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自遠方來
或許某一天，我們祖先用幾千年創造出來的東西隨著時代的發展真會成了無人能懂的天書。
小時候學《論語》，開篇就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當時不理解，為什麼有個朋友從遠方來，會讓孔子這個滿腹經綸的大學者樂嗬半天。後來年歲稍長，讀黃易的《尋秦記》，讀到項少龍返回先秦途中於某日闖入一對老夫妻家，夫妻倆說，項是他們這幾年來唯一的客人時，終於懂了。有朋自遠方來，真的是一件很值得高興的事。
中國自古以農立國，生活在農耕社會的人們習慣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土地在給予人們巨大的物質回報的同時，也在無形中如一把鎖鏈束縛了他們的手腳。所以古時的人平常不出門，不是不想，而是出門之後，你的那一畝三分地怎麼辦？跟孔子差不多同時代的老子就曾這樣描述他心中的理想之境：“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這是一個令現代人很難理解的願望，但在當時卻是大多數人的呼聲。
當然也有非走不可的時候，但僅僅依靠雙腳跋山涉水對於任何人都是一個不小的考驗。況且徒步行走速度慢，耗時長，出門一趟很不容易，不到萬不得已絕對沒人願意四處溜達。就拿進京趕考來講，即使到了交通相對較好的明清時期，西南邊陲的舉子進京也往往要提前大半年出門，否則這三年一度的會試，你還真可能就趕不上了。在這種情況下，能夠代步的馬自然就稀缺起來，金貴得很。中原王朝曆來都很重視對馬的管理，很多朝代在邊境地區都設有專門的馬市，用來同遊牧民族進行馬匹交易，從而彌補中原地區馬匹的不足。
況且古代生產力發展有限，很多地方尚未開發，崇山峻嶺，戈壁沼澤都成了製約人居的因素。十裏八裏不見人煙是常有的事，所以古代小說裏，寫得最多的就是主人公“因貪行些路程，而誤了宿頭”。
如果不貪路程，時間上又拿捏得準，運氣好的，沒經過十字坡，碰不上孫二娘小兩口，也就用不著擔心被做成包子餡。運氣差的，景陽岡下喝完酒，說不定那隻還沒被武鬆打死的吊睛白額大蟲就是你人生最後的歸宿。
經曆了重重關卡，一個事先沒有預約的朋友猛地出現在你麵前，你說你能不高興，能不快樂，能不歡呼雀躍麼？
所以，在古人的詩詞中寫得最多的莫過於相聚時的歡欣和分別時的離愁。孟浩然在《過故人莊》裏這樣描寫與朋友相聚的場景：“開軒麵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而同是大詩人的白居易在潯陽江頭送客時卻隻有失落和惆悵的份：“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如果時間稍長，離愁繼而發酵成相思：“記得小蘋初見，兩重心字羅衣，琵琶弦上說相思。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晏幾道·《臨江仙》）多麼濃烈的情感，無論快樂還是痛苦都那麼厚重，像顯微鏡下的螞蟻，再小也是巨人。
而現代人則不同。轟天響的機器，忙碌的挖掘機，新修的四環線、五環線、地鐵、飛機場。城市張開它的血盆大口，越來越多的陌生人湧入你的生活，你機械地上班下班，然後把自己鎖在套間房裏，你的社交圈子越來越大，你認識的人越來越多，你的手機上、QQ上、MSN上、E-mail上滿是可以聯係的人，但真正能在半夜裏給你嗬護的到底有幾個？恐怕連上帝都不知道。
或許碰巧，你有幾個散落天涯的死黨，麵對快速的生活，便捷的交通和通訊手段。想念了，掛個電話，或者QQ上視頻一下，實在不行就打個飛的，從東半球的北京到西半球的洛杉磯12小時之內就可以搞定，地球都成了村，天涯自然也跟著成了比鄰。
心理學家說，一件太容易的事往往難以讓人興奮。於是現代文學裏，描寫歡聚的少了，描寫離別的少了，描寫相思的少了，描寫困惑和迷惘的反而多了。
世界變化太快，科技的發展在肆無忌憚地蠶食著讓人向往的農耕文明，我們那些從祖輩父輩身上傳承下來的農耕社會情感在慢慢消解。也許再過幾百年，甚至幾十年，人們再翻開孔老先生的《論語》的時候，“有朋自遠方來”或許真的就成了沒人能懂的天書了。
宋王朝
人，窮了，會死；企業，窮了，會死；國家，窮了，同樣會死……北宋是窮死的。的確，宋王朝從開國到敗亡，財政收支就一直走下坡路。到中期仁宗在位時，朝廷每年財政虧空高達300萬緡，而等到幾年後的英宗治平年間這一數字居然漸升至令人窒息的1570萬緡。緡是宋代的計量單位，跟貫等同，按購買力對比1緡大約相當於現在的人民幣375元，1570萬緡是個什麼概念？相當於人民幣58870萬元。如此巨大的財政虧空，以至於到1067年英宗病逝後，朝廷甚至都拿不出足夠的錢為這位曾經的皇帝辦一場像樣的喪事。
公認的北宋有四弊“積貧、積弱、冗官、冗兵”，而這四者中又以“冗兵“為最。
開國之初，太祖趙匡胤決定沿襲唐五代以來的募兵製，軍人職業化，實行嚴格的兵農分離。而軍人的來源除宋初多來自各被剿滅的割據勢力外，以後各朝基本上都是募集在各種自然災害麵前失去土地、顛沛流離的貧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