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裏，產品的商品屬性消失了，市場作用被淡化了，無論是生產者還是消費者，一切都是以實物的形式提供的，一切都建立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模式之內。曆史上的大運河曾多次改道，漕運方式亦時有變革，但有一點始終沒有變，那就是，把南方經濟中心和北方的政治軍事中心連結起來，讓南方供養北方。這種實物供養式的漕運製度，客觀上壓製了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維護了鄉村中以土地為紐帶的人身依附關係，也強化了中央集權的封建政治格局。在這種體製下，小民百姓們固然喪失了走向市場的**，就是官僚貴族們，他們聚斂財富也不是為了用於投資和發展再生產，而是把銀子堆在倉庫裏，每年夏天搬出來曬曬太陽，尋求一種心理快感。或者用於購置土地，好在晚年致仕後有一塊優遊休憩的田園。在他們的心目中，隻有銀子和土地才是千年不敗的“鐵杆莊稼”。漕運就這樣把一個封建的中國緊緊束縛在土地上，讓它在自給自足中陶醉、僵化，直至腐朽衰亡……
其實即使在“康乾盛世”那個時候，大運河也已經顯出疲態來了。隻不過那時國力強盛，舍得把銀子花得流水似的，大運河就像一個用了激素的病人一般，還能勉強維持一種富態相。但這種富態不是雍容，而是虛胖，所謂嫻靜優雅已遠離它而去了。康熙乾隆前後十二次南巡，主要目的都是巡視河工，遊樂倒在其次。特別是康熙帝玄燁，早在親政以前就把“三藩、河務、漕運”作為三件大事，親自書寫了掛在宮中柱子上，以備顧視不忘，這三件大事中，就有兩件是與運河有關的。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三藩既平，玄燁即首次南巡。這次因對治河心中無數，隻能先為視察，故稱“視河”。原計劃先經山東祭奠泰山和拜謁孔廟，但當他祭畢東嶽，剛剛在郯城駐蹕，有河道總督靳輔向他奏報蘇北大水，下河七州縣一片汪洋。康熙聞報，隨即改變行程，先行南下巡視河工，待回鑾途經山東時，再拜謁孔廟。他不喜歡搞形式主義，在他的諭旨中，用得最多的一個詞就是“實心任事”。他自己也是“實心任事”的，河務是基本國策，不實心任事不行。
康熙的這次南巡，還引出了一場關於治河方案的大辯論。辯論的一方是皇上自己，另一方則是治河名臣靳輔。這場辯論長達三年之久，其中有具體的方法之爭，也有權力場中的恩恩怨怨。按理說，在**時代，君臣之間是沒有辯論可言的，更何況是康熙這樣的一代雄主。之所以會“辯”起來，一方麵是由於靳輔不屈不撓地據理力爭，一方麵也是由於康熙處理得很審慎，他並不意氣用事，以勢壓人，相反倒頗有一點民主作風。事情雖有些曲折，靳輔也曾一度被罷官，但實際上的治河方案還是按他的一套去實施的。在這場辯論中，有一個叫於成龍的大臣也頗為活躍。於成龍是有名的清官(前些時因為一部《清官於成龍》的電視連續劇，讓他幾乎到了家喻戶曉的地步)，但他對靳輔有成見，一直站在反對派的陣營裏。這個人清廉是清廉，治河卻非行家，而且既以清官名世，就處處有點求名的味道。康熙曾一度派他督理裏下河工程，結果發現根本不行。這說明，清官不一定就是好官，在一個清明向上的時代裏，人們需要的當然是好官；隻有在吏治日壞時，人們才呼籲清官，這是一種情緒化的表現，也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意思。
那麼，靳輔是不是清官呢?這個問題不大好回答，因為隻用清貪二字來評價官員，實在是過於簡單化了。正好，康熙也曾當麵向靳輔提過這個問題，我們來聽聽他是怎麼回答的。
康熙問靳輔：“你手下僚屬中有誰最為清廉?”
這是旁敲側擊的說法，名為打探僚屬，實為打探你靳某本人。誰不知道“長河決口，黃金萬鬥”，總河是個肥得冒油的差事呢?
靳輔回答得很得體：“清廉二字，人所難能，為大吏者必定要法己率屬，然後才可責人。臣起家寒微，蒙皇上隆恩任總河一職，但如果說一文不取，一文不與，臣也難以做到。”
為什麼“難以做到”呢?聽著，因為他在這個位子上也要開銷，例如對手下僚屬的激勵賞賚，例如方方麵麵的應酬交際，例如各種名目繁多的公務和攤派，等等。這些都沒有正項支出，隻能打到河工經費中去。
然後他又聲明：“不過若談到貪圖富貴，顛倒是非，貪贓枉法，妄取錢財，妨礙公務等事，臣則斷然不敢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