷地蛻變，否則就不能生長的物種。每天清晨，他都要體味新生的感覺，體味新生感覺的溫馨；每天清晨，他都要丟下昨日的軀殼，上路去迎接新生。未知物的孕育、艱難的更新，生命在紀德的身上就是這樣不斷隱秘地運行，神秘地再生；新的生命在他體內成形，那新生命即將是他，又和原來的他不同。
同樣，紀德筆下的各種人物，無論是追求生活幻夢的烏連、時時在調侃的《帕呂德》中的那個主人公，還是《浪子回家》中的那個浪子，無論是《偽幣製造者》中那位小說家愛德華、《梵蒂岡的地窖》中的那個“無動機行為”的拉夫卡迪奧，還是《田園交響曲》中的那個牧師，以及普羅米修斯、掃羅、康多爾王、柯裏東、忒修斯，等等，無論哪一個都是紀德的一種生活嚐試、一個心靈的影子，一種欲望的演示，都是紀德的一部分，又不能代表紀德的全部。
紀德的文學創作同他的生活一樣，極力避開任何責任的路標，隻靠好奇心，靠求知和創新的欲望來指引。他始終處於警覺狀態，唯恐稍有疏忽就要重複自己，或者走上別人的老路；他堅決擯棄“共同的規則”，不寫別人已寫出或者能寫出的作品，因而，他的每部新作，都與世上已有的作品，與他此前的作品迥然不同。他的某些作品甚至模糊了體裁的界限，究竟是隨筆、散文詩、小說、敘事，還是別的什麼，讓批評家無法分類。傻劇又是小說，不倫不類。而他稱之為唯一小說的《偽幣製造者》，更是前所未見：敘述的多視角、空間的立體和層次感，尤其“景中景”、小說套小說複雜而奇妙的結構，的確是小說創作的一次革命。
紀德自由行動在無限廣闊的空間，不選擇方向也就不怕迷失方向；那麼進入紀德迷宮的讀者，不預先設定方向也就不會迷失方向了。
五
紀德令人迷惑的多變，就是他總拿已知去賭未知，拿他的全部過去，再去賭新的未來。他時而疾馳，時而急停，不斷地變換方向，不斷地猛轉彎，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甚至做出驚世駭人之舉。
紀德的驚世駭人之舉，影響麵最大的要數殖民地事件和訪問蘇聯，這也是右翼和左翼正統者永遠也不肯饒恕紀德的兩大事件。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七日，紀德應蘇聯作協的盛情邀請，由五位左翼作家陪同訪問了蘇聯，至八月二十一日回國，曆時兩月有餘。歸國不久便發表《訪蘇聯歸來》，三萬多字的短文，加上次年出版的《附錄》《補正》等材料，也不足十萬字，可是卻掀起軒然大波。一夜之間，紀德就從蘇聯和共產主義的友人變成“敵人”。當年那種辯論和攻擊的激烈程度，隻有經過重大政治運動的人，才能有所領會。
事過六十餘年，尤其蘇聯解體之後，那場大辯論和本書所涉及問題的是是非非，早已十分明了，再談文中這些批評和見解如何正確和基於善意，而攻擊他的那些觀點又如何荒謬和偏執，今天看來就顯得有些多餘了。我們固然佩服紀德的先見之明；早在半個世紀前，他就看出蘇維埃政權要解體的種種征兆，並且提出了忠告。我們固然也欽佩紀德堅持正義的勇氣：在世界範圍左翼思想形成主流思潮的紅色三十年代，他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站出來講真話，觸怒當時以蘇聯為核心的力量。對與錯，從來就不能以一個政黨、一條路線或一種思潮來劃分，這一點早已被曆史屢屢證明了。
今天讀《訪蘇聯歸來》，最引人深省的，還是紀德這次麵對大是大非急轉彎的思想軌跡和心路曆程。我們在敬佩之餘，要看一看一代知識分子的佼佼者，如何不避艱險，走了這樣一段曆程。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世界剛剛經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災難，法西斯主義又崛起，表現出咄咄逼人之勢，而英、法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養癰成患，越發暴露出虛弱、腐朽的一麵。人類的命運與前途又遇到空前的挑戰。一些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懷著憂患的意識，開始紛紛轉向新型的蘇維埃政權，把它看成是人類的希望。不能說他們這種選擇，都是因為過分天真和狂熱，至少像紀德這樣特立獨行的人，是經過充分思想準備的，絕非輕易受迷惑和輕率地決定。
紀德生在新教家庭，受傳統道德的禁錮，青春一旦失而複得，他的心靈就變成開在十字路口的客棧。他以百倍的激情，去做他青年時代該做而未做的事情——追求快樂。為此，他完全擯棄了傳統道德和價值觀念，拒絕任何生活準則，要享受真正的生活，做個真實的人。
不要小看這“真實”二字，他一生如果有準則的話，這就是他的最高準則。從而他最憎惡虛假，他拒絕和鄙視的，大多是他認為虛假的東西。不過，他還僅限於追求個人自由和人生的快樂，不大關心社會和政治問題。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四日，他同友人動身去剛果和乍得旅行，次年五月回國，他就猛烈抨擊殖民製度和大公司對土著民族的殘酷剝削，發表了《剛果之行》和《乍得歸來》。這樣，圍繞殖民地問題，議會裏、報刊上都展開了大辯論，政府不得不派團去調查。紀德預言，照這樣統治下去，殖民製度維持不了多久。拋開這場辯論的社會意義和紀德的論斷正確性不談，經過這個事件，紀德的思想裏增添了一個重要的觀念：正義。
進入三十年代，紀德越來越關注蘇聯在政治和社會方麵所做的努力，也越來越同情共產主義。一九三四年一月，紀德和馬爾羅曾去柏林麵見希特勒的幹將戈培爾，要求釋放季米特洛夫和被關押的共產黨人。同年，紀德進入反法西斯作家同盟警惕委員會。一九三五年六月，紀德主持召開了世界保衛文化作家代表大會。他成為蘇聯和共產主義的偉大朋友，究竟有什麼思想基礎呢？
紀德自道：“引導我走向共產主義的，並不是馬克思，而是《福音書》……”
這不是戲謔之言。三十年來的創作生涯，他在作品中僅僅傳播自由，而不是宣揚信仰，隻因他沒有信仰可宣揚。但這不等於說他不在尋覓。他反複閱讀過《福音書》，做了筆記並寫成小冊子《你也是……》，從基督教教義中找到了他一直尋求的東西：不帶宗教的基督教理想，沒有教條的倫理；同樣，他在共產主義學說中看到了沒有家庭、沒有宗教的社會理想。
“三年苦讀馬克思主義著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主導思想，便是一種異乎尋常的寬宏大量，更是對正義的強烈渴求”。又是“正義”，這是他找到的理想和信仰，他要擁抱的真理。他也正是這樣來理解蘇聯和共產主義的。
於是，他在一九三五年出版的《新食糧》中寫道：“快樂對我來說，就不僅像過去那樣是一種天生的需要，還成為一種道德的義務。”
紀德這個“背德者”能談道德和義務，思想變化何其大啊。而且，他也不是空談道德，在《新食糧》中他還寫道：“我的幸福就在於增添別人的幸福，我有賴於所有人的幸福，才能實現個人幸福。”
請看，這多麼像一位共產黨人的誓言：個人幸福和人類幸福結合起來，首先要實現全人類的幸福，才有個人的幸福。可以斷定這不是表白和抄襲，而是理想和信仰的一種表述。
紀德就是懷著這種理想，到理想國蘇聯去朝拜。“蘇聯對我們曾經意味著什麼？不隻是一個遴選的祖國，還是一個榜樣、一個向導。我們夢想的、幾乎不敢期望的，但總心向往之、致力追求的，卻在那裏發生了。由此可見，在一片土地上，烏托邦正在變成現實。”
不料現實卻擊碎了紀德的理想。
到蘇聯訪問不久，紀德就陷入盤根錯節、糾纏不清的種種問題和矛盾之中；極簡單的一件事也弄得十分複雜，讓人理不出頭緒。
紀德在蘇聯看到的不是無產階級掌權，而是斯大林一個人專政；他看到的不是生機勃勃，而是死氣沉沉、閉關鎖國的蘇聯。他在蘇聯看到了他最痛恨的東西，“一切降低人的價值的東西，一切減退人的智慧、信念和銳氣的東西”，他也看到了他深惡痛絕的非正義：受到政治迫害而陷入絕境的普通工人求告無門……
紀德終於明白：蘇聯背離了它當初追求的目標，背叛了它令人們產生的所有希望。怎麼辦？如何處理人們肯定期待他做出的全麵判斷？“應當隱藏起保留意見，向世人謊稱讚賞一切(像羅曼·羅蘭那樣)嗎？”紀德陷入惶恐和痛苦之中。
本來，紀德從一個“背德者”走向主持正義，靠攏蘇聯和共產主義，有了理想和信念，就已經走了一段艱難的曆程。現在，他又麵臨另一段艱難的曆程：離開蘇聯，離開他“遴選的祖國”。紀德所走的是雙重的艱難曆程。
然而，投鼠畢竟忌器。進步陣營早已把蘇聯和這項事業過緊地連在一起，對蘇聯的批評，很可能轉嫁責任，損害這項事業了，紀德從而也就同整個進步陣營為敵了。
維護虛假的東西，就要喪失他終生最看重的人格，也違背重大抉擇從不以功利為前提的品性。“我認為真誠之所以重要，正因為事關大多數人和我本人的信仰。”
這就不僅僅是做人的真誠，而是信仰的真誠了。“在我的心目中，還有比我本人更重要、比蘇聯更重要的東西，這就是人類，這就是人類的命運、人類的文化。”
紀德在《訪蘇聯歸來》開篇講了一個希臘神話故事。穀物女神得墨忒耳裝扮成老嫗模樣，進王宮照看剛出世的小王子得摩福翁。女神出於無限的愛，渴望將孩子帶上神界，就在深更半夜把小王子放到炭火上錘煉。不料王後闖進來，推開女神，移走炭火，“毀棄了修煉中的超人品性”，孩子得救，卻未能成神。
一到蘇聯訪問，在紀德的心目中，蘇聯很快就成為一個破滅的神話。但是，他仍然端出《訪蘇聯歸來》這樣一盆炭火，有誰能真正理解他的良苦用心呢？
唯有曆史。紀德與眾最大的不同，就是將他對待生活和寫作的態度貫徹到底，原原本本經曆他要講述的生活……成為他要做的人。這就是他多變中貫徹到底的不變。
紀德的一生和他的作品，可以等同起來。
紀德原原本本經曆了(包括心靈的行為)他要講述的生活；同樣，他的作品也原原本本地講述了他經曆(包括心靈的軌跡)的生活。沒有作弊，也沒有美飾。倒是他在《柯裏東》《如果種子不死》等篇中暴露自己的同性戀性向，是令“親痛仇快”的事。
薩特在悼念紀德的文章中寫道：
他為我們活過的一生，我們隻要讀他的作品便能重活一次。紀德是個不可替代的榜樣，因為他選擇了變成他自身的真理。
紀德是在人生探索、文學創新兩方麵，都為後人留下最多啟示的作家，他的書是每次重讀都有新發現的作品，是讓人思考、讓人參與的作品。
[1] 卞之琳著，《卞之琳譯文集·上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409頁。
[2] 卞之琳著，《卞之琳譯文集·上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418頁。
[3]卞之琳著，《卞之琳譯文集·上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412頁。
[4]《紀德文集·日記卷》，李玉民譯，花城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388頁。
[5]《紀德文集·日記卷》，李玉民譯，花城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485頁。
[6]《紀德文集·傳記卷》，羅國林、陳占元譯，花城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76頁。
[7]《紀德文集·傳記卷》，羅國林、陳占元譯，花城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93頁。
[8]皮埃爾·巴勒普，《紀德傳》，黃賢福、高豔春譯，東方出版中心，2001年1月第1版，第213頁。
[9]《紀德文集·傳記卷》，羅國林、陳占元譯，花城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91至93頁。
[10]皮埃爾·巴勒普，《紀德傳》，黃賢福、高豔春譯，東方出版中心，2001年1月第1版，第70至71頁。
[11]即“傑羅姆”。
[12]卞之琳著，《卞之琳譯文集·上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414頁。
[13]所謂大資產階級就是當時擁有一百萬法郎以上的存款，每年僅靠銀行利息就可以生活無憂，因此不必工作的階層。
[14]日本江戶時代的浮世繪畫家。
[15]《紀德文集·傳記卷》，羅國林、陳占元譯，花城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349至351頁。
[16]皮埃爾·巴勒普，《紀德傳》，黃賢福、高豔春譯，東方出版中心，2001年1月第1版，第222頁。
[17]《紀德文集·日記卷》，李玉民譯，花城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26至127頁。
[18]勒內·夏爾，《憤怒與神秘：勒內·夏爾詩選》，張博譯，譯林出版社，2018年5月第1版，第190頁。
[19]威廉·福克納，《福克納隨筆》，李文俊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1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