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不同程度、不同意義的問責行為在中國過去的政治運行中並不鮮見，但2003年，因防治非典疫情不力，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北京市市長孟學農被免職，卻使得問責製第一次清晰而又強勢地進入中國社會公眾的視野。從此，問責製成為了中國社會高度關注的一個話題。數年下來，愛之愈切，苛之愈刻，問責製在中國社會的實踐中引發了眾多的討論。期待者有之，失望者也不少；讚同者固然很多，質疑者或許更多。在這樣的背景下，對問責製進行一些審慎的反思與理性的分析，對促進問責製的健康、有效運行是有意義的。
（一）對問責製彰顯的政治文明進步意義要充分肯定
問責製是一種製度安排，但又不僅僅是一種製度安排。在它身上寄托了我們對推進政治文明進步的希望，它事實上也確實已經肩負起了推動政治文明發展進步的使命。雖然從現在看，問責製還可能隻是一個起步，甚至隻是一個征兆，其問責效果不能過於高估、其問責範圍也尚且止於局部與下層，但所蘊涵的政治文明進步的意義與價值卻值得我們高度重視並大力宣講。
——問責製的出現表明，責任概念進入了社會政治運行的規則，權力應該被問責。
權力，就其最基本意義來看，是指影響乃至支配他人的一種力量。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將權力定義為“一個人或一些人在某一社會活動中，甚至是在不顧其他參與這種行動的人進行抵抗的情況下實現自己意誌的可能性”。問題是現代社會已經不再是習慣奴役或者視奴役為理所當然的社會，為什麼還要允許權力的存在？答案其實很簡單。社會上客觀存在公共領域和公共利益，公共事務是必須去做的，公共利益也是必須去實現的。但這些事務與利益靠單個的個體是不能實現，也不會去實現的。於是社會就把處理這些事務的權力賦予某一機構（比如政府），某一群體（比如政府官員），讓他們去承擔處理公共事務、實現公共利益的責任。從這個意義來看，責任是權力存在的前提。現代政治通過“對責任的需要”解決了“權力為什麼要存在，權力又為什麼能存在”這一問題。
但是，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社會受傳統習慣的影響，權力與責任一直是分離的，似乎權力就是一種可以為所欲為而沒有、也不需有任何顧忌的特殊力量，也就是“特權”。問責製的出現，使得責任概念進入了社會政治運行的規則，從政治文明的層麵告訴社會與社會公眾，權力應該被問責，對權力問責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問責製的邏輯基礎是有權力就必然要負責任，隻要在權力範圍內出現某種事故，必須有人為此承擔責任。這些年來，溫家寶總理對國務院明確提出“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侵權要賠償、違法要追究，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的要求，就是這種政治文明意識的充分反映。
——問責製的出現表明，權利意識越來越為社會政治文化認同，官員可以被問責。
授予權力是容易的，製約權力就不那麼容易了。那麼靠什麼來保證官員掌握了權力之後不會反過來不正當地強製壓迫社會公民呢？這就是社會公民的權利。現代社會的權利概念，簡單地講就是公民或法人依法可以作的行為和享有的利益，這種行為和利益是國家通過憲法和法律予以保障的。公民有權依法自己去實施某種行為，也有權要求其他公民或者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事業組織去作或者不作某種行為，從而使本人得到一定的利益或者實現某種願望。
關於權利與權力的關係，馬克思曾講過：“隻有為了社會的普遍權利，個別階級才能要求普遍統治。”所以，權利是權力來源，也是權力配置和運作的實際指向和界限。現代政治文明最基本的理念就是通過“權利”來製約“權力”。既然官員的權力是出於公共利益的需要，社會公民讓渡出來的，那麼社會公民在自己認為需要的時候收回“權力”就是他們天賦的、不可被剝奪的“權利”。
中國傳統社會往往把官員看得比民眾要高人一等。曆史文化的潛移默化，社會民眾習以為常了，官員自身也理所當然了。直到現在我們仍然有一些官員視自己為“父母官”“官老爺”。而另一方麵，“為人民服務”，官員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勤務員”等等說法卻往往被視為一種話語標簽與實際行為大大脫節。問責製的出現，改變了這種政治文化的潛意識，使得中國的政治關係開始進入了現代政治文明應有的軌道。問責製所形成的政治文化讓中國社會公眾明白過來，在官員麵前自己才是主人，官員是可以被問責的，這是作為社會公民最基本的權利。
——問責製伴生的政務公開造就了社會剛性壓力，問責不再內部化。
我們在本文開始時提到，中國政治中其實一直有問責行為的存在，但為什麼2003年及其以後的問責在社會中的反響巨大，此前的問責行為卻好像印象不深。究其原因，這是問責製所伴生的政務公開導致的。換句話說，2003年以後的問責是一種公開行為，基本上是處於陽光之下，而此前的問責則更多是一種內部處理，乃至暗箱操作。
造成這種態勢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在2003年時中央政府為了體現控製疫情的決心，平息社會公眾情緒，也為了整肅行政運行中的一些不良現象，通過公開高調的問責來借力用力達到上述目的。但現代物理學中的自組織理論表明，一個係統中的行為會自我加強、自我擴散，形成正反饋。公開透明的行為一旦啟動，本身就會出現一種正反饋的力量為進一步的公開積聚力量、開辟道路，導致社會對公開的要求與願望越來越強烈。另一個原因則是現代科技的進步，互聯網絡與手機短信的出現，使得社會信息傳播越來越便捷，甚至具備了即時傳播的可能；傳播範圍也越來越廣泛，社會普通民眾皆可方便地獲得信息，表達意見，政治參與的手段越來越有效。
這種公開的態勢加大了問責的影響，也放大了問責的功能，更強化了問責的意識、要求與行動。這種力量甚至在一定時間段內、一定範圍內超出我們的預想與控製，成為一種剛性壓力。不僅政府想在小圈子內部問責已成不可能，就是政府公開問責後其問責的效果、方式等問題，都因公開而置於社會公眾的廣泛評判之下。
既已起步，就不可能停下來。正因為具有如此豐富且深遠的政治文明意蘊，客觀上使得問責製不僅成為了今日中國社會公民政治參與的一道亮麗風景線，甚至可能成為未來中國社會政治文明進步的突破口、示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