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有一個問題，英軍為什麼不直接從大沽口進攻北京，而要沿長江溯流而上呢?早在兩年前，他們的艦隊就曾北上大沽口，亦深知大沽炮台形同虛設。在晚清曆史上，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大規模入侵一共有三次：1840年的鴉片戰爭、1860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和1900年的八國聯軍進京。在後兩次入侵中，列強都是從大沽口入津門，然後直搗京師，從軍事上講，這無疑是效率最高的。那麼，在道光二十二年夏天，英國人為什麼要迂回到南方，選擇長江下遊向清王朝發難呢?
答案很簡單：他們是衝著大運河來的。
戰爭最基本的原則就是用自己最小的痛苦換取對手最大的痛苦，對於清王朝來說，還有什麼比切斷運河漕運更讓他們痛苦的呢?果然，扼守在運河與長江交彙處的鎮江一失陷，清王朝就如同被對手點中了命門一般，整個地癱軟了。在侵略者的戰爭指南裏，大運河成了這個古老王朝肌體上的一條優美的軟肋。而自鹹豐中期開始，因河漕逐漸停止，大運河亦失去了作為清王朝生命線的價值，到了那個時候，侵略者便隻能陳兵大沽口虎視京師了。
最美麗的往往是最脆弱的。大運河太重要了，它也因重要而飽經蹂躪。從隋煬帝開通運河那一天起，曆代的封建帝王也就把自己像人質一般交給了大運河。一千二百多年來，有多少次戰爭是圍繞著對運河的爭奪而展開的，我沒有統計過，我隻記得唐代安史之亂中的那次睢陽之戰——不僅因其慘烈，更因其留下的那些至今仍值得我們深思的嚴峻命題。睢陽當汴渠衝要，又是江淮門戶，對睢陽的爭奪實際上是叛軍與唐王朝對運河和戰略後方的爭奪。唐至德二載(公元757年)，安祿山之子安慶緒以十三萬大軍圍攻睢陽，守將張巡、許遠以不足萬人死守。戰事曆時十個月，孤城碧血，慘絕人寰。到了最後，城中所有能下咽的東西——包括茶、紙、樹皮、草根——都吃光了，守軍的戰馬也吃光了，連麻雀、老鼠也吃光了，張巡就殺掉自己的愛妾，讓士兵們分食。許遠亦殺掉他的仆人。此風一開，守軍從此以人為食，先是將城中的女人全部搜出來殺死吃掉，接著又殺死老弱病殘的男子充饑。前後“所食人口二三萬人”。睢陽最後還是沒有守住，張巡、許遠皆壯烈殉國，但他們為唐軍的戰略反攻贏得了時間。朝廷感念其功，除追封了一大堆金碧輝煌的頭銜外，還下令將二人書圖於太極宮淩煙閣，在唐代，這是對功臣至高無上的表彰。《新唐書·忠義傳》中亦對睢陽之戰大書特書，讚張、許二位為“烈丈夫”。
麵對著這兩位氣薄雲天的“烈丈夫”，我心裏總覺得不是滋味。張巡、許遠的生命精神無疑有著相當的震撼力，但他們那種生命精神的實現，卻是以蔑視生命作為代價的。這是真正的人吃人，三萬多個無辜的大活人被另一群以正義自詡的大活人宰殺分食了，而且這種“吃”並不是手起刀落地一次完成的，而是零打碎敲細水長流，有如分批分期地宰殺大棚裏的牲口一般，眼看要斷炊了，就拉幾個出來“做”掉。我們很難想象，那種場麵中的吃人者和被吃者是一種怎樣的精神狀態。一群以食人為支撐的將士，在浴血奮戰中張揚著報效國家的忠勇——我實在不願用“忠勇”這個詞，怕玷汙了它應有的聖潔——這就是睢陽之戰。也許有人會說，那些婦女和老弱病殘如果不被守軍吃掉，城破後也要被叛軍殺掉的。這話從邏輯上講並不錯，但我們怎麼能用邏輯推理的方法來發落高貴的生命呢?就正如說既然人來到這個世界上總是要死的，那麼又何必來到這個世界上一樣。生命的價值就在於過程，生命過程的每一步都是神聖的，對生命的尊重和愛護，應該是一切美好的情感——包括正義和崇高——的底線。也曾有人為張巡、許遠辯護，說吃人這種事，“為己則不可，為國何害?”意思是說，為自己的口腹之欲而吃人，不應該；為了國家利益則無可非議。又說，“圖大事者，不顧其小。”為了“偉大的事業”，死幾個人算什麼?可是我們不禁要問，如果你們所說的“偉大的事業”最終不是為了保護生命，反而要以吃人為代價，那它又有什麼“偉大”可言呢?“革命革命，多少罪惡假汝之口而實行。”這是法國大革命時的一句名言。君不見，那些獨夫民賊們不就是借口某個“主義”，某個“原則”，或者“國家利益”，把人民當作墊背，來實現一己私欲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