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武定縣獅子山正續寺。相傳建文帝出亡至昆明，寓城中五華寺，自言與鎮南將軍西平侯沐晟相識。寺僧通報，沐晟至寺。與建文密談，遂遣人送至武定府獅子山隱藏。後滇人為了紀念這位丟失皇位的皇帝，塑其全身像以供。此寺流傳有序，早在萬曆年間就已經盛名在外。萬曆前期，時任雲南巡按禦史的劉維曾在庚辰年（1580年）八月七日登上獅子山巔，極目遠眺，山隱龍蛇，氣象萬千，感歎不已，後來他在《寫金綱經序》中說道“建文潛此，理或然也”。到萬曆後期，時任雲南右參政的謝肇在其撰寫的《滇略》中更是說起當年建文帝修行時穿過的禪衣，用過的錫杖，原文為：“武定獅山崖半有庵曰龍隱，中祀建文皇帝禪衣、錫杖，淒然老納狀也。”後世文人如天啟年間（1621~1627年）的劉文征，清代曾出任武定直隸州知州的郭懷禮等，都有相關詩文傳世。
現今寺內仍是詩文眾多，其中一楹聯一匾額頗為絕妙。
楹聯曰：“僧為帝，帝亦為僧，數十載衣缽相傳，正覺依然皇覺寺；叔負侄，侄不負叔，八千裏芒鞋為步，獅山更比燕山高。”
匾額曰：“叔誤景隆軍，一片婆心原是佛；祖興皇覺寺，再傳天子複為僧。”
以上各說真真假假，虛虛實實，有時言之鑿鑿，有時又難免自相矛盾。加之年代久遠，一時間也難以查考，姑且存疑。
其三，江蘇吳縣說。
這一說以徐作生先生為代表，他的《龍角葬當致天子
——明建文帝出亡遺蹤》一文曾力辯其實，引起學術界的轟動。文章從建文帝的主錄僧傅洽被抓講起，《明史·姚廣孝傳》載有傅洽被抓一事，“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為僧遁去，傅洽知狀，或言匿傅洽所。帝乃以他事禁傅洽。”而且這一禁就是十多年，直到太子少師姚廣孝臨終前親自替他求情說：“傅洽係久矣，願赦之。”“至是，帝以廣孝言，即命出。”從這時起傅洽才重獲新生，告別了“手裏呀捧著窩窩頭，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流”的日子，但是隻要一閉上眼睛，這些年的往事就會山呼海嘯般襲來，揮之不去。於是傅洽向朝廷請命回到南京的大報恩寺，以終老佛門。當時的仁宗皇帝答應了他的請求，還賜給他大量的佛經，派專人、配專車把他送回了南京。宣德元年（1426年）傅洽自感油盡燈枯，留下一段偈語，飄然仙去。偈語雲：“清淨自在中，還是如是住。一切大安樂，清淨自在住。”徐先生把“住”拆解成“人中之主”。乃得出傅洽偈語中所謂的“住”正是金川門事件後逃亡在外的建文帝。傅洽既然留下這樣的偈語，說明他的確知道建文帝的去向。而從姚廣孝一力為他求情似乎也說明姚廣孝知悉內情。姚廣孝曾寫過一首題為《病貓》的詩，耐人尋味：
銜蟬踏雪世難尋，爪斂毛摧苦病侵，即倦終宵巡髦下，難思長日臥花蔭，欲急快啖非天意，縱鼠橫行豈有心，誰念前功能保受？夜寒收汝入重衾。
徐先生綜合考慮當時的政治環境、建文帝的處境以及姚廣孝在靖難之後性格的改變等諸多因素，認為這首詩有特定的政治隱喻，而其中所吟詠的那隻病貓正是此時出亡在外的建文帝。
另一方麵，最早發現的出亡奇書《忠賢奇秘錄》始為鬆江人王詔發現於吳縣的治平寺中。當時這本書的封皮是佛教經典《楞嚴經》（讓人想起覺遠大師和《九陽神功》），但書中所載卻全是有關建文帝及其隨亡舊臣20多人的事跡，可惜的是“墨斷爛，可識者九人”。後來的《致身錄》等書均以此書為本附會而成。從這裏也可以旁證建文帝極有可能出亡吳縣。應該說有相當一部分人是認可這一看法的。當地的地方誌如《蘇州府誌》、《吳縣誌》均有相關記載。
張鬱文的《木瀆小誌》還明確指出了建文帝出亡的具體地點——積翠庵。“積翠庵，在茅蓬東，一名皇駕庵。明建文帝遜國時曾移駕於此，萬曆間始顯。”作者親自拜訪了早年曾在皇駕庵當過主持的開明法師，一番愉快地交談之後，法師抄了一首據說是章太炎先生以前題在殿堂楹柱的詩相贈。“龍角葬當致天子，此處唯許法皇居，燕飛來競啄皇孫，後嗣休隨和尚誤。”詩中的“法皇，皇孫”指建文帝，“燕”指燕王朱棣，“和尚”指在靖難之役立下頭功的姚廣孝，“龍角之地”指的就是寺後的小山包。從章先生的詩來看，顯然章先生認為，那塊所謂的“龍角之地”葬著一位天子。此種說法在當地流傳甚廣，婦孺皆知。而且在皇駕庵四周還發現有雕龍柱礎，這皇家物什不比過年包餃子，有點麵粉就可以做的。
綜上所述，徐先生得出了出亡吳縣的結論。並且這一說法跟《明史》的一則材料不謀而合。《明史·胡濙傳》載，永樂二十一年（1423年），胡濙還朝奏事複命。正好此時，朱棣親率大軍征討阿魯台行至宣府。胡濙不敢懈怠，日夜兼程，趕到宣府，到達時已是深夜。朱棣這時也已經睡了，但是聽說胡濙來了，急忙起床召見。史書記載：“濙悉以所聞對，漏下四鼓乃出。”談些什麼？沒人知道。但是兩個月後，朱棣做了一件令人詫異的事情，“詔諭禮部尚書呂震，盡赦諸死義者家屬，給還田產。於是稍稍有敢言建文事者。”至此，這一事件算是告一段落。從以上這則材料可以分析得出三個結論：首先，胡濙所奏之事極其重要，因為他連夜趕到宣府；其次，胡濙所奏之事應該與他肩負的使命有關；再次，此事應該跟後來的“盡赦諸死義者家屬”一事有所關聯。從這三個充分條件出發，徐先生認為胡濙所奏的事極有可能是建文帝的死訊。明人趙士哲在《建文年譜·跋》中道：“朝廷使胡忠安（濙）巡行天下，物色十餘年，歸闕問狀，以無足慮對，足完君臣叔侄之倫矣。”其中“足完君臣叔侄之倫”一句，據先生分析，指的正是成祖得知建文行蹤而又不想傷害這個已經不與世爭的侄兒。現在正好建文帝自然死亡，成祖皇帝也做了，心病也除了，已經沒有什麼可擔心的了。另外，仁宗的禦製長陵碑有建文死後，成祖曾“備天子禮以斂葬”。那麼這個地點就極有可能是皇駕庵背後的小山丘了。徐先生的考證嚴密，敘述得體，還有大量的文獻資料與自己實地考察的訪問記錄為證，應該說可信度是相當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