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戴國芳豪言要“超寶鋼、追浦項”的時候，他的身邊其實已經彌漫起了一場漫天大霧。世局如棋，變幻無常，戴國芳是一枚隻顧自己埋頭往前衝的棋子。
對於中國企業家來說，“政治是什麼”始終是一個問題。在這個群體中，我們看到太多的過度熱情者、視而不見者、公然對抗者、茫然無知者，可是，卻很少發現分寸拿捏準確、進退從容有序的人。
一直到入獄的時候，隻有小學學曆的“民營鋼鐵大王”戴國芳都沒有搞清楚這個問題，或者，他從來沒有問過自己這個問題。放眼當時國內，正有兩場大討論如火如荼地展開著，它們的結論將極大地影響中國經濟成長的棋局，戴國芳身處變局卻毫不知情。
第一場大討論是關於中國民營企業的重型化趨勢。
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經濟的複蘇是一場民營企業崛起的曆史，這些體製外的草根工廠在沒有任何資源和工業背景的情形下，從鄉間萌芽，自輕紡和快速消費品等“輕小集加”型行業入手，漸漸形成了一股強大的經濟力量。到2001年前後，民營企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已經超過國有企業，擁有最大量的產業工人和產業資本，在很多行業，“國退民進”已成一種趨勢。也是在這一時刻，隨著住宅、汽車、電子通訊等終端需求行業的增長，市場對上遊的能源產業，如對鋼鐵、有色金屬、電力、煤炭等形成了巨大的需求，中國的產業結構發生了從輕型化向重型化躍遷的必然調整。向來嗅覺敏銳的民營企業家無疑意識到了這個重要的轉型，那些已經完成了原始積累的企業家們開始紛紛向一直被視為是國有企業“禁臠”的上遊產業挺進。在這一群體中，戴國芳大概是知名度最低的一個，就當他在長江邊做鋼鐵大夢的時候，上海複星的郭廣昌正謀劃在浙江寧波建一個幾乎同等規模的鋼鐵廠，著名的四川希望集團劉永行則在內蒙古緊鑼密鼓地籌劃一個投資過百億元的電解鋁工程。
針對這一活躍景象，經濟界和傳媒界有不同觀點。有人認為，上遊產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應該由國有企業唱主角，不應該讓民營企業入場攪局。有經濟學家甚至認為，這些產業根本不可以市場化，應當由國家來壟斷經營。另一種觀點則為此歡呼不已，《中國企業家》雜誌在一篇評論中不無激越地寫道：當人們看到，民營企業的升級和中國的新型工業化正在適時對接，民營“企業家精神”和民營資本一並注入中國的重工業中的同時，人們不再懷疑：
耕耘在重工業領域的民營企業在未來數年內將刷新中國民營企業的最強陣營；這輪以市場化力量為主要發動機的新工業運動將托生出中國第一批不是官員出身、不被政府任免、隻以市場論功過的重工業巨頭。
第二個與此頗有關係的爭論是，中國到底是否應該走重型化的道路？這場爭論的主角，是國內兩位元老級的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和吳敬璉教授。厲教授認為，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在經曆了輕工業的高速發展之後，中國的“二次重工化”開始顯露端倪。這裏麵既有“由輕到重”的客觀規律起作用，又體現了產業發展本身對設備更新改造的巨大需求。因此，從政府到企業，都應該在戰略布局和技術創新等方麵順應這一趨勢。
吳敬璉則對厲以寧的“重型化階段在中國不可逾越”論提出異議。他認為，經濟結構在向重型化工業方麵轉化，其調整的主力其實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地方政府。原因有兩個：其一，政府作為調整主體，財政收入、政績考核決定政府必然要搞產值大、稅收高的重化工業；其二，政府也有能力發展重型工業，因為它擁有土地和貸款權這兩個最大的資源。吳教授認為，產業結構調整應該發揮市場的力量，現在政府在那裏紛紛投資、紛紛參與是不對的，而且，現階段中國在工業化的道路上不應選擇重型化，而要依靠第三產業和小企業的發展。
厲以寧與吳敬璉觀點的對立，事涉中國經濟的成長路徑，也對日後評判鐵本事件有宏觀上的參照意義。
當戴國芳在常州的長江邊為他的鋼鐵夢想激動不已的時候，中國經濟界和傳媒界正展開著這兩場與他幹係很大的討論。可惜他無暇關注到這些艱澀的“書生爭論”。他平日很少讀書看報，一位相熟的北京專家曾把《中國企業家》上的那篇文章帶給他看。專家最後說：“如果你的項目做成，你就肯定是中國首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