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這本來是一個很驕傲的表達，但這些年來也確實有了一些不同的味道。比如在毛澤東有生之年，中國社會既感受過其偉大帶來的輝煌，也承受過其錯誤導致的苦難。社會有些怨言也不是沒有道理。其實，用現代經濟學的話說，毛澤東之於中國實在是一種尚不能完全窮盡其功能的資源，其價值、其意義甚至遠不是我們現在所約定俗成的種種判斷能概括。尤其是在他百年之後，特別是經過30多年的時間流逝與社會變化，將一些情緒性的、階段性的、表象性的、技術性的東西洗刷掉之後，在毛澤東身上所蘊含的形而上的和文化性的意蘊就逐漸凸顯出來了，這是一種品質，也是一種精神，還是一種靈魂。
如果中國社會與民眾從思想的角度而不僅僅從結果的角度，從文化的角度而不僅僅從政策的角度，從理念的角度而不僅僅從操作的角度，來體悟毛澤東、認識毛澤東、理解毛澤東，發掘出一些對於當代中國社會發展有益的理念，作為一種紅色文化的傳承體現於中華民族複興的偉大實踐中，這恐怕就是對毛澤東最好的紀念了。
在這裏，我們僅談三個具有豐富文化意象和符號意義的理念：“信仰”“教化”“創新”。
（一）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
人需要有信仰，社會需要有信仰，一個領導社會與人的政治家更要有信仰。
毛澤東是一個有信仰的人，少年時候受母親的影響曾經對佛教發生過興趣，後來還有一些無政府主義的影子。但可貴的是一旦真正做出了選擇，就義無反顧。毛澤東說過，“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毛澤東用他的一生證明了這一點。不僅毛澤東自己，連他全家的人都投入到了這個事業中來。毛澤東的家庭有七個人把自己奉獻給了他們的信仰。對於毛澤東來說，中國的獨立，中國人民的解放，社會主義的建設，共產主義的實現這些基於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不僅是他矢誌追求的目標，更是他全部生命意義的價值所在。為了這一信仰，他可以放棄一切。所以就有置生死於度外赴重慶談判；所以就有冒險留在陝北牽製對手以贏得全局戰略主動的行為；所以就有讓毛岸英率先入朝捐軀沙場，等等。
理解了毛澤東的這種信仰，就可以理解他為什麼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麵對群眾真誠地喊出了“人民萬歲”；就可以理解他為什麼對於一些共產黨人的腐敗與特權深惡痛絕，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也就可以理解他為什麼要反官僚主義和反形式主義甚至反到了不惜放棄正常行政管理和領導秩序的偏激地步，以至出現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劇。
但是我們現在看來，對於一個社會來說，其政治家有堅定信仰可又犯了錯誤並不是好事情，但沒有信仰而又身處其位則更加可怕。一個有信仰的政治家可能會犯錯誤，但絕對是可以信賴的，隻要我們有一套規範的政治體製與政治運行機製，其錯誤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現代政治發展已經為我們提供了這樣的條件。但是如果一個政治家沒有起碼的信仰，有的隻是利益的算計，可又對社會指手畫腳，恐怕更大的悲劇就會發生了。
（二）教化：“‘四個偉大’討嫌，我曆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的。”
政治家必然要擁有權力，但政治家更要知道權力的局限性，對一個有作為的政治家來說非權力的權威比現實權力更值得珍視。
說毛澤東是世界政治發展史上擁有最大政治權力的人之一是沒有人會反對的，在一個有著世界成員人數最多的政黨裏擁有實際領導地位長達40多年、在一個有著近十億人口的大國裏處於最高執政地位長達28年之久，毛澤東的政治權力可以說是登峰造極的，所以才有“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之說。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卻說，“‘四個偉大’討嫌，我曆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的”，並且他這種要當教員的想法經常出現在各種會議和會談中。