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二月，江南已很有點小陽春的氣息了，但是在北方，春天的腳步卻總是姍姍來遲，京師的楊柳瑟縮在料峭的寒風中，枝頭上還沾著薄薄的冰花。來自塞外的沙塵把紫禁城攪得渾渾噩噩的，一副灰頭土臉不解風情的樣子。譙樓上隱隱傳來報時的鍾鼓聲，一聲聲沉悶而蒼老，仿佛來自一個遙遠的世紀……
道光帝旻寧一早就起床了，在清朝的曆代帝王中，他是資質最差卻又最勤勉的一個，一年到頭宵衣旰食，因此眼圈上總是帶著幾分疲憊。盥洗之後，他坐到禦案前，先讀了一段先朝《實錄》——這是他每天的例行功課，從來不敢懈怠的——但思緒卻怎麼也走不進先輩那輝煌的文治武功中去，他知道是昨晚簽發的那道諭旨讓他心神不定，便索性丟下《實錄》，又把諭旨細細看了一遍，似乎還要作最後的定奪。資質差的人往往謹小慎微，又特別注重細節，總想把什麼事都辦得滴水不漏。這或許也和他十七歲就被內定為皇太子，直到三十九歲才登基即位有關，漫長的等待是在如履薄冰的拘謹中度過的，把一個帝王本該具備的膽略和氣魄一點一點地消磨殆盡。況且漕運關乎天庾正供，茲事體大，不能不再三斟酌的。想到這裏，他又提筆在諭旨的後麵加了兩句：
至江廣幫船應否同江浙漕船一體轉運海口，俟江浙等幫海運有所成效，再行歸並籌辦。
寫完以後，又看了一遍，覺得很妥當了，才最後下定了決心，叫內臣拿過去用印，天亮後再送到軍機處去。
這是一封關於漕糧試行海運的諭旨，確實不同尋常。
清代的曆史到了十九世紀初葉，“康乾盛世”的餘輝已日見黯淡，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一次華彩演出，幾乎耗費了它全部的家底和行頭，也耗費了它全部的生命精神。既然一切都已經登峰造極，那麼等待著它的隻能是人去場空的大悲涼。而曾經為那場演出殫精竭慮的大運河也一下子衰老了，如同一個早年操勞過度的村婦，一進入中年就過早地顯出了龍鍾之態。它蓬頭垢麵，步履蹣跚，原先健壯飽滿的身軀變得鬆垮疲塌了，仿佛紙糊的一般，再也經不起風吹雨打。那日益枯瘦的運道是它白發下的皺紋，記載著與生俱來的勞碌和憂患。特別是蘇北裏運河那一段，由於黃河和洪澤湖的輪番侵淫，更是危如累卵，老天爺打個噴嚏也會引出一場塌天大禍的。雖然曆朝曆代都把河務和漕運作為頭等大事，但每年四百餘萬石的漕糧轉運，壓迫得大運河連喘氣的機會也沒有，因此，所謂整治隻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修補，結果是越補越破。就像道光黃帝褲子上的補丁那樣，流感一般傳染了滿朝文武，弄得朝堂上一片破舊的氣象。河漕積重難返，這已是不爭的事實。於是，從嘉慶年間開始就有人提出漕糧改行海運的建議，但事關祖宗成法，每次廷議時都要吵得昏天黑地的。從表麵上看，海運與河運隻是走漕的形式之爭，但實際上牽涉到一個根深蒂固的體製問題，即從傳統的政府包攬向招標商辦的變革。官辦的河漕體製法久弊生，養活了一大批冗官蠹吏，上至中央大員，下至倉胥運兵，一個個都樂此不疲地營私舞弊，把漕運視為自己千年不敗的鐵杆莊稼。一旦變革觸犯了他們的既得利益便如同掘了他們的祖墳一般，豈能善罷幹休!加之嘉慶道光這兩代帝王都是守成之主，缺乏敢作敢為的勇氣，海運之議，遂一再擱置。
到了道光四年，機會終於來了。
這一年，由於南黃河水驟漲，高家堰漫口，自高郵、寶應到清江浦一線運道淺阻，挽輸艱難，到了北方的漕船放空都回不去了。天大地大，吃飯問題最大，中國的好多事情不等到餓死人的時候是不會有人去解決的。如果光是老百姓沒有飯吃倒也罷了，問題是運河梗塞，正供無源，若長此以往，恐怕連達官貴人也要喝西北風了。到了這時候，還死抱著祖宗成法有什麼用?因此，當江蘇巡撫陶澍重提海運時，道光隻得同意讓他試試。
陶澍，湖南安化人，嘉慶七年壬戌進士。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湖南人是很幹了一番事業的，鹹同年間的幾位中興名臣——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差不多都是湖南人，其中左宗棠是陶澍的兒女親家，而胡林翼則是陶澍的女婿。湖南人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崛起，大致就是從陶澍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