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過頭來看，對於寫作一路執拗至此，多少有一些奢侈甚至任性。《餘輝》的前言有一句話，“我寫作的初衷是想記錄一個時代”，就是這個劇烈變遷的時代，當我們說起80後90後，有人說可以看看他的作品，說明我用心寫出了一些東西，當然道路還很長，也很艱難，也不是一部作品能夠表現，但這條路值得。最近我也在想，怎麼樣才能寫出真實的記錄時代的東西？最簡單地說就是關心他人的命運，能夠與別人共情，說得高尚一點，叫悲天憫人的情懷，在生活中或許不是一個優點，但對於一個寫作的人來說卻是必需的，而這種性格也是某種天性。
《布那泉河》的靈感來源於一種自我的思考，雖然人生隻能做一個選擇，但每個人都會對自己的命運做多種謀劃，因此小說是對不同人另外一種命運假設。在潛意識裏，我們時常會去想象另外一種現實中沒有選擇的人生可能性，那或許是一種遺憾，卻又可以成為人生一種不能實現的精神寄托，在現實中我們勇敢向前，在記憶深處則深藏一份彼岸的美好。
某種意義上，每個人都是環境的奴隸，麵對生存困境，絕大多數人會選擇大同小異的道路，沉默本身也是一種失敗，本質上是基於一種自我保護或者自私，隻有少數人會選擇另外一條艱難而不違背內心的道路，高尚或卑微也由此區分。直到走過那段歲月，甚至經過更長時間的沉澱，再次回首往事的時候，才會重新客觀地麵對自己的內心，打開已經久久荒蕪的心扉，當時是自私蒙蔽了良知，任憑內心荒蕪其實是仍然不能原諒自己。
當然，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有自私、正直和高尚，也有選擇行動或選擇沉默的權利，這個世界也由此決定變好或者變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