鹹豐六年秋天，六十三歲的魏源離開興化，沿古運河前往杭州。這是在一個蒼老的季節裏，一個老人向另一個老人的告別之旅。
是的，魏源老了，大運河也老了。三十年前他在陶澍幕中鼓吹海運時，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意氣是何等豪邁。如今，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個秋天裏，他又行進在這條因漕運終止而顯得冷冷清清的舊航道上。孤舟寒水，天低雲暗，蘆花蕭蕭，滿目淒涼，這景況正暗合了他的心境。盡管一本《海國圖誌》使他名滿天下，但名氣有時是不能當飯吃的，特別是在勢利的科場和官場，名氣更是一文不值。“惠抱蘭懷隻可憐，美人遙在碧雲邊。東風不救紅顏老，恐誤青春又一年。”這是何紹基為他鳴不平的詩，他就這樣在屢敗屢試中誤了一年又一年，直到道光二十五年五十二歲時，才中了個三甲九十三名，這樣的名次，對於一個名滿天下的大學者來說，簡直是一種恥辱。我查了一下道光二十五年的登科錄，那年的狀元是一個叫蕭錦忠的湖南人，此公是個平庸無為的孝子，奪魁後，在翰林院當了兩年修撰，便回家奉養老母去了，直到在一個冬天的夜裏，因喝醉了酒不慎被爐火燒死。但就是這個怎麼看也不起眼的蕭錦忠，當年在科場上的排名卻要讓魏源踮起腳尖才能看到。其實，就是把清代所有的狀元加在一起，也肯定比不上一本《海國圖誌》的，僅從這一點看，科舉的遊戲規則也應該改一改了。
魏源在蘇北的小縣衙裏坐了幾年冷板凳，就辭官避居興化，把佛經作為自己的精神家園。大凡皈依宗教的智者都是有大痛苦的，魏源的痛苦或許在於他已經看出了清王朝不可救藥的大趨勢，既然無力回天，便索性橫出三界，寄望虛無。於是，他把人生的最後一座驛站選在靈隱寺下的杭州。
小船從內河繞過戰火中的瓜洲和鎮江，在諫壁附近進入江南運河。北風吹送著孤帆，省卻了一路上纖夫的辛苦。漕運的終止加上連年戰亂，古運河上一片蕭索，原先狹窄的航道也顯得寬敞多了。船到蘇州，魏源登岸小憩。蘇州是人見人愛的地方，從表麵上看來，這裏仍然一如往常，小橋流水，幽靜如夢，老圃秋香，金桂出牆。閶門的市肆仍然繁喧，山塘的仕女仍然靚麗，桃花塢的年畫也仍然充滿了俚俗和喜慶。但魏源已經感覺到，這座東南地區最重要的商業中心正在走向衰落，隨著漕糧改行海運，它的地位正在被鄰近的上海所取代。從此以後，蘇州隻能作為上海的後院而存在了，這裏精致的園林可以讓冒險家們縱橫四海的雄心得到休憩，這裏的深巷小樓裏為他們調教出一茬又一茬色藝可人的姨太太，而這裏溫麗的山水間則為他們準備了一方死後的墓地。一座曾在中國城市史上勃發出經濟和文化原創力的蘇州正在消失，它正在變成供人們休閑把玩的一把團扇或一曲評彈。秋風惆悵，美人遲暮，魏源歎息一聲，重又登舟解纜。艄公扳動櫓槳，攪碎了姑蘇城蒼老的倒影，舊日的繁華有如流水一般悄然逝去……
幾個月以後，魏源病歿於杭州。
就在這之前不久，武英殿修書處奉旨將《海國圖誌》修繕貼錦進呈，但對於鹹豐和他的清王朝來說，一切已經太遲了。
魏源的感覺沒有錯，不光是蘇州，中國東部那些比較純粹的運河城市都將無可奈何地走向衰落。所謂純粹的運河城市，是就它們對運河的依賴程度而言的，它們當初的繁榮就是運河滋潤的結果，它們和運河是瓜兒離不開藤的關係，也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關係。把這些運河城市和衰落聯係在一起是很讓人傷感的，這不僅因為它們的繁榮曾展示了在一個農業社會裏城市發展的驕傲，而且因為它們在曆次戰亂後所體現的那種令人驚歎的再生能力。例如揚州，鐵血之劍曾一次又一次地把它犁為廢墟，著名詞賦家鮑照的《蕪城賦》就是在這裏寫的，那種“饑鷹礪吻”和“崩榛塞路”之類陰森森的描寫讓無數後人不寒而栗，蕪城也因此成為揚州的代稱。可戰亂一過，揚州從血泊和瓦礫中站起來，輕描淡寫地理一理衣衫，將息好身上的創傷，照樣平頭整臉的，該做什麼還做什麼。一段時間以後，便又出落得豐容盛鬋，儀態萬方了。揚州的故事屬於大運河的曆史範疇而不屬於權力爭逐的曆史範疇，決定他命運的是大運河而不是任何一位帝王，即便是最殘暴的將領和最平庸的帝王，也不能阻止揚州那鳳凰涅槃般的再生，就如同饑寒交迫和風塵垢麵不能阻止貧家少女出落得飽滿鮮活一樣。這些不因為別的，就因為它依傍著大運河，有艨艟連翩的漕運大觀作為它生命的背景，從那裏，它獲得了生命中所有的色彩、思想和文明的聲音。但現在不行了，隨著漕運的終止，大運河已被冷落在一邊，它生命中一個漫長的冬季降臨了。
同治初年，隨著太平軍和撚軍的相繼失敗，清廷內又發出了恢複漕運舊製的呼聲。這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因為當初改製隻是在太平軍兵鋒之下的無奈之舉。但同治初年已經不是鹹豐初年，更不是道光初年，雖然當皇帝的還是愛新覺羅氏的子孫，但在剿滅太平軍的過程中，以湘軍和淮軍為代表的各方諸侯已紛紛坐大，並分享了地方財政收入，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就是在正項漕糧以外的浮收部分，稱之為漕折。這是一筆很大的財源。恢複漕運舊製的呼聲理所當然地遭到了各方諸侯的反對，這中間以曾國藩風頭最勁。清王朝到了這個時候，中央政府的權威已大打折扣，現在他們不得不看地方軍閥的臉色了，既然各方老總們的臉色不好，那就隻能不了了之。
北京的舞台開始式微，上海那邊的好戲卻迫不及待地開場了。同治十二年十一月，上海輪船招商局建立，這在當時並算不上一件大事。但如果聯係到這一年發生的其他事情，你就會隱隱感覺到這至少不是一件小事。同治十一年發生了一係列具有終結性和開創性的大事。年初，曾國藩病死於兩江總督任上，這位以鎮壓太平天國起家的中興名臣的死去，也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仿佛為了印證這種論斷，這期間，由恭親王奕?領銜修撰的《剿平粵匪方略》四百二十二卷和《剿平撚匪方略》三百二十卷相繼告成，那一幕讓清王朝不堪回首的曆史將從此被封存在厚厚的典籍之中，但願不要被重新提起。不久，容閎率領三十名留學生踏上了開往美利堅的海輪，這是中國政府向西方世界派出的第一批留學生。三十名拖著長辮子的青年才俊中，有一個叫詹天佑的，後來被稱為“中國鐵路之父”。再接著，就是上海輪船招商局的成立。
招商局起初隻有三艘輪船，後來又陸續收買了幾艘外國洋行的舊船。盡管貌不驚人，也不那麼張揚了，但黃浦江上喧鬧的汽笛聲中，畢竟有了屬於中國人自己的聲音，這開天辟地的大聲音立即改變了航運界的競爭格局，過去一直是美國的旗昌,英國的太古、怡和幾家公司之間互相傾軋，現在他們全都抱成一團，齊心協力地要擠垮招商局。招商局倒也不怎麼怯場，憑借著清政府給予的漕運專利及回空免稅的優惠政策，在競爭中反倒漸漸地顯山顯水，羽翼豐滿起來。而且，從這裏還陸續走出了一批近代中國的實業巨子，其中包括那位後來名滿天下亦謗滿天下的盛宣懷。在早期中國的洋務實業中，輪船招商局無疑是辦得較有成效的，而在它那巨大的轟鳴聲背後，則是大運河日甚一日的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